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沙棠《沙瑪基的惡靈》：2000年後台灣推理小說的「在地」觀察／洪敘銘

2016/6/6 下午 02:30 資料來源：洪敘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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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後台灣推理文壇掀起的「本格復興」風潮，誠然改變了自1980年代以來推理敘事的「典範」與「主流」，然而，時至今日的台灣推理小說，卻也不曾迴避「本土」，意即幾乎所有的創作者或讀者都肯認，也都意圖尋找所謂「本土書系」的脈絡與存在之軌跡。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如陳嘉振《布袋戲殺人事件》（2006）、《矮靈祭殺人事件》（2009）加入台灣在地文化元素，構成小說之謎團與推理的核心；或如林立坤《悲傷回憶書》（2007）、紀昭君《無臉之城》（2016）剪裁或改編曾經發生於台灣的刑事案件或新聞報導，進而促成某種對當代社會、都市問題及人性、價值觀的反思；又如林斯諺《無名之女》（2012）、《淚水狂魔》（2015）、冷言《輻射人》（2015）挪用或改造真實地理環境，作為推理小說敘事的主要場景，構成對現實／時的召喚等等實踐。

在這些作品中，創作者們對「本土」的關注與範疇的劃定，逐漸偏向「在地」——台灣，以及真實（包含地理空間的相對位置、街道地景、歷史定位）位於台灣的城市——的思考角度；換言之，「讓故事嵌合在台灣的時空之中」，可能造成「名符其實的『台灣』推理小說」（《無臉之城》，14）的在地化意義，竟有些重回（或重新召喚出）80年代以來「我們期待他（林崇漢）從『八○年代的台灣』這樣的時空中發揮他的長才……」（《收藏家的情人》，15-16）的「本土」意識的探索與期待之中。

沙棠《沙瑪基的惡靈》以當今的屏東縣琉球嶼為時空背景，而其出版，恰好是讀者嘗試「回顧」這樣的在地化語境的一個重要觀察對象，誠如徐承義所言：「我們可以在閱讀過程中親近小琉球的風土並感受作品流露的現地關懷……」（《沙瑪基的惡靈》，7）或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許主龍言：「完全展現小琉球的浪漫美景與歷史文化。」（《沙瑪基的惡靈》，9）都可以看見對「現地」的歷史、文化與空間的「展現」和「關懷」——例如對小琉球土地遭政府徵收之社會現狀（141）；「寺廟的數量，遠比台灣本島任何縣市的寺廟座落密度還要高」（143）、「小琉球昔日有六十多口水井，隨著自來水逐漸普遍，井的用途便慢慢被遺忘」（186）、「小琉球的『箱網漁業』，是全台灣最優良的」（148）等透過資料考據而傳達出的現實描述；「那些氣體是造成海水暖化的元兇，……小琉球周遭都是珊瑚礁生態……」（296）等島嶼生態之保護意識——成為本書最突出，也是最被提出討論的焦點。

然而，在這些描寫之外，《沙瑪基的惡靈》最被重視的在地化意義，應在於作者對「在地指證」的運用策略。全書最重要的兩起謀殺事件，第一起是「白燈塔」內姿態怪異的男性屍體，該現場雖首先被一對情侶（遊客）撞見，但身為警察偵探的李武擎、唐聿卻在燈塔守了一夜，直到隔天凌晨，通過守燈人之口，才證實「燈塔的鎖是新換的」以及「現場的不明液體揮發」兩個至關重要的事實。（131-134）但是，早在案發不久，李武擎即在勘察現場時，已察覺燈塔門口「鐵栓上有敲擊的痕跡，掛鎖也被拿下來了」（83），並質問情侶：「燈塔內部的地面有水的痕跡，那是你們留下的嗎？」（86）也從唐聿的驗屍結果，得知死者因窒息死亡而提早出現的屍斑（106），卻遲至守燈人的出現後，才對這兩個事實展現出篤定、了然於胸的態度。

相似的是，第二起發生於「紅石窟」的慘劇，李武擎不僅早已排除了「失足跌落海中而死」的可能（155），甚至也已發現了「紅色石窟內殘留的海水裡，似乎有什麼被燈光反射而發亮」（158）的第一現場與重要物證，比對小說後續提供的線索，實際上已足夠開展後續的推理敘事，然而作者同樣刻意安排發現屍體的漁民林思源不經意地說出「死嬰窟」的歷史（181），使得警察偵探還需要透過民宿老闆的女兒張明芸開啟文物室，藉由其中收藏的古地圖得知「死嬰窟」的地理位置及其歷史資訊後（195-196），才能連結起已發生的案件，再真正展開實際的緝捕行動。

在這兩起案件中，李武擎和唐聿事實上都比其他人（包含守燈人、林思源、巡警楊光、張明芸等當地居民）更早得知事件全貌、關鍵物證，甚至早已封鎖案發現場，卻總要等待具有「在地」身分的角色介入後，才若恍然大悟一般地進行推理。這些不合常理的情節，正巧凸顯了其指證的在地性。

進一步而言，目擊白燈塔與死嬰窟命案的皆是「外來者」（遊客情侶、李武擎），因此即使人、物證皆確鑿，警察與偵探仍然需要等待在地居民的「指證」，才能夠「確立」自己心中的「懷疑」——即使這些在地居民也就只是證實了外來者的懷疑而已。當然，在本書中，作者意圖透過「當地」人之口，陳述或轉述外人不見得熟悉或不曾聽聞的「當地」地景傳說，用以連結謀殺案，塑造出恐怖與懸疑的氛圍（如李武擎推測兇手利用「傳說殺人」的意圖是「為了表明自己對小琉球很熟悉……利用當地人對白燈塔的恐懼……［119］），恰好調度了「外來／在地」的對立模型，而這種明顯帶著在地色彩的指證，也營造出其案件中關於地理位置的「不可替代性」，而類近於展現與地方風土密切結合的本土推理型態。

值得注意的是，1980-90年代的本土推理小說，往往是在警察或偵探對於案情的理解或判斷無法進展，甚至出現錯誤推理後，在地身分之人物才會出現；換言之，這些在地指證具有一定程度的關鍵性——使推理敘事得以繼續且「正確」地推展，然而，在《沙瑪基的惡靈》中，在地指證所肩負的意義與作用，卻在於講述當地的傳說，用以結合屍體陳屍處不易置換的空間意義及其詭譎氣氛，而未對警察或偵探的推理有明顯推進的效果（相較而言，更有些刻意延遲真相浮現的意味），或許也能呼應全書寫作的核心意旨與價值。

除此之外，小說中的「警偵關係」也充滿著變異性與辯證性。《沙瑪基的惡靈》中主要的幾位「偵探」，都具有「警察」的身分，如李武擎所具有的「停職刑警」身分。然而不盡相同的是，唐聿作為「督察」，其主要職務正是監督（監視）刑警之行動，而楊光則是小琉球當地的「巡警」，職銜與職位都比隸屬於警政署的李武擎和唐聿來得低，但在這些具有警察身分的角色之上，還有一個神祕、神通廣大的「檢察官」。

也就是說，小說的人物間，隱然具有檢察官—督察（唐聿）—刑警（李武擎）—巡警（楊光）的階級關係，在小說敘事中，李武擎私自探訪小琉球，及其主動參與推理的意圖，與他和檢察官——具利益交換權力的角色——的秘密約定有關，唐聿、楊光助其推理的最終目的，也一致地回到了「升官發財」——正是台灣1980-90年代警察偵探的推理小說中最受詬病——的傳統。

這層人物設定，在台灣推理小說的書寫中也頗為特異，過往的小說情節中出現至少一位警察與偵探時，「偵探」通常成為推理敘事中解開謎團、找到真相的重要角色，即使如退休／停職刑警的「私家偵探」，需透過承接委託案獲得主要的經濟來源，卻很少具有「升官」，或回到警察體系的主動意圖；相對而言，「警察」的角色反而較被形塑功利主義的色彩，希望透過偵探取得案件的真相，進而獲得職務的升遷與榮譽。這不僅是1980-90年代最為突出的人物設定，「本格復興」後的台灣推理小說，也常見警、偵關係的這種對立。

當然，這種警偵的對立關係存在著明確的作者意識——對「警察」權威乃至國家警察體系的質疑、諷刺甚至反抗，在這個層面上，「偵探」極可能成為作者的代言人，以其與警察的對比形象與價值選擇，凸顯出對所謂社會正義、社會公義顯揚的不平。

然而，《沙瑪基的惡靈》中卻缺少了這樣的對應關係，特別是從小說敘述中可以得知，主要負責推理的李武擎與檢察官存在著利益或條件交換（97、120-121、243），顯示出偵探對於案件的執著，並不在於真相的顯露，而是「任務」的完成；或如唐聿與李武擎的對話；

「唐督察真幼稚，還有多久就要升職了？這樣心胸狹窄好嗎？」

「你還記得我要升官了？那就拜託你讓我省點心！」

李武擎嘀咕一聲。「我又沒怎樣。」（119）

唐聿推理敘事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就情節而言，若無唐聿的鑑識與驗屍，兩起謀殺案件俱難以解決，而且他刻意放在李武擎口袋中的追蹤器，最終也成為找到事件真相的唯一途徑。但在上述對話中，可以發現唐聿對這些案件的協助／抗拒，都來自於升職與否的考量，即如他對李武擎私自來到小琉球查案的態度，自始至終都是「在督察員任內，他不希望出任何紕漏阻礙了他升官的路」（46），更是「有權力的人，可以操縱真相」（125）的追求。

相近的是，當地巡警楊光雖不真的具有「推理」的作用，甚至出現幾次錯誤推理誤導群眾，然而他也始終抱持著「說不定還可以藉著這次機會破案而獲得升遷呢」（90）、「找到人之後，說不定我會升大官欸！」（249）的期盼，顯見作者在小說中對這些具有警察身分人物所賦予的一貫特徵。

然而，這層設定對推理敘事，乃至於現今我們如何進一步理解台灣推理小說中的警偵關係，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例如作者在《沙瑪基的惡靈》中，也意圖調度一個「暴風雨山莊」式的封閉島嶼的空間，試圖營造出無法自外界取得支援的心理孤絕，並架構出兇手與偵探對決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唐聿、李武擎和楊光在小琉球即將因颱風而產生交通阻絕之時，他們展現了不同的態度，如唐聿明白地表現出希望尋求支援的意圖（96），李武擎則是主動地介入案件，表明不需要外地（包含唐聿）人力的進駐（75-76），楊光則是在「命案已經轉交給中央」、「東港派人來之前我們保持待命」的命令後，因為無法再參與案件，而「為自己成為首席刑警的目標心碎」（172），顯現他對外來援助資源的排斥。

但總歸來說，造成三人態度不同的因素，正是「功利主義」的設定。唐聿為了避免升職過程節外生枝，而不斷意圖帶著李武擎自小琉球脫身；李武擎與檢察官的秘密交換，則促使他必然主動且積極地依其刑警身分介入（即便他尚不知白燈塔謀殺案的死者身分與他初始前來小琉球調查之案件是否相關）；楊光因一心想要升官發財，因此雖無法違逆分駐所長的命令，他對外地的支援卻也外顯於他的行為與表現中。

然而，這層島嶼的「封閉性」卻相當快速的瓦解，因為唐聿受到李武擎的委託而搭乘直升機回到台北（214），又因李武擎身歷險境，向檢察官申請特權後再次搭乘直升機返回小琉球（244），這除了使得原來被創造為「禁航令解除，之於兇手而言無異於放虎歸山」（213）的封閉的偵探、兇手對決空間遭受嚴重——那麼兇手也可以用任何方式搭機離開——的破壞，更重要的是，這造成《沙瑪基的惡靈》中警偵關係的跳躍與不明，唐聿從抽身到主動介入、楊光私自接受唐聿的委託進入案件核心，在一片混亂中的人物關係與其心理表述中，難以梳理作者初始何以展開對督察／警察體系之討論（23），或又這些警察角色何以必然具有強烈功利主義色彩的設定。

換個角度來說，《沙瑪基的惡靈》雖看似沿用了1980-90年代台灣推理小說中關於「警察偵探」的設定，最終卻反而導致警偵關係的不明，最主要的原因正在於此關係中的「在地化意涵」的缺乏。1980-90年代的警察與偵探分別肩負著執行「正義」與尋索「真相」的責任，而在此過程中，警察給予偵探情報（國家資源），而偵探以解謎作為回報，在警、偵的合作關係中，一方面促使兩者對立關係間的和解，另一方面更加明確地表現出這些小說中真相與正義的同等重要，並傳達出當時社會對國家警察體系的主流意識。

然而《沙瑪基的惡靈》的警偵關係，最中僅被塑造成人物之間人際關係的伏筆，雖然在功利主義的設定背後，或許可以看見主要人物或作者對當前警察或督察制度的不滿，這些不滿卻又因為人物個性的跳躍與扁平化，這些對特定的警察偵探角色直接而又片面的批判，反而因為缺乏觀察的側面，而消弭了其中可能可以對應其在地性的面向。

除此之外，《沙瑪基的惡靈》中的主要人物因為「利益交換」與「升官發財」的主體思想太過強烈，也意外地大大削減了作為主要偵探的李武擎進行推理的合理性與能動性，使得作者不得不依賴兇手的主動「現身」（279），或反而描寫目睹白燈塔謀殺案的一木法師與深知案件內情的民宿老闆張行昆等目擊證人與兇手的對決（209、256），或甚至是兇手與兇手間的對決（279-291），非典型地——在此對決場景中，偵探反而是「遲到」的（而且他們還是依賴『追蹤器』才找到最終對決舞台）——解開這個必要地被某種程度「除魅」的謎團。

畢竟作者所運用的小琉球的真實地景，都是重要的觀光勝地，而且作者也無意將鬼怪傳說真實地附會在這些空間，某種程度上，作者地書寫還帶有一些推廣觀光的意味存在。但這卻也讓本書原先以傳說製造出驚奇、懸疑的謀殺場域的設定，難以真正地與真實地景「結合」，書中最主要的三個傳說「白燈塔」、「死嬰窟」、「烏鬼洞」對然分別對映著不同人物的被謀殺與死亡，但這些傳說在小說中一方面連「當地人」都不太確定其發生的真實性，另一方面，作者雖然一再地利用這些地景皆緊鄰觀光勝地，或是在白天時遊客絡繹不絕的景象，營造某種日常中的異常與恐懼，但這些傳說所意圖賦予推理敘事的懸疑感，事實上還不如蛤板灣：「海面全是氣泡，不停往上竄，就像一鍋煮沸的水！還冒了煙，那就遭到焚燒的屍首冤魂，他們被焚燒的熱氣也讓海水燒滾起來」（114），與死嬰窟：「洞窟裡面的石頭是紅褐色的，看起來簡直就跟用鮮血染成的一樣……他放緩呼吸，頭伸進紅色的洞窟裡，凝視底端那一片虛無的黑暗」（156-157）的空間異常敘寫來得精彩，這讓傳說的使用，反造成小說敘事軸線的混亂，並牽制了偵探的行動與探知真相的主動權力；更甚者，主要人物處於被刻意以傳說，塑造恐怖與異樣氛圍的空間時，卻出現如「如果是真的話，要去蛤板灣游泳就得小心了」（113）、「荷蘭鬼跳出海來，爬到尖山來到日本鬼的地盤抓交替？呵，不知道鬼魂有沒有地域觀念，會不會打起來呢？」（118）等輕鬆詼諧的談話，也造成這些地景傳說於推理敘事中是否具有必要性的疑問。

總歸而言，沙棠的《沙瑪基的惡靈》確實在2000年後的台灣推理小說的書寫中，挑戰了一種比較不同於本格或21世紀本格的「本土」想像，這種想像必然通過「在地」的敘寫、構造及其相應之思考，創造某種程度上「不可替代」的空間意涵，而其中關於「在地指證」的運用，以及警偵關係的變異，卻似乎在小說最終無法與當地傳說調和，而產生了猶疑，然而《沙瑪基的惡靈》仍不失為自1980年代以來，針對台灣推理小說的空間與在地化閱讀的一個重要文本。

作者簡介／洪敘銘

1987年生，現於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攻讀博士學位，曾獲華文文學系碩士學位暨畢業成績優良獎、「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第二屆楊牧文學研究獎、東華文學獎小說、散文獎、東海岸文教基金會徵文獎等，曾主編《同聲與變奏——國立東華大學中文能力與教養學生作品集》、《奇萊論衡：東華文哲研究集刊》，並出版論文集《從「在地」到「台灣」：「本格復興」前台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2015)。

現為《奇萊論衡：東華文哲研究集刊》主編、東華大學「閱讀書寫」工作室召集人、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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