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雷】走向「未來」／回到「過去」：紀昭君《無臉之城》中的「現在」世界／洪敘銘

2016/6/20 上午 09:30 資料來源：洪敘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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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含《無臉之城》劇透，強烈建議閱讀過本書之後再點閱。】

當台灣推理小說嘗試進行所謂在地性實踐時，我們可以看見兩種頗為常見的書寫型態，其一是如21世紀本格一般地走向「未來」，這些小說以台灣作為故事的背景，透過科技與知識藍圖的拓展，連結某些城市樣態的變遷，以及人性與社會的改變；其二是回到「過去」，作者化用曾經發生於台灣社會或其地域範圍的真實事件、新聞報導、都市傳說或鄉野奇譚，置入或改編進推理敘事中，使其情節中產生與「台灣」的勾連，進而產生讀者對現時、現地的某種心理認同。

2000年後的台灣推理小說，誠然存在著走向「未來」與回到「過去」兩種顯見的模式，但這樣的「未來」與「過去」，基本上都有著「近未來」、「近過去」的前提；也就是說，21世紀本格雖然具有高度的對未來世界的想像，但它至少需要基於現代的科技與知識的認識和理解始能開展（畢竟人們還無法準確的預言未來世界），意即這種近未來的書寫，必然與「現時」有著密切的關聯。

有趣的是，在「過去」的書寫中，作者事實上存有某種召喚「歷史感」的意圖，例如2006年林立坤《悲傷回憶書》常以「新聞」報導的記錄作為小說中當時社會的顯現，特別是每一場謀殺案與失蹤案之間，皆由新聞報導串接，且明確地將事件發生的「地方」指向台南縣，而其具體的犯案手法與行動足跡，又明顯參考了1986年楊丁傳案與2000年盧正案，偵探身分也和1999年的林口血案有關；又如2009年林斯諺《冰鏡莊殺人事件》的一起「瑞豐公路離奇車禍」的新聞剖析，及2015年《淚水狂魔》的「淚水收集者」（2007年）報導，雖不見得都改編自真實事件，但作者都有意識地選擇將事件的發生地點，定位在花蓮、嘉義，這些設計與書寫雖都距今不遠，但在通過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條件，同樣產生了以「既成事實」強化小說敘事的「真實」，進而建構了在地閱讀的可能。

將這樣的觀察放回2000年後台灣推理小說的發展脈絡來看，「走向未來」與「回到過去」的嘗試，恰好雙重界定出「現在」；換言之，若21世紀本格的未來感及其不可能犯罪，終究必須回到「現在」做出「合理」的理解與推斷，而這些已發生的案件或新聞也必須構成「現在」的某個故事背景或敘事軸心時，這兩種看似全然不同的書寫徑路，也就有了相互對話的基礎。

紀昭君的《無臉之城》在上述兩種台灣推理小說的書寫傾向中，無疑偏向後者，且是作者開宗明義告訴讀者的訊息：「結合台灣2003年楊儒門白米炸彈客行動，2008年徐志皓姦殺方性少女棄屍案，及2010年運匠殺手江雲卿色誘劫殺計程車司機等三大刑案而成。」（254）這樣的訊息必要地成為閱讀的基礎，意即讀者必須對台灣此三大刑案有基本的了解，才能夠理解作者「多重人稱敘事」為何以及如何可以作為「推理」的——同時也是小說篇末附上「台灣重要新聞大事紀」（252-253）——強烈理由。

也因此，《無臉之城》尚能和平路以2013年八里媽媽嘴咖啡店雙屍命案為寫作題材的《黑水》進行另一種層次的對照，進而形構出小說更為複雜的深度。某個層面上，這種書寫內容，因為有著一些具體且為人所熟知的真實案件作為背景，使得作者雖不見得意圖「翻案」，卻又勢必藉由某些「手段」，寄寓自己不同的關懷視角，甚或是顯而易見的情感偏向。

《無臉之城》和《黑水》在這個面向的討論上，具有一個相似的傾向：對女性的「理解」與「同情」。《黑水》沿著佳珍和張太時而交錯時而獨白的自省，與包括輿論、被害家屬等種種「社會」的對話，具邏輯性地開展出她的寫作意圖；而《無臉之城》最重要與重大的改編，是小柔的設定：「那清純美好的微笑，素顏淡妝，臉龐雖充滿稚氣，但卻有股說不出的甜美可人」（179）這樣的設定不斷地出現，如援交的男客對小柔的遐想：「穿著的浴袍下，凹凸有致的曲線與美腿一覽無遺。（145）」、「你不錯，漂亮，個性又好。」（177）或如老奶奶與小柔的對話：「書讀得多，人漂亮，心地又好。」（151）

然而，對照2010年江雲卿案，作者提供給讀者的訊息是「三十九歲其貌不揚的失業女江雲卿……」（253），並出現在對其案件的節錄與紀要中：「落網後江女毫無悔意，還堅稱熱水乃冬日之故，非有意為之。」（253）而明顯帶有批判意味；換言之，作者對小柔的改編，已存在著某種立足觀點——從「其貌不揚」到「甜美可人」的色誘——的轉換，促使小柔的角色塑造，或可放置於「羅曼史」的脈絡理解，更重要的是，這直接地影響了她的結局：「一如慣例，援交過後的隔日，小柔會去採買當季的花束，前往『那個地方』，去祭拜無名屍骨」的過程中，遇見當初協助她就醫的以太，而且她「虛幻的靈魂，最終獲得救贖的解脫感」（242-243），使他能夠如重獲新生一般，回到那個清秀、甜美的過往，表現出作者寄寓於她的特別同情。

除此之外，小柔不僅看似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犯下的殺人事件，而且警方調查也顯示：「監視器裡，只照到一張充滿濃妝而滄桑的臉，一看則知是老氣的酒家女打扮。」「畢竟類似案件已於大台北地區發生多起，不過，一切都只等待司法調查，來過濾並釐清整個事情真相。」（245）也就是說，作者塑造整起事件為「不為人知」（甚至連小柔本人也不知道）的「意外」，進而讓小柔迴避了在推理小說中，作為「兇手」對其身分（與其「任務」）的自我體認，而有趣的是，作者並非沒有注意到這樣的狀況，但她不斷希望透過性霸凌以及男性「一逞雄慾」的粗暴與骯髒，某種程度合理化這種「事件就是發生了。誰也料想不到」（147）的情節。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念平的情節中。可以發現《無臉之城》中念平和韶寒的愛情故事與心境轉折，和筱芃、以太、小柔等三段據刑案改編的方式不同，它基本上是一個虛構的故事。而正因為這段故事的存在，才有效地串接起筱芃、以太、小柔之間的關聯性。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念平不斷地表明自己其實一開始就想殺了韶寒（如「從一旁散落的衣物口袋裡，緩緩地抽出預藏的刀鋒，看著那張在暗夜裡仍不失漂亮的臉龐，有股難以壓抑的衝動還沒有抒發」（195）、「他差點就拿起落在地面衣褲裡的刀」（199）、「我幾次都要殺妳，跟那個女孩一樣」（232）），但事實上，這段愛情故事卻實質地改變了作為「殺人兇手」的形象，如念平在牢中雖自思：「也不能再用那把他習以為常的刀，切入那些擁有稚嫩臉龐少女們的喉嚨與手腕……」（228）但在他見到前來探望的韶寒時，他卻如被短暫治癒一般「真切地感覺到，韶寒正用那雙手穿透，然後溫柔的撫摸它還殘留些包紮的灼傷顏面，像在安慰一個孩子那樣，緩慢優雅」（229），這段敘述迅速地對應著念平自幼對母性的匱缺與對女體愛恨交雜的體驗，但這種「其來有自」，同樣消解了「推理性」的延伸可能；更重要的是，對應2008年徐志皓案，徐嫌是「心虛下衝撞員警被開槍制止」才因此半身癱瘓，但小說中他卻是開啟以太以「炸彈˙危險，請勿開啟」以及「政府請照顧農民」字條包裝的炸彈而殘廢，事實上也顛覆了刑事案件中對「申請國賠敗訴」及「東窗事發」這種「罪有應得」的社會價值的評斷，而回到那個作者刻意營造出的那個「理解」的脈絡。

然而，這必然引起一定程度地對小說敘事核心的質疑——一如《黑水》究竟能否放在「推理」文類中被閱讀？意即《無臉之城》事實上存在著應將其放在哪個脈絡閱讀的曖昧性，一方面因為整本小說中並不真的存在所謂「推理」——不僅沒有偵探，甚至沒有「兇手」——的情節，而且這種改編看似是一種「再創作」，而偏離其本質上可能蘊含的「本格」敘寫之可能；二方面，因其改編台灣三大刑案的設定，筱芃、以太、小柔等幾個故事，情節上主要沿著真實案件進行開展，主要敘述上，也偏重在主要人物的成長經驗與養成，而略寫了其犯罪心理及其深刻的犯罪動機；三方面，《無臉之城》主要聚焦的是人物本身應該被理解與同情的敘事軸心，因此無論筱芃或小柔幾近於童話的人物形象、念平與韶寒近乎偶像劇的愛情故事，或是以太那種〈鬧市孤人〉式的遊蕩於城市邊緣的足跡，事實上並未真切地回到現時的台灣社會進行不論價值、正義或關懷的闡發。

這種書寫樣貌，誠然是2000年後台灣推理小說中較為不同且獨異的嘗試與實踐，但它仍然存在著一種必然被「揭露」的風險——如1990年第三屆林佛兒推理小說獎的〈一貼靈〉、1998年第三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無伴奏安魂曲》——《無臉之城》是「XX」小說嗎？

倘若我們先暫時擱置這個問題，《無臉之城》最可觀之處，必然是幾段看似可全然獨立的人物與故事最終能夠相互串聯，而且這種串聯不僅只是人物關係的相關而已，作者意圖呈顯的是事件發生時的台北、當下的都市以及當下時空環境中，城／鄉差距所造成的人性／空間疏離與衝突，終可能構成一幅社會圖景；而這個社會圖景，正好對應了「無臉之城」的「無臉」意象，也正好可以將之放入所謂在地化的解讀中：

他想起當初剛來台北的時候，在他公寓前，停下，仰頭而看的視線記憶。那是台北某天泛黃的黃昏，地面還淺淺的殘留，下過微雨的痕跡，空氣因此顯得濕氣濃厚，冰涼寒冷。他就站在那加裝的鐵窗外，翹首四判，想直接看進屋裡的樣貌，鐵窗的頂端是尖刺，陰鬱的如同德古拉伯爵的幽深古堡。可他知道，那也不過是棟公寓，沒有電梯，古老的水泥梯傳出了久未清理的惡臭味，更堆滿了垃圾與不知名物體。（83）

……與他正對的女孩臉孔，映照著輝亮月色，浮現出淡青的微光，模模糊糊的，僅是一無所有的白燦光芒，沒有五官，沒有表情。他瞬時嚇得就要閉上了眼。……空間裡有種微不可聞的聲音在漂浮，喃喃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女孩是不是在跟她說話？以太努力的想聽出些什麼，卻還是聽不見。（85）

這一段以太的夢境，首先描繪了他初到台北時對城市及其空間的印象，寒冷、陰鬱、幽深、惡臭的黑暗面，都對應著以太對「台北，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都市」（79）的深沉懷疑，以及與其成長的南部鄉間「空氣中漂浮著金色水田、插秧青翠秧苗的泥水與青色氣味，淡藍色的天光淺淺的，他的舌尖似乎可以舔舐那滾動水珠的甜膩感」（52）背景的強烈比較，呈顯出極為明顯的認同傾向。

因此，當這種身體所在與內心想望的極大衝突中，台北作為一種「無臉」的形象再現於以太的夢裡，它沒有五官、無從辨認，一如以太對台北的全然陌生，因此他不論行走地下道（55）、搭乘捷運（63-65）、遊覽花博（68-70、77-79），都展現出絕望、窒悶與酸澀，對人群的恐慌與下意識地逃離，以及對無視告示牌警告，恣意踩上絢爛花海下的土地拍照的遊客的不屑，這種難以置信卻又必須被迫承受，終究使得在他夢中那名無臉女子的囈語：「你來了。我就在這裡」（89）產生了對以太而言最為重要的在地性意義，且是推動後續情節發展的關鍵。

令人驚訝的是，《無臉之城》中的其他段落，也重複著這樣的「無臉」象徵，如筱芃對城市的理解：「她心煩意亂的到處走走看看，既看不見公車站牌，也沒再認路，漫無目的，茫然的走著。」（30）或如小柔：「沿途，她不停認路，不停的去辨識任何一座建築物或標誌，似是要好好的記錄下來，可是越往前走，心裡越有種奇特感覺。那很難以言說。是恐懼，還是害怕，或不安。」（170）韶寒與念平在台北街頭遊蕩的敘述是：「他們就這樣轉搭著捷運，來來去去，在各個景點間閒晃。其實她對某些景點也並不是特別的熟悉或感興趣。」（123）「他們轉搭著捷運，來來去去，在各個景點間閒晃。其實念平一般對這些景點是毫無興趣的。」（202）

這些敘述形構了小說中在地性實踐的某種弔詭，意即這些主要人物以他們的身體在城市中進行劃界的同時，他們不但是毫無興趣，甚至毫無方向感，也就是說他們並沒有意圖開展他們對城市（台北）的理解，而是反向地顯現出他們心理的混亂甚或創傷，即他們最終還是回到對應城市與其所處熟悉環境（家屋或故鄉）的衝突，進而產生承載或推進故事的動力。

這當然和1980-90年代台北在台灣文學中逐漸形成一種所謂本土城市的敘寫策略和徑路有所差異，更直白地說，作者在《無臉之城》中創造出的台北，雖然具有如「在台大附近的租屋處裡，一間老舊公寓，外表圍起了鐵欄杆，類似台灣普遍為了防堵小偷所做的加裝處理」（45）、「台灣的地下道，總寄宿了許許多多的流浪漢與乞丐，常瀰漫著一股酸臭的腐味」（55）的空間書寫，或如「即便修完教育學程，還必須歷經長達一年的實習時光，美其名為『教師實習』的過程，說穿了，也不過是淪為那些正式老師與行政官僚的跑腿人偶」（96）、「這台詞與動作是如此的俗爛，跟台灣最流行的本土芭樂劇一般，充滿濃烈愛恨糾葛的情節」（161）這些意圖扣連台灣社會性現實的書寫，終究無法「如實」，或者它僅能片面地形構出那三件刑事案件的發生背景，為的是鋪展小說中這些主要人物之間的悲劇性連結，因為在整部小說的最終，作者終於將視角拉回「現在」：「新聞報導台北正擬定啟動捷運『三環三線』工程，……未來的台灣，不僅因此帶動沿線舊商圈不動產的增值，也能順勢結合台北老舊社區商圈的更新，台灣首府將有全新的面貌呈現。」（249）但這種「可預見」（甚至已被書寫出）的城市圖像，卻全被推向了「渺如星辰的無臉之城，逼近神祇的天空」（250），反而放棄了在此前情節中尋繹在地性的可能。

這也就是說，當我們嘗試從新聞事件或真實案件中，找尋小說敘事中可能扣連或牽涉的「在地」，甚至是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化意義及其可能的同時，反而存在著某種加速「失落」——「我們經驗的」與「作者意圖讓我們經驗的」——這兩種不同力道的拉扯，這雖然使得《無臉之城》在其突出的「多重人格」轉移的敘述策略中，加入了更複雜的深度，卻也使得《無臉之城》似乎更加艱難地，在台灣「推理」小說，或者是台灣都市文學的書寫中，找到相應的位置。

作者簡介／洪敘銘

1987年生，現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攻讀博士學位，曾獲華文文學系碩士學位暨畢業成績優良獎、「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第二屆楊牧文學研究獎、東華文學獎小說、散文獎、東海岸文教基金會徵文獎等，曾主編《同聲與變奏——國立東華大學中文能力與教養學生作品集》、《奇萊論衡：東華文哲研究集刊》，並出版論文集《從「在地」到「台灣」：「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2015)。

現為《奇萊論衡：東華文哲研究集刊》主編、東華大學「閱讀書寫」工作室召集人、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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