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治時期台籍教師劉克明看台日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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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10年12月6日（西曆1884年1月3日），劉克明誕生於竹塹城南一個書香世家。明治36年（1903，劉20歲）開始擔任總督府第一附屬學校囑託，即代用教師。囑託的工作，主要是輔助該校訓導及教諭的教學；訓導由臺灣人擔任，而教諭多半由國語學校師範部甲科培訓的日人教員擔任。劉克明並於任職囑託之年，加入「臺灣教育會」。

課餘，劉克明透過詩作紀錄生活瑣事及抒發感懷。

從明治41年（1908，劉25歲）到大正10年（1921，劉38歲），是劉克明在臺灣教育界的耕耘期。這段期間，劉氏的身分是國語學校助教授，講授「臺灣語」。並兼任臺灣教育會機關刊物《臺灣教育》漢文報編輯。漢文報編輯的工作得與教師職務相輔相成。

在明治41年（1908，劉25歲）到大正10年（1921，劉38歲）這段期間，北臺灣的詩社活動大為興盛。劉克明除了積極在教育界耕耘，明治42年（1909，劉26歲）北臺第一大詩社「瀛社」成立後，劉克明更有意協同「詠霓吟社」文友復興詩社活動。遂於明治43年（1910，劉27歲）重組，改稱為「瀛東小社」。雖然活動一年後，即因桃園地區的社員另組「桃園吟社」、以及受「瀛社」活動的影響而活動力大減，不過「瀛社」、「桃園吟社」以及新竹地區的「竹社」之間，有著良好的互動。


在臺灣教育界奉職的臺灣人，多半中途轉職，棄職從商，然而劉克明卻選擇堅守教師崗位。教授日本人臺灣語課程的劉克明，滿心期盼日本人能透過臺語的學習，了解臺灣文化，並與臺灣人有良好的交流。劉克明希望自己教導的日本學生在畢業後任職於臺灣各教育機構時，能像他的恩師鈴江團吉一樣，對臺灣人不抱持任何成見。正因為劉克明如此悉心奉獻，18年後終於獲得官方的肯定。先是大正10年（1921，劉38歲），獲得臺灣教育會勤敘表彰──教育會特別肯定他在臺灣語教授上的貢獻。其後，大正14年（1925，劉42歲）劉氏獲得臺灣總督府頒授勳章，敘勳八等，授瑞寶章。擔任「臺北師範學校教諭」的大正11年（1922，劉39歲）到昭和6年（1931，劉48歲）間，可說是劉克明人生的最光輝燦爛的時光。


除了教學上獲得官方肯定，在大正11年（1922，劉39歲）到昭和7年（1932，劉49歲）間，劉克明持續撰作語言教材，包括：《教科摘要──臺灣語速修》（1925）、《實業教科──臺灣語及書翰文》（1926）。二書亦曾被選為教諭考試用書。他也持續擔任《臺灣教育》漢文報的編輯。不過，劉克明在這段時間較少發表教育議論文章。除了漢文教案的刊載外，大多為閒筆漫談，通信欄也多由他人執筆。可以看出劉克明已經逐漸退居幕後。除了篁村、寄園、竹外等號，劉克明在這段時間也開始使用「無悔道人」這個筆名發表作品。昭和3年（1928，劉45歲）《臺灣教育》停止刊行漢文報以後，劉克明仍繼續擔任該雜誌「文苑」的漢詩編輯。


這段期間，劉克明在教學以及詩社的活動之外，曾於大正15年（1926，劉43歲）6月6日在萬華孔道演講會主講「漢學與日本」。亦曾於昭和3年（1928，劉45歲）到昭和6年（1931，劉48歲）間擔任總督府評譯員翻譯官。重要的是，1930年代初，劉克明出版了兩本與臺灣史地相關的著作，一部是劉克明自行蒐找今昔史料撰作而成的史地雜著《臺灣今古談》（1930），另一部是應中和庄長江讚慶之邀撰寫的《中和庄誌》（1932）。


1945年日本戰敗，劉克明已經步入耳順之年。戰後劉克明在臺灣教育界、藝文界仍享有盛名。他擔任臺北市立大同中學首任校長、省學產管理委員、省教育會常務理監事、私立中國文化學院臺灣研究所理事、私立穀保中學董事等職。在文藝團體方面，劉克明曾參加1946年（劉63歲）6月成立的「臺灣文化協進會」、並在《詩文之友》、《中華藝苑》發表漢詩作品，而《臺北文物》亦有不少劉克明撰作臺北地區文化史蹟的相關文章。


晚年，劉克明仍時常到楊仲佐（1875～1968，字嘯霞，號網溪）居處賞菊，或者偕魏清德到黃純青家飲酒談詩，與文友相互寄詩慰問。偶爾會有早期從師範部畢業的日本學生來訪，如嬉野悌興、下川高次郎、伊佐次一作、田淳吉等人，都讓這位日治時期盡職奉公的老先生備感欣慰。


劉克明在世時，雖未出版詩文集，但他八十大壽時，哲嗣為其祝壽，邀請劉克明親自將所著數十卷詩稿中選錄珠璣而成，預計編成《寄園詩葉》。然未及出版，劉克明即於1967年，因病逝世，享壽84。該詩稿由劉克明門生林蘭汀抄錄部分，於1968年油印出版，2009年龍文書局復刻出版。


《臺灣今古談》是劉克明一生中除了語言教材以外，相當重要的一部書寫臺灣歷史文化的作品。全冊186頁，由劉克明獨力完成。創作的主要語言是日文，並錄有漢詩文。該書於昭和5年（1930）由新高堂書店發行。就地域而言，《臺灣今古談》囊括臺灣本島與澎湖相關記事；就時間跨度而言，包括荷治、鄭氏、清治時期臺灣重要史蹟、人物。所謂「今古談」，指的是將改隸至昭和5年（1895-1930）之間臺灣各方面的發展，與過去的狀況相互對照。成書過程中，劉克明參考今、昔官方及民間資料，於書中陳述自身的見聞與對於古今變革的看法。


劉克明撰作此書的原因，可以從兩個方向來思考。其一，完成於昭和5年的《臺灣今古談》，可以視為受到1920年代，官方展開的修史計畫之影響而成書的作品，此為外在因素。若從劉克明自身的經歷並對照此書的內容來看，筆者認為劉克明之所以創作《臺灣今古談》，有其特別的用意。認同日本帝國、希望帶領臺灣人融合於日本民族的劉克明，在《臺灣今古談》中一面說著臺灣過去的故事，突顯臺灣文治之史；一面積極呈現日本帝國統治下臺灣人今日的成就。也就是說，他不希望臺灣人忘記過去，特別是不要忘記過去先賢的美德，並以日本帝國臣民的身分發揚這些美德。除此之外，也舉出當時活躍於各界的臺灣人的成就，作為臺灣人的模範，似乎也昭示臺灣人邁向同化的進度。


《臺灣今古談》全書以日文書寫，內容分為「地理門」與「人事門」，地理門共有44篇，人事門85篇，另附2則補充以增補人事門第17篇以及第28篇。增補的部分若不計算，共有129篇與臺灣相關的大小事。129條綱要之下為短文、表格或再分細目介紹，篇長不一。

透過分類約略了解《臺灣今古談》囊括的議題後，筆者認為，本書具有下列四大寫作特色：一、今昔對照；二、廣泛取材、徵引史料或時人的研究調查報告，作為立論或翻案的證據；三、臺灣史地記錄；四、積極突顯臺人的成就，包含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以上特色，除了反映劉克明關心文化保存與同化議題，亦是臺灣文學史上不容忽視的史料之一。以下，就此四大特色逐一說明。


1.今昔對照


《臺灣今古談》既謂之「今古」，顧名思義，旨在呈現臺灣社會環境、政治權力的今昔變遷。有關社會環境的改變，劉克明著墨較多，並以文教事業為主；而政治關係的變革，劉氏則避開「政權轉移」的問題，巧妙的以行政區劃的沿革，陳述臺灣歷史上不同的政治勢力。本論文第三章曾經指出，劉克明期待臺灣能在日本帝國的統治下，保存既有文化傳統、風俗，邁向一個近代化的和諧社會，與「母國人」共沐帝國皇恩，逐漸地擁有相同的權力。因此，劉克明勢必相當關心臺灣在改隸前後各方面的變革。以下，筆者從《臺灣今古談》中特別強調今昔對照的篇章進行分析。
 

2.廣泛參閱史料或時人的研究調查報告
 

徵引文獻作為立論或翻案的證據，是傳統漢文的書寫慣例，也同樣是近代研究方法重要的一環。筆者何以特別突顯「徵引文獻」是劉克明撰著《臺灣今古談》的特色？原因是，劉克明獨力完成的《臺灣今古談》所徵引的文獻，包括清治時期臺灣方志、昔人詩文作品，亦參考時人的研究，取材範圍相當廣泛。特別是，不論是「內地人」、「本島人」或是「外國人」的研究，劉氏皆參考之。此特色除了反映日治時期臺灣人對知識的渴望，同前所述，也呼應了1920年代總督府對修纂臺灣史的關注所帶動的「本島研究」。 

3.臺灣史地紀錄
 

《臺灣今古談》緒言指出，本書編輯的首要目的在介紹過去的史蹟，提供未來調查研究。所謂提供調查研究，很明顯是受到1920年代以來臺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成立以來，帶動臺灣研究的風氣之影響。《臺灣今古談》中廣泛記錄各式各樣的在地特色，包括：地理門中有臺灣風俗及特產，並介紹臺灣本島應該被妥善保存的歷史遺跡；人事門則有數篇臺灣改隸前文教施設的篇章，呈現臺灣既有的文化傳統。筆者認為，劉克明之所以記錄臺灣史蹟、彰顯臺灣風俗，可能與日治時期不甚重視「本島史地教育」有關。 

4.突顯臺人的成就
 

除了比較今、昔文治策略、記錄保存臺灣文史，身為殖民地「本島籍」高等文官的劉克明，更在《臺灣今古談》中積極突顯臺灣人在日本統治35年後的轉變。特別是臺灣人能力上的轉變。


身為臺灣籍教師的劉克明，鮮少批評總督府方各階段的教育政策。他強調臺人透過語言學習與「國民性」的涵養，可以逐漸同化於日本帝國中。這套看似與官方同化論述口徑一致的同化之道，實際上卻有著「不純粹」的同化概念。受過傳統漢學教育的他，將漢文經典、臺灣俚言與修身科教授內容結合，藉此說明「本島」與「內地」的文化涵養可溯至同一源頭。也因此，「本島人」涵養「國民性」的能力，並不比「母國人」差。臺灣人在同化之路上最為不足的，就是「國語」能力。因此劉克明撰作語言教材，希望臺灣人能跨越語言隔閡，與日人並駕齊驅。用是，《臺灣今古談》中一面呼告臺灣人盡早同化，一面向呈現臺灣人「成為日本人」的進度。也就是說，他積極突顯臺人成就，除了作為臺灣人學習的模範，另一方面也向日本人宣告臺灣原有優秀的人民，在日本統治後，努力學習「國語」，相當快速地有了優良的表現，成為臺灣社會中堅、帝國中的人才，亦是天皇優秀的臣民。

對日本統治者而言，漢學的嫁接，是統治策略之一，雖然無法使每位臺灣文士都接受，但統治者仍然提供了傳統文學存在的空間。更重要的是，臺灣文士不但看到漢學存續的空間，更看到漢學變革的契機。

但是，這條由漢學搭建起來的皇民之道，卻從無法從中真的見識到漢學在文壇的復興，更未真正提升臺灣人在帝國的地位。身為師範學校教諭、曾經翻譯過隈本繁吉文章的劉克明更明白，熟稔「國語」、涵養「國民精神」，才是真正的皇民之道：「能國語固可以得知識、通意思、便於日常生活。然不獨此，最要緊者，在藉此以為國風所化，與國民的感情一致，將國民的精神吸取於我身心也。」劉克明所想像的那條振興漢學之道，只有在論述國體之時才存在：「此忠孝文字固自支那傳來，然意義深大，實踐實行者唯有帝國而已。」在這樣的環境中，縱使劉克明抱著振興漢學之志，具體實踐在其社會參與中──例如：用漢文撰寫介紹國體精神的教程、在修身科中融入漢學經典，乃至於積極參與詩會並創作，使漢學之脈延續──「島民」始終是「島民」：「我　陛下一視同仁以臨天下，王化之所及均是　陛下赤子。島民既欲望待以赤子，須先求所以為其赤子之資格。」儒學涵養，並未替「島民」帶來成為「臣民」的優勢。「島民」被「文化論」的國族囊括於其中，但終被排除在「血統論」的國族之外。劉克明於是積極參與詩社、持續創作漢詩，維繫在帝國統治之下的一線漢文命脈。


「同文」的「誤解」之深，使得劉克明所殷殷期盼的同化之道，成為最不可能實現的夢。在「血統」論的帝國中，「本島人」不可能成為優勢階級；在「文化」論的帝國中──「同文」最初的橋梁──「漢學」中的「儒學」只是為天皇體制背書。愈來愈強調「忠君愛國」的儒學，成為宗教般的存在；意義限縮的「儒教」，是日本帝國為了加強天皇神聖的地位，為了鞏固「官方的民族主義」。因此，劉克明等人，走在這條同化之道上，如同走在「潘洛斯階梯（Penrose stairs）」──階梯可以向上或向下無限循環，但永遠無法找到最高點或最低點──臺灣人以為可以順著階梯不斷往上走，走到下一層，開啟成為「臣民」的大門，但無論再怎麼努力，永遠找不到這個階梯的最高點，永遠無法進入下一層。

臺灣文人維繫漢學的動機，在今天臺灣文學史的討論中，備受矚目。主要原因是，在戰後臺灣不同立場以及觀察脈絡的詮釋下，研究者對漢學的維繫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這些人都極富民族精神，維繫著漢民族的思想命脈；有人認為，這些人不過是政治的附庸；也有人企圖從政治協力的說法裡，替這類文人尋找抵抗的蛛絲馬跡。筆者以為，所謂「維繫一線斯文」的動機，每個文人各有不同。如果不是從人物的生命經歷以及其著述、行動來分析其動機，可能會誤解文人的意圖，也會讓臺灣文學史、特別是臺灣古典文學史的脈絡，無法清楚地展開發展圖像。


因此，本文透過劉克明對近代教育以及同化議題的發言，分析他的日本認同及對漢學的立場。筆者發現，具有漢學及近代教育經驗的劉克明，對於維繫漢學的意志相當堅定；並且，所謂維繫漢學命脈，並不等於劉克明具有漢民族意識。不過，我們卻可以說他具有對「本島」漢學維繫的堅持，反應他對本島「我族」的認知。在對漢學檢討改進的過程中，劉克明選擇取法日本。透過對日本漢學的了解與學習，他相信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臺灣有機會持續延續漢學的發展。


近代教育的經驗，使劉克明與同窗友人，成為共同延續漢學命脈的戰友。國語學校的學習經歷，讓他有機會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拓展人際網絡。透過籌組詩社，與文友切磋詩藝，為的是使漢學延續，也在持續不懈的練習中，試圖使漢學具有經世濟民的實用之途。因此，如果以臺灣古典文學發展為主體，這是一段與日本漢學交流的重要時刻。日本漢學在明治維新後得以轉變、延續，提供了臺灣漢學存續的一個借鏡。由於日本漢學在改革過程中，與國體論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聯，因此能在國內取得西化之下的存在價值，進一步發展出「東亞國粹」的說法，試圖將漢學正統在中國的論述轉移至日本。而這種「東亞國粹」的論述，也深深影響著力圖延續漢學的臺灣文人。劉克明、魏清德等人，亦從「同文」的基礎上，將漢學的正統由「中原」轉移至「橿原」。文人們以為「東亞國粹」可在此環境下延續。對於他們而言，這種實踐，一方面是維新，一方面是維繫。因此，劉克明對日治臺灣漢學延續的作為，成為他的同化之道。意即，在成為帝國臣民之路上，臺灣與日本的「同文」基礎，使本島人也可以有論述「東亞國粹」的能力。


劉克明對漢學的堅持，是他在日治時期教育實踐、著述、言論及社會參與的動機。但強調漢學的延續，容易使人產生「從漢民族主義探討問題」的誤會。實際上，「漢民族主義」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研究揮之不去的陰影，使研究者為「不純正」的民族意識傷透腦筋，遂總是以「矛盾」與「衝突」為文人的行動做注解。事實上，晚清時期的臺灣人，尚未發展出以近代國家為基礎的「漢民族」論述。和劉克明有著相似求學經歷的文人，看見「同文」的橋梁，並開啟了日本認同這扇門。走在這條同化之道上，是以「文化上『種族』融合的日本」為基礎。用劉克明的話來說，「本島新民」是帝國中的後來者，是帝國諸「種族」中的一員。只要積極學習「國語」、涵養「國民性」、成為帝國中的人才，人人都可和帝國臣民平起平坐。


日本在明治初期的國體論述中，將對天皇克忠盡孝視為臣民的責任。這種由儒學發展出來的忠君愛國思想，使臺灣傳統士紳很容易在漢學和國體之間取得詮釋的空間。創作涵養「國民性」的詩作成為方法之一，劉克明透過漢學經典詮釋〈聖藻〉亦是。在劉克明看來，本島固有文化無疑地可以詮釋國體，同時也意味著本島新民具有成為帝國臣民的條件。


但是，日本國體的建構打從一開始便是以「血統論」為根本。「大和民族」才是帝國的純正血統。官方的同化論述便是在此基礎上而有「國民要素絕非可得於一朝一夕」的說法。於是，劉克明心想的那條同化之道，就像是走在潘洛斯階梯（Penrose stairs）上──他以為「本島人」一同在同化之道上不斷前行、不斷向上，但實際上，這條同化之道根本不存在──劉克明企圖在日本帝國建構的民族論述中，以臺灣人的「身分」，論述「文化上『種族』融合的日本」之可能性；卻被排除在「血統的大和民族」之外，這才是劉克明真正必須面對的矛盾，也是日本帝國在「國族的建立」與「殖民統治」並進的過程中持續面對的問題。回過頭來說，就臺灣的古典文學研究而論，高舉著「漢民族主義」乃至於「本質性的反抗意識」的大旗，更是吾人應該深刻反思的。


從文學角度來看，我們重視的不該只是同化與否的問題，而是同化的實踐與日本認同為漢學延續帶來了什麼樣的變異與擴張。不能因為不同觀點的民族意識的詮釋，就全面否定文學作品的價值。本文作為一個專家研究，屬於「點」的探討，無法深入討論臺灣古典文學與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漢學脈互動後對臺灣漢學帶來的轉變。對日治時期「漢文脈」邊界擴大的觀察，前人曾提出精闢的分析，但筆者以為，若能更進一步關注國體建立過程對日本漢學的影響，乃至於對日治時期臺灣漢學發展的影響，可以再從更深的文學層次理解臺灣漢學在當時的轉變。還必須注意的是，取法日本漢學只是日治時期傳統文人延續漢學的方式之一，日治時期漢學的存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面向，究竟有哪些面向？這是臺灣傳統文學脈絡必須要再深化討論的問題。如果能在「日本漢學與臺灣漢學」交流的基礎上，持續擴充相關的研究，臺灣古典文學的脈絡才能有更開闊的視野。希望未來能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成果，能使清代到日治時期的古典文學延續及其轉變有更清晰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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