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三角關係,與其他 (四)

2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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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三角關係,與其他 (四)

邵洵美之所以選擇英國作為留學地,並傾註於譯詩、寫詩,與他的人生模範--徐志摩--有很大的關係。

邵洵美在劍橋時,擺書攤的老頭每見到他總問是不是姓徐,因為「三年前有個同樣面貌的中國人曾經懷著要翻譯《拜倫全集》的慾望回老家去了」。1925年春,邵洵美第一次去巴黎順便到語言學校學法文,謝壽康說他「最像徐志摩,那個一品詩人,江南才子」,後有人甚至說徐志摩是他「哥哥」。沒想隔幾天,邵、徐意外見到面。據說徐親熱地捉住邵的雙手說:「弟弟,我找得你好苦!」邵回憶,「(我們)兩個都是長臉高鼻子……可是他的身材比我高一寸,肌肉比我發達,聲音比我厚實,我多了些鬍鬚,他多了副眼鏡」。初次見面談話一小時,徐志摩和他聊了好多,來去一陣風,但就是那份詩緣,奠定了邵、徐的友誼。或許二人一見如故,正是因為他們對美的重視追求都是有「中二」共有的熱血與不妥協特質吧。

邵洵美是官宦家族後代,家教自然有所要求,其實是上得臺面的人物。因為幫過在英國「聽講」順帶考察的劉紀文忙(當法文翻譯),當劉紀文成為南京特別市市長時,也就邀請剛回到上海的邵洵美去幫個忙,邵洵美就當了幕僚機要性的秘書。據說1927年8月,寧漢分裂,政局似有變動。蔣介石下令:任何官員不准擅離南京,違者就地槍決。邵洵美認真地在車站把關。劉市長交付緊急任務一件,攜款四萬到上海添置軍火。邵洵美馬上回上海找門路接洽,但他萬萬沒想到,一見自己動身,劉紀文很快乘第二班火車到上海,邵大發脾氣破口大罵,把錢箱擲還給劉。邵認識到自己並不適合走上新官場之道,斷了念頭。盛佩玉的說法是,邵洵美在南京主管中山路拆遷讓路重新造景的諮詢,還帶了兩個朋友「去幫忙」「見世面」。不過碰到南京打仗,一顆砲彈打到浴室頂層,這些年輕人害怕就回上海了。盛佩玉的意見當然是「政治上的太複雜,政治舞台上的人物變化不窮,我們纏勿清的。」其實,在南京的期間,邵洵美就出錢協助並不善於經營的滕固等人重新復刊《獅吼》,但最後隨著滕固等人出國留學,刊物主力星散,他只得硬下心結束刊物。這樣的經驗讓他決定日後自辦刊物的方針,最後成為出版界的自資老闆兼編輯,甚至開起印刷廠了。

這種新型態的出版人其實在民國的大城市環境中是相對特別的。邵洵美不只是涉入創作寫詩、撰文,開書店,他還印雜誌,辦印刷廠,是一種「要喝牛奶,乾脆養牛」的最好註解。如果沒有對印刷品質的挑剔或者是資金,不可能辦到這件事情。在1927到1949年前,他先後出版《獅吼》、《金屋》、《新月》、《詩刊》、《時代》畫報、《論語》半月刊、《人言周刊》、《萬象》等刊物,1938年又積極出版抗日雜誌《自由譚》等。這樣的經歷,或許也正為胡適所言「1930年代是中國出版界的黃金時代」觀察做了說明。這樣的環境,勢必需要一個都會核心與觀眾基礎去支撐著。刊物的關門,往往是因為參與核心人物要嗎志趣不合散伙,要嗎就是轉移陣地另起爐灶,要嗎就是斷炊了。這個時候,家中尚有地產支應的邵洵美就成為上海文人圈內找錢時會想到的人選之一,他見的人多,認識的文化人也多,與人為善,談得來就出手幫忙,也無形間成為了出版界的「孟嘗君」。邵洵美顯然就是看準了他家鄉所在的「上海」這一當時東亞最發達的大都會「做得起來」一個類同巴黎的交際空間。邵洵美觀察到的巴黎咖啡廳與交際社會是這樣的,無論男女,見面就談到最近出版的小說、戲劇、展覽會,高尚風雅之餘也可避免單調重複。如果因此有爭論也無妨,不傷和氣就好。當文藝談話成了風氣,想在交際社會裡打滾的,總要「跟上」當下話題,「無形中他們竟變了提倡文化的大功臣。天狗便也想在中國的交際社會裡造成這一種的風氣。」這種經驗,或許也是他想在上海這個都會想「再現」的生活情調。

盛佩玉表示,邵洵美自己有出版社,最大的好處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做設計,「出版不用求人」。所有的作者都知道要找出版社發行的難處,能夠有資金發行讓作品被看見是重要的事情。當然,最重要的,資金哪兒來?正巧邵家老屋要重建,於是把原來的宅門改成石庫門留下部分自用,其餘出租,收租就有進帳,取名「同和里」。造屋錢可以先將房地產去抵押籌錢,開了家族會議同意。中間得搬家別居,就自行找到膠州路一帶先行過渡。面對路面的出租部分由汽車公司租下做成有樓層的店面。的確,這樣的處置相對實際,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加上盛佩玉的家私,成了支撐邵洵美出版事業的後盾,也同時是邵家整頓自家正步向衰敗家業的最後一次努力了。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泡沫下,手上沒有現金是很難辦事的。我們別忘了:別忘了上海才倒了一個黃楚九啊!!!

邵洵美決定斥資率先在上海弄入德國影寫版機器開時代印刷廠,在中間的空檔弄了鉛印部,跟張光宇家兄弟共同出資,但競爭者多,生意少難以維持,不久收手。影寫扳機器運到後,廠房擺在楊樹浦平涼路,但是印刷技師「技術學得不到家」,試印效果不佳。邵洵美面對此一局面,也只能親自動手「看書研究技術」,跟表弟與學員一同實驗,雖然可以印出彩紙,但版上的網線還不夠精細,只好先拿自家產品時代畫報來當實驗品。不巧,上海事變爆發,邵洵美趕發時事日報做點事。戰火所幸未蔓延到英租界,對邵家來說也算幸運。彩印部則在自家的時代畫報之外,又接到良友畫報的印刷生意,有助工廠的生存,但印刷油墨從國外進口成本高昂,使用彩印看物有限,因此長期是入不敷出的。盛佩玉為了支付丈夫經常入不敷出的出版經費,將自己的陪嫁與份下遺產一次次變賣與典當,卻毫無怨言:「每次聽到他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光明正大、合情合理的事要花錢,我總會全盤接受。」上海遭遇戰爭經歷的外在影響,可能是他出版事業最重大的外力打擊,最後也導致他的家財基本是為建立一個理想的出版事業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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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4至1937年間,時代畫報的同人又湊資金,出了一本漫畫刊物《時代漫畫》,集結新銳漫畫家,如魯少飛、張光宇、張正宇、曹涵美、葉淺予、廖冰兄、丁聰和華君武等人,給他們更多篇幅用漫畫發表社會現象的感懷,正好野打中了都市消費者脾胃。邵知道墨西哥畫家珂佛羅皮斯 Miguel Covarrubias在浮華世界(Vanity Fairs)的創作,透過友人知道珂佛羅皮斯造訪上海後,也為張光宇等人引見、當翻譯,交換創作心得,看珂佛羅皮斯畫速寫。這種「媒合」的功力的確也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出來的。或許也因此能力與做人的度量,即使張光宇等人後來堅持全漫畫刊物的理想,另外開了漫畫刊物,仍能和邵洵美一家維持好交情。

盛佩玉忙於生養兒女,又面臨孩子夭折,心情不佳。她為了夫婿來往印刷廠之便,強打起精神打理搬家的繁瑣事務,遷到印刷廠附近的舊屋租住。但是家教閱歷使然,盛佩玉仍不忘讓家裡布置跟上時尚潮流要裝好壁爐,也不忘為夫婿留了間書房。此時,邵洵美也接下鄒韜奮的《生活週刊》印刷生意。張道藩曾以套交情希望邵洵美不要承印生活週刊,不過邵洵美考慮之後對此置之不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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