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鳳虛凰》等中國經典影片回到上海（下）

2015/12/29 上午 09:30 資料來源：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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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偉

二、曹禺與《豔陽天》

曹禺酷愛戲劇，迷到發癡的程度；同時，他也喜愛戲劇的姐妹藝術——電影，並從電影藝術中汲取了不少營養。他年青時看過不少電影，中國的，美國的……什麼都看，只要能給他有益的啟示，能擴大他的眼界，他都來者不拒。著名集郵家姜治方在其晚年回憶錄中，還記憶猶新地回憶道：我們在南開同學時，「萬家寶喜歡文藝，愛看電影。課後，他時常大談電影故事，聽者如雲。」（《集郵和我的生活道路》，外文出版社、集郵雜誌社，1982年7月）。曹禺曾自詡：阮玲玉「演的電影我都看過」，別人則認為：曹禺的《雷雨》「很像電影」（李健吾語）；《日出》似從美國「《大飯店》電影得到一點啟示，尤其是熱鬧場面的交替，具有『大飯店』的風味」（沈從文語）。事實上，曹禺的確很關注電影界，他的某些劇本創作甚至因此而受到啟迪。他在談到劇本《日出》的創作時曾說：「艾霞的自殺，阮玲玉的自殺，這些事往往觸動著我，陳白露之死，就同這些有著關聯。………阮玲玉是觸發寫《日出》的一個因素。」追溯了曹禺與電影的這些歷史因緣，我們對他以後一度「棄劇從影」，加盟「文華」，從事影片《豔陽天》的編導，就不會感到奇怪了。而從直接原因來說，曹禺的從事電影創作，則和他1946年的美國之行有著一定關係。

抗戰勝利以後，萬眾歡騰，就在這種暫時和平的氣氛裡，1946年1月10日，國民黨的中央社發佈了這樣一條消息：「美國國務院決定聘請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講學，聞二氏已接受邀請，將於近期內出國。」延安的《解放日報》也馬上轉載了這條消息。當時官方的文化界代表出訪國外的不少，而以民間文化人代表身份出國的，曹禺和老舍是第一次。因此，他們肩負著民間文化使者的重任，重慶、上海兩地的進步文化界專門為他們舉行了歡送會。1946年3月，曹禺和老舍到達美國以後，講學、開會、訪問、觀劇……排程得很滿，但他們還是特意抽時間參觀了美國電影中心好萊塢。曹禺在好萊塢看了不少電影，也參觀了他們的攝影棚，並親眼目睹了導演給演員排戲的過程。他對好萊塢影片的內容並不以為然，但他們先進的技術和高超的藝術手法卻給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7年1月，曹禺獨自一人悄悄從美國回到上海，住在著名影劇導演黃佐臨的家裡。他和佐臨早在1929年就相識了，當時他正在南開大學演出話劇《爭強》，剛從英國留學回國的佐臨獨具慧眼，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精采而內行的劇評，年青的曹禺引為知音，通過報社找到佐臨，從此開始了兩人長達幾十年的友誼。回到上海以後，由於佐臨的介紹，曹禺加入了文華影業公司。這時，雖然距他赴美時僅過去一年，但整個的形勢都改變了，特務橫行，災民遍地，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國民黨還天天嚷著要打內戰。這一切促使曹禺寫出了《豔陽天》。劇本描寫一個樂天主義的律師陰兆時（石揮飾）和一個以前是漢奸，現在是奸商的富翁金煥吾（李健吾飾）之間的鬥爭。金煥吾為了要強買孤兒院的房產作為囤貨的堆疊，不惜運用種種卑鄙的手段來威脅利誘，然而大義凜然的陰律師卻將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全力與之鬥爭，終於獲得勝利。劇本過分看重了「法律」的作用，但也充分表現了人們渴望「豔陽天」的美好願望，符合曹禺當時的思想認識水準。

《豔陽天》是曹禺編導的第一部影片，因此他一切小心翼翼，傾注了很大心血。寫劇本時他就多次修改，改了好幾稿，最後的定稿本，非但一個個鏡頭都分好，連角度與光線都有詳細說明。在一些具體的細節上，曹禺也竭力處理得脫俗不凡，如影片的第一個鏡頭，是一輛沒有人踏的三輪車在空寂的馬路上疾駛而行。有些人感到很奇怪，實際上這卻是生活中實存的情景，上海人大都碰到過：深夜時分，三輪車沒有生意，於是車夫坐在下面的踏板上，一路用腳踏過去，座墊看上去就是空的了。這個鏡頭雖是平常，卻是曹禺從生活中觀察提煉出來的，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一下子就點出了故事背景。由於當時的條件很差，拍攝中還得應付種種的困難，扮演金煥吾的名作家李健吾有一篇題為《中國電影在苦鬥中——拍攝〈豔陽天〉偶感》的文章，將此形容得非常傳神：攝影棚「是一個破爛的空殼子，牆外任何聲音都可以收進聲帶，假如心粗意浮，就有可能成為一種額外收穫。飛機來了，停拍；風雨聲太響了，停拍。然而沒有風雨的日子，一定飛機出現的機會更多。天氣太冷，攝出的夏天戲有了呵氣；拍好了，洗出來一看，底片走光；或者是排好了開拍了，攝影機裡面卻出了毛病。……導演應付一切困難不算（奔走於審查也是份內），還得應付製片人的成本減低政策。」就是在這樣的惡劣條件下，曹禺拍出了《豔陽天》，於1948年5月在上海公映。由於影片觸及了當時的現實，因此反響非常強烈，有讚揚，也有批評，最引人矚目的是曹禺的一群朋友寫的評論。巴金贊道：「不用男女的愛情，不用曲折的情節，不用恐怖或偵探的故事，不用所謂噱頭，作者單靠他那強烈的正義感和樸素乾淨的手法，抓住了我們的心。使我們跟『陰魂不散』（指律師陰兆時）一道生活，一道愁、憤、歡笑。作者第一次作電影導演能有這樣的成就，的確是一件可喜的事。」而葉聖陶則認為：「事實上金煥吾是不會受罪的，因為法律握在金煥吾們的手裡。看戲的一班好人平日恨著金煥吾們，奈何他們不得，在影片上看見金煥吾被判無期徒刑，也就有些『過屠門而大嚼』的快感。然而散出來一想，就不免有空虛之感。」不是真正的朋友，說不出這樣貼心的讚語，不是真正的朋友，也寫不出這樣掏心的諍言。曹禺沒有就《豔陽天》發表什麼文章，但他卻衷心感謝朋友們的鼓勵與幫助，並在以後的歲月裡，以自己的實際舉動和全國人民一起參加著迎接「豔陽天」的鬥爭。

三、上海南遷影人群體

香港的電影發展很早，幾乎和大陸同步，但粵語影片一直佔據著香港影壇的主流位置。1937年抗戰爆發後，蔡楚生等一批上海影人曾南下香港拍片，國語電影始獲得一隅之地，但數量很少，有影響的只有《孤島天堂》等不多的幾部。抗戰勝利後，很快爆發國共內戰，一批影人感覺形勢不明朗；加上一些在抗戰期間曾為「華影」拍過片的影人心存顧慮，生怕被清算排斥，故離上海不算遠，形勢又比較穩定的香港成了他們進可攻，退可守的首選之地。當時前往香港發展的影人很多，他們一般被稱作「上海南遷影人群體」，其中既有編導、演員等主要創作人員，也包括製片商及各類技術人員。他們帶去了經驗、資本和文化的碰撞，創辦了香港第一批真正有影響的國語電影廠——大中華、永華、長城等，而他們創作的大量國語影片則開創了香港電影的新局面。

1、以朱石麟、卜萬蒼、李萍倩、馬徐維邦、岳楓等為代表的編導群體

朱石麟（1899-1967），原籍江蘇太倉。肄業於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早年曾在華北電影公司任職，編寫有《故都春夢》等劇本；後加入「聯華」， 1934年導演《慈母曲》一舉成名。朱石麟因足疾不良於行，活動較少卻飽覽群書，不少作品都改編自中外文學名著。他導演的電影傳統觀念的痕跡較深，風格細膩。他為人忠厚，樂於提攜後輩，桑弧、屠光啟等都奉他為師，藝術上也受其影響。1946年他較早去了香港，成為香港國語影片的拓荒人，代表作品有《清宮秘史》、《一板之隔》、《故園春夢》等。這次放映的兩部朱石麟作品，《花姑娘》改編自莫泊桑的名著《羊脂球》，《誤佳期》的情節則源于《馬路天使》，故又名《小喇叭與阿翠》，但他都有創造性的出色發揮。如前者對複雜人性的深刻表現和挖掘，後者細膩的電影語言和對喜劇節奏的流暢把握，都體現了朱石麟的藝術才華。1948年，朱石麟導演了根據姚克的話劇《清宮怨》改編的《清宮秘史》，影片一問世即遭到進步影評的嚴厲批評，以後更因捲入「文革」政治而成為一部「無人不知」的「賣國主義的影片」。朱石麟當年在香港因看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而深受刺激，突然倒下，於1967年1月含冤去世，終年68歲。

岳楓（1901-1999），江蘇丹陽人。中學畢業後即投身影壇，1931年以導演《南中國的怒潮》而出名。1948年去香港，先後效力于「長城」、「國泰」和「」邵氏，導演有《蕩婦心》、《金蓮花》、《狂風之夜》、《小樓春曉》、《為誰辛苦為誰忙》等。一生拍片達八十部左右。南遷影人大都擅長拍攝倫理道德片，他們離鄉背井，胸中有著濃重的家國情懷；在商業氛圍更重的香港，來自上海的他們，拍攝的作品又往往被認為具有階級意識和進步特色，因而，堅持和妥協在相當一段時間內始終是糾纏他們的難題。岳楓1950年拍攝《花街》，嚴俊飾演男主人公相聲藝人小葫蘆，在面對日軍表演時，岳楓給了他兩個表演的特寫鏡頭：「南京大屠殺，多少平民遭了秧。。。。。。就讓你們開路開路回東洋。」結果自然是被日軍打得頭破血流，但小葫蘆卻始終不肯求饒。影片結尾，勝利了，家裡每個人要許一個願，祖母：「願天下太平，風調雨順！」孫女：「讓我們全家在一起，永不分離！」母親：「安居樂業，萬事勝意！」最後是父親小葫蘆：「我願我們中國人強起來，不再受人欺負，從此天下再沒有強暴！」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依然能感受到當年上海南遷影人的「進步色彩」，難得的是，影片並不因此而顯得生硬，相反電影語言嫺熟，攝影拍攝講究，一副神定氣閑的專業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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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岳楓

和朱石麟、岳楓相比，李萍倩（1902-1984）資格更老。他生於杭州，畢業于滬江大學。1925年李萍倩在神州影片公司編導了《花好月圓》、《難為了妹妹》等影片，一出手即獲得較高評價。以後在三十年代左翼電影運動興起時拍攝有《時代的兒女》、《豐年》、《女兒經》等片，在電影史上有一定的地位。1947年他去香港，主要作品有《說謊世界》、《絕代佳人》、《三笑》等。他一生拍片達百餘部之多，可謂高產導演。李萍倩擅長拍通俗題材的商業片，尤其擅長改編各國文藝作品，他拍這類作品之多無人能及。但他有自己的改編三原則：1、不失原著精神。2、適合東方情調。3、要有反封建氣氛。這次放映的《一代妖姬》，即改編自西方著名歌劇《托斯卡》（Tosca），但情節內容則完全中國化，是他最擅長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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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李萍倩

2、以周璇、李麗華、白光等為代表的演員群體

在南下香港的女明星中，周璇出道較早，名聲也最大。她歌、影雙絕，在兩方面都有許多優秀作品。這次放映的《西廂記》，是她在上海淪為「孤島」期間拍攝的，片中她演唱了五首歌曲，其中《拷紅》和《月圓花好》最受歡迎，當時幾乎無人不曉。周璇1946年去香港，拍的第一步影片是《長相思》，她飾演歌女顧湘梅，片中演唱的《花樣的年華》和《夜上海》，今天已成為現代流行歌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次放映的《花街》，拍攝於1950年。「花街」既是片中角色生活的場所，也是一個富有象徵意義的符號，代表了尋常巷陌，平民哀樂。影片描寫花街十年變遷，九戶人家歷經北伐、抗戰和勝利的悲喜生活，可媲美老舍的《茶館》和《龍鬚溝》。周璇在片中扮演相聲藝人小葫蘆的女兒大平，表演細膩，感人肺腑。

李麗華是南下香港的女明星中主演影片最多的一位，成就也最大。李麗華年輕漂亮，戲路很寬，能演各類不同腳色，她在《誤佳期》中扮演工廠女工，而在描寫抗戰時期生活的《花姑娘》中則飾演一個愛國的妓女，在《說謊世界》中，她又飾演一個想在上海解放前夕的物價飛漲中獲利的淘金者。李麗華的藝術生涯延續了很長時間，對香港電影發展尤其是年輕演員的成長影響很大，2015年10月，92歲的她以其對電影的貢獻，在臺灣第52屆金馬獎上榮獲終身成就獎，實為名之所歸。

根據普契尼歌劇改編的《一代妖姬》1950年在香港娛樂劇院首映，獲得巨大成功，奠定了新成立的長城電影公司在香港影壇中的地位。該片由李萍倩導演，上海歌、影雙料超級巨星白光主演。白光的形象很獨特，當時曾有記者形容她「煙視媚行，冶蕩挑逗」，故她登上銀幕後，扮演的多半是妖冶浪漫的反派角色。但這個「反派」在很多腳色上是要打引號的，絕非都是一律的平面單純。如白光在《一代妖姬》中扮演一個紅伶，愛上了一位革命者，而後者被一個軍閥虜獲，最後紅伶為愛殉情。這樣一個腳色你怎能說她是個反派？同樣，她在《蕩婦心》中飾演村女梅英，為自己深愛的青年的前途寧願犧牲自己，最終淪落為妓女。也是一個具有複雜內涵的悲劇人物。而她在《血染海棠紅》中扮演的飛賊之妻淫蕩無恥，逼良為娼，倒真是個十惡不赦的壞女人，但卻又風情萬種，影評曾感歎其為一朵「魔性奇花」。看來，白光並非只能演「妖姬」，她的「冶蕩」，更多的只是商業社會中身不由己的一種慣性行為，只是循眾需求的一種固定面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