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早慧留佳話
汪先生名兆銘字季新，號精衛。其先世於元末自婺源遷山陰。父省齋，諱琡，游幕於粵，始著籍為番禺人。省齋公歷游幕於三水、曲江、英德、四會、陸豐等縣，汪氏誕生於三水縣署；五歲在家塾就讀，九歲即由庭訓，授以王陽明傳習錄等書，或默寫陶淵明陸放翁詩，又從其五姐丈袁尹白學書法，並教以懸腕作大字，初習董香光，繼習顏魯公；自謂國學根基，得自庭訓之益為多。十一歲以後，在廣州從胡皎如（家駒）讀，並習舉業；十四歲先後失怙恃，隨伯兄憬吾（兆鏞）客居樂昌縣，旋從番禺章梅軒（琮）讀，致力文史經世之舉。十九歲偕二兄仲器同應番禺縣試，汪氏文拔置第一，而仲器第三，迨折彌封始知兩人為兄弟，主試者謂弟不可以先兄，乃與仲器互易，亦童子試之佳話也。是年府試，汪氏又拔第一，院試遂受知於學使歸安朱祖謀，而受聘於廣東水師提督李準為西席，嘗以束脩之所得及書院月課之膏火，贍養其二寡嫂一孤姪，凡此皆足以見汪氏始學之初基，與友愛之天性，可為青年之楷範者。
十五歲即能詩
汪氏弱冠後，即考取官費生，留學日本法政大學。先期並與古應芬、杜元林、朱大符、李文範、胡毅生及其姪祖澤、道源等在廣州豪賢街西庵書院組織群益學社，以講求實學，相互策勵，進而為同志之集合，決定革命之趨向。
汪先生天才橫溢，學術湛深，長於寫作，工於詩詞，尤擅演講。待人接物，極富向心力，數十年來演講訓話，詞鋒動人，不獨出口成文，即講演稿亦親自撰述，發揮情理，淋漓盡致，真是筆大如椽，速而能工者。嘗主持《民報》，與梁任公論戰，犀利深刻，相與頡頏。十五歲即能詩，其隨長兄客居粵北樂昌時，重九日有詩云：
笑將遠響答清吟，葉在欹中酒在襟。
天淡雲霞自明媚，林空嚴壑更深沈。
茱萸棖觸思親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時入夢，偶逢佳節得登臨。
世稱汪氏於庚戌蒙難時（按：即謀刺攝政王），在犴狴中吟哦寄慨，發憤為詩，其實非也。蓋其家學淵源，既有嚴父之面命，又得長兄之切磋，天籟人籟，有自來矣。嘗有輯汪氏詩者，以此重九詩冠諸首，亦謂志學之年，為難得之作也。汪氏遍歷中外，所成詩詞極多，在南社中亦稱選，已有《雙照樓詩詞彙》傳世。
汪先生兄弟之間，對於朝制變革，亦復各異其趨。此恰與胡漢民昆仲，可謂無獨有偶。胡漢民原名衍鴻，庚子以後，在粵主編《嶺海報》，努力鼓吹革命。其兄衍鶚，則力主尊君，為文駁之，互相筆戰，同胞竟若敵人。民國改元，衍鴞居鄉，每朔望，必衣清代朝服，北向跪拜，以示不忘故君。氣同連理，而行若參商，亦各言其志也。
汪先生昆仲，與胡氏若出一轍。其長兄兆鏞（憬吾）於光緒末，客粵督岑春煊幕，為人篤於舊思想，視君臣之分，為天經地義，不容侵犯。汪氏二十二歲居日本時，與朱大符（執信）加入同盟會，並與章太炎等同為《民報》撰文，鄉里皆以革命黨目之。一日岑春煊飲酒薄醉，面逼兆鏞交出乃弟，不爾，將不利；汪在扶桑聞變，亟修家書，聲明自絕於家庭，免累及長兄，函末署名「家庭之罪人」；其中有云：「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望縱之，俾為國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可見其少年之慷慨，終與胡漢民氏同為革命之元勛，與黨國之柱石，有由來矣。
早年革命生涯
汪先生在民國紀元前九年（公元一九○三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考取留日官費生，肄業日本法政速成科，翌年畢業，入法政專門學校，又三年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得法學士學位，時年二十四歲。在校時即晉謁中山先生參加革命；後此乃終生不渝。謹節錄其在辛亥以前各事蹟如次：
一：民前七年七月，中山先生首創同盟會於日本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內，汪氏偕朱大符往謁中山先生於神田錦輝館，遂入同盟會為會員。
二：是月三十日，同盟會開籌備會，公推汪氏起草會章，八月二十日，在赤坂區霞關板木金彌邸，開成立大會，公推中山先生為總理，汪氏為評議員。議組《民報》，宣揚革命方略。
三：十月二十一日，《民報》出版。汪氏與朱大符、章炳麟、黃侃、劉師培、汪東、湯增璧、但燾、陳天華、胡衍鴻（即漢民）、宋教仁諸氏，先後執筆政。
四：粵督以汪氏排日作文，提倡革命，乃派朱叔琴（之英）馳赴東京，勸誘之，請勿談革命，餌以優給留學官費，及畢業後之高官厚祿，汪氏峻拒不見。
五：民前六年，汪氏既畢業，即隨中山先生赴南洋設同盟分會於吉隆坡。又至庇能設同盟分會。
六：在檳榔嶼吳世榮之苾蘭園，與陳璧君相晤，暢談革命，遂同至新加坡，介謁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
七：民前六年六月，汪氏由南洋返日本；十二月二日《民報》開週年紀念會於東京錦輝館。
八：民前五年，隨中山先生往星洲，轉安南，密設分會於河內，經營粵、桂、滇軍事。是年七月十二日，南洋《中嶼日報》出版，與保皇黨之《總滙報》相對峙；汪氏與胡漢民先後主筆政。是年再至香港，致力革命事業。
九：民前四年，汪氏二十六歲，隨中山先生赴南洋，與吳應培同赴仰光，籌設同盟分會，又設南洋支部於新加坡。是年七月，《民報》被封。
十：因為彼時各方情勢，不甚順利，中山先生即派汪氏及鄧子瑜赴荷屬文島等處，籌款接濟。詎是時各地失敗之同志，多亡命於南洋英荷各屬，對同盟會幹部之措施，頗懷不滿；加以章炳麟、李中柱大唱光復會，心懷畛域；迨汪氏至文島，工作不免受其阻撓，於憤激之餘，秘赴香港，因是而有組織暗殺團，一擊清廷重臣，經多次計畫，進而有暗殺攝政王之舉。
以上經過，凡歷東京、香港及南洋各地，直接追隨中山先生艱難奮鬥達六七年之久，乃激於圖南之不易，欲以北上之一擊，挽南洋之頹勢，動天下之人心。迨民國成立，被推為同盟會北方支部長，並任南北和平會議代表，此時乃辭去一切政職，爰及室家之私，結婚之後，回南省視兄嫂，隨即漫遊歐美，考察政治經濟。計自民元八月赴法，繼至英，復渡北海，歷挪威，至俄京。以中山先生之召，遂乘西伯利亞鐵道歸國，蓋已歷時六年餘矣。民初以良史著稱之沃丘仲子費行簡稱汪氏與張繼（溥泉）二人為真革命家，當非鑿空之論。
謀刺攝政王始末
當庚戌謀炸案之前一年（宣統元年），汪氏初以新任湖北巡撫滿人端方（午橋）為目標，與黃復生、黎勇錫、喻培倫、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在日本組織一小暗殺團；復生、培倫對製造炸藥，素有研究，然在日本試驗困難，乃偕仲實、復生、璧君、君瑛至香港，密設機關於跑馬地黃泥涌道，時約李紀堂赴屯門鄧三伯之農場，試驗擲彈、及電氣發火、化學發火、鐘表發火諸法。復生、培倫聞端方將取道京漢路南下，曾先期至漢口守候，欲擊之於車站，嗣因端方改由海路而來，遂相左，乃以所攜炸彈鐵殼及彈藥等物，託孫武（堯卿）保管而去。汪氏以經營暗殺歷時一年餘，往返日本香港兩次，遂決心於是年十二月偕黎勇錫、喻培倫、陳璧君等往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為掩護，以謀暗殺事。在北上舉事之先，國父及黃興、胡漢民、朱執信皆曾勸阻，執信且有詩訣別，而汪氏悲壯襟懷，誓殲滿虜，不顧也。
汪氏北上之後，最被本擬謀炸慶親王，但以慶王侍從如雲，警衛森嚴，無從得隙；時適載洵、載濤自歐考察海軍歸國，汪氏乃攜一鐵壼盛炸藥至車站相候，是日大雪竟日，且彼等登站時，人員眾多，難於辨識，失望而返；其後復與同志計議，謂「擒賊先擒王」，因之謀炸攝政王載澧之舉，遂由是而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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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攝政王當時所居，係醇親王府，地在北京地安門外什剎海畔，每日上朝，必經鼓樓大街，適該處翻修馬路，而上朝亦變更路程，最後遂決定以什剎海之銀錠橋為行事地點。在銀錠橋北面，有現成陰溝，汪氏決於該處埋藏炸藥通以電線為導火線，待載澧過橋之際，即引線炸之。計畫既定，為行事及行動方便計，汪氏並在什剎海畔清虛觀租賃一屋，以便匿居。
時在宣統二年（庚戌）二月二十一日。佈置已定，即於午夜偕同志喻培倫、黃復生同往該橋下掘孔，因犬吠狺狺而止；次夜，將炸藥鐵罐埋好，但因電線過短，不能應用；第三夜，再往接電線時，忽見橋上有人窺伺，仍一同走避，旋見警察與衛兵提二燈籠，下橋察視，良久而去；此次因為埋藏炸藥不密，以致行刺不成，終於事發被捕。
被捕的幾種說法
汪氏被捕經過，亦有幾種說法。一說謂：是年三月七日，攝政王上朝，路過銀錠橋時，在前面開道之衛隊，忽見路旁有新翻之泥土，隨即動手搜查，結果埋藏之炸藥，悉被撿出；由於彈殼所示，查明係西城臨記鐵工廠所造，據此線索，全案因以破獲。最先被捕者，係黃復生；在黃被捕之同日，汪先生至鐵工廠探聽動向，因亦被捕。
又一說：根據案發之次日，北京《正宗愛國報》──當時北京各新聞紙皆載有──即發表有下面一段新聞：「初七日（按指宣統二年三月）上午十一句鐘弁兵五六人，持槍由玻璃廠火神廟西夾道守真照相館內，捆綁一人，年二十許，東洋裝束，無髮辮；尚綁有中裝者三人，先後押入轎車而行，勢派極嚴，不知係何重案。」云云。
第三日，該報又發表新聞：「昨所載琉璃廠守真照相四人被獲一節，中有一人東洋裝束，餘均平結髮辮（前半全留後半僅留寸許），皆係少年，南方口音，當綁獲時，且搜出槍械。」
十日，《正宗愛國報》又續發新聞一則：「據查原辦此案，係內左一區警員某帶同巡警由該照相館拿獲汪某一名，廣東人，東洋裝束，帶有假辮，當被巡警揪掉……又在東北園路西小胡同黃弗甲家內搜出皮包，內裝火藥、藥水、剪子、小刀，並起出手槍等物，一併押解內左一區，即日下午兩點鐘，將全案解送內城總廳，四點後，民政部正堂肅王、烏林兩侍郎、內城章廳丞會同審訊。……汪某等在廳拘留，不知以後如何。」
綜上諸說，應以庚戌三月初七在守真照相館被捕為正確。
供詞散失的經過
汪先生被捕之後，早置生死於度外，雖經審訊，仍堅決表白自己的意志，據情直述，力陳國是，寫一篇長數千言之供詞（原供詞輾轉散失，詳見後述。外間多有發表者，或有官書上之改纂，但亦不失其真，文長不錄），浩然正氣，侃侃而談，猶令人想見汪氏英年為國之壯志，至於老、至於死而未有已也。
計汪先生於庚戌三月初七日被捕，二十二日正式被判入獄，鐐銬鎯鐺，禁閉在法部北監，迄翌年九月十六日，清廷降旨釋放；綜計在獄時間，達一年有半。
被釋之日，《北京愛國報》曾以〈重見天日〉一題，記述當時出獄的真相。節錄如下：
「法部於十六日上午，將在部覊禁之黨人汪兆銘、黃復生、羅世勛三人遵旨釋放，提牢官歡迎三人至典獄司門外，彼此互揖，感情極洽。旁觀人甚多，無不讚歎！聞汪君等出獄後，寓於騾馬市大街長發棧。」
此當年最正確之新聞。
關於供詞散失的經過：汪先生係由內城總廳逮捕，經民政部鞠訊，交法部下獄；當時所作供詞，今已成罕見之珍貴文獻。據傳供詞有三份：一存民政部，因肅親王時任民政部尚書，愛惜其人及供詞，特令中抄一副本，將原件送私邸存之，相傳這一份，字極工整。又一份存法部，輾轉歸檔案保管處，後又運往南京，殘篇斷簡，遂致失其所在。另一份存大內乾清宮，即肅王與司法大臣紹昌合奏之稿，其後案件移入養心殿，民國四年，醇王擬修清季史略，案件又移北府（即什剎海攝政王府），其中包括此案之右翼技勇隊報告、提署及法部問供、民政部及法部兩部奏摺、連同硃批皆在內，民十三年以後，醇王府什物大部運天津，後又掃數他運，乃散失無存矣。
兩次英雄之淚
汪先生自入獄後，除對「中國的將來」憬然有念而外，其於個人的生死，早已漠然處之。惟曾兩次失聲痛哭：一次誤聞胡漢民死於辛亥廣州之役，悲泣之餘，並賦詩誌痛，後乃知死訊非確；一次於入獄數月後，夢中作囈，大放悲聲，獄卒驚問之，則謂：思及昔日同志周彬因革命而投海自殺，死前有詩寄余，適夢其自殺慘狀，悲從中來，不知涕之何從云云。此以見其在臨難期間，猶念念不忘忠實同志，誠英雄之淚也。
與陳璧君的戀愛
陳璧君女士力圖營救及汪氏在獄有關詩詞佳話：
陳璧君如士，為南洋著名華僑陳耕基先生之女，在民前黨人中，為少見之革命女志士也。民前六年，汪先生隨國父在南洋辦理同盟會，陳女士最先得其令堂衛太夫人之同情，進而參加革命實際行動，由是與汪先生相識，初由志同道合之友誼，發展為同志以上之感情；中間經過女士由檳榔嶼赴日留學，與汪先生數次往返日港，乃至密謀北上舉義，實已發生深厚之感情。待庚戌汪先生被逮入獄，南方同志奔走營救，為了集款做運動費，璧君女士等籌措最力，女士之母至鬻所有首飾，其第三庶母之私產亦出售一部，擬以鉅萬金錢脫汪氏於獄，其一家之熱情，可以想見。
其時璧君女士已隨鄒魯到京密謀營救，以雞蛋十餘隻賄獄卒送達，汪氏得於雞蛋中發現璧君女士之筆跡，乃報以血書「信達平安」四字。更附以〈金縷曲〉一闋，詞云：
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萬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窮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訝心期夜夜常攜手。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僝僽；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
這兩位患難同志，直到汪氏被釋出獄，於民國元年結婚，時汪先生正三十歲也。他們的戀愛，完全是從事業上艱苦奮鬥而結合。青年對此，可以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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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中日和平
汪精衛對於處理中日事件，主張和平解決，是胸有成竹、早定決策的。與那臨事慌張築室道謀的見解不同。他在民二十一年元旦就任，共赴國難、統一政府的行政院長時候，就早具決心。當「九一八」東北事變突發之初，繼之熱河失陷，舉國沸騰，各地學生蜂湧至京請願，尋至南京亦一度陷於混亂狀態中；汪先生的根本思想早具有中日兩國應建築在合作基礎上，而非相爭相鬥所能解決。他最初對於「巴黎和會與中日問題」，即曾表示「中日問題，何故提出於巴黎和會乎？中日兄弟之事，何故不能自了，而請求巴黎和會之公斷乎？」所以他任行政院長，即認為「國聯調查團無濟於中日之爭，遂取代羅文榦而自兼外交部長與日折衝，一面以黃郛（膺白）為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氏亦溝通中日主張和議的長才，由是於民二十二年五月簽訂「北方停戰協定」，並以「淞滬協定」結束「一二八」十九路軍淞滬之戰，這些皆是攸關中日直接交涉、定向和平道路的初步始基。
蔣先生於華北緊急時，曾一度前赴保定，至民二十二年三月底，汪先生復任行政院長，中央政局粗定，蔣先生於亦由保定回京，旋於四月四日乘艦赴江西，並表示「抗戰必先剿共」。這已明白表示當時中央的態度，一致為「先安內而後攘外」矣。
抗戰必先剿共
這其間有一個重要關鍵，那是張學良的問題。張於「九一八」時，正在北平享樂，久有不抵抗將軍之名，乃不知自訟，依然擁兵自雄。汪先生於民二十一年六月中旬，參加廬山會議後，即偕顧維鈞等飛北平，冀以外交的途徑，與「國聯調查團」有所陳述，同時要求北方軍人，在自己的防區內有所準備，即見張學良初以不抵抗始，而此時又藉口抗戰，向中央勒索軍費，實已受到共黨之遊說，而與之默契。汪先生洞察其隱，深知其人終必為禍國家，因指責張學良在北方截留稅款，不發軍餉，電請中央促准張學良辭職，文內有「請准張學良辭職，以為打破軍人割據局面之發軔」字樣。措詞堅決嚴厲，惜乎蔣先生對張學良推誠相待，欲以子姪之愛，感其驕縱之心，終至寄以心腹，移防關中，致演出西安事變之一幕，而影響到抗戰與剿共後先顛倒的大計。此汪先生之前見，外間知之者尠，其對行政院長辭職復職之經過，亦與此有微妙之關係也。今再分析如下：
謀和平兩階段
自從民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華北停戰協定簽訂，而滬戰「一二八」之役亦以淞滬協定結束，彼時中日關係漸趨好轉；為禁止排貨運動，並頒發邦交敦睦令，蔣先生亦繼續在贛剿共；中間雖因中樞內部意見分裂，學生群眾異議橫陳，而仍有趨向和平一線曙光。此為汪先生努力和平的第一階段。
迨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汪先生以內外形勢複雜，乃以舊病復發離京至青島休養，並於八月八日向中央提出辭呈，旋因各方挽留，蔣先生亦派張群親筆函面致慰留之意，遂打消辭意，由青島返京。
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六中全會開會，汪氏被推為大會主席，於致詞後全體攝影時被刺。一時又成軒然大波。此一疑案，終由法院方面發表為係閩變分子之所指使。牽涉有陳銘樞、李濟深等，汪先生曾呈請當局從輕發落，以示寬大，這當然是為的滬戰問題。此為汪先生為和平遭受狙擊的第二階段。
決意脫離重慶
汪先生於民二十五年二月出國赴歐，在德國療養。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蔣先生為共黨陰謀所中，受張學良之挾持，中央急電汪氏，立由德國、義大利，從熱內亞搭法輪波士頓號返國；民二十六年一月抵新加坡，再由馬尼拉赴港轉滬。其時共黨以共赴國難，提出國共再度合作之要求。汪先生痛陳對共認識及救亡圖存大計，以防止假借抗戰拆散民眾、分裂國土之陰謀，警告朝野人士，並主張：「備戰乃為維持和平，中日外交，應即速恢復常態。」對徘徊和戰兩途影響中國全局之利害，苦口剖析，但已有眾醉獨醒、無力回天的趨勢。此為由西安事變演成抗戰國策的第三階段。
民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遂從此開始。汪先生以國事日亟，由滬赴潯，參加七月十六日之廬山會議。這時蔣先生應付內外，迫於環境，已承認聯共，決心抗戰。民二十七年元旦，中共首領二十三名恢復國民黨藉，汪先生知和平主張，益不可為。迨上海南京相繼陷落，國府西遷武漢，失望情緒，與日俱增；其時汪氏身任國民黨副總裁，並為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民二十七年七月初旬，在漢口召集國民參政會議時汪被推為議長，當時蔣主抗戰，而汪則以為抗戰是拯救中國不得已之手段，並認和平為最後之目標。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汪亦曾於大會宣言中，闡明中國抗戰之原因及其目的，謂：「自塘沽協定以還，吾人所以忍辱負重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為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為合作原則。」及至武漢不守，重慶偏安，抗戰前途，日呈艱難，汪先生仍迭與蔣氏推動中日和議。卒以共產分子之劫持，與蔣先生之別具信心；以是在渝之和平努力，終告失敗，汪乃決意脫離重慶。此為汪氏在渝對和平建議無法進行終告脫離的第四階段。
由昆明飛河內
汪氏於民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離開重慶。是日適值蔣先生出席某項青年會議訓話，汪以副總裁資格，自可不必到場，而是日又值雲南主席龍雲之參謀長某自重慶返昆明，遂利用此一機會，由交通部次長彭學沛經手，備妥飛機票，偕同飛抵昆明。先是周佛海氏已於六日假視察宣傳工作名義，先期抵昆；此時即由龍雲偕周等迎汪於機場。翌日由龍雲備機護送汪氏飛往河內，遂於是月二十九日發表艷電，呼籲和平。此為汪先生努力和平的第五階段。這可算離渝後和運的開始，也可算對渝方和平絕望的結束。
汪先生這一行動，在當時的陪都，自然是謠諑紛紜，多方疑慮；而當局亦不免封鎖新聞，愈益引起一般人的揣測；迨外國電訊將汪氏出走消息傳佈，蔣先生不得已，遂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國民黨紀念週席上，聲稱汪氏因病告假四個月，赴河內治療。至於距此三日後艷電之突然發表，更非渝方上下人士及抗戰陣營中的將士所得而知矣。
此一經過詳情，已由朱子家先生於《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連續登載，自無待本文贅述。事隔三十餘年，證以勝利後至今之情勢，及所得之苦果，無一不為汪先生所預見。而恒河沙數的愛國志士、後生青年、苦難民眾，食和運之利而不知，膺慘勝之榮而自足，若能細味艷電全文，當恍然於和戰利害關係之鉅，及廟謀決策得失之分。惕然懍然，撫然覺然，或有當於悔禍之情，而稍戢其忘反之態。
我對汪先生艷電，每嘗反覆諷讀。覺其藎籌至計，何等明敏；陳辭中樞，何等懇切；即其留別蔣先生的〈落葉詞〉，若非耿耿忠忱，何能道出一句；若非槃槃大才，何能寫出隻字。這些真使我待盡之年，永抱無涯之感。〈落葉詞〉已在上期錄出，今再將艷電重錄於此，使向未見過此文者，曉然於當年有此明智導師，惜未得當國之採納；更使曾讀此文者，惋然於失落掉的和平殘夢，而有回味著的餘馨；尤其使一向徘徊疑似於和戰兩途，轉而怡然嚮往於勝利之果者，細繹此文，或當瞠然自失，而有皎然之認識，與的然之想像矣。
汪政權內部一窺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汪精衛所成立和平的南京國民政府還都的日子。這一天，就在從前南京考試院（舊武廟）的大禮堂，舉行成立及就職典禮。汪先生在肅穆而感喟的氣氛中，完成這一幕有歷史性的悲劇。同日，重慶國府也頒佈了以汪為首的一百零幾名通緝令；我是第三天才到南京就軍委會委員兼廳長職的，自然也榜上有名了。
汪府的軍事委員會組織，一切率由舊章，自然是汪主席兼委員長，陳公博、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再加上幾名委員；辦公廳主任是楊揆一；陳曉秋為第一廳廳長；我是第二廳廳長；未幾，陳病故，我調任第一廳；何炳賢任總監；此其編制之大概也。
楊揆一，湖北人，留日士官畢業；北政府時，曾任福建軍務幫辦王永泉的參謀長，後來也做過湖北綏靖主任何成濬的參謀長。
陳曉秋，福建籍，曾為北軍的參謀處長，與我同為保定第一期；他久病未癒，等於未任職而亡。
何炳賢是留美畢業的，回國後向來隨汪先生任職，倚畀甚殷。
汪先生自兼軍委會委員長後，對於軍事，異常認真，規定每星期開會一次，必親自出席主持；對於我們的公文及簽呈，必親筆批答；甚至有頂批、旁批，多能切合事實，有若老軍務者然。所以，在草創更張之頃，亦皆案無留牘，事無廢弛。
我廳內的編制，除秘書、副官外，另設兩處，處內分設各科；第一處處長王弼，曾任第二十師師長；第二處處長張綱，曾任第五師旅長；並皆山東人，保定一期畢業；科長以下資歷稱是，無濫竽者。我在第二廳，為時甚短。關於人事上；只訂了些投效軍人臨時法規，及取締那些擅立名號的散兵游勇、地方部隊、游擊隊等等司令、指揮、暫編軍、師、團隊種種投機不法之徒；並建議另由政府設立武官處，以安置有資歷的投效軍人，及被取締而安份來歸的人員。這武官處與軍事參議院，本有叠床架屋之嫌；但是當時新成立之國府，總認為由「南京維新政權」與「北京臨時政權」之三結合所保留機關，係屬遷就事實，自外生成；如梁鴻志之監察院，任援道之方面軍與軍事參議院，甚至北京歸納之政府，對之皆取放任態度，大有「爾為爾，我為我」之勢；故武官處之設立，亦各行其是也。
京滬線漸復舊觀
我這次重回南京，原來住宅，雖未炸毀，但已雀巢鴆居，為一日軍少將所佔，一時尚無住處；故一面函日本總顧問影佐索回，一面託人臨時代覓一所住宅；適有前留在唐老總處服務之趙醫官，於首都陷落時，未及撤退；他是南京本城人，就在維新的南京市政府當上衛生局長；他去找市長高冠吾替我要住宅，高就指定山西路一座小洋房給我，略加佈置，便安頓下來。隨後不久，日人又將我八寶前街的屋子還給我，我去一看，花草樹木，折毀殆盡，室內雖修裝完好，但一想從前文物陳設，一空如洗，軀殼雖存，神髓已歿，一轉瞬間，盛衰之象，竟至於此；村落民居，尚堪問耶！以此我亦始沒有遷回去住，直至蘇北卸職，生活困難，以一百萬儲備票將此屋賣去；時幣值既低，僅維持數月開銷而已。
講起這位市長高冠吾，他是江蘇陸小第三期同學，本是袁祖銘部下第十軍軍長王天培的參謀長；王也是保定一期，北伐開始，調駐徐州前敵，在蔣先生第一次下野期間，為當道指其通敵而槍斃（這也是冤獄）；高冠吾由此出走，淪落半生，此次參加，亦迫於命也。他聽說我到南京，親自為我寓所安排一切，並盛筵洗塵，情實可感；高才調高華，能言善辯，文筆書法，造詣甚深；後轉任江蘇、安徽兩省長，亦亂世之雄也。大陸變色時間為周恩來羅致幕中為秘書，用其才也，不以漢奸視之。
在和平政府初成立期間，各地方尚未接收，和平軍亦未編成，所不同的，只是京滬沿線已復舊觀，南京城內漸趨熱慶而已。上海方面，如外白渡橋、北火車站亦取消了一應行人侮辱式的向日軍脫帽鞠躬，已覺大快人心。在南京有衛隊旅，有憲兵隊，尤其警察廳長蘇成德（留俄）幹練有為，成績昭然，對於安緝災民，恢復商賈，無微不至。夫子廟、中央飯店已成一片雍熙之象；劫後餘生，易感滿足，固不計及於大人先生義利之爭，孰為流芳，孰為遺臭也。
從未見過陳璧君
我接任第一廳，事務較繁，謗書亦至；後來調任蘇北，更是樹大招風；我向來是不事敷衍，不搞關係的；尤其在這風雨飄搖局面之下，有何心情與群鶩爭食？我只知道一心服務，以報汪先生之能用我耳！
這裏，在我尚未寫到那些正式工作之前，先將我在和平政府終始期間，所有重要人事接觸的情形，綜合報導一番；一以見我之為人習性，一以見人之度量相越；雖在艱虞之際，或相須、或相跂，或觖望、或傾軋，亦不易為也。
一、汪夫人陳璧君，我從未見過，這大家不會相信吧！我向來很敬重她的，不過本「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之意旨，所以不去；有一次，她過生日，公館中有人邀我去拜壽，我還是沒有去；我這種做法，所以避奔競之風也。
一、陳公博：我在南京只與他接觸過三次，兩次是他到我寓找我的。這兩次：一是為的任援道第一方面軍編師的數目問題；一是他兼上海警備司令，預備要用許金源做參謀長，但是要我保證其為人，才能決定；我深知許是保定二期，山東人，歷任熊式輝、楊虎在上海任內的參謀長，當然願保；另一件是李明揚對汪先生上的條陳，願意來歸；我到立法院去見他，拿給他看，他僅一笑置之。我同陳公博往來經過，僅止於此。
●陳公博，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由Peterpan上傳
周佛海約我面談
周海佛，我同他向不認識，現因職務上的關係，當然有接觸了。頭一次，他給我的信，並約我相見，那信上要緊的話說：
「現在警察方面，特工方面，稅警方面，皆對吾兄不滿，請於某日、時，來寓一談。」
啊！這還了得！我到時去見了他便說：「現由日方買來三萬枝步槍，三百萬發子彈，這是你周先生所知道的！汪先生下了手諭，交我保管，並不是交我分配；我是軍人，沒有主席手令，我不能發給任何人一粒子彈的！他們各方面都來跟我要槍，我說：你們找主席拿手令來，我就照發；他們說：你有權，有意推諉。又在背地說我有意把這些槍械留給任援道，如何能私相授受呢？他們這許多人不滿意我，就是為的這一件事。」他聽了，就說：「你有沒錯！我告知他們。」
又有幾次他寫信給我，都是收編軍隊的事。或是怪我有意延宕不辦；或是說周先生已答應了，或是責備我官僚派、架子大。我對周說：
「某部份是在華北地區隊伍拉不過來；某部是買空賣空；某部是騙周先生的，周先生雖答應，主管方面還應該查明；某部正在接洽中，這些通統有許多手續，還有日軍方面的留難，那能盡如人意呢！」周也無話可說。
及至我調蘇北行營，因為兼管民、財兩政，我也沒有請他派人，他也沒有幫助我一點，我也沒有用過財政部一塊錢，還是規規矩矩，由經理總監部領費用的；所以終我任內，與周佛海不免有許多隔閡；不過因為我是汪主席直接任用的，他雖沒有四顧我，可也沒干預我；我現在想，要是那時候就認識金雄白先生，那就便利多了，他當然能講公道話，自可減少不許多必要的誤會了。可見朋友之遇合，亦有數存焉。
羅君強上萬言書
羅君強我更是素昧生平，連這個名字，也沒有聽說過。有一天，汪先生交下一封信來，是羅君強給主席的萬言書，專門攻訐我的。大意是說我：收編舞弊，任意去留；保管槍械，隨便支配；尤其弄權驕橫，目空一切，更加我八個字的考語是「落伍軍閥、腐化官僚」。我第二天去見汪先生，我說：「我根本不認識羅君強，他大概也不知道我的為人，更不明白我的職掌；我如果有絲毫違法，請主席辦我，不過空洞的話，我不加辯白；至於對我那個考語，我還不夠資格；我覺得在這種艱難局面之下，同事間應該和睦相處，為國家辦事，我決不介意他。」後來汪先生寫了一封短簡給我，說：「這事得我兄（汪先生給我的信，皆稱我兄，不稱同志，大概不認我有黨的關係）平心靜氣以處之，至引為慰！……」後來，我知道羅君強也是為了想分槍械，去辦稅警；他曾經到第一廳去拜望我，副官們擋駕了，我實在不知道，所以大光其火；是一位無修養的冒失者吧！此後他對我又好了，薦一位政治大學畢業的某君到蘇北，我就用他在民政廳當科長，好讓他回味回味。」
楊揆一也寫信告我一狀，最妙的，汪先生也把他的原信發交我本人看；我這一次就來個相應不理；心裏明白「舟中皆敵國」就算了。後來楊去湖北，我調蘇北，劉郁芬接辦公廳主任，劉是一位好好牨生，自然風平浪靜了。我真不明白，這小朝廷還在驚濤駭浪之中，無權可爭，無利可奪，大家還要如此傾軋，天下焉得不亂呢！
梅思平，從前做過江寧縣實騐縣長，我在京同他沒有來往，現在他當實業部長，我到蘇北後，有一次回南京，他盛筵請我吃飯，原來他向我商量，要去接收南通大生紗廠，這是張季直先生所辦實業之一；我說：「我對地方私人資產，概取不干涉主義，聽其自由發展，在目今狀況之下，貴部還是不要伸手為宜。」自然也是不歡而散。我不解這些人，怎麼如此挖心思，亂打主意；真要是長治久安，那還了得！
特工李士群，為我分轄蘇北，致影響他的江蘇省長之統一職權。明爭暗鬥，齮齕多端；我以其為奸猾小人，以正禦邪，不為所脅；終我蘇北任內，他的特工不得過江一步。差幸他被毒害而亡，亦積惡之報也。
國府文官長徐蘇中老先生是一位革命元老，我素不相識。有一天，他折柬相邀，盛席款待，位以上賓。
我說：「老先生何以如此折節下交，愧不敢當！」
他說：「我看了你在此次政、軍會議席上所提的十條議案──汪政府成立後，曾召開一次政軍會議，我以軍委會第一廳名義提十件議案──真能顧慮周詳，維持大體，中心敬佩，所以屈駕相邀，以便不時聆教。」
我一面感覺到老輩之謙沖，一面傷懷待價之難沽；而風塵巨眼，獨遇知音，以視那些為弓影而含沙，爭鮒魚於涸轍者，為何如此。
天下烏鴉一般黑
以上這些敘述，僅僅表示我在和平政府一方面的關係情形，自不免影響到工作上的掣肘；其他我所不及知者，或當另有許多黑幕；我經過了新朝舊代，眼見些鬼蜮僉壬；從可知「天下烏鴉一般黑」了。
汪氏組府缺點多
（一）組府經過
汪精衛在二十八年五月以前，在上海虹口開過一次核心幹部會議，當時對於組府不組府的問題爭執甚烈，最後決議組府，汪先生隨於五月底飛往日本東京，繼之而上海、北平、南京、青島、往來各地，僕僕道途。自二十九年九月在上海根據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組府還都；以後經過青島會議結束，而有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臨時政府」、「南京維新政府」聯合委員會發表聲明；同日，維新政府及二十三日臨時政府分別聲明，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於是和平的國府還都，卒在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正式實現。
愚按：這一次的組織，有許多缺點：第一是遷就事實。在南京，雖將維新容納，心中或存歧視，實際儼同一體；在北京，則舊瓶舊酒，前後無殊。
第二是組織龐大。在黨務方面：中央黨部各部、各委員、及各級黨部，應有盡有；在政治方面：中央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文官處、參軍處，五院及內、外、財、陸、海、教、司法、實業、建設、宣傳、社會福利、銓敘、審計各部及衛生署，國府特別法庭、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在軍事委員會方面：除各廳外，有軍事參議院、參贊武官公署、軍訓部、航空署、經理總監部、政治部、憲兵司令部、清鄉事務局；在各委員會方面：有憲政實施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新國民運動委員會、文物保管及國史編纂委員會，物資統制審議、行政效率促進、合作事業、農業增產策進及鄉村建設實施等委員會，並治理運河工程局；在軍事學校方面：有中央軍校、中央陸軍將校訓練團、海軍學校、中央警官學校、陸軍憲兵學校；至於地方上：各綏靖公署、行營、警備司令部、各部隊、各省政府更不必說。凡此種種機構，我從前（二十三年）在中央法制委員會，就搞得頭痛，所以在此一一錄出，以見中國政府組織之龐大；而和平政府，似不必如此鋪張也。
第三是人事複雜。我嘗說中國是一個「官國」，只要有某一機構，自然有人去補充；汪先生在咄嗟之間，儘可有號召力，又如何能慎選賢能、人稱其職呢？況在全面和平未能達到之前，又那裏有那許多業務可做呢？羅君強曾對汪先生控訴我是「落伍軍閥、腐化官僚」，我當然是不夠資格；但是在這一群的新彈冠人物中，就難免沒有落伍軍閥、腐化官僚混雜其中了。況且不幸而至失敗之際，又多製造一批黨人碑，這更是未及早料的呢！
訪罷日本訪偽滿
（二）巡視各方
汪先生除於二十九年五月底赴日本東京，與日當局接洽議和，及是年十一月三十日調整中日國交條約簽訂後，於三十年六月再往訪日。車抵東京驛，曾受到四十萬人的歡迎行列，在豐明殿上，表示愛中國、愛日本、愛東亞，雙方披瀝心事，與日皇舉杯歡飲外，並以青島會議飛青島。還都後於四月八日飛抵北平，駐節中南海，向北方披瀝「和平反共」的抱負，負責任，說老實話，轟動舊都；九日飛張家口，十二日飛抵廣州，十六日又飛到漢口，在中山公園的楊柳草坪上，展開空前盛大的歡迎，才回首都。三十一年幾次出巡上海、嘉興清鄉區，在大雨傾盆下，站在松江車站上諄諄向軍隊及民眾訓話。三十一年五月四日從南京飛到大連，訪問「滿洲國」，他屹立在南嶺講壇之上，向會場全體親切致詞，說：「我們過去是同胞！現在也是同胞！將來還是同胞！」在這偽滿尷尬局面之下，他能深切的、要言不煩的，道出寓意深遠的心聲！真值得令人感動而敬佩。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再度出巡北平，在懷仁堂上演講：「三十三年前，我到北平，我是預備死在這裏的；想不到三十三年後還留著這條命，還是在國家九死一生的時候，再與同胞各位見面。我在三十三年前被判了終生監禁，那時候我的個人是沒有將來的。我在獄中每天早晨，就是翻來覆去，念著兩句話：『中國的將來？中國的將來？』」
注重軍事與新運
（三）注重軍訓
汪先生在民二十一年以後，雖歷任行政院長，但軍事向由蔣先生主持；此次組府，兼任軍委會委員長，對於軍事文件，多予披閱，尤其重要簽呈，每每詳細加批，甚至於核示以外，仍有眉批、旁批、特加指示者。後來開辦中央軍校，造就初級幹部，預備以由日方借購的三萬枝槍，精練禁衛軍三個師，為鎮壓畿輔督飭和平軍之用。又創立中央陸軍將校訓練團，將和平軍中的軍官分期調訓，以資整理。他不時到軍校及訓練團從事檢閱與訓話，嘗以「在軍隊裏，應以陸海空軍軍人信條為中心思想！」「要養成廉潔官吏，精兵良將；清除貪官污吏，驕兵悍將！」「要有以死勤事的精神！」等語訓導幹部。我想他還存有還都詠〈滿江紅〉詞上所說「一成一旅起從頭」的含意，但時不我予，談何容易呢！
（四）發動新運
汪先生在行政院裏設有「新國民運動委員會」，於三十一年元旦，親頒「新國民運動綱要」八條。同時以「勇猛精進刻苦耐勞」給予青年團及童子軍為新國民運動的口號。並詳細申述說：「現在時局，是容易使人頹喪的，我們反之以『勇猛精進』。認定了復興中華保衛東亞的偉大目的，以堅強的心志，進取不已，務底於成。現在時局，是容易使人受不住痛苦的，我們反之以『刻苦耐勞』。認定了這些痛苦，都是復興中華、保衛東亞所必經過的過程，我們體會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我們打疊起精神，遍歷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實境；以現在的苦，求將來的甘；以個人的苦，求全體的甘；我們的國家民族，自然有苦盡甘來的日子。我們在這時局，特別標出『勇猛精進刻苦耐勞』的八個字來，做新國民運動的口號，是有深意的。新國民運動的全體同志，務須明瞭此意，將此八個字，實行起來！」
和平參戰最滑稽
（五）收回租界
民三十二年中日締結協定，日本交還各地租界，撤消治外法權。九月一日遂見之實施，由主管部分別派員接收，英、法各租界亦不例外。此事在勝利後，當然不成問題，但在戰局未定全面和平未達成以前，也可算一時盛事。
（六）縮小省區
汪先生素以吾國省區，轄境與人口、地形與風俗、言語與性情，每多扞格異勢之虞；尤其大行政區，更易啟割據紛爭之漸；故主張縮小省區。但茲事體大，必待全局底定天下更始時方可審慎制訂，決難率爾從事；所以先劃出蘇北特區，設行營董其事；繼又分設淮海省；蓋皆就淪陷區範圍內，以試辦性質肇其始端；亦足為國家統一後，籌議地方制度之一大貢獻也。
（七）參加大東亞戰爭
這是汪先生在和平運動中「實偪處此」的一件事；也可算是有名無實的滑稽參戰。民三十二年一月九日；南京國府向英美宣戰。汪先生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發表將士書說：「國父在日，曾昭示吾人，欲圖復興中國，保衛東亞，惟有實行三民主義及大亞洲主義。」國父自始，即深知中國欲求自由平等之獲得，必有待於東亞民族整個之解放；今茲國民政府毅然宣佈參加大東亞戰爭，即為實現國父大亞洲主義熱烈之期望；此實為歷史所賦予吾人之偉大使命。云云。
按時英國已切斷滇緬路，汪先生非常憤激，且又以中日同盟關係，自亦不得不爾；且和平軍更何能參戰，自然是表面文章；聞日方曾要求徵壯丁二百萬，亦為汪拒絕。似此亦不過點綴春泥留一鴻爪而已。
（八）尊重抗戰陣營將士
汪先生雖主張和平，不過與重慶中央決策不同，那是以和、戰對國家之利害言之。至於抗日將士為國犧牲，永遠應受吾人之尊敬！汪先生亦時時慨乎言之，並曾通令和平軍，對於淪陷區與中央軍接壤的地方，要謹慎護持，不得稍有觝觸，以便利抗戰陣營。是其政見雖異，而宅心良苦也。
以上我列舉八端，在全面和平未能達成而又抗戰勝利之後，自屬腐草事蹟，垃圾陳言；但我既出這一個題旨，寫到這一部份，自不能不薰蕕共治，珠礫雜呈，在文體方面，有所交代而已。或為賢者諱，或阿私所好，或紕漏失實，或老悖昏懵，皆所難免，惟達者諒之。
病逝東瀛治喪經過
汪先生自病發至去國赴日就醫，乃至病逝異國，迎櫬飛歸，移靈安葬，禮所必具；但在抗戰勝利之後，眾口鑠金，此一段事實，自為官書所不載，而裨乘所罕見；茲由林柏生夫人處輾轉覓得林柏生先生遺著《汪先生生平奮鬥史》一冊，在其首篇〈生榮死哀〉一節中，記載其喪禮甚詳；不惜掇要發表，以存史實。亦「慰情聊勝於無」之意云爾！
按汪先生的舊創，係在九年以前（即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國民黨六中全會開幕後，攝影時被刺而起，當時身被三槍，一彈由左臂穿過，一彈在左顳部（鬢骨），一彈由臂射入背部；事後經在國內及出國療治，左顳部之碎骨碎片，即於受傷後七日取出，而背部槍彈，則夾於脊椎骨之第五節旁，未曾取出，故其後健康雖復，而背部則時感痺痛。迨民三十二年八月間，背部胸部及兩脅同時發痛，至十二月更劇，因商諸日本陸軍醫院縝密檢查，斷定為背部留彈影響所致，遂決定於是月十九日晨，在南京施行手術，診斷明確，手術敏捷，於二十分鐘內，即將留於背部八年之久的子彈取出。當時經過極為良好，惟因創口平復後，未得充分調養，至民三十三年一月，寒熱復發，創痛再起，然仍就臥榻處理要公，至是病體越覺難支，復經診治，斷為壓迫性脊髓症，有待專家之割治，如易地調養，當可早見康復，遂於是年三月三日，飛赴日本就醫。
汪先生出國赴日就醫後，即入名古屋帝大醫院，由醫學界最高權威數人，專任診治，盡近代醫學上可能之方法，加以醫療；其間病狀時進時退，九月下旬至十月上旬十日間，及由十月二十日起四日間，熱度約在三十七度五，略有微熱，其他尚屬平溫，食慾亦良好，大體與前無大差異。對脊椎及骨盤部，前後經七次X光施治，背腰之疼痛，亦見輕鬆；惟因臥床過久，全身衰弱越甚，脈摶達九十度至一百十度，復因背腰疼痛及咳嗽關係，睡眠受影響；且自九月初旬以來，時發喀疾，雖經注射強心劑及吸入酸素等，但鑒於如此症狀，為防止發生肺炎、心臟衰弱及其他雜病，已須特加注意，迨至十一月十日上午六時，病狀劇變，熱度高至四十度六，脈搏增至一百二十八度，食慾全無，呼吸困難，漸入彌留狀態，竟於是日下午四時二十分長逝。
中日政府發聲明
當汪主席逝世後，南京汪政府即發表聲明如下：
「汪主席於本年三月出國，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療治，病狀時進時退，不幸於本年十一月十日四時二十分逝世，國民政府同仁暨我全國軍民，聞此噩耗，悲痛罔極。
主席一生，由翊贊國父至繼承國父，領導國民，致力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與亞洲之獨立解放。國民政府還都以來，為調整中日邦交，為促進和平統一……在協力完遂戰爭，宵旰勤勞，卒以內定復興建設之始基，外結平等互助之盟約，不幸中道殂逝，賚志以歿；國民政府誓當率領全國軍民繼承遺志，不避艱險，賡續努力，奉行主席手定之國民政府政綱，及基本政策，信守中日同盟條約，及大東亞宣言；與盟邦及各友邦同心協力完遂戰爭，以爭取中國之自由平等，及亞洲之獨立解放。
歷年以來，盟邦日本，對於吾國之獨立自由，對於國民政府之進展，予以全幅之援助；國民政府雖經此劇變，然救中國、保東亞之初衷，決不稍渝；願相提携，向光明前途，共同邁進，特此聲明。」
日本政府於接得汪氏逝世之訃告後，亦發表聲明；對汪主席生前之偉業，作至誠之哀悼。並謂中日兩國之關係，絕無變更，仍本既定方針，加強結盟，實現共同理念。其聲明原文如次：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閣下，為治療舊創，於本年三月來日，即在名古屋療養，後以病勢突變，竟溘然長逝。回顧汪主席閣下，夙具復興中國建設大東亞之偉大理想，繼承中國國父孫先生遺訓，為和平建國復國東亞而奮鬥，以迄今日，其偉勳已永垂青史；今乃中道崩殂，喪此偉人，誠不勝哀悼。惟在中日兩國之間，已確立善鄰友好之關係，奠定東亞復興與保衛之基礎；中日兩大民族，深知其使命與責任，而益鞏固團結；在此重大時期，中國當能善體汪主席閣下遺志，越益努力，東亞之將來，更加奮起；帝國政府亦必堅持既定方針，加強兩國結盟，互相提携，以完遂大東亞戰爭，努力實現最高理想；特此聲明。」
載運靈櫬有專機
汪氏遺體於十一月十二日，由日本恭迎歸國。是日晨，名古屋之帝大附屬醫院特別病室中，即擁滿恭送靈櫬歸國之日方文武長官；上午七時許，先由駐日大使蔡培首先進入安置靈櫬之靈堂，尋由待從武官凌啟榮捧持日本天皇敬贈主席之菊花頸飾，引導出室，繼之即以國旗掩覆之；靈櫬於汪夫人以次各侍從人員隨侍下，移至靈櫬車，時午前八時。日醫勝治、齋藤、名倉、高木、黑川五博士及醫院關係者在垂首恭送中，靈車暨隨侍之汪夫人及家族親眷等，亦分乘汽車靜馳出院，時一般交通均行斷絕，繼之為先導車、靈車、侍從車、扈從車；再後為日本小磯首相、重光大東亞相、石渡藏相、近衛前首相、東條大將、陸次柴山中將；以次為各地方文武官員，及醫療關係者等隨送之車輛。至九時五十分，靈車抵飛機場，此時各送行者於整齊行列之下，齊向靈車行最敬禮。隨之在中日各要人嚴肅注視下，由日本陸海軍人代表、大使館員、汪夫人及孝子汪文悌等將靈櫬安置於座駕機「海鶼號」上。未幾，發動機已轟轟作響；當此靈櫬將與日本國土訣別之際，日小磯首相潛然敬以舉手禮，重光則高揮其大禮帽，近衛前首相則於石渡藏相身旁靜靜將頭垂下，東條大將以感慨無已之表情恭行舉手禮；蓋皆眷眷於汪氏之奮身全面和平而有志未逮也。於時靈櫬機即緩緩離地，漸升天際，並隨行護衛機二架同在空中作一大迴旋後向中國南京飛去，時正上午九時十二分也。
同日下午五時半，靈櫬安抵南京。先一時，中央委員暨各院部會文武長官、及日方在華軍政長官、德義等各友邦駐華使節、以及汪氏親屬等千餘人，均親蒞機場恭迎。迨「海鶼號」飛臨南京上空迴旋一周後，即在國樂聲中著陸。各迎櫬文武人員分成兩列侍立，陳代主席公博隨即領導褚民誼、徐蘇中、林柏生、陳君慧、李謳一、陳昌祖、陳皋、何炳賢等舁櫬人員趨赴機場致最敬禮畢，進入機內瞻仰遺容，恭扶靈櫬下機，同時奏哀樂，全場極為肅穆，深致哀悼。隨靈櫬同來者，計有汪夫人、公子、女公子、及行政院秘書長周隆庠等多人。
組織哀典委員會
靈櫬下機後，隨即換乘靈車，靈車四周，環紮素絹，兩旁懸國旗，即於哀樂聲中啟行。行列前為開導車，繼為靈車，陳代主席車恭隨靈車之後，再後為儀仗車，舁櫬人員車，末為各中委及各院部長官暨各友邦駐華官員車，共三百餘輛，蜿蜒數里。沿途公務員、軍警、學生、民眾等，皆手持國旗，列隊恭迎，靈車過處均鞠躬致敬。靈車行列由光華門進南京城，經中山東路、新街口、中山北路、鼓樓、保泰街，歷一小時餘迄七時達國民政府；仍由陳代主席領導舁櫬人員扶櫬下車，進入國民政府大禮堂，恭迎堂中，隨即舉行恭迎儀式。由陳代主席主祭，奏國樂、獻花圈、行最敬禮、靜默誌哀，宣告禮成。日、德、義、西各駐華使節，亦分別致祭。
迎靈既畢，次日正午，即由陳代主席領導舉行大殮大典。禮堂正中懸汪氏遺像，左右環列國府各首長及友邦各使節之花圈，汪氏家屬及中樞各長官恭立兩旁，親視含殮。旋奏哀樂，陳代主席就主祭位，奏國歌，全體向遺靈行最敬禮，並靜默誌哀，即舉行入殮。隨由陳代主席率送殮人員繞遺靈一周，瞻仰遺容，各人皆哀不自勝，低聲飲泣；繼由陳代主席恭讀祭文，至一時許始告禮成。
遺靈抵京後，即由汪政府及中央黨部，會同組織「汪主席哀典委員會」，辦理哀典事宜。其組織如次：
委員長：陳公博。
副委員長：褚民誼、周佛海、王克敏。
秘書長：褚民誼兼。
委員：則由國府委員、各院院長及副院長、各部部長、院轄署長、文官長、參軍長、各院秘書長、立法院各委員長、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及秘書長、中央黨部常務委員暨秘書長及各長與各主任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常務委員及秘書長、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及總參謀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首都警備司令、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及常務委員、各省綏靖主任等擔任。
哀典委員會下設五處如次：
總務處：處長徐蘇中，副處長薛逢元、劉君豪。
典禮處：處長唐蠎，副處長祝晴川、徐義宗。
招待處：處長褚民誼、副處長戴策、吳凱聲。
宣傳處：處長林柏生，副處長郭秀峰、章克。
警衛處：處長李謳，副處長陳皋、桂連軒。
暫行安葬梅花山
「哀典委員會」成立後，即制定「哀典條目」，通知全國各軍政機關、學校、法團如下：
（一）各官署、黨部、軍警、軍艦、海關、學校及公共場所，下半旗一月。由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時起至十二月十一日止。
（二）文武官吏及黨員，停止宴會一月。
（三）民間輟樂七日。由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時起至十八日止。
（四）文官及黨員左臂纏黑紗，武官及士兵於右臂及刀柄上纏黑紗一月。
（五）各官署、黨部公文大小印章，用藍印色一月。
此外並經常舉行會議，商討一切哀典及葬典事宜，並指定三事：
（一）哀典委員分日輪流值夜，恭陪主席遺靈。
（二）自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國民政府所屬各院部會署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各廳部會等各機關首長率領僚屬恭赴靈堂依次致祭。
（三）此後各友邦駐華使節、外交團外賓、各遠地長官陸續致祭。
南京國民政府於十一月十四日明令公布舉行國葬。宣傳部旋於十一月十八日發表公布如次：
「本日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議決追認國府明令國葬汪主席案，並以汪主席遺囑『願與已死之革命同志葬於廣東』，故已在廣東白雲山下，擇定葬地；為兼顧遺囑及國府明令，故暫行安葬南京明孝陵前梅花山，俟全面和平實現，再行國葬……下略」以下之按語甚長，不錄，摘其事實如下：
汪氏生前曾有遺言不願國葬，以其襲用封建時代帝王之習氣也。在革命初期，嘗與陳璧君及同志數人於廣州白雲山麓，合購墓地七畝，相約以此為革命成仁後共同棲息之所，此數同志不幸先後逝世，嘗欲償此宿願，魂歸一處，並謂墓旁但梅花數株，墓碑僅書「汪精衛之墓」，務求簡潔不擾民足矣。又民二十六年三月六日朱培德上將在南京逝世，中央對國葬問題，眾議紛紜，會議後，汪氏曾手書一紙，亦足證其不願國葬。後以陳璧君中央政治會議報告，遂仍決定追認政府之國葬明令，只力求避糜費求其簡肅而已。梅花山在國父陵墓之側，明孝陵之前，其地有梅林、有桃林、有櫻花林、有紅葉，固勝境也。
移靈典禮與祭文
十一月二十三日宣傳部發表公報如下：
「汪主席哀典委員會根據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於本日由哀典委員會委員長陳代主席率領中樞及地方長官，舉行安葬大典。各友邦使節及在華軍政長官均親臨參加。於晨六時三十分，舉行『移靈祭』，十時三十分於梅花山墓前舉行『安葬祭』，午時初刻，舉行『入墓式』。本日全城民眾軍警及僑民駐軍，夾道恭送；全體哀典委員，親行執紼；軍警、青年、學生、各地模範團及各界代表，恭送至墓地；致祭者總計十餘萬人，典禮隆重，群情肅穆。……」
是日晨六時半，移靈典禮開始。哀典委員會委員長陳代主席率全體哀典委員、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中樞文武長官、各省市地方長官周佛海等數百人（高級首長連華北列名者計百餘人，名長不錄）敬謹舉行。日、德、義各友邦使節，及日本駐華軍政官員：谷大使、崛田公使、畑元帥、近藤司令長官、矢峙最高顧問、小倉顧問、松井總參謀長、唐川總參謀副長、今井陸軍武官、前田海軍武官、伊藤參事官、德大使韋爾曼、義代辦施畢納利等同參典禮。汪夫人陳璧君率公子、女公子等家屬親視啟靈。
嗣舉行「移靈禮」。陳陳代主席主祭，楊揆一代讀祭文曰：
「維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移國民政府主席汪公靈輿，哀典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副委員長王克敏、周佛海、褚民誼謹率全體委員告祭於我公之靈曰：嗚呼！自公上殂，奄逾浹旬。百僚失仰，哀慟群倫。興悲罷社，引慕乘城。庶民子幼，朝夕瞻臨。非公盛德，曷克斯臻。維靈永護，載妥山陵。應鍾戒律，玄冥司辰。鵷行肅穆，貔貅駿奔。霜嚴纁斾，日曜旝旌。靈馭載啟，攀挽何勝。敢申祖奠，罄此哀情。尚饗！」
移靈祭畢，七時正，靈櫬即奉移發引。首為騎黑馬之騎兵官弁，高擎開道旗緩緩前進；次為同式之騎兵軍官二人分執黨國旗左右飄揚，皆有同樣騎兵護衛；繼為第一方面軍軍樂隊、中央軍校騎兵隊；後為花圈隊；次為國府軍樂隊，皆間奏哀樂；次為中央軍校步兵一連；其後即為主席旗，由陸軍軍官執持，護旗兵五名，緩步侍衛；主席之佩刀及勳章等九件，由侍從室人員，分別手捧，緊隨主席旗之後，分兩行前進；次為陳代主席及各長官、各機關代表，各小、中、大學學生代表等；全體步行，執紼恭送。周副委員長佛海雖在病中，亦扶病恭送。執紼行列之後為靈車。
靈車上覆國旗，由白馬八匹載引，車前供遺像，左右懸黨國旗；家屬分侍靈車前後；舁櫬人員，各在靈車兩側，緩緩前進。再後為中央軍校步兵一連及衛士大隊一隊，緊隨護衛。又後為外交團代表、外賓、外籍職員及居留民團代表等；亦均列隊恭送。再後依照規定次序，計共八十餘單位團體（字多不錄），分隊前進。最後為京內外各界自由參加之民眾。全部行列，蜿蜒不絕，約計二十萬人以上。
不勝故主依戀情
十時正，靈櫬抵達梅花山麓，隨即改用北京槓房之六十四人獨龍槓，移至墓園，停於墓穴之上。十時半，安葬典禮開始，仍由陳代主席主祭，由羅君強代讀安葬祭文曰：
「維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為國民政府主席汪公安葬之辰。哀典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謹率全體委員告祭於我公之靈曰：嗚呼！台城雲黯，鍾阜風淒；金鳧不泛，石馬長嘶。遠法漢文，不封不樹；近對明祖，松楸貞固。巍巍陵園，佳氣鬱葱；公隨國父，立德立功。俱有千秋，同昭萬禩。奠茲佳城，山河帶礪。」
安葬祭畢，由陳代主席將黨國旗覆於靈櫬之上，送靈人員向遺靈行最敬禮，乃於禮砲聲中，完成安葬儀式。正午十二時，接著行入墓儀式。陳公博、周佛海及近親對靈柩肅立，家屬及中樞長官立兩旁，此時舁柩人伕，即將靈櫬輕輕放入墓穴，至十二時二十分安置穴中，即由汪夫人首先灑土，繼為各家屬、各長官及軍校各期學生代表等陸續覆土；此一代震鑠人群、事功艱挫之偉大人物，遂長埋於地下矣。
我與汪先生有短時期之知遇，有長時期之敬仰。但於其病歿東瀛時，卻已卸職蘇北；在南京政府方面，已是無職之人，故對所有飾終節目，全未參加；直至移靈前一日，始抵南京，隨即到停靈之大禮堂行禮，並投刺汪夫人報到，即晚在靈前陪靈一宵；翌晨隨同送葬，肅立柩前，注視墓穴封閉，始逡巡而返。蓋不勝故主依戀之情，而有感於人事無涯之痛！本篇所記，係完全錄自林柏生先生死難前之遺著。我所以於事過境遷之餘，不惜窮日夜之力，眼花手顫以錄之者，蓋所以存林先生之哀遇，而慰汪先生之幽靈。讀者或以為明日黃花，或以為和平政府之自我陶醉，更有嗤之以鼻而目笑存之者；此皆非知人論世、存心忠厚之道也。人生觀感，生死契闊，易地皆然。矧在政治立場，端視國家利害；眾醉獨醒，彌感於冤禽；人云亦云，何憎於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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