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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同光詩人」到「偽滿總理」的鄭孝胥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由あばさー上傳

鄭孝胥是「同光體」的開創者和代表詩人,所謂「同光體」是清朝復古學古的詩歌派別,代表詩人有陳衍、鄭孝胥、沈曾植、陳三立等人,因為他們大致活動在同治、光緒年間,故稱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鄭孝胥是以詩人自詡的。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他到京師拜謁朝中前清王朝貴冑,他的名刺就寫著「詩人鄭孝胥」。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詩人性格,也反映他對自己詩才的自重自負和自賞。鄭孝胥詩學古趨向,在於謝靈運、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陳與義、姜夔、元好問諸家,它的特點是意度簡穆,韻味淡遠,造語生峭,往往清言見骨。陳衍論道光以來詩,區分為「清蒼幽峭」、「生澀奧衍」兩派,把鄭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他晚歲有《海藏樓詩》行世。詩集末附名流詩話,間有:「韓公豪多於曠,大蘇曠多於豪,而公詩如其書,純以氣勝,前無古人,則豪曠固是本色。」之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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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書法

鄭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字蘇戡,號太夷,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父鄭守廉,咸豐三年(一八五二年)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久任京官,親朋中頗多當時的達官貴人。鄭孝胥從小飽受傳統教育,很有文才,一八七九年秋,鄭孝胥的未來岳父福建船政大臣吳贊成,為了試探他的才學,命他當場作〈言志賦〉一篇,鄭孝胥操筆構思,數千言一揮而就,才思敏捷,在場者無不稱奇。一八八二年,鄭孝胥中福建鄉試第一名,同榜中舉的還有陳衍和林紓等人。一八八五年,他前往天津,投靠直隸總督李鴻章,跟著李鴻章一起辦理洋務工作。李鴻章與吳贊成有姻親關係,所以對鄭孝胥頗為關照。當時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擔任教習,後來鄭孝胥曾經受嚴復之託,監督其長子嚴璩讀書。一八八九年,鄭孝胥考取內閣中書,就留在北京任職。這一年他三十歲,他有詩道:「三十不官寧有道,一生負氣恐全非。」雖然有清一代,已經是西風殘照,但不掩鄭孝胥「一生負氣」的壯志豪情,在政治上他有著一展身手的強烈願望。一八九一年,因李鴻章之子、駐日公使李經方奏請清政府,將鄭孝胥調往日本任職。鄭孝胥抵日之後,先任公使館秘書,翌年出任駐東京領事。一八九三年,再轉任神戶兼大阪領事。駐日期間,時值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鄭孝胥對變法富強發生濃厚的興趣,與日本政界和文人學者多所往還。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鄭孝胥隨著駐日公使汪鳳藻閉館返國。同年十二月,進入湖廣總督兼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幕府工作。因為鄭孝胥曾任外交工作,而被任命為洋務文案,不久又任洋務局提調,成為張之洞的重要幕僚。在此期間,又結識了黃遵憲、趙鳳昌、梁鼎芬、譚嗣同、汪康年、林旭、楊銳、陳三立、錢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八九八年,鄭孝胥得到張之洞的保薦,返回北京,以道員職位候補,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此時,正是康有為等維新派展開變法之時,鄭孝胥雖然不是變法的主力,但其思想主張與康有為、譚嗣同、林旭等激烈的變法者十分接近,因此受到光緒皇帝接見,在乾清宮陳述練兵之策,深得光緒帝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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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孝胥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變法失敗,鄭孝胥南下,前往武漢重新歸入張之洞幕府,被派任蘆漢鐵路南段總辦。張之洞對鄭孝胥的才幹頗為倚重,再派其委辦湖北全省營務處。一九○○年,中國北方山東、直隸等地爆發義和團事件,鄭孝胥輔佐張之洞彈壓當地的會黨,並聯絡兩江總督劉坤一,訂立《東南互保章程》。一九○二年,鄭孝胥任隨員,輔佐張之洞與英商訂立通商章程。在張之洞幕府八年期間,他被稱為張之洞的「鄭總文案」,他參與策劃了張之洞的幾乎所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活動。一九○三年,岑春煊任兩廣總督,奏請調鄭孝胥到省,擔任洋務處督辦、營務處總辦。同年七月,岑以「邊防不靖」,再請借調湖北武建軍,由鄭孝胥統帥督辦廣西邊防,駐兵龍州。因鎮壓少數民族反抗鬥爭有功,深受岑春煊賞識。鄭孝胥在龍州三年,因為調度軍餉與財用,而自立銀號,並用這些錢在地方上興辦教育,創學社,開學堂,並送地方青年出洋或到上海遊學。後因在廣西「剿匪」問題上,與岑春煊發生分歧,岑主嚴剿,鄭主安撫,兩人相持不下,鄭孝胥遂報病力辭都辦。


解職後的鄭孝胥,在上海築「海藏樓」為居所,嘗取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的詩意,顏所居,世稱「鄭海藏」,常與遺老輩相唱和。在上海的鄭孝胥,參與各種新興事業,如路礦、金融、工商、新聞、出版、教育等,得到很高的聲望。而他的書法與詩詞,更是當時人最為稱譽的。鄭孝胥時任上海中國公學校長,學部聘請為頭等諮議官,預備立憲公會推舉他為會長。一九○七年,兩江總督端方以安徽按察使,岑春煊則以廣東按察使職位,邀請鄭孝胥前往任職,都被他所拒。同年,中國公學獲得兩江總督方面的津貼,鄭孝胥從校長改稱監督。一九○八年春,鄭孝胥辭去監督職務,由夏敬觀繼任。鄭孝胥是當時支持立憲的積極人士,除了擔任預備立憲公會會長外,也曾於一九○八年六月,電請北京中央召開國會。


一九一○年鄭孝胥應東三省總督錫良與奉天巡撫程德全的邀請,出任錦璦鐵路督辦,與承包商簽訂《錦璦鐵路借款包工合同》,並親自前往葫蘆島勘查地形,籌畫開發港口的事宜。一九一一年,清政府派鄭孝胥為湖南布政使。他才剛到達長沙接任後的隔日,就接到湖廣總督瑞澂的電報,返回京城,以備內閣諮詢。鄭孝胥抵達北京後,四川爆發激烈的保路抗爭,曾與盛宣懷密謀對策。清政府派端方前往四川平息騷亂,端方邀鄭孝胥同行,但他並未前往。辛亥革命爆發時,正在北京議政的鄭孝胥疾馳回任,卻因長沙易幟而阻隔於上海,武昌起義推翻了清朝,也改變了鄭孝胥的命運,它把原本春風得意躊躇滿志的鄭孝胥,變成一個「清朝遺老」。鄭孝胥對它的仇視可想而知,在武昌起義後的第十七天,他在日記上寫下長長的一段話,在他看來清王朝存在「綱紀不振,苟安偷活」的地方,但是這一切都可以通過有限的「改革」手段來解決,尚不需要「覆滅宗祀」式的天翻地覆的革命運動。因此鄭孝胥對當時政治多有批評,對號稱民主共和的民國採敵視的態度。他的詩文始終用宣統甲子,不以民國年號紀年,他的書法,知名中外,有來信買字者,裡頭有「民國」字樣的,全都置之不理。他自稱:「寧使世人譏我為不達,不能使後世指我為不義。」他對已遜位的溥儀則仍視其為皇上。


之後的十多年間,鄭孝胥居於上海,韜光養晦,更曾一度閉門謝客,似乎是想隔離於世局之外。事實上,他無時不在注視時局動向,終日奔走,多方聯絡,廣通聲氣,尋找時機,以圖東山再起,復辟帝制。他與日本朝野政治人物多有交結,也常派遣長子鄭垂往來南北,觀察各地情勢。鄭孝胥本人則與許多清朝「遺老」組織「讀經會」,每周集會一次,主要是研究所儒家經典。另還有與壬午(一八八二年)鄉試同年諸人,組「一元會」,幾個月聚會一次,飲酒作樂,抒發過去的經歷。一九一七年,鄭孝胥得到溥儀「御賜」的「貞風凌俗」匾額,他在其日記中寫道:「辛亥以來,海藏樓抗立國中,幸免天傾地限之劫。今得御書以旌之,足為臣下之勸矣。」由此可見鄭孝胥對民國的看法與對清朝的忠心。


一九一七年五月間,清時任陜甘總督的升允前來上海,與鄭孝胥等人商討擁立溥儀復辟之事。七月,徐州軍閥張勳在北京發動兵變,擁立溥儀復辟,並召鄭孝胥前往北京候用。但復辟在短短十二天內就在各方聲討下草草結束,鄭孝胥還在上海尚未動身。他後來寫詩,頗為自負地認為,如果當時有他在場,應該是回天有術,大有恢復封建捨我其誰的氣派。


在海藏樓過了十二年相對平靜的生活之後,一九二三年,鄭孝胥在胡嗣瑗等人的鼓動下,離開上海,前往北京拜見溥儀。鄭孝胥能夠入宮叩見溥儀,是仗著溥儀的兩個師傅,一是英人莊士敦(Reginal Fleming Johnston),他認為鄭孝胥的道德文章是第一流的,而辦事才幹和魄力,也是第一流的,是他在中國人中最佩服的一個。其次是陳寶琛太傅,他也稱許鄭孝胥的風格,說他屢次不肯做民國官,不肯拿民國錢,一直忠於皇室。這時溥儀正在選拔英才,圖謀再度復辟的時候,自然樂於接見,並且兩人談話極為投機,於是溥儀認為鄭孝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派他出任小朝廷的「懋勤殿行走」,不久升任總理內務大臣。鄭孝胥感激之餘,還寫了兩首詩。鄭孝胥眼見溥儀小朝廷在缺人管理之下,衰敗不堪,在任內務大臣後,打算革新皇室規章,清理資產,裁減員額,甚至打算讓溥儀出洋留學。無奈朝中積弊甚深,皇親貴戚,又百般抵制,不肯合作,鄭孝胥只得辭去總理內務大臣的職務,仍任「懋勤殿行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國民軍總司令馮玉祥派將領鹿鍾麟率軍進入紫禁城,以兵圍總統府、囚曹錕於延慶樓,命黃郛出主攝政內閣。將溥儀趕出宮廷,並將宮內所藏千百年來的鼎彝圖書、珠玉寶器,以及九洲百國上貢的希世奇珍,洗劫一空(以後這些寶物多半落入外國人之手,這真是中國文物的一大浩劫)。離開紫禁城的溥儀,移居到其父載灃的醇王府(北府),在同月二十九日,鄭孝胥、陳寶琛、莊士敦帶著溥儀逃往北京的日本大使館,尋求庇護。鄭孝胥日記詳載經過說:「午後,詣北府,至鼓樓,逢弢庵(陳寶琛)之馬車,曰:『已往蘇州胡同矣!』馳至蘇州胡同,無所見,余命往德國醫院。登樓,唯見上(溥儀)及弢庵,云莊士敦已往荷蘭、英吉利使館。余定議章上幸日本使館,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訪竹本,告以皇帝已來。竹本白其公使芳澤,乃語余:『請皇帝速來。』於時大風暴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余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乘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醫持鑰從,一看護引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余及一僮驂乘。德醫院至使館有二道,約里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館!』御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有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余曰:『咫尺即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轉南至河岸,復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遂入日使館。竹本、中平迎上入兵營。」


從此鄭孝胥把他和溥儀的政治生命完全交給了日本人來操縱,成為一個唯日本人馬首是瞻的可恥政客。後來溥儀又移往天津的張園居住。其間的過程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在《外交六十年》書中有一手的報導:「……馮玉祥部將鹿鍾麟進入紫禁城後,宣統帝深感危險,遂命帝師莊士敦來訪,請求庇護,余以事勢緊迫不及向日本政府請示,因念余身為公使,對於外國政治犯握有庇護權,且彼窮途來歸,自應承諾。迨宣統帝到日本公使館後他即奔入守衛隊長官舍。余得守衛長報告後,即將本人二樓官邸兩間,讓其居住。這是大正十三年(即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下旬的事。到了同年十二月下旬,遂將宣統帝及其家族三人移居館員宿舍。但帝在此居住一個月後,又覺得危險不安,乃欲移居天津日本租界,余亦同意。於是皇后與妃仍留使館,而宣統帝偽裝苦力向天津逃避。行時並至余病榻前含淚話別。余對宣統帝云後三日,皇后等亦行。」溥儀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住入天津日本租界的張園,這段期間內,忠心耿耿的鄭孝胥,一直追隨著溥儀,為溥儀出謀獻策,也獲得了溥儀的信任,用溥儀自己的話說,「可以說是到了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一九二八年九月,鄭孝胥經與溥儀商議,並取得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的同意,作為溥儀的代表,經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聯絡安排,偕其長子鄭垂訪問日本。太田替他向日本軍部引進,又介紹他和黑龍會首腦見面。鄭孝胥在日本因為是溥儀的代表,因而甚受歡迎,如曾任天津總領事的有田八郎和吉田茂,以及曾任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的南次郎和高田豐樹,還有日本顯赫的人物如:近衛文麿、宇垣一成、米內光政、平沼騏一郎和鈴木貫太郎等,都有聯絡。這次訪問,不但加深了與日本侵華勢力的勾結,也為日後投靠日本鋪平了道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加緊侵略滿洲的腳步,當時已有日本策動吉林、奉天獨立、迎溥儀為帝的傳聞。日方也開始與溥儀接觸,利用溥儀為滿蒙新國傀儡之建議,出自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故劫取溥儀,置諸關東軍之掌握,亦為土肥原最得意的傑作。土肥原去天津靜園(案:溥儀於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搬到天津靜園)夜見溥儀,據溥儀的回憶:「他向我問候了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說只對付張學良一人,說什麼張學良『把滿洲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又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國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很快地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家,日本將和這個國家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全力保護;作為這個國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他誠懇的語調和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份,給人的唯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不過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問道:『這個新興國家,是什麼樣國家?』『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不』我堅持的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他微笑了,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是帝國,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滿意。『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了瀋陽再說。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了禮,就告辭了。接著我在靜園裡便開一個御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寶琛和鄭孝胥兩人展開激烈的辯論。陳說:『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鄭說:『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之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陳:『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尚無此意。事情不是遊戲,應請皇上三思而定。』鄭:『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三思再思如此而已。』陳:『我說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鄭:『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皇上於何地?』陳:『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皇上出來只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皇上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祖列宗。』鄭:『眼看已經山窮水盡了!到了關外,又恢復了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陳:『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我在會上沒有表示態度,但心裡認為陳寶琛忠心可嘉,但嫌迂腐。」


此後日方急於要把侵佔東北作為既成事實,免得國際干預和輿論攻擊,他們幾經考慮,認為劫取溥儀非採取一個有效而激烈的辦法不可。於是在天津以及靜園做了一連串恐怖事件,使溥儀無法安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溥儀瞞著陳寶琛等遺老,祇帶著鄭孝胥鄭垂父子離開天津。偷渡白河,於是出大沽,達營口,住進了對翠閣溫泉旅館時,行動便受了日軍的限制,事事都要聽坂垣大佐的擺佈。一星期後又搬到旅順,住的是大和旅館,行動限制比住對翠閣時尤為嚴密。這時溥儀更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他的命運完全操在日本人手中。他在回憶錄中說:「這時佔據我全心的,不是東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麼辦法統治這塊殖民地,它要駐多少兵,要採什麼礦,我一概不管;我關心的只是要復辟,要他們承認我是個皇帝。如果我不為了這點,何必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我如果不當皇帝,我存在這世上還有什麼意義呢?陳寶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齡的風燭殘年之身來到旅順時,曾再三對我說:『若非復位以正統系,何以對列祖列宗之靈!』我心中把土肥原、坂垣恨得要死,……」。陳寶琛老臣謀國,前赴旅順,純為進諫,並非攀龍。日後溥儀便聽了陳寶琛的諫言開了十二個條件給坂垣,每條都是著重在「正統系」。不久溥儀便和坂垣會談,其談話摘要如下:坂垣說:「這個新國家名號是『滿洲國』,國都設在長春,因此長春改名為新京,這個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日本人在滿洲花了幾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別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樣可以充當新國家的官吏。……」他不等中島翻譯完又拿出滿蒙人民宣言書以及五色的滿洲國國旗,放到我面前的沙發桌上我氣得肺部都要炸了,我的手顫抖著把那堆東西推了一下,問道:「這是個什麼國家?難道是大清帝國嗎?」「自然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東北行政委員會通過決議,一致擁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執政』。」聽到從坂垣的嘴裡響出「閣下」兩字,我覺得全身的血都湧到臉上來了。這還是第一次聽到日本人這麼稱呼我呢?「宣統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稱呼,原來就被他們取消了!這如何能夠容忍呢?我激動得幾乎都坐不住了,大聲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滿洲人心所向,不是我個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這個稱謂,滿洲人心必失。這個問題必須請關東軍重新考慮。」「滿洲人民推戴閣下為新國家的元首,就是人心所歸,也是關東軍所同意的。」「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國,為什麼關東軍同意建立共和制呢?」「如果閣下認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這個字眼。現在不是共和制,是執政制。」「我很感謝貴國的熱誠相助,但別的都可說,惟有這個執政制不能接受。皇帝的稱謂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他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所謂執政,不過是過渡而已。將來在議會成立之後,我相信必定會通過帝制的憲法,因此目前的執政,不過是過渡時期的辦法而已。」「議會沒有好的,再說大清皇帝當初也不是什麼議會封的。」我們爭來爭去總談不到一起,最後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談了。他的聲音沒變,可是臉色更青更白,笑容沒有了,一度回到他的口頭上的宣統帝的稱呼又變成了閣下,「閣下再考慮考慮,明天再談。」他冷冷的說完,便告辭走了。


第二天,坂垣叫鄭孝胥、羅振玉向溥儀傳話:「軍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敵對的態度,只有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做答覆,這是軍部最後的話!」面對日本這種流氓式的恐嚇手法,溥儀聽了,半晌說不出話來,但這時他的生命已操在關東軍的手中,他只得叫鄭孝胥再和坂垣商量:「執政制暫定以一年為期,如逾期仍不實行帝制,到時即行退位。」後經鄭垂的反覆「說服」之下,溥儀最後決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並將「一年為期」改為「暫為維持」。《鄭孝胥日記》中說:「上乃決,復命方繩栻往召坂垣,遂改『暫為維持』四字。坂垣退而大悅。昨日本莊兩次電話來詢情形,坂垣今日十一時當去。暫許之議,十時乃定。危險之期間不容髮,蓋此議不成,則本莊、坂垣皆當引咎辭職,而日本援立之策敗矣。」其後鄭孝胥父子與坂垣議定四點:(一)關東軍保證在一年以後滿洲國改為帝制。(二)溥儀外稱執政,但在宮中仍用皇帝體制。(三)日本在短期內承認滿洲國。(四)第一任國務總理為鄭孝胥。而據陳曾壽的女婿周君適的《偽滿宮廷雜憶》書中說,其實,早在開會以前,鄭孝胥已和關東軍訂下密約,把東北的權利整個出賣了。鄭孝胥這筆賣國交易,贏得了「國務總理」的席位。直至溥儀就任執政以後,他才把密約拿出來給溥儀簽字追認。


坂垣把這商議結果帶回瀋陽,呈經關東軍審閱後都甚感滿意,立即通知「新政權準備委員會」積極籌備,並決定三月六日舉行滿洲國開國典禮。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偽東北行政委員會發表滿洲國建國宣言,並決定公推溥儀為執政。三月八日下午溥儀一行抵長春,三月九日在永衡宮官銀號舉行執政就任典禮,並升滿洲國旗,國號大同。鄭孝胥代溥儀宣讀了「執政宣言」。日本侵略者一手炮製的「滿洲國」宣告成立。同一天「特任鄭孝胥為國務院總理」,頒佈各部「總長」、各省省長的任命。傀儡政權的頭目們在關東軍的卵翼下,粉墨登場。


傀儡執政,袍笏登場,鄭孝胥除自為國務總理兼教育部長外,又命他的長子鄭垂做了國務院總務廳廳長,次子鄭禹做了秘書官。難怪大家都不服氣,於是把偽滿的人事,變成了你爭我奪的局面。原定日本人只做各部院的顧問,後來鄭孝胥為了難於駕馭財政總長兼吉林省長的熙洽而大傷腦筋。於是他聽了兒子鄭垂的話將日方派在國務院的顧問駒井德三升任為總務廳長,用「以日制華」的手段來壓制熙洽。那知駒井得寸進尺,認為廳長係司長級,無法制裁熙洽,乃要挾鄭氏父子用國務院的命令,把他升任為國務院總務長官,由於這一轉變,各部的日籍顧問,都變為各部總務司長,由司長立刻變為次長,此後各院部行政大權,完全操在日人掌握,因此偽滿的人民可說只知有日本人,而不知有中國人;國務院內也只知有駒井而不知有總理了,其人狂傲驕橫,而且自恃地位特殊,實權在握,根本不把鄭孝胥和傀儡「總長」們放在眼裡。所以溥儀後來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檢察官問:「你個人是否有自由?」溥儀答:「自由二字在我已喪失過十四個年頭,我不但沒有皇帝的自由,並且沒有做人的自由,我不但不能隨便傳見外國人,也不能隨便召見臣下,各處文件,都是日本人製好在我面前照唸一遍,好像做戲。……」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與日本關東軍司令兼駐滿洲國大使武藤信義,簽署了《日滿議定書》。日本自可控制滿洲國之國防與內政,並可逕由國務院總務廳之日籍長官執行。(鄭孝胥只做一個蓋章總理)滿洲國的人事調動,須先經關東軍的同意,即陸軍部的總務課長亦須經關東軍的保薦。滿洲國實際上成了日本的保護國。日本為了使溥儀更加傀儡化;為了更便利於統治東北這塊殖民地,遂於一九三四年(偽滿大同二年)三月一日,便將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自然執政制也改為皇帝制了。溥儀在身穿「龍袍」祭天之後,又著「大元帥」服在關東軍首腦和偽政權群丑及一些遺老們的簇擁下「登極」稱帝。原羅振玉、寶熙、胡嗣瑗、鄭孝胥所擬十餘個年號都未被採納,而由溥儀自定為「康德」。鄭孝胥的「國務總理」也改稱「國務總理大臣」了。滿洲帝國完全的在日本掌控下,就算鄭孝胥身為國務總理大臣,根本毫無作為可言。才任職半年,就向溥儀遞出辭呈。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任國務總理大臣的無奈與無所事事:「容隱處此,徒縻歲月」。又稱:「任總理已八閱月,所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於奔命,頗自惜其精力銷磨於無用之地。」鄭孝胥的態度,也讓日人覺得不那麼好擺布,於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以財政部大臣熙洽不發給經費為手段,迫鄭孝胥自動辭職,由張景惠接任。儘管鄭孝胥還自以為「行年七十六,自詡好身手」,但日本軍國主義者還是無情地拋棄了他。辭職之後的鄭孝胥,頗想歸老北京,但日本人屢不放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鄭孝胥病逝於新京(長春),傳言是被毒殺,年七十九歲,葬於瀋陽。他的長子鄭垂、次子鄭禹,同任總理秘書官,一九三五年鄭垂突然暴斃身亡。而鄭禹在一九四二年任奉天(瀋陽)市長。偽滿垮台,鄭禹去向不明。直到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七七年才證實,鄭禹在日軍大崩潰前夕,搭乘保證不受攻擊的遠洋客貨輪「阿波丸」號,企圖逃命,不料為美國海軍誤擊而沈沒海底。


日本帝國主義在侵佔東北,策劃成立偽滿洲國傀儡政權之初,為了欺騙國際視聽,以建設滿洲「王道樂土」相標榜。學者李文卿認為,其實它是承繼明治維新以後的近代儒教思想而來,可視為日本「皇道論」的滿洲版,目的在於建構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一體論。它明白表示滿洲國的皇帝必須從屬於天皇‧皇道體制,將王道主義置於天皇制‧國體之下來施行。因此滿洲國徹底成為日本帝國建構的一環,以「盟邦」的身份完遂大東亞戰爭,幫助達成大東亞共榮圈的建造。而鄭孝胥在擔任偽滿洲國總理期間,不斷寫文章、作演講、作「訓詞」,開口「王道」,閉口「孔孟」,逢人必講,開會必說,而且把他的《王道要義》作為自己的「傑作」廣為印發,對來訪者贈送。學者李侃認為,當時由於鄭孝胥的「王道」說教符合日本帝國主義的意圖,因此,不但容忍而且鼓勵他對「王道」大肆讚頌。但是隨著日本對偽滿洲國控制和統治的日益強化,軍國主義的野心和勢力日益膨脹,鄭孝胥的「王道」和「弭兵」說教,就與日本侵略勢力的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了。曾任偽滿洲國總務次長的古海忠之就說:「以往,滿洲建國的口號是『王道樂土』、『民族協和』;滿洲國的政治是行『王道主義』。而關於『王道主義』,中國人是按照其固有觀念理解,而日本則以自身的立場和利益為前提,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釋。」又說:「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滿洲的各項條件都已具備時,明確地提出了『日滿一德一心』、『日滿一體不可分』關係等口號,……他們取下了在建國精神中提出的王道主義的招牌,以『八紘一宇』的所謂『皇道精神』取而代之,……進而排斥王道,最後使之銷聲匿跡。」而鄭孝胥曾舌敝唇焦的宣揚「王道」,也成了歷史的反諷了。


作為「同光體」詩人,同時代人對鄭孝胥的詩頗多讚譽。陳衍在《石遺室詩話》讚之曰:「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模大謝,浸淫柳州,又洗鍊於東野,摯之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借用《水滸》梁山好漢一百零八將,品評當時詩人成就高下,給鄭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號人物「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評價不可謂不高。在海藏樓他的生活是優裕的,他又寫得一手好書法,據說他鬻書的潤資年入可達萬金。但他的思想深處並不僅以做一個文人為然,他有著即使「埋首十年」,也要「出任天下事」的勃勃野心。一九二三年,他走出海藏樓,跟隨溥儀去了。之後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給日本人來操縱。


一九三一年四月,鄭孝胥曾回到上海,回到海藏樓,他把海藏樓售出。學者傅道彬認為,鄭孝胥售出海藏樓,肯定不是經濟的考慮。鄭的此次專程返回上海,顯然是在與自己的精神領地告別,表現出他決計投身反動政治不再回頭的決心。對於鄭孝胥的附敵行為,與他同為遺老的朱祖謀(彊邨)曾找人勸阻,但終告無效,令他相當痛心。據龍沐勛(榆生)在〈彊邨晚歲詞稿跋〉云:「……會『九一八』變起,東北淪於倭寇。鄭孝胥圖挾愛新覺羅‧溥儀由天津潛往遼瀋。先生惄焉憂之,曾囑陳曾壽力加勸阻。先生病日篤,一日強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觀杭州餐館小酌,語及東北事,相對噓欷者久之。復低聲太息云:『吾今以速死為幸。萬一遜帝見召,峻拒為難。應命則不但使吾民族淪胥,即故君亦將死無葬身之地。』嗣是遂臥床不復能興。」盧冀野也說:「(朱彊邨)後來聽說溥儀的出關,他是不贊成的,罵鄭孝胥『置吾君於爐火之上』!他與散原同負文學重名,也同是比較明白大義的遺老。」而相對於鄭孝胥,盧冀野在〈談黃天霸〉文中就說:「槿翁告訴我:『鄭孝胥在小孩子時代,常常披著長衫,右手捉住小襟,跳上方桌,揚揚的叫道:吾乃黃天霸是也!』他小時候就愛上黃天霸,無怪一生只是甘心做滿清奴才了。」而到「九一八」之後,他卻不再是易代之際依舊生活在過去時代的文化遺民,而是一個政治上墮落投靠日本人懷抱的反動政客和無恥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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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與汪偽政權的前後因緣

金雄白是位資深的報人,他從一九二五年開始報界生活,由《時報》而《時事新報》、《大陸報》、《晨報》、《中央日報》、《京報》,以及「申時電訊社」,「大白新聞社」,暨汪偽時期的《中報》、《平報》,職務從校對起,外勤、編輯、翻譯、廣告、戰地記者、攝影、經理、社長,無一不做。他又以朱子家的筆名寫過《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而轟動一時。他一生充滿傳奇,他曾說他是一個道地的「馬浪蕩」,那是意謂一個人曾從事多種職業,但終究一無所成。他說舉凡士、農、工、商、兵,他樣樣都幹過。其中新聞記者和律師,勉強可算躋於士人之林;他也曾經在南京對岸江浦縣境的九袱洲,開闢過一個大農場,從事墾植,由於糾紛重重,搞了兩三年就關門大吉。另外在二十餘歲時,就與友人在上海楊樹浦開辦過一家人造絲的織綢工廠,以後又與謝克明合辦過一家規模巨大而又為中國第一家出品陰丹士林布的仁豐染織廠,同時還創設過一家赤燐廠。在商業方面,又開過銀行、錢莊,經營過鹽務、貿易等規模不小的公司行號。甚至還客串過短時期軍人生活,穿起一身軍裝,符號領章,式式俱備。他說他自十八歲踏入社會後,五十餘年來,塵海浮沉,逍遙浪蕩,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境界,也嚐盡了人世間甘苦的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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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朱子家)著作《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李敖出版社出版)書影

金雄白(一九○四─一九八五)為江蘇青浦(今屬上海)人,原名烯民。父親童年也曾過著席豐履厚的生活,後來家道中落。父親對於洋學堂,總認為是誤人子弟,後來才同意他入小學。金雄白後來在《記者生涯五十年》一書中回憶說:「那時入學考試既不嚴格,而且在小城中更有人情可託,我就輕易地跳過了初小而進入高小一年,到了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十四歲那年,也居然混到了高小的一紙文憑。」小學畢業後,他進入太倉縣的江蘇省立第四中學就讀。中學畢業後,他考入上海總商會。一九二五年六月因擔任《時報》總主筆的伯父金劍華之薦到《時報》任練習校對之職。《時報》於一九○四年由狄楚青所創辦,一九二四年由黃伯惠所接辦。他接辦以後,力仿美國赫斯特的作風,著重社會新聞與教育新聞,首用套紅標題,大量刊載圖片,在上海報業中掀起另一高潮。他敦請金劍華(詠榴)出山主持筆政。金劍華為光緒癸卯舉人,曾讀於南菁書院,舊學新知,根柢甚厚。歷任《申報》、《新報》、《中外日報》主筆。在新聞界,亦屬元老資格。兩個月後,金雄白升任助理編輯,最後更由專訪政治新聞的外勤記者而擔任了採訪部主任。


就中國新聞同業內部的組織與人事言,《時報》實為設有採訪部的第一家;而金雄白為出任採訪主任的第一人。他與本埠新聞編輯吳靈園悉心規劃後,《時報》乃以社會新聞而創下極高的銷售量。其中金雄白第一次出馬採訪的是上海美術專門學校選用妙齡女郎作為「模特兒」,在眾目睽睽之下,袒裼裸裎,一絲不掛,擺出各種姿態,作人體寫生。這當時引起輿論譁然,以「藝術叛徒」自居的該校校長劉海粟,甚至被五省聯帥孫傳芳下令捉拿,要予以槍斃。金雄白的這則報導,在當時是一紙風行,萬人爭誦的。他第二次採訪的為上海市地方法院審訊「石女」離婚案,當時法院院長鄭毓秀,以事關風化,禁止旁聽,拒絕記者入席。金雄白以此案應屬生理問題,與風化無關,與鄭毓秀相互辯論,終於得入採訪。就案情本身而言,不添花巧,已是引人入勝了。妙的是金雄白還不用白話寫,而依照原告的浦東話寫。原告是浦東農民,土語村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有時還夾雜當地的鹹濕語,不知避忌。這些供詞都被金雄白如實地照錄,他以白描工夫寫出閨房奇情,連名主筆陳冷血都認為有《金瓶梅》的筆法。也因此他有陣子即以「瓶梅」為其筆名,合上他的姓氏,倒可說是天造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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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雄白

一九二七年金雄白採訪戰地新聞,被軍閥孫傅芳部隊截獲幾遭砍頭。但後來金雄白對這時期的戰地採訪,卻充滿回憶,他說:「國民革命軍抵達上海的時候,為了不自覺的熱血噴湧,我們都曾經過一星期的未親枕席,倦了在桌上假眠,饑了在車廂中啃冷麵包。李寶章的威靈顯赫,大刀曾經架上我的頸上,閘北工人糾察隊圍攻畢庶澄的殘部時,懷了一張通過鐵絲網的派司,在火線上一路蛇行,疏疏落落的槍聲,從遠處傳來,有時子彈向耳邊掠過,工人們一身藍布衫袴,背上了匣子砲長槍,形狀有些特殊,一手執了大刀,聽見有一些聲息,就不時的亂舞著,車站門口,直魯軍居然伏屍五步,離昨宵在火車上見到自命風流瀟灑的畢庶澄時的談笑風生,幾乎疑心是換了一個世界,這一種親切的景象,革命過程的真況,除了記者,誰能領略,誰能體味呢?尤其在新龍華草棚中與那時的革命先鋒隊薛岳、劉峙兩團長對話時的興奮的情緒,楓林橋邊交涉公署初次謁見蔣先生的情形,到今天,時隔十六、七年,猶如昨日,一提起筆,又一一的湧現在眼前了。」


而對於「言論自由」,他說:「每逢政局變動,或同時有兩個勢力存在時,報人們便成兩姑之間的媳婦,動輒得咎,左右為難,做報人辦報紙最苦的時期,在民國十六年革命勢力尚未到達上海的時候,共產黨徒要你宣傳北伐,總工會的汪壽華常常把我們架到秘密機關出言恫嚇,而那時警備司令李寶章又不許你宣傳赤化,大刀隊的威風,何等厲害,又天天傳記者們到龍華司令部痛加辱罵,我在老西門幾乎殺頭,刀下餘魂,及至逃命歸來,同業中已風鶴頻驚,到晚雙方到報館要我們簽字不登不利的消息,結果為了保全狗命(亂世時的人命),全滬報紙祇有一律停版,所以所謂言論自由,我以經驗所得,認為應當是一個否定的名稱。」


一九二八年底金雄白被辭退,在《時報》前後三年半。一九二九年春天在浙江省民政廳當過一個月又十二天的小公務員。同年夏天任陳立夫在南京創辦的《京報》的採訪主任。同年八月,蔣介石前往北平會晤張學良和閻錫山,金雄白曾隨節在南京往北平的火車上採訪蔣介石,當時蔣的隨員有:孔祥熙、吳稚暉、熊式輝、趙戴文、陳布雷、邵力子、周佛海、戴笠等。金雄白回憶當時的情景說:「我們的這一節車,前面也有一間大客室,每當晚飯以後,蔣氏也總過來與大家見面,小坐閒談。因為那時各報的外勤記者,只有寥寥數人,而且採訪謁見,也遠不如以後的嚴格,所以蔣氏對於我們自然是熟悉的。車行的第一天,他過來一看到我,就笑笑點頭,接著環視了車中各人後問我:『都相識嗎?』我指指一個不修邊幅而外形像是小學教員的那一位,搖搖頭,表示並不相識,蔣氏就為我介紹說:『他是周佛海』。哪裡會想到經過這一次介紹之後,我與佛海就成了往來較多的朋友,也且因他之故,便改變了我後半生的全部命運。」和周佛海的結識,為其日後投靠汪政權埋下伏筆。


一九三○年春,他就任南京《中央日報》採訪主任。一九三一年擔任上海英文《大陸報》、《時事新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四社駐京聯合辦事處主任。在四社前後大約一年。一九三二年春天起,接受潘公展所創的《晨報》之邀,擔任該報開辦時的採訪主任,前後為時也僅有半年。之後金雄白還辦了個通訊社──「大白新聞社」,前後一年有餘,於一九三四年關門大吉。這期間他混到持志學院的文憑,於是去請領律師證書,在上海南京路上大陸商場開業當律師了。


金雄白談到他當律師的情況說:「我執行律師的第一個時期,係自一九三四年春以迄一九三九年秋,前後有五年多的時間,除了最初一星期內,門庭冷落,仰屋興嗟而外,以後的幾年,居然應接不暇,有疲於奔命之勢。記得有過一個月中,出庭達七十餘次的紀錄。這並非我真有什麼本領,而是種種因素湊合起來造成了僥倖的局面。首先,開業時各報全版封面的那個大廣告,畢竟發生了相當效力。其次,我自信多少有一些負責精神,逢到開庭,一定準時而到。因任何一個當事人一旦涉訟,動輒有關身家性命,乃視律師為唯一靠山。審案開始了,如還不見律師的影蹤,就會惶惶如也,如大禍之將臨。我知道他們的心理,儘量做到不使當事人有焦急等候的情形。還有,訴狀是寫得越長越好,庭上發言是越多越好,短小精悍的訴狀,要言不煩的辯論,會被認為未盡全力,也儘管言多必失,或會弄巧成拙,但有幾個當事人是深通法律的?再有,我一生對金錢向不斤斤計較,而最初委託我辦案的,總是些非親即友,公費開多了,豈非認識了熟皂隸,反而要打重板子?就覺得難於出口。但要少了,又覺得戔戔之數,就不如賣個人情的好,因此談到公費,很多是堅拒而樂於義務辦理的。不料太多親友受此小惠,就一直銘記於心,以後知道有人要涉訟,就為我百許拉攏,以為報李之謀了。」


金雄白在一九三九年經周佛海之慫恿,正式下海加入汪政權,出任中央政治委員會法制專門委員會副主委,並列名周佛海(財政部長、警察部長兼中政會秘書長)手下心腹「十兄弟會」。金氏在汪政權中,頭銜看似不錯,其實甚少政治權力,其主要任務還只是辦報和辦銀行。


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汪偽政權成立當天他在南京創刊《中報》。董事長周佛海,社長羅君強,他擔任副社長,總編輯由關企予、張慎之、倪蝶蓀先後擔任。社址在南京朱雀路一一一號。關於《中報》的名稱,羅君強說:「報紙取名《中報》,對人公開說它是中國人辦的報紙,『中央』辦的報,實際上是我看到《申報》在上海資格最老,一般人對它印象很深,『申』字去掉一橫就是『中』字,命名《中報》,有心影射。」學者經盛鴻指出,該報創辦時,闢有「慶祝國民政府還都特刊」,汪精衛等偽政府首要題詞祝賀。該報在〈發刊獻詞〉中稱:「中報者,中日永久和平紀念之產物。……無和平運動則無中報。……今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創造歷史上之一重大紀念日。一元復始,萬象更新!」該報初時日出對開一張半,後擴充為兩大張;一九四二年縮為對開一張。由於該報重視版面,且在南京、上海間自設電臺通訊,將西方各通訊社的電訊稿改頭換面地擇要刊登,顯得新聞內容豐富、及時,故銷路順暢。至日本投降,該報才終刊。


《中報》在創刊三個月後,金雄白又陸續發行了《週刊》與《譯叢》兩份雜誌。一九四○年夏天,金雄白結束《中報》的職務,回到上海,創辦《平報》。《平報》的前身是《文匯報》,國軍西撤後,《文匯報》停刊了,丁默邨忽然動興予以收買,先後委任了穆時英與劉吶鷗為社長,正籌備出版之際,兩人又先後為重慶特工所暗殺,至此丁默邨無意刊行,於是已順水人情送給了周佛海。當時金雄白正在南京一面創辦「南京興業銀行」,一面主持《中報》業務。但周佛海身邊全無可以辦報之人,於是他要金雄白將《中報》交給羅君強,要他回到上海辦《平報》。創刊初期,由羅君強任社長,不久即由金雄白任社長兼總編輯。《平報》的資金來源,據金雄白說:「除了汪主席的賜贈以外,純恃陳公博、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羅君強、邵式軍諸董事的私人補助。」


金雄白形容那是在炸彈與手槍下辦報,他說:「在《申報》記者金華亭被殺後,在當時一對一的報復原則下,我成為最有可能的目標。那時我雖已置備一輛防彈的保險汽車,隨身又帶了兩枝槍,一在外衣的腋下,一在公事皮包中,更穿上了鋼絲背心,但還是終年蟄居在內。偶爾必須外出,事前絕不讓任何人知道,臨時驟然出發,還帶了四名保鑣,前呼後擁,像是押解江洋大盜。……所到之處,也絕不停留至半小時以上。但終於報館在門外被投擲過兩次炸彈,機器房內,還被人帶進了化學燃燒劑放了一次火,前後遭遇五次危險,都能僥倖死裡逃生。」


《平報》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停刊,這期間金雄白同時還創辦一份小型四開報紙,名為《海報》,該報內容絕不談什麼「和平運動」,更不談什麼「大東亞聖戰」,當時寫稿的人可說是極一時之選,長期在《海報》撰稿的有陳定山、唐大郎、平襟亞、王小逸、包天笑、蔡夷白、吳綺緣、徐卓呆、鄭過宜、范煙橋、謝啼紅、朱鳳蔚、盧一方、沈葦窗、陳蝶衣、馮鳳三、柳絮、惲逸群等,女作家中,更有周鍊霞、陳小翠諸人。當時上海還有不少小型報存在,但以《海報》銷路大,內容又較為特出,水準在其他各報之上。


汪偽時期,汪政權政治活動中一些無法公開的經費,很難處理,需要開設一家銀行來秘密走賬,金雄白遂搖身一變成了偽南京興業銀行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後來又擔任中國實業銀行的常務董事、蘇州商業銀行的董事長,還有許多商業銀行要他擔任名義。金雄白說:「儘管我看不懂營業上的日記表,連什麼借方貸方也分不清楚,但既然能身兼那麼多『要職』,在那時,有誰敢否認我不是一個『銀行家』?因此,有時候我會笑我自己,也想到有些居高位呼風喚雨像是煞有辦法的人,恐怕不少正同我一樣,不過夤緣時會欺世盜名而已。」


日本人投降後金雄白毫無例外地被當成漢奸投進了監獄,財產遭籍沒。他說:「當我羈身於楚園之時,但知接收真同劫搜,連祖宗的廬墓,妻子之粧奩,也一併籍沒,半入國庫,半飽私囊。而由『漢奸』一變而為軍法官者的嘴臉,也覺實在難看。其後既信任主持者戴笠親口告訴我們當局將苦心為我們洗刷,最後也必出之以政治解決之保證。以後軍統局本部秘書袁惕素又奉命特來押所通知我將獲得自由的喜訊,盛情稠疊,高興得我不住地唸著:『帝德乾坤大;療恩雨露深!』然而戴笠撞機身死,重擔無人承挑,情勢一變,全部在押諸人,乃如商店之出清存貨,一概送至提籃橋監獄處理。我是做過律師的人,自然明白號稱持衡維平的法官大老爺們,又是怎樣的一副心腸。勝利勳章當然領不成了;而『漢奸』官司倒是且吃定了。……因為對『漢奸罪』的處罰,高至死刑,低至五年徒刑,而另有規定:有既經自首者,可以免刑,有『協助抗戰,有利人民』者,得減輕其刑,有於民國三十二年以前退出者,或情形可以憫恕者,又得減輕其刑。種種為法官預留地步,讓其能上下其手,出入其刑。不問對誰,也不問如何判決,從死刑到徒刑一年三個月,法有明文,也總是不錯的。而判得愈重,愈顯得法官弊絕風清。家屬們聞風喪膽,於是別出奇謀,上至司法院、司法行政部,下至法院院長、法庭法官,或靠人事上之關係,或以金條為武器,各顯各的神通,各走各的門路,法律之外,濟之以賄求,其間幕後交易,掂斤播兩,討價還價,五花八門,千變萬化。而黃金的代價卻又不是罪責之有無,而祇是量刑之輕重。我冷眼旁觀,會心微笑,忘自身之疾苦,但願同難者真能通神。」


金雄白原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後法院以他「協助抗戰,有利人民」,減刑為兩年半。他回憶說:「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日,我就去自投羅網,難得嚐一嚐以身試『法』的味道,經過了九百十二天的羈囚生涯,至一九四八年的四月一日,又復重見天日。論時間,這兩年又半的歲月,像是對我成為一大浪費,但也不是全無收穫的:讓我更體味到什麼是政治;也給我增添了人生難得的經驗,更由此而知道什麼叫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


一九四八年十月九日金雄白搭機赴臺灣,在臺灣只停留一宵,翌日就匆匆轉飛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兩星期,覺得無聊,又束裝回滬。一九四九年眼看中共長驅南來,在二月間,也就是農曆元宵節過後幾天,他不得不拋妻別子,再度避居香港。第二次到香港,前後一供住了八個月之久。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又搭船經天津、北京,返回上海。金雄白說:「這次我重回上海,劫後餘生,正像一隻驚弓之鳥,再蠢也不會捲入政治漩渦,本意只在與家人團聚,安分守己,共渡餘年,況且家中四壁徒存,連日常生活,且不知何以為計,更遑論其它了。詎知當局以我的突然歸來,也總以為或有不軌之意,在以後的短短數月之中,就不時用種種方法,直接間接地向我試探,使我慄不自安,終日惶惶然深恐有朝會禍遭不測,前後住了九個月,最後還是出於遠走高飛一途,竟不得不在將死的晚年,渡其流離漂泊的生活。」


他第三次再到香港,到港後,金雄白先是還不改在上海的派頭,經常流連咖啡館舞廳,出手豪闊,但坐吃山空,看看不是長久之計,遂在「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的慫恿下經商。陳彬龢糾集了一幫南逃到香港的失意政客和商人合夥,其中就有後來騙得金雄白差點跳海的盛宣懷孫女婿,也是上海灘「花國大總統」富春老六的前夫周文瑞。金雄白因辦過銀行,被公推為總經理,這幫人都不是經商的料,而且彼此拆臺和猜疑。陳彬龢聯繫了戰前曾做過日本駐上海副領事的芳村做中間人,異想天開計劃從日本購買戰略物資出口給韓戰時的中共,可金雄白實在無此膽量,只願做平常貿易。由於經營不善,全軍皆沒,公司最後倒閉時,金雄白把所有的積蓄都填了進去,才還清了欠債。金雄白說:「這是在我一生過去五十餘年的歲月中,從未遭遇過的困境。在日夜煎熬之下,一百四十磅的體重,一月之間,竟低跌至一百零八磅。想不到那個瞎子為我算命時所說要當心還有一次颶風的尾巴,竟然那樣猛烈地吹襲。茫茫大地,竟使我有何處容身之感。」


生意失敗後,囊中無錢,生活無著,因支付不起租金,住處也越搬越小,到最後無處棲身而不得不寄人籬下。謀生無術,身無長物,終於在貧病交迫中不得不靠賣文療饑。一九五四年,金雄白終於重操舊業做了陳孝威的《天文臺報》的主筆。雖說是主筆,但主要的工作只是給報紙補白,長篇大論的文章自有陳孝威親自操刀。為稻粱謀,金雄白說:「那時我也是真在賣命。由於營養不良,心境太壞,低血壓已到了危險邊緣。有幾次正在社中寫稿,忽覺天旋地轉,搖搖欲墜,因稿未成篇,不便擲筆而走,只好一手撐著頭,一手握著筆,照常趕寫,等寫完了才搖搖晃晃地扶牆摸壁而歸。也有時臥病在家,發著高燒,為了不願脫稿,擁被坐在床上,將木板放在膝蓋,到勉強寫成為止。世間無如吃飯難,也總算讓我真正的體會到了。」金雄白在《天文臺報》不管政論隨筆、新聞時評、人生感嘆和零星回憶,無所不寫,這些文章後來結集成《亂世文章》五冊,《黃浦江的濁浪》一冊,《春江花月痕》一冊。


一九五七年,曾和金雄白在《天文臺報》面對面坐同一張寫字臺的另一撰稿人,也是陳孝威的連襟姚立夫,計畫辦一個掌故類的半月刊,這就是後來在香港延續幾十年的著名掌故刊物《春秋》。金雄白受姚立夫的攛掇,從一九五七年八月起,在《春秋》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金雄白提到姚立夫提議要他寫出汪政權這一幕的經過,說:「我雖然早已想記述這一件曾經親身經歷過的往事,而一直躊躇不敢動筆,因為不論就地位、學識、見聞而論,自己對此毫無信心。其次,那時我只與周佛海因私人友誼而較為接近,所知道的還是一角而非全面,尤其當一九五○年倉皇來港時,片紙隻字都未曾帶出,雖然曾經保存了我所主辦的《中報》、《平報》與《海報》的全份,以及有兩箱完整的照片,臨走時未免拖累家人又予以銷毀了,事隔多年,很多事就已有些模糊彷彿之感。再則,要寫,是為了向歷史作證,就應力求真實,指出某一事的始末,寫出某一人的真姓真名,但在香港還有不少汪政權中人健在,不容我胡說,如下筆稍不留神,更會發生是非恩怨。所以對立夫的提議,先曾力加固拒。而他卻一再以此為言,終於因兩個原因而使我動搖了!因為每一期要我寫一篇,既然朝夕相見,是逃也逃不了的,但又哪裡來這麼多題材?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我失算了。我知道立夫籌來資金的微少,也看到內容的蕪雜,以為三、五期勢非夭折不可,如此,那篇稿還未寫到本題,就會隨而中斷,於是違反了最初的本意,就糊里糊塗開始撰寫了。當第一次交稿給他時,為了興趣索然之故,既未裝上篇名,也未決定用何筆名,不料出版之後,才看到他竟然為我代裝了『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那樣不倫不類的題目,又為我起了『朱子家』這個筆名,真使我啼笑皆非,但黑字印在白紙上,事已成事,要改也無從改起了。」


登載的文章於一九五九年七月始陸續刊行單行本,一九六四年二月全書四冊殺青。數十年間,再版五次之多,並於一九六○年翻譯成日文。以後作者又不斷增訂和補充,以《汪政權實錄》合訂出版,一九六五年合訂精裝本再版後,改為《汪政權始末記》。這套書出版後,在華人社會裏一紙風行,在海外引起很大的轟動。


學者胡志偉認為「這部七、八十萬字的長篇回憶錄,是研究汪政權的第一手史料,在系統研究汪偽史的領域,比大陸與台灣的學者起步早幾十年。雖然內容不乏自我吹噓隱惡揚善之處,其定位也局限於『一家之言』和『片面之辭』,但歷史的真相正是必須在無數的片面之辭中組合發掘出來。金雄白的漢奸身份容或會有爭論,但他保存與發掘汪政權史料的功績則是不容抹煞的。」然此書的缺點在於因為在刊物連載,大多是急就篇,沒有統一的大綱;綱目之間纏結凌亂,敘事前後倒置,內容多有重複,文字也比較拖遝。金雄白在書中的自序也說道:「在連續寫作期內,因為忙於筆債,事前既沒有預先擬定一個大綱,更以記憶力的減退,參考資料的全付缺如,事實上達一個大綱也竟然無從立起。到每期《春秋》的最後截稿期,就隨便抓上一節往事,完篇塞責,所以前後每多倒置,次序也見凌亂。又因為我力求想做到信實,僅就我親見親聞的事實為根據,每以孤陋,失之瑣碎。假如有一天我還能重回故土,將以我的餘年,搜集資料,重為改寫,這只有期之於渺茫的將來了。這一本書,只能說是我參加汪政權的個人回憶錄,也是我流浪中的一份紀念,假如謬承讀者以史料相視,將會愈增我的慚愧。」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連載完畢後,金雄白又根據在日本遇到川島芳子(金璧輝)的胞兄金鼎志的口述資料,寫成〈肅親王與川島芳子父女〉,後來出版單行本,改名《女間諜川島芳子》。


一九六○年九月《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在日本「時事通信社」的「世界週報」上連載完畢之後,出了單行本,改名《同生共死之實體──汪兆銘之悲劇》。而因有此淵源,金雄白被該通信社聘為駐港特約撰述員,前後達十一年之久,並每年幫他們寫一本書,所以金雄白在日本出版的書,有《中共之內幕》、《中共之十大問題》、《中共之外交問題》各一冊,《中共之經濟問題》上下冊,《文化大革命》三冊,每冊字數都在二十萬言以上。又因時事通信社的關係,接受「內外情勢調查會」暨「外交知識普及會」的邀請,自一九六一年起至一九六七年止,每年一次到日本作巡迴演講,自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的四年間,又改為每年春秋兩次,足跡遍及東京、大阪、京都、神戶、名古屋、橫濱、前橋等各大都市。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日應聘於日本「時事通信社」,離開香港抵東京,但僅經過三個月的時間,就脫離了工作十一年的這家外國新聞社。從一九七一年九月至翌年九月,整整一年,金雄白並無工作,成為一個異國的無業遊民。之後因長谷川才次另行創辦一家「內外新聞社」,要他為該社出版的各種刊物,撰寫一些稿件,稿酬以外,既不必到社辦公,另外還可以坐領乾薪。


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他返回香港,應姚立夫之邀,擔任《港九日報》副社長兼總編輯及總主筆三職。但為時極短,金雄白說:「僅僅經過幾個月,自己覺得我對《港九日報》是一件道地的廢物,即對立夫來說,也徒然增加他一層精神的負擔,知難而退,乃毅然於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上呈請辭,信內有兩句表明我態度最重要的話說,是:『為盡友誼而來,為全友誼而去。』」於是一九七四年三月十四日,他再度踏上日本的國土,回到「內外新聞社」,每月為「世界與日本」週刊寫一兩篇有關中共問題的專論,每月另外單獨撰寫一份「中國觀察」單頁,有時也寫印一二萬字的小冊。


一九七四年他的《記者生涯五十年》開始在香港《大成》雜誌第十期連載,迄於一九七七年六月的第四十三期為止,前後達兩年又十個月之久,共六十八章,幾近三十萬字。金雄白認為那只是一部浮生雜記而已,他說:「七十餘年的歲月,一彈指耳,回念生平,真是如幻如夢如塵,在世變頻仍中,連建家毀家,且已記不清有多少次了,俱往矣!留此殘篇,用以自哀而自悼,笑罵自是由人,固不必待至身後。」


一九八五年一月五日,金雄白病逝日本,終年八十一歲。他曾說當他在青壯之歲,寄身於全國最繁華的十里洋場,恣意愜心,優遊度日,一切紙醉金迷之地,鶯啼燕叱之場,幾無日沒有他的蹤跡。在同一時期他僱有三位名廚烹調,擁有五輛汽車代步,可說是席豐履厚。抗戰勝利後,因「漢奸」罪名,讓他身受縲絏之災,而家遭籍沒之痛。而在一九五二年在香港因經商失敗,三年中不僅饔餐難繼,也遭盡了親友的白眼與詬辱。他的一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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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家穆時英的「真假漢奸」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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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時英與仇佩佩伉儷

他曾經是一個被遮蔽的名字,一個被雪藏了幾十年的名字──穆時英。這位被稱為「新感覺派聖手」的作家,死於一九四○年六月。長時期以來,他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因為抗戰時期,他曾先後擔任汪偽政府的《國民新聞》總編、《國民新聞》社社長和偽《文匯報》的籌備社長。因此他被冠以「漢奸」的罪名,最終死於暗殺──顯然這是罪有應得。然而,還有一種說法也流傳甚廣,說穆時英出任偽職是受國民黨「中統」派遣,他非但不是漢奸,還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但結果遭到軍統方面的人誤殺。穆時英到底是漢奸還是一個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員,至今仍是一個謎。


穆時英(一九一二—一九四○),浙江鄞縣人,一說慈谿人。筆名有伐揚、江兼霞(葉靈鳳亦署),匿名子、穆士英等。根據學者李今的〈穆時英年譜簡編〉說,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出生於上海。父親穆景庭(一八七七—一九三三)是位很富有的實業家,經營過金融生意,曾在通易信託公司當過副經理,做過寧紹輪船公司、三北輪船公司的董事,鼎甡錢莊的大股東,後來獨自開辦鴻興金號,還做房地產生意。在穆時英的眼中父親「是個剛愎,精明,會用心計,又有自信力的人。那麼強的自信力!他所說的話從沒有一句錯的,他做的事從沒有一件錯的。時常做著些優美的夢,可是從不相信他的夢只是夢。」穆家雖算不上高門大戶,但曾相當富裕,家有不少房產。穆時英排行老大,下面有小他兩歲的弟弟穆時彥,小他五歲的妹妹穆麗娟,小他七歲的小弟穆時傑。據穆麗娟說,穆時英小時候非常聰明,總能考前三名。一九二五年九月,他考入光華大學初中部,三年後畢業。在中學時期開始閱讀大量文學書籍。十五歲那年,父親開的金子交易所(是根據行情買空賣空的黃金交易)破產了,穆時英看見「父親獨自個坐在客廳裡邊,狠狠地抽著煙,臉上的笑勁兒也沒了,兩圈黑眼皮,眼珠子深深地陷在眼眶裡邊。只一晚上,他就老了十年,瘦了一半。」在穆時英的眼中,父親成了「一個頹喪,失望的陌生人」。


對於穆時英的學歷,據史料家秦賢次的查證,穆時英一九二八年九月,升入光華大學高中部一年級。次年九月,跳級改入文學院特別生。特別生係類似大學之預科或補習班,修滿一年經考試及格後,得入大學一年級。一九三○年九月,穆時英升入理學院化學系一年級;第二年轉讀國文系一年級,當時國文系系主任為錢基博(錢鍾書之父)。


穆時英對文學的熱情,使他潛心研究外國新文學流派,著迷於現代小說技巧的「試驗和鍛鍊」。早在一九二九年五月,穆時英即寫成一部長篇小說,名《交流》,一年後由上流芳草書店出版,惟未引起文壇注目。一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施蟄存主編的《新文藝》月刊一卷六期上發表他的第一篇小說〈咱們的世界〉時,受到施蟄存的極度重視。施蟄存後來回憶他和穆時英相識的經過時說:「他在光華大學讀書時跑來水沫書店,給《新文藝》送來了他的小說〈咱們的世界〉,那時他只有十七歲。讓我非常驚異。這是個絕頂聰明的人,無論什麼一學就會。」施蟄存不僅將〈咱們的世界〉置於頭篇,還在「編輯的話」特別推薦說:「穆時英先生,一個在讀者是生疏的名字,一個能使一般徒然負著虛名的殼子的『老大作家』羞愧的新作家。〈咱們的世界〉在Ideologie上固然是欠正確,但是在藝術方面是很成功的。這是一位我們可以加以最大的希望的青年作者。」當時《新文藝》是「新感覺派」劉吶鷗、施蟄存等繼《無軌列車》後,創辦的第二個同人刊物。由於穆時英的加入,使得這一流派大放異彩,穆時英也得到「新感覺派聖手」的稱號。


經施蟄存推薦,穆時英的成名作〈南北極〉,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刊登於當時最負盛名的《小說月報》二十二卷一期,立即引起左翼文壇矚目,「幾乎被推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作品」,蜚聲一時,被譽為最新崛起的青年作家。同年十月二日,穆時英著名的中篇小說《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由光華大學學長趙家璧收入他第一次主編的成套書《一角叢書》中,引起轟動。據趙家璧回憶說:「那時,我們學校已實行男女同校,新的女生宿舍也蓋起來了,有一個女同學開始和他搞得火熱,隨後把他丟了。於是他把他的生活經歷用表現都市生活的新的技巧手法和意境,創作了這篇富有意識流風格的小說。」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穆時英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南北極》編入「文藝創作叢書」,由湖風書局(封面署「春光書店」)出版,收有〈黑旋風〉、〈咱們的世界〉、〈手指〉、〈南北極〉、〈生活在海上的人們〉五個短篇(次年一月二十日由現代書局出增訂本,又增加〈偷麵包的麵包師〉、〈斷了一條胳膊的人〉、〈油布〉三個短篇)。據說,當時在上海的大街上,隨意邁進一家書店,便會在書架上發現穆時英的小說《南北極》,經常有癡癡迷戀穆時英小說的讀者給他來信,甚至有崇拜者專程從千里之外的南洋趕來敲他舊宅的大門。而此時的穆時英年僅二十歲。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施蟄存主編新創刊的大型文學刊物《現代》月刊後,穆時英的小說源源登出,成為「現代派」最重要的小說家。同年十一月一日,穆時英另一著名小說〈上海的狐步舞〉,發表在《現代》二卷一期上,本期還配有穆時英的英俊肖像。「據講這張身著筆挺的西裝,燙頭髮的照片刊登後,引無數的女學生朝思暮想一睹他的尊容,因為知道他頂愛上舞場,於是就有了上舞場的嗜好。」同年十一月到次年一月,穆時英在《大陸雜誌》第一卷第五至七期連載長篇小說《中國1931》。據趙家璧說這部長篇是穆時英看了他借給他的美國作家多斯‧帕索斯的《一九一九》後立意創作的,他模仿帕索斯的方法寫中國,把時代背景,時代中心人物,作者自身經歷和小說故事的敘述,融合在一起。後來這部小說編入「良友文學叢書」準備出版時,改稱《中國行進》。但最後並未見出版,其中的〈上海的狐步舞〉,只是《中國1931》的一個斷片。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五日,現代書局又出版了穆時英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公墓》。收有:〈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公墓〉、〈上海的狐步舞〉、〈夜〉、〈蓮花落〉、〈夜總會裡的五個人〉、〈黑牡丹〉、〈CRAVEN“A”〉八個短篇。


當年左翼批評家曾指出穆時英具有「濃重的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十足的中國式的流氓意識」,小說裡的人物多是「個人主義的英雄」。這是指《南北極》裡面的作品。但在《南北極》之後,穆時英的眼光開始轉移了,他不再專注於社會底層,他更多地流連於夜總會、酒吧、電影院、跑馬廳等都市娛樂場所,追蹤狐步舞、爵士樂、霓虹燈的節奏,捕捉都市人纖細複雜的感覺。正如楊之華所形容的:「滿肚子崛口大學式的俏皮語,有著橫光利一的小說作風,和林房雄一樣的創造著簇新的小說的形式,這便是穆時英先生的內容。」但左翼文壇卻對穆時英的轉變發出愈演愈烈的指責,面對這些指責杜衡發表〈關於穆時英的創作〉一文,為其辯護。杜衡說,穆時英在創作上是沿著兩條絕不相同的路徑走的,非常自然地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是《南北極》之類;一是《公墓》之類。這兩類作品自身也的確形成一個南北極。前者「替中國的新文藝創造了一種獨特的形式」,只就文字而言,「是比不論多少關於大眾化的『空談』重要得多的」;對於後者,杜衡的評論幾乎成了定論,至今仍經常被引用。他說:「中國是有都市而沒有描寫都市的文學,或是描寫了都市而沒有採取了合適這種描寫的手法。在這方面,劉吶鷗算是開了一個端,但是他沒有好好繼續下去,而且他的作品還有著『非中國的』即『非現實的』缺點。能夠避免這缺點而繼續努力的,這是時英。」(引自李今的〈穆時英年譜簡編〉)


學者吳立昌認為穆時英是在不經意中寫出了「普羅小說」,又在不經意中暗合了「文學大眾化」的口味。穆時英說:「對於自己所寫的是什麼東西,我並不知道,也沒想知道過,我所關心的只是『應該怎麼寫』。」他並不贊成「大眾化」的「普遍、明白、曉暢」的原則。因此穆時英自己不承認這種創作的前後期變化,他聲稱「兩種完全不同的小說卻是同時寫的──同時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情緒,寫完全不同的文章」,他歸之這種矛盾的來源,正是他有「兩重人格」。他在〈我的生活〉一文,更吐露心曲:「……因為是那麼複雜矛盾的生活,我的心理、人格也是在各種分子的衝突下存在著。我是頂年青的,我愛太陽,愛火,愛玫瑰,愛一切明朗活潑的東西,我睜著好奇的同情的眼,可是同時我卻在心的深底裡,蘊藏著一種寂寞,海那樣深大的寂寞,不是眼淚或太息所能掃洗的寂寞,不是朋友、愛人所能撫慰的寂寞,在那麼的時候,我只有揪著頭髮,默默地坐著;因為我有一顆老了的心。我拼命地追求著刺激新奇,使自己忘了這寂寞,可是我能忘了她嗎?不能的!有時突然地,一種說不出的憎恨,普通的對於一切生物及無生物的憎恨;我不願說一句話,不願看一件東西,可是又不願自殺──這不是怯懦,因為我同時又是摯愛著世間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是不是;我是一個沒有均衡、沒有中間性的人。」


李今在〈穆時英年譜簡編〉說一九三三年夏天,穆時英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但好友黑嬰在〈我見到的穆時英〉文中說,那時父親去世,家道中落了,他必須自謀生計,離開了光華大學,沒有讀到畢業。但李今曾與穆麗娟核實,還有穆時英身穿學士服的照片為證。她認為黑嬰當屬誤記。但據秦賢次先生遍查教育部檔案,並無穆時英畢業的資料記載。因此秦先生推斷,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文系二年級學期終了時,穆時英因大二「基本國文」成績不及格,被學校留級而自動退學了。是有一說,錢基博給穆時英「基礎國文」一科的分數為五十九分,需要補考。穆時英去求錢基博加分,錢基博不買賬,堅持原立場。錢基博用「五十九分」敲打一下已有文名的穆時英,告誡其不要以為發表幾篇小說就如何如何,您的國文基礎還欠火候。想來,也正因為穆時英有代表性,錢先生才槍打出頭鳥,警告一下那些不用功的學生。當然,錢基博先生對當時的新文藝也有一點自己的看法。那時的文化人溫梓川晚年評穆時英:「他下筆很快,行文也有他一股的幼稚口氣。」而據施蟄存後來的回憶敘述:「他的古典文學和文言文知識水平,低得有時還不如一個中學生。直到一九三二年,他的小說裡還把『先考』寫成『先妣』,原來『考、妣』二字他還分不清。」


秦賢次還因〈上海狐步舞〉刊出時附有穆時英照片,說他人既長得英俊,又是舞林高手,確實帶動上海的大學生,尤其是光華大學,喜歡上舞廳的風潮。並據之合理推測,保守的光華大學當局痛下殺手,逼迫穆時英退學,與此以及他小說的轟動有或多或少的蛛絲馬跡關連。這也使得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竟然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月二十九日的學校紀念週上,演講〈嚴禁大學生入舞場〉,可推知當時上舞廳的情況已到嚴重的地步。


雖然李今還引用嵇康裔一九七二年的回憶說,穆曾在新雅茶座上親口告訴他,他大學時的功課之差,為全班之最,老師見他,無不搖頭嘆息。畢業時,由於他接連出版了兩本小說集,一躍而為「知名作家」,所以光華大學對他的畢業考試,是在人情下通過的,他自己戲說這是「作家的內幕消息」。但這種說法不僅是嵇康裔的一家之言,也是穆時英個人的說法,是否可靠大有問題。至於身穿學士服的照片也不能當作證明,或許為了好玩在照相館拍了,何況據推算那時他才大二學期結束,還不到畢業年限,因此退學較為可能,不管自動或被逼。


離開學校,穆時英到一家洋行工作。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與舞女仇佩佩在上海新亞飯店結婚,他們的結婚照還刊登於七月一日《小說》第三期。當年穆時英、戴望舒、劉吶鷗、施蟄存等人十分熱衷跳舞,據施蟄存說,有一段時間每天晚飯後就「到北四川路一帶看電影,或跳舞。一般總是先看七點鐘一場的電影,看過電影,再進舞場,玩到半夜才回家」。現代舞廳不僅產生了一批以此為業的商人和舞女,而且還成就了無數都市男女的「風花雪月」。穆時英正是在舞廳愛上了大他六歲的舞女仇佩佩的。舞廳裏眩人耳目的聲光化電和紙醉金迷的色情意味使得它在大多數現代派小說中成為都市頹廢和道德淪落的象徵。穆時英筆下的「夜總會」和「狐步舞」最具典型:「飄動的裙子」、「精緻的鞋跟」、「蓬鬆的頭髮」和「凌亂的椅子」聯成一片,「酒味、「煙味」和「香水味」混為一體,「華爾滋的旋律」飄飄地繞著舞客們的腿,「法律上的母親偎在兒子的懷裏」卿卿我我,「五個從生活裏跌下來的人」在最後的瘋狂中走向絕望。據穆麗娟回憶,他們結婚後租住在虹口區最新式的、帶衛生間、有淋浴房的房子。仇佩佩有舞女的習氣,喜歡賭博。穆時英也和她一起賭,晚上賭錢,白天睡覺,洋行的工作當時做不下去了,因此只做了一年的樣子。以後靠寫文章謀生了。穆麗娟又說:「家裡沒錢了,我們又搬家,後來搬了好幾次家。記得曾經和劉吶鷗住過樓上樓下。劉吶鷗是臺灣人,家裡很有錢,在上海公園坊有好幾幢房子。他為人大方,誰家不方便了都可以來住。我們也去住過。當時住在公園坊的文化界人很多,除了我們和劉吶鷗之外,杜衡、姚蘇鳳、葉靈鳳,還有黃苗子和郁風。郁風有一個伯父(案:當為郁風的父親郁華)當大法官的,也住在那裡。其他還有不少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穆時英與葉靈鳳創辦《文藝畫報》,但僅出四期,於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同年春,經姚蘇鳳介紹,穆時英與當時上海市教育局長兼《晨報》社社長潘公展拉上關係,擔任《晨報》副刊《晨曦》的主編。因為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晨報‧每日電影》專欄創辦,姚蘇鳳就任《每日電影》副刊的主編,他是一九三○年代中國影評活動風起雲湧的重要推手。也因此穆時英在《晨報‧每日電影》發表了大量的題為〈電影的散步〉的文章,甚至還有長達四萬字,連載一個月的〈電影藝術防禦戰──斥掮著「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招牌者〉的論辯文章。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晨曦文藝社」召開成立大會,社員兩百四十七人,穆時英任主席,並以最高票數當選理事,其餘新感覺派成員或關係密切者依次為樊仲雲、向培良、姚蘇鳳、劉吶鷗、葉靈鳳、黑嬰、高明、禾金、莊瑞源等。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晨報》終刊後,穆時英轉任《時代日報》副刊《二十世紀》任編輯。《時代日報》原為小報界著名人物來復(即來嵐聲,又名來小雍)於一九三二年創辦的四開小報,後為曾擔任過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收買,改為日出三小張,《晨報》停刊後,又改出一大張,仍由名政論家樊仲雲擔任主筆,徐蘇靈擔任總編輯。同年二月十五日,高明、姚蘇鳳、劉吶鷗、葉靈鳳、穆時英編輯的綜合性文藝刊物《六藝》創刊,僅出三期,四月終刊。同時穆時英在《時代日報》上,連載長篇小說《我們這一代》,但尚未登完,四月下旬,他就離開上海去香港了。


穆時英的香港之行,並不是為了逃避可以預見的戰禍,據穆麗娟說,穆時英把家裡的錢輸光以後,仇佩佩和他鬧氣。兩人大概吵了嘴,仇佩佩本是廣東人,他一氣之下就去了香港,穆時英為了挽回這段婚姻,於是追到香港去了。據侶倫回憶說,一個夏夜,穆時英到報館找他,不遇,穆時英留下字條附有地址,第二天中午,他按照字條上寫的地址,到威靈頓街一間樓房去回訪。「出現在我眼前的穆時英穿著長袖白色襯衫,有一副江南人的文秀面孔,的確剃光了頭(案:這是他太太的「約法」:要想挽回夫妻關係,除非他剃光頭表示誠意),同他的儀表有些不調和,看起來很不順眼。他告訴我,離開上海時是葉靈鳳介紹他到報館找我的,因為他在香港沒有認識的人。這時候同在屋裡的有兩位女性,他把其中正在抽煙的一位向我介紹:這是他的太太,看情形,他到香港終於找到太太,而且住在一起了。感情上的風波顯然是過去了。」


香港文學研究家小思(盧瑋鑾)女士的《香港文蹤》中〈香港文藝界紀念魯迅的活動記錄〉一文的小注,涉及到「香港文藝協會」,其中有云:「該會為旅港青年文藝界所組織,以『聯絡友誼,研究文藝創作方法』為宗旨,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主要成員有杜衡、穆時英、杜格靈、王少陵、劉火子、李育中、李晨風等人。該會主要活動是舉行文藝茶話會,並向《大光報》借用副刊,出版《集體文學》及《文藝陣線》兩個雙週刊。」 


抗戰爆發後,穆時英無法回上海,他只得滯留香港。一九三七年九月間,黑嬰要回蘇門答臘,途經香港,他曾去探望穆時英。黑嬰說:「他住在九龍一條僻靜的街上,一幢房子的二樓,好難找。他和廣東舞女在一起,連床也沒有,四壁蕭然,境況顯然很壞。他告訴我,在香港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他不會講廣東話,生活也不方便,上海在打仗,一時不能回去,真叫進退兩難。」據侶倫回憶說:「香港一家新辦的影片公司邀請穆時英拍一部『國防電影』。穆時英拿出他早有腹稿的劇本:描寫東北抗日游擊隊英勇事蹟的《十五義士》,隨寫劇本隨進行拍攝,由他自己擔任導演(事實上他對電影方面是有研究的)。後來因為影片公司發生變故,片子沒有完成。但是由於廣告宣傳作用,一般人知道穆時英導演《十五義士》,比知道他是《南北極》小說的作者還要多。」


一九三八年三月,穆時英與朱旭華一起編輯出版《世界展望》。此為政治刊物,全是翻譯的文章,主要內容是圍繞二次世界大戰形勢、政局、經濟問題發表的評論,但僅出四期。卜少夫就是在此時認識穆時英的,他說:「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春季,我們這一批朋友先後從上海撤退到香港,我們所安頓的地方是西環太白樓下──半山地區──其所以住在那裡的原因,完全由於但杜宇的關係。於是,太白樓下在當時儼然成為香港的拉丁區(太白樓下在戰前的香港是被稱為平民區的),聚居在那裡的,先後有張光宇、張正宇、戴望舒、但杜宇、杜衡、顧鳳城、汪馥泉、葉靈鳳、楊紀、鷗外鷗、曹涵美、袁水拍、徐遲、王道源、路易士、丁聰、朱旭華、陳娟娟、馮亦代、魯少飛等人,穆時英那時也從九龍城搬來了。……這時,香港的文化界,活躍起來了(這是香港文化界的黃金時代)。以我們這批人為中心的,最具體的組織,是每週一次的文藝座談會;報紙、雜誌、畫報,以及各種小冊子,從這裡散佈到整個華南地區、海外區、淪陷區和遙遠的國內的每個角落。穆時英的生活也寬裕而安定起來。他起先是編《世界展望》,以後入《中國晚報》編副刊,最後入《星島日報》編娛樂版,並兼中央電影攝影場駐港代表一職。」同年冬季胡蘭成也搬進太白樓,同住的卜少夫認為,穆時英的「附逆」,和胡蘭成的關係最大。胡蘭成自己說 「我沒有勸過一個人參加汪政府,只有穆時英自己說要參加,我才介紹他辦報,不久被刺,我幫穆太太領得了撫恤金。」在香港穆時英還結識了後來出任汪偽宣傳部部長的林柏生。不管穆時英是真漢奸還是做抗日工作的國民黨中統特工,他正是在香港與汪偽組織接上了線。


而嵇康裔的文章則談到他和穆時英在香港碰頭的事,他說:「一九三九年十月,我到了香港,我找到了薄扶林道的學士台,一別三年,備感親切,我們一直由學士台走到植物公園,邊走邊談,再走下植物公園,到了電話大廈的地庫,『聰明人』餐室,我還清楚記得,他要的是楊梅冰淇淋蘇打,此後,我們下午總約在這個餐室碰頭,他還告訴我,一年前,也是每天下午在這裡飲茶,對面坐的不是你,而是林柏生。那時林柏生已經去了上海,將出任未來南京汪偽政府的要職,幾次來函相邀,他說這倒是一個回上海的好機會,問我意見如何,我說慢慢研究。此後,我幫他安排好一切,使他可以安安穩穩的去上海,去出任汪政府的職務。」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穆時英和母親、妻子一起從香港啟程回上海。


但據日人松崎啟次《上海文人記》一書記載,是「他們」將穆時英從香港請回上海的。而這要牽涉到劉吶鷗,香港的黃俊東說:「穆時英的變節,似乎受他的友人劉吶鷗的影響很大。」無疑是可信的。根據劉吶鷗研究者許秦蓁的《摩登‧上海‧新感覺──劉吶鷗》一書中說,一九三九年六月,由「滿映」出面,聯合日本「東寶映畫株式會社」、南京維新政府共同投資,在南京創辦「中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影」),此為日本佔領軍控制下的一個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的機構,總公司設在上海江西路一百七十號「漢彌爾登大廈」(Hamilton House),在南京、廣州、漢口、東京均設有分公司,此時劉吶鷗與松崎啟次、黃天始、黃天佐兄弟一起迎接日人川喜多長政來到上海,並與黃氏兄弟一起加入「中影」,「中影」董事長褚民誼是維新政府外交部長,總經理石川俊重,松崎啟次任製片部長,劉吶鷗任製片部次長,中方代表則由黃天始負責營業;黃天佐負責製作。松崎啟次說:「作為製作部長,……我們必須如披沙揀金一般,謹慎、周密地選拔每一製作人員。他,就是我們選擇的第一個人。劉君(劉吶鷗)對他的才氣、純情和勇敢評價極高。另一方面,劉君也非常謹慎,放手讓他去汪精衛的宣傳機關謀職。劉君認為,向他這種人見人愛、多才多藝的作家,不能立即放進我們公司的溫室裡培養。」因此穆時英回到上海不到一星期,除任維新政府藝術科長外,即隨由「中影」選派與黃天佐代表公司及新華、藝華、國華電影公司各一名代表,組成中國電影界人士,在上海興亞院文化部調查官增谷達之輔率領下,到日本訪問。日人今日出海說:「來訪的電影界代表一行中,穆時英是夾在裡邊的唯一的作家,所以他希望在訪問中會見一下日本作家,說哪怕是見到一位也好。在他來說這比參觀電影製片廠更為重要。」於是經穆時英的提議,在大阪大廈,他與他久仰的橫光利一、片岡鐵兵、林房雄、菊池寬、久米正雄、尾崎士郎等日本文學家聚會。


根據郭秀峰的回憶,當林柏生當上了偽政府的新聞宣傳部長後,「在上海積極擴大宣傳,設立小型報《民族日報》(社長穆時英)、《國際日報》(社長古咏今)……」。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偽的國民黨中宣部下令停辦《民族日報》。並利用該報的機器設備改出一張的小型報《國民新聞》。同時,《國民新聞》的全班人馬甚至設備都來自穆時英任社長的《民族日報》社。開始,《國民新聞》社社長是偽江蘇省省長李士群,暫時由黃敬齋代理社長,但由於總主筆胡蘭成的推薦,穆時英很快當上了總編輯,不久,又取代了黃敬齋,正式任社長。


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南京汪偽政府各院部人選名單已出爐。三月二十三日,《國民新聞》刊登「國民政府新任各院部長名單」,包括:主席林森(汪精衛代)、行政院長汪精衛、宣傳部長林柏生、宣傳部政次胡蘭成、常次孔憲鏗,穆時英任宣傳部新聞宣傳處長兼駐滬特派員。穆時英並為復刊的《中華日報》主持文藝宣傳工作。《中華日報》最初創刊於一九三二年 四月十一日,反映國民黨內汪精衛集團的政治傾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停刊。抗日戰爭期間,汪精衛偽政權成立後,於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復刊,成為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的機關報。由林柏生任社長,葉雪松任總經理,郭秀峰任總編輯。據郭秀峰的回憶,《中華日報》正式復刊後,「先後由劉石克、劉靜哉、殷再緯任總編輯」。據說穆時英曾主編該報的《文藝周刊》及《華風》副刊,由於編者使用都是化名,因此不能確考。


一九四○年五月十八日,汪偽政府組成以立法院院長陳公博為專使,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褚民誼為副使,宣傳部部長林柏生、內政部長陳群、實業部長陳君慧等為首的答禮使節團一行二十四人,由上海乘船赴日本,以酬答不久前,汪偽政府成立時,日本阿部特使率領國民使節團來華慶祝「還都」的外交活動。穆時英也以《中華日報》代表名義,隨答謝使團再度訪日。五月二十一日,經神戶,抵東京。六月四日,由福岡飛回南京。這其間,答禮使節團的活動在《國民新聞》上,作了連篇累牘的報導,六月四日還專門發表〈歡迎答禮使節團返國〉的社論,稱此舉「完成了中日重整邦交的第一步」,「是中日合作,和平建國的開始」。對於這次的訪問,日人今日出海曾見到穆時英,他描述說:「我去他下榻的帝國飯店造訪。在一間寬敞的房間裡,穆君接待了我。他一臉憂鬱地說道,如今的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很難把他們引為同志的。與上次相比,穆君大不相同,我覺得他已經清楚地品嚐、理解了現實中的痛苦。這時,他已不再做官,成了報社的社長。我們又就戰爭引起的蕭條、物價飛漲及各種各樣的問題依次交談,一直談到文學。這天晚上,以林柏生先生為首的中國答謝使節團舉行了宴會,我遠遠看到穆君彬彬有禮地在一個角落與河上君、阿部君說話,看樣子好像很高興。我想他在中國恐怕是既沒有談論文學的機會,也沒有談論文學的對象吧。」


據興亞院的增谷達之輔說,穆時英隨使節團赴日訪問期間,其家人曾接到恐嚇電話,威脅說如穆時英不放棄現在的工作,停止攻擊重慶,攻擊英國,就要殺了他。穆時英回到上海也曾接到類似的電話,另外他還收到過長篇的恐嚇信。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晚,穆時英、劉吶鷗、黃天始、黃天佐和松崎啟次在上海愚園路一個小夜總會聚會,為了給剛從日本歸來的松崎啟次接風。松崎啟次曾在兩個月前因妻子病故,回到日本。而在隨答禮使節團訪日的忙碌行程中,穆時英特地前往探望松崎啟次,並前往他亡妻的墓地祭拜。松崎啟次說:「我們五個是志同道合的團隊。那個晚上,我們雖在夜總會,但既沒有喝酒,也沒跳舞,只是聽著猶太人的音樂,圍坐在桌旁。可以坐在這裡,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了。……時間大概已是午夜十二點之後了,我們五個人從夜總會裡出來了。當時,穆君握著我的手說:『對不起。我從回到上海那天起就害了眼病不能寫文章了。』……『不,我很掛念這件事的。向您妻子表達最後的好意,在我一生之中僅此一次,卻未能如願。您知道我有多麼於心不安嗎?』……誠然,因為我妻子的去世,所以這是他能表達的最後的好意。我在口中重複了一遍這個不可思議的文學式表達,就與他握手道別了。」


第二天(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四十分許,穆時英下班乘人力車經三馬路福建路一百九十五號弄附近時,突遭狙擊,右肩及右小腹各中一彈,因射中要害,流血過多,不及救治殞命。穆時英只活了短短的二十八歲,在他被暗殺後的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內,人們都認為他是一個「漢奸」而罪有應得。因為在一九四○年,日偽政府下的上海風雨飄搖,正是國民黨政府的特工人員與汪偽特務機關之間的「特工戰」愈演愈烈之時,設在租界裏的日偽系統報社也成了國民黨特工人員襲擊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七○年代初,嵇康裔卻在香港撰文為穆時英辯誣,該文章說,穆時英真正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中央黨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軍統誤殺的。作者自稱是穆時英在中統的上司,穆時英返滬任職於汪偽報界是他親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憶屬實的話,那麼,穆時英真正的身份應該是重慶方面臥底的中統特工。他是被軍統所誤殺的特工。從漢奸到間諜,穆時英的身份讓人們議論紛紛卻又各執一詞,成為一宗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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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論家樊仲雲的人間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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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仲雲

樊仲雲成名甚早,著作也不少。當年還是個著名的政論家,他曾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的聯署人之一,該宣言也稱為「一十宣言」或「十教授宣言」。後來投靠汪偽政權,一九四○年,樊仲雲以教育部政務次長的資格出任中央大學校長,這是他的全盛時期,然而也因為這個最高點,造成了他此後一蹶不振的墜落。他是以涉嫌貪污而辭職下臺的,即是中央大學的所謂膳食風潮,以這種形式黯然去職,對於一個享有一定聲譽的國際政治經濟專家來說,是相當難堪的。抗戰勝利後,他卻人間蒸發,他逃過了被緝捕的命運,飄然遠引於香江。


樊仲雲(一九○一─一九八九),字得一,又字從予,筆名獨逸。浙江省嵊縣人。早年畢業於嵊縣中學。又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政治經濟系。一九二三年參加文學研究會,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擔任教官。先後任商務印書館編輯、新生命書局總編輯。陶希聖在《潮流與點滴》書中說:「我與《東方雜誌》社和《小說月報》同人的來往比較多些。他們大抵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注中說:「《小說月報》社的鄭振鐸、葉聖陶、周予同;《東方雜誌》社的樊仲雲、胡愈之、沈雁冰等人,是往來較多的。有時在北四川路新雅吃茶談話。」新生命書局由周佛海、陶希聖創辦於一九二八年。樊仲雲主持,陳寶驊經理。出版《食貨》半月刊、《社會與教育》月刊、《新生命》月刊。


新生命書局還出版《中國問題叢書》,收有陶希聖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沙發諾夫著《中國社會發展史》;馬扎亞爾著《中國經濟大綱》;周谷城著《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中國社會之現狀》;嚴靈峰著《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朱其華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至一九三四年底,共出二十多種。還出版恩格斯《家庭、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李膺揚(楊賢江)譯,周佛海校,書前有陶希聖及譯者序;烏里揚諾夫(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冊,彭葦秋、杜畏雲譯,後出下冊;胡愈之著《莫斯科印象記》等書。一九三七年歇業。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之後又恢復,成為其宣傳「和平」言論的喉舌之一。新生命書局還出版許多政治類的書籍,如周佛海的《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三民主義基本問題》、薩孟武的《三民主義政治學》、《政治學之基礎知識》、鄧初民的《國家論之基礎知識》、陶希聖譯的《國家論》、樊仲雲的《最近之國際政治》、《最近之國際政治續》、《國際政治之基礎知識》等。


一九二九年八月,樊仲雲在復旦大學任教授,教「現代政治」課,當時法學院長為吳頌皋。在這之前,他還在勞動大學教「國際問題」課。同時也在《中央日報》當編輯。


一九三○年八月十五日,樊仲雲與薩孟武的妹妹薩孟珍(薩孟珍實為薩孟武母親葉氏兄弟之女,過繼給姑姑葉氏為女,故姓薩)在上海結婚。樊仲雲的婚姻,在當時也真稱得上是一個傳奇。他們不但不是媒妁之言,而且居然廢除一切禮儀,只是對外發了一個結婚啟事,就實行同居了。文史研究者黃惲認為樊仲雲與薩孟珍的認識,是否出於其兄薩孟武,不得而知。因為新生命書局開設在上海,作為書局編輯的樊仲雲自然也在上海,而此時,薩孟珍也在上海,在商務編譯所任職,所以兩人的相識,很可能緣於社交或工作(業務聯繫),或者由朋友介紹,而不是在南京任職的薩孟武,作為兄長,他很可能進而認可了這門親事。


一九三○年十二月,《中國新書月報》創刊號出版,其中有一條消息是〈樊仲雲結婚〉,內容如下:


新生命書局編輯樊仲雲君,於八月十五日與商務編譯所職員薩孟珍女士結婚。茲覓得其通告如左。編者以樊、薩兩君,均服務於出版界,故特為刊出,以志慶賀。
 

我們已於八月十五日實行同居 共相扶持 同其運命 我們覺得一切繁文縟禮 甚屬無謂 故都摒而勿用 若承諸親友與以寵錫 我們心實不安不敢領受 諒之諒之
 

樊仲雲 薩孟珍同啟



一九三一年八月,樊仲雲在上海中國公學擔任教授兼教務長。但在次年卻捲入中國公學的學潮中,據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上海《申報》中國公學全體學生刊登的啟事說:「推究此次學潮之起因,實由樊仲雲勾結教授會常務委員區克宣、傅東華、汪馥泉三人,非法陷害同學(函令捕房逮捕)致激公憤。」又說:「樊仲雲乃多方活動為副校長,曾請出數要人,向校董會介紹。」又說:「最近樊等壓迫愛國運動,激起公憤,致被迫辭職,然其霸佔中公之黃金夢,無時或已。乃一面將校長室之印信及教務處之重要文件,並全體同學之歷年成績,悉行捲竊以去,視學校為其私產,行為同於盜賊,古今中外絕無僅有!」一九三二年樊仲雲又兼光華大學、暨南大學教授。


一九三五年,樊仲雲主編《文化建設》月刊,《文化建設》月刊是國民黨CC派「中國文化建設協會」創辦的機關刊物,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日創刊於上海。陶希聖、樊仲雲受命創辦《文化建設》月刊時,提出了「中國文化建設」的概念。《文化建設》月刊最初的封面設計是一些青銅器的拓片圖案和寶塔圖案,似乎預示著中國文化的某種內涵,這些圖案含有中國古代文化精華的意蘊。該月刊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因抗戰而停刊,前後存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共出版三十四期。最著名的是在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推出了有十位教授(陶希聖、樊仲雲、薩孟武、何炳松、武堉幹、孫寒冰、王新命、黃文山、章益、陳高傭)共同署名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一文,該宣言也稱為「一十宣言」或「十教授宣言」。


學者王達三在〈「中國本位文化論」之重提與新詮〉文中,探討了「十教授宣言」產生的近因,他說,一九三四年下半年陳序經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陳序經認為實現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不二法門即是全盤西化,否則中國文化不但不能生存下來,而且是逆世界歷史潮流而動。陳氏一書,引起了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瞭解之同情」(陳寅恪語)和「溫情與敬意」(錢穆語)的學者的強烈反彈。「十教授宣言」即是這種反彈的代表性的立場與表述,並成為「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真正開始的標誌性事件。當然在現實層面,山河破碎、國事陵夷、內憂外患、民生困頓、政治腐敗等因素則是觸動「中國文化出路」大論戰的深層次原因。換句話說,這場論戰的參與者都是懷著為中國找一條新的文化之路以拯救國家民族的危局的用心和情懷而參與其中的。 


樊仲雲曾回憶說:「一九三四年幾個朋友閒談,慨歎中國成了帝國主義者的次殖民地,在文化思想方面,也自失其安身立命的根據,為了恢復中華民族的自信力,於是我們提出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據葉青(任卓宣)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經過〉一文說,大致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一十宣言」的起草者們有過三次聚會。第一、二次是在上海新雅酒店,由樊仲雲分發請帖,費用也出自《文化建設》月刊社。第三次是定稿會,在孫寒冰家裡舉行,由孫做東,宴請大家。第一次聚會討論了「一十宣言」的名稱和內容,並公推王新命為起草人,因為他是《晨報》的總撰述和主筆,「能文,也寫得快。」第二次聚會討論王新命所撰的「一十宣言」草稿。文章很長,文學味道很重。葉青主張「宣言只能談原則,談思想,必須抽象。對事實要簡略,從大體上立論。如果詳實了,各方看法不同,要引起爭辯,不免橫生枝節。而且一詳實,便囉唆,把原則掩蓋著了。宣言所宣布的原則須是不容爭辯的真理。」結果大家採納了葉青的意見,由王新命回去刪繁就簡,成一新稿,供下次討論。第三次聚會討論後定稿。宣言的第一節大都出自王新命;第二節的內容出自多人;第三節出自葉青的成分較多。


這篇宣言包括標題、署名、日期等在內僅有兩千八百四十字,並分為三個部分,即「沒有了中國」、「一個總清算」、「我們怎麼辦」。在「我們怎麼辦」這部分中,作者們提出了進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五條原則和三個方法。五條原則中第一條是中國問題具有特殊性和時代性,因此文化建設應注意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第二條是既反對復古也反對非古,主張對中國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第三條是以中國需要為標準來吸收借鑒西方文化,但反對盲從的全盤西化;第四條是中國人應有急迫感和創造力,以便迎頭趕上西方文化並為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第五條是進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目的並不是要放棄大同理想,而是先建設和整合中國以便更好地促進世界大同理想的實現。五條原則可以概括為:「中國是既要有自我的認識,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閉關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決心。」進一步說,就是「不守舊,不盲從」。不守舊就是反對全盤復古,不盲從就是反對全盤西化。根據這些原則,進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應採取「批評的態度,科學的方法」,即「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來進行。作者們在宣言的結尾表示,只有根據這些原則和方法,才能「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復過去的光榮,重新站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 


此宣言發佈後,影響頗大,引起了全國文化學術界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大討論。其主要的激烈批評者是全盤西化論者,特別是陳序經和胡適。陳氏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獨立評論》第一百四十二號上發表〈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一文,該期雜誌輪值主編胡適寫有〈編輯後記〉一文,胡氏並於三月三十一日在《大公報》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一文,對「十教授宣言」進行了猛烈抨擊。王新命遂單獨起而回應,發表〈全盤西化論的錯誤〉一文進行反擊。文章指出,儘管陳氏是極端的全盤西化論者,胡氏是以折衷為目的的全盤西化論者,但二者患有一大通病,即偏執地認為中國文化就是陳舊的、落後的、罪惡的,並無知地認為中國文化就是那些封建割據、無序社會、讀經復古、性史春藥之類的東西,從而得出必須整體性拋棄中國文化而實現全盤西化的結論。


《文化建設》月刊是一本學術、文化建設、時政及文藝的綜合刊物。故也有大量其他的學術、文藝的文章。如陶希聖的學友黃現璠發表的〈南宋末年河北山東義軍〉、〈元代被壓迫階級之漢南人〉;樊仲雲欣賞的作家紀庸(果庵)發表的〈動盪中的「文化城」〉、〈「冀東」管窺〉等等。黃惲在〈紀庸與樊仲雲〉文中就說:「自從北師大畢業之後,紀庸教過小學,也教過初中,一九三四年,他應張志廣校長之聘,來到當時的察哈爾省立宣化師範學校任教。一九三五年秋,紀庸看見上海出版的《文化建設》月刊有徵文啟事,要求寫些學校教師的生活雜感。於是,紀庸就寫了一篇〈教學生活漫談〉,不久在《文化建設》一九三五年十月第二卷第一期刊出,這篇文章可以看作紀庸的處女作,意義重大,不是說此前紀庸就沒有刊出過文章,因為他是一向喜歡『弄弄筆墨』的,卻一直『苦於文章沒有出路』。這次成功,使他的寫作注入了激情,隨即,紀庸又按照《文化建設》的『小學教員的希望』徵文要求,寫了〈希望呢?奢望呢?〉一文,刊於同年《文化建設》十二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三期上。經常寫稿的人都知道,投稿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天女散花,廣種薄收;第二個階段則是有的放矢,按需分發。紀庸去應徵文,還不過處在第一個階段的初始。隨後,紀庸就收到主編樊仲雲的親筆信,對這位年僅二十六歲的師範教師的文章獎勉有加,並直接提出要請他做《文化建設》的特約通訊員。紀庸遇到樊仲雲究竟是他的幸運還是不幸,這且不說,至少紀庸從此登上了文壇,而樊仲雲在某種意義上也確實是紀庸的『伯樂』。從此,紀庸連續給該刊撰稿,而樊仲雲對紀庸的賞識有增無減,甚至還推薦他寫了一本三萬多字的《察哈爾與綏遠》,這是紀庸寫作出版的第一本著作。」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穆時英轉任《時代日報》副刊《二十世紀》任編輯。《時代日報》原為小報界著名人物來復(即來嵐聲,又名來小雍)於一九三二年創辦的四開小報,後為曾擔任過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收買,改為日出三小張,《晨報》停刊後,又改出一大張,當時樊仲雲擔任《時代日報》主筆,徐蘇靈擔任總編輯。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共兩黨決定以當時的文化統一戰線組織「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名義創辦《救亡日報》。按照夏衍的說法,這是十年來國共兩黨在上海這個地方「第一次公開對話」。雙方見面後,潘公展主動提出請郭沫若擔任《救亡日報》社社長。儘管潘公展對郭沫若的政治傾向瞭若指掌,但此時,潘公展也看到國共合作抗日是大勢所趨,而郭沫若任社長,是理所當然、眾望所歸的事。因而他想先發制人,提出由郭沫若任社長。接著,潘公展提出,既然是國共合作辦報,就應該有兩位總編輯,兩位編輯部主任,經費由雙方負責,並提出了國民黨方面的具體人選。潘漢年知道潘公展的用意,為了避免報社的領導權為國民黨所掌握,便提出既然雙方都已推舉郭沫若任社長,那麼有關報社的其他工作人員,應由社長決定。潘漢年這一意見合情合理,潘公展只好表示同意。當時,國民黨派往《救亡日報》的有樊仲雲、汪馥泉、周寒梅等人。於是夏衍(代表共產黨)、樊仲雲(代表國民黨)同為總編輯。另邀了三十名知名人士巴金、金仲華、茅盾、夏丏尊、鄭振鐸、張天翼等組成編委會。汪馥泉時任《救亡日報》編輯部主任。樊仲雲幾乎是不負責任的,只在出版後幾天,每晚八、九點鐘到大陸商場的編輯部來走一走,就算完成了他的任務。很顯然,他對抗戰沒有信心。幾天以後,樊仲雲再也不到《救亡日報》了。


「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蔣介石投入七十萬軍隊浴血抗戰,堅守三月後不得不全線撤退。此役,中國軍隊傷亡達二十五萬人,日軍僅為四萬餘人。這更堅定了周佛海對此前「戰必敗,和未必亂」的認識,極力主張對日求和。周佛海在南京西流灣八號的私宅為防日軍轟炸,特意建了一個堅固的地下室。淞滬會戰時,梅思平、陶希聖、羅君強等人乾脆搬到此處,而與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顧祝同、熊式輝、高宗武等一批高級官員也不時來此聚會。他們大多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其實「除了頭腦極簡單的糊塗蟲外以,沒有不明白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倖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記》)。「恐日病」的周佛海等便在組織「低調俱樂部」,樊仲雲、李聖五等因為臭味相投,於是也躋身而為「低調俱樂部」的基本份子。一九三八年二月,梅思平奉汪精衛、周佛海命,與林柏生前往香港,創設直屬於「藝文研究會」之國際問題研究所。「藝文研究會」的全盛時期,在成都、長沙、西安、廣州、香港設有分會,尤以香港分會的活動力最強。以搜集日本情報為名,暗中勾結日本、宣傳反共言論為實,由林柏生任主任,梅思平任副主任兼幹事,樊仲雲(得一)、張百高為幹事,朱樸、連士升、李聖五、高宗武、龍大均、胡蘭成為研究員,又創辦「蔚藍書店」,出版梅思平主編之「國際叢書」、樊仲雲主編之「國際週報」、朱樸主編之「國際通訊」、湯良禮主編之英文「民眾論叢」,人稱梅思平、林柏生、朱樸、樊仲雲為「四大金剛」;林柏生在香港還創辦《南華日報》,後來成為汪組織的海外喉舌,登載汪組織的動態及宣揚和平運動的言論。抗戰初起,胡蘭成和樊仲雲均在香港,樊任國民黨的《國民日報》主筆,胡則在報上寫文章,兩人既是同鄉,情誼也最深厚。


當時在樊仲雲的想法,以為一則中國抗戰已經絕望,與其繼續作戰,毋寧向蘿蔔頭的「東亞新秩序」屈膝,二則自己做了多年的教授,只落得一堆書籍,兩袖清風,看看舊日的出窠弟兄一個個都竄了起來,有的次長,有的廳長,相形之下,未免不平。三則自己在一九二七年寧漢分裂時雖在陶希聖手下做過幾個月的宣傳科長,但這樣的官即使做到現在亦不足道哉,何況僅僅做幾個月?「十年無官老且貧」,這時他確實頗想廁身宦海,過過官隱,於是就毫不猶豫的加入汪偽的陣營了。樊仲雲自恃是學者,以為汪精衛對他必另眼看待,而把他當作重要的幹部,那裡知道汪精衛到上海後,和日方講條件的「六三花園」的歷次會議,一次都沒有請他去參加,這不啻對他當頭澆了一盆冷水,樊仲雲在失望之餘知道參與機密已經無自己的份,於是極力計劃在偽府正式開張後,能夠先入為主,攫取到一個重要的職務。這時已經在一九四○年一月中旬,離開偽府開張之期不遠,他一連三次上書給汪精衛,除了對汪逆的關懷表示「感激涕零」外,還對推行教育工作提供了幾個具體的計劃,自以為汪逆看到他的信和計劃書必定要拍案叫絕,大加賞識,而偽教育部長一席,便非他莫屬。哪知信和計劃書送上去以後,半個多月還是毫無動靜。有一次樊仲雲特地跑去問陳春圃:「汪先生看到了我給他的信和計劃書嗎?」陳回答說:「汪先生看到的,他非常滿意準備還都後將你的計劃付諸實施。」樊仲雲聽到這話才稍微安心。一個月後偽府籌備「還都」的活劇愈演愈烈,人事的安排亦較前更為緊張。又有一次他去問傅式說:「教育部長內定了嗎?」傅點點頭說:「據我所知教育部長一席,汪先生內定請你擔任。」樊仲雲至此始深信不疑,以為偽教育部長一席,已非他莫屬。那裡知道偽府開鑼前夜,正式發表趙正平為偽教育部長,樊仲雲不過是一個次長,這使樊仲雲大感不滿,他向摯友李聖五、傅式說等說:「我雖然沒有做過大官,但事務官決計不做。」李聖五向他說:「教育部次長是政務官,不是事務官。」樊仲雲還是搖頭說:「這樣的差使我實在志不在此。」李聖五、傅式說等都知道這是樊仲雲在跟趙正平鬥氣,但趙正平是由周佛海推薦的,跟趙正平衝突終不是辦法,於是就由李、傅兩人出面去向老太婆陳璧君疏通,終算讓樊仲雲任偽教育部次長外,再兼偽中央大學校長。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偽南京維新政府曾提出創辦偽國立中華大學辦法大綱,並設立「國立中華大學籌備處」。後因日本當局反對校名「中華」用詞,一九三九年初偽維新政府教育部又擬議創辦偽國立南京大學,於同年十二月成立籌備委員會。一九四○年四月汪偽行政院決定解散南京大學籌備委員會,設立「中央大學復校籌備委員會」,準備籌辦偽國立中央大學。同年七月,偽中央大學在南京原中央政治學校舊址成立,樊仲雲、錢慰宗分任正副校長。同年九月開學,入學新生六百七十四名。據中大學生柳君南回憶,樊仲雲在開學後第一次精神講話的場景:「在那會作回聲的羅馬劇場式的大禮堂中,穿了西服的『白面書生』式的樊先生,顯得異常的渺小。他的略帶低喑的紹興官話,幽幽在靜肅的空氣中,顯得十分軟弱無力,樊先生的不能作為一個政治家,這也許是一個原因吧。但是他的講詞,言簡意賅,大致是說,大學的英文名『由尼凡雪丹』是從『由尼凡史』即『宇宙』這字變化語尾而來的,大學各學院,包括整個宇宙的各種學問,大學各院之間,以及教授學生之間,為有機的結合,如宇宙一般,在橫的方面有類別,在縱的方面是沒有階級可分的。宇宙是無所不包的『大塊』,顧名思義,大學各院所研究的學問,也是無所不包的。」


偽中央大學初建之時,共設六個學院:文學院、法商學院、教育學院、理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十五個系,三個專修科。樊仲雲不甘受「扒灰部長」趙正平的指揮,過了不久就索性辭去偽教育部次長一職,而專任他偽中央大學校長的職務。到一九四一年以後,偽中央大學在校學生人數略有增加,近一千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侵佔金陵大學校舍,偽中央大學於一九四二年八月遷入金陵大學校址。


樊仲雲出任教育部政務次長、中央大學校長,這時的他,又想起了紀庸。黃惲說:「沒有樊仲雲就可能沒有後來的紀果庵。紀果庵不過是因為投稿,而被樊仲雲賞識,然後,就一舉從邊塞宣化的師範教師,拔擢到了京城南京做教育部秘書,加上中大教授,中大總務主任的,完全稱得上是不次拔擢。紀先生要資歷沒資歷,比起那種留學博士碩士,他甚至只是很一般的國內的師範本科,一下就任為中央大學教授,樊仲雲厥功甚偉,也見他任人唯才,任人唯賢,以紀果庵的才能也完全能勝任與稱職,可稱得人。」二十多年後,紀庸在他的自傳中說:「以後樊逆做了漢奸,我也依附於他,其因緣種於此時。」而當時中大學生柳君南對校長樊仲雲的印象是:「平日學生與他見面的機會是不多的,課餘常見他偕了總務主任紀國宣,即新近在京滬各大雜誌上頗露頭角的果庵先生,悠然散步於園林間。他很愛好花木,在他的計畫中間,要建設一個『園林化』的中央大學,來改善我們的讀書環境」。這樣的描寫是可信的。


有報導指出,偽中大油水之肥,實在不在偽教育部之下,除了每月經常費一項可以大揩其油外,全校學生的制服費、伙食費等都有油水可撈。學生既多,數目又大,不到一年樊仲雲就由窮文人而變成面團團富家翁,樊仲雲雖非長袖善舞之輩,然而他的太太卻精明異常,揩油本領高人一等,偽中大全校教職員和學生的伙食由她一手包辦,起初每桌四菜一湯,兩葷兩素,後來變成一葷三素,再後來索性三素菜一素湯了,無形中強迫全校師生做「素食主義」的信徒,學生都吃得面黃肌瘦,形同和尚,結果全校師生紛起責難,常在膳廳滋事生風,碗盞桌櫈,滿堂飛舞,學生並寫信給繼任的偽教育部長李聖五,要求派員徹查。但李聖五和樊仲雲是老朋友,這些檢舉信函自是石沈大海。學生等不到教育部的回音,再聯名上簽呈給偽宣傳部長林柏生,要求主持公道,林柏生把簽呈送給陳璧君看,陳璧君看後大發雌威,以為中大校長揩油揩到學生頭上去,這還成什麼話?於是叫林柏生立刻徹查,林柏生既奉「太后娘娘」面諭,那敢延遲半刻,就會同李聖五帶了偽教育部的主任督學李公鐸等到偽中大去徹查各種帳目,調查結果當然屬實。林柏生聲色俱厲的對樊仲雲說:「這次事件樊先生本身實在不能辭其咎,汪夫人已經決定派人來辦理接收工作了,就請你即日離開中大罷。」一九四三年六月,偽教育部長李聖五兼代中央大學校長,九月又由陳柱任校長,一九四四年一月又由陳昌祖繼任校長。


對於「樊仲雲剋扣和貪污學生的伙食費」這事,據共產黨地下黨員打入偽中央大學,並擔任訓育主任的范克曼的說法是:「四十年代初期,蘇聯與美、英等國結成反法西斯同盟,宣佈解散共產國際。影響所及,從大後方的重慶到淪陷區的南京,都不約而同地出現『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的謬論。偽南京中央大學校長樊仲雲也是這種謬論的鼓吹者。我便暗中組織中大學生發動了一次『反對樊仲雲』的鬥爭。公開的理由是說『樊仲雲剋扣和貪污學生的伙食費』,掀起了一場風潮。」


抗戰結束後,樊仲雲竟下落不明,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從人間神秘蒸發了。據黃惲後來聽樊仲雲的後人說是逃往香港,「大隱隱於朝」,改名「樊唯一」,在香港報館任編輯。一九五○年三月底,胡蘭成寄寓在熊劍東一個部下的家裏,食宿暫無問題。他到處去拜訪朋友,尋找門路。他找到了樊仲雲。在胡文虎系下的報紙做事的樊仲雲不知是真無辦法,還是不願向這位小老鄉援手,他向胡蘭成表示目前只能自顧,無法幫他的忙。


筆者曾透過友人在香港查訪樊仲雲的行蹤,甚至問了在港的資深報人羅孚先生,但都一無所獲。或許當年他改用化名在報社任職之故。偶然間我翻閱了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香港文史雜誌《大人》第三十七期,卻登有樊仲雲寫的〈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一文,據作者的案語說:「《大人》雜誌主編(案:曾是四○年代上海的小報文人沈葦窗)因為筆者有此一段經歷,囑我把這兩大出版事業在中國文化運動中的活動筆之於書。」可見到了此時,他已不忌諱地用了真名了。當然沈葦窗一定知曉樊仲雲的,可惜的是沈葦窗已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在港病逝了。


據黃惲說樊仲雲隱姓埋名在香港工作,而夫人薩孟珍一直在大陸培養一子三女,當時連薩孟珍也不知樊仲雲的去向,也算善於蟄伏了。一九八四年樊仲雲回到中國大陸,一九八七年薩孟珍謝世,又過兩年,一九八九年,樊仲雲才走完曲折傳奇的人生之路,享年八十九歲。


補記:


近日於中央研究院查資料時,發現樊仲雲在香港期間出版過兩本書,分別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出版的《中國近代史》及一九七○十二月出版的《中共二十年》。出版者是一德書房,應該是他自己印行的。留有通信處為:香港九龍碼頭圍道二九○號,電話:625710。而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的香港《華僑晚報》刊有一小廣告介紹樊仲雲新著《中共二十年》,廣告詞曰:「《中共二十年》為樊氏繼《中國近代史》後的新著,《近代史》重點在中共建黨與對日抗戰,至勝利後國府流亡臺灣為止。《中共二十年》敘述其佔據大陸以來的經過,由一面倒,大躍進及文化革命的發展,將五年計畫,人民公社,中蘇紛爭,造反奪權,整黨,建黨,越南戰爭,日本復興,尼克遜主義等,作系統而詳盡的評述,末附結論〈中共的將來〉並〈二十年大事年表〉,尤便參考,全書約三十萬字,分訂上下兩冊,售港幣八元,倘與《中國近代史》合購,減為十元,郵票通用,外加寄費一元三角,如欲購買,可向九龍漆咸道三九一號高發大廈十八樓B2(紅磡差館對面)接洽。」可見這兩本書是以他書房的名義印行,而透過郵購來發行的。


他在《中國近代史》的自序中說:「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及復旦暨南兩大學講授『現代國際政治』,到一九三一年,又在中國公學擔任『中國近百年史』。由於教學的經驗,感到今日研究中國史,決不能侷限於中國一國的範圍,而當放眼於整個世界,尤其是近代史為然。」又說:「這本小書的寫成,因為時間匆促,而來港以後,攜書甚少,自知其中難免謬誤,倘荷讀者與之教正,實所感幸。」而在《中共二十年》的序中,樊仲雲還是強調寫中國近代史要從世界史的立場來執筆,「因此乃不惜以一年餘的時間,搜集報紙材料,寫成此《中共二十年》以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續篇。」末了云:「想起南來港島,忽已二十餘年,不知何時可致太平。」是樊仲雲在抗戰勝利後就逃到香港,在香港的詳細情形今不得知,僅就所見之資料補記於此,聊備一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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