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是公平的，小皇帝的中二青春
上回，我們嘗試著用一種現代人的，局外人的觀點，簡略觀察了當時的紫禁城與小皇帝的成長。如果，我們使用不太一樣的視角去重新觀察呢？這次，讓我們用溥儀蘇格蘭洋人老師的視角呢，再更深入的看一點場景。作為小皇帝的老師，那時候，莊士敦看見並注意了甚麼呢？
莊士敦日後曾經回憶起那段生活，1919年3月3日那天，他第一次進入北京城。透過神武門，「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被引進了。莊士敦在回憶中不厭其煩地，透過描寫紫禁城內外不同的服裝與交通工具，展現出那種違和感--北京城內同時並存著兩種不同的世界。當北京城其他大多數的地方都使用陽曆時，紫禁城內卻使用陰曆。同時，紫禁城內仍使用宣統年號，並且，除了親王、太妃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要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禮。
對於跪拜禮，莊士敦以英國紳士的口吻表示，他並不拘泥於禮儀：
「如果我能肯定自己可以像宮中的同僚們一樣姿態優雅地叩頭，我就對於行這種屈膝禮不持任何異議；這不過是一種習慣，各個等級的中國人都在某種場合下施行，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種屈辱。」
不過，對於這個洋人老師，紫禁城內的人還是多有容忍的。儘管莊士敦仍與其他人一樣獲得獲得各種賞賜，他卻未被要求加入中國師傅及內廷官員們叩頭的行列：
「而且我也滿意地得知，我並不是宮廷大典豪華色彩中唯一的污斑，因為民國總統的代表亦與眾人極不協調，他和我是僅有的兩個身穿歐洲晨禮服來參加慶典的人。」
從這裡我們已經可以得知，當時紫禁城內、外之區別已在服裝儀容與禮節遵行中，徹底劃分的一清二楚。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使節，已經同步追隨歐洲人的「禮儀規範」。
根據要求，莊士敦形式上教授溥儀英語、數學、世界史、與地理。但實際上，他的教學重點反而是放在教授小皇帝《愛麗絲夢遊仙境》、《四書》翻譯本。此外，作為紫禁城與中國的雙重外來者身分，他也企圖透過自己的努力，能將小皇帝徹底打造成在各種言行舉止、觀點見解上，都符合西方紳士儀節的貴族。因此，溥儀在莊士敦的影響下，嚮往起英國紳士的風範。如同詹姆斯龐德一般，他穿起訂製西服，也聽起留聲機、唱片，而且還買了一台鋼琴，並透過溥傑介紹一位關良到宮中教小皇帝彈奏樂器。
其實，僅透過照片，我們還是不太能將溥儀想像成007電影中詹姆斯龐德的形象，但至少，這確實是莊士敦當時的理想。
溥儀也訂起外國雜誌畫報--莊士敦趁機用畫報照片講起武器與國際形勢--也學起歐洲紳士養狗，他下了重本買到在德國出生、受訓完成的狼犬，寸步不離的帶在身邊。他買了一台汽車，在北洋政府軍警機關護駕下，他用汽車帶著宮中人士到頤和園、香山遊玩。在這一切中二行徑的背後，溥儀其實藏著一個想法：無論在宮內還是宮外，他都是/符合「紳士」「人上人」的希望。
或許，溥傑提到的一件小事可觀察出他的這個願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他都得叫兄長溥儀為「皇上」，但溥儀卻直呼其名，一直到撫順戰犯改造所的十年改造生活結束後，二人才開始以「哥哥」、「弟弟」相互稱呼。
不過，其實溥儀並非第一個聽留聲機、騎腳踏車的中國皇帝。美國宣教士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長期在北京匯文書院服務，他的回憶中提到某日皇宮的官員造訪並問起 「外國人發明的話匣子」，於是，何德蘭帶他們來到學校實驗室，並讓官員對機器說話、收音、重複播放，官員們玩得非常開心。過不了多久，官員再次拜訪並執意要買下這台機器獻給（光緒）皇帝，「因為要獲得認可和地位的話，這可是最好的辦法了。」何德蘭也說到太監曾經進貢一台自行車給光緒帝載湉「找樂子」，只是皇帝在試騎的時候沒有先把辮子盤好，導致辮子差點被捲進車輪裡。於是受到驚嚇的皇帝由於無法控制自行車，模樣狼狽的摔車了，並再也沒有勇氣騎車。
所以，雖然溥儀致力於以外國紳士的標準培養自己並同時找尋樂趣，但透過西方舶來品找樂子的心，每個皇帝都有。
儘管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努力的表示莊士敦並沒教給自己什麼，但他卻不得不承認師生間關係有相當的基礎是維繫於莊士敦的「耐心」上：
「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點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裡長出來的。」「我在十三四歲以後，看的閒書不少，像明清以來的筆記、野史，清末民初出版的歷史演義、劍仙俠客、公案小說，以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等等，我很少沒看過的。在大一點以後，我又讀了一些英文故事。」
或許，無論莊士敦做了甚麼，或沒做甚麼，這就是他對小皇帝與對紫禁城的最大貢獻。
儘管內務府強烈反對陌生人留在宮內，但小皇帝自己並不反對外人入宮，甚至是很高興的進行各種會見。特別是在1922年底溥儀結婚之後，他終於可以透過莊士敦安排介紹外人--包括英國使節、軍樂隊--進入紫禁城內，而由頻率看起來，小皇帝是歡迎他的客人的。
莊士敦待在紫禁城的過程中，發現這批前清皇族—標準稱呼應該是「遺老」或「遺少」--大多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因此也不知道內務管家在家庭財務中上下其手。反正，對於這些遺老來說，管家只要在主人最需要維持「面子」的時候湊出錢維持排場，主人就會感到滿意，而上下其手的管家便不會受到任何處分。
但在現實生活中，由於革命及隨後的清朝滅亡，滿洲皇族在這些過程中大部分無法維持穩定的財務進項，但仍希望維持舊習，便加速步入貧窮。有些貴族必須依靠偷賣家中古玩為生，為了面子不好出面，便任由管家一手操辦。所以，紫禁城的內務府不斷出現盜賣皇室藏品的情況，其實也不足為怪。在此同時，貴族們好面子，不顧財務狀況努力維持舊習。例如在山楂樹開花時，無論手頭是否有錢，皆須邀集友人共同賞花開宴會，這樣的惡性循環下，財務情況便越來越惡劣。
或許，這只是對舊日子的一種緬懷，透過這些舊習，他們企圖告訴自己「其實日子沒有甚麼不一樣」、「日子還是得過下去」。
莊士敦注意到，在皇族中只有郡王載濤（1887-1970）會在祭祖完之後拿出帳冊對帳。
「他是皇室成員中唯一一位懂得如何處理自己事務的人，他也確實親自處理此類事務。」
載濤儘管愛馬成癡、愛票京戲，卻也留學法國騎兵學校學習軍事--雖然沒有實戰經驗好像也是白搭--或許這些經驗讓他有接到一點「地氣」，比較能適應城外的生活。說到底，北京的皇族們樂於結交外國人的部分原因，其實也是希望在哪一天出亂子的時候，能在城外找到一個避難地。在這樣的邏輯下，保守的紫禁城願意同意讓一個徹底的外國人來教皇帝讀書，或許也有此一不可明言的部分。
參考資料：
1.詳見莊士敦原著，陳時偉、馬小軍等譯，《紫禁城的黃昏》（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頁146-156、159-161、206-215。
2.溥傑，《溥傑自傳》（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4），頁13。
3.有關溥儀的回憶，參見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頁125-132。
4.有關莊士敦觀點敘述散見莊士敦原著，陳時偉、馬小軍等譯，《紫禁城的黃昏》第17章。
5.Isaac Taylor Headland, Courtlife in China: The Capital, Its Officials and People.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09, pp. 119-120, 127-128.
6.參見溥佳，〈清宮回憶〉，收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晚清宮廷生活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