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勒出早期民俗學者的個性特徵。--《中國現代民俗學的鼓吹與經營》

▍著重探討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學科創立與學術轉型，及其派生的宣傳策略及學術論爭。

早期民俗學者在極其艱苦的物質和人事條件下，為理想而奔波，憑熱情而工作，為經費而鬥爭，但最終還是因學術論爭、人事矛盾而分道揚鑣。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學科創設、學術轉型，以及中道沒落，涉及到胡適、魯迅、周作人、顧頡剛、傅斯年、鍾敬文、容肇祖、董作賓、劉半農、辛樹幟、史祿國、江紹原、楊成志等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一大批著名學者。本書企圖勾勒出早期民俗學者的個性特徵，儘量還原他們所處的學術生態，通過歷史書寫，指出學者的個性特徵對於其學術事業的可能影響。他們的個性風格與學術分歧在特定學術制度下的不同展現，折射出中國現代學術發展史上具有意義的突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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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總綱　從「歌謠研究」到「民俗學」：倡立一門新學科】

　　本書設定正文第一部分為全書總綱，沿用傳統學術史的敘述方式，畫出一條以學術行為的發生地和學者群為中心的路線圖，單線對中國現代民俗學的倡立史進行點線結合式的歷時描述。這樣做當然會遺漏部分歷史，但歷史敘述只能力求把握主要事實，用盡可能充分的資料盡可能清晰地敘述和解釋那些「有意義」的歷史事件。
　　僅想瞭解中國現代民俗學發生史大致路線圖的讀者，可以只閱讀本綱的十個單元。
　　本書劃定的路線圖是：北京大學的發生時期──廈門大學的過渡時期──中山大學的建設時期。也就是從北京大學《歌謠》週刊到中山大學《民俗》週刊的學術發展史。

　　第一節　前奏：韋大列《北京的歌謠》

　　北京大學「歌謠」研究先驅者們在早期的《歌謠》週刊上曾反復提及一位義大利人韋大列。有學術史家認為韋氏是對中國民間文學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屈指可數的一位西方人。
　　韋大列（Guido Vitale）是意國男爵，來華之前曾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學過漢語，一八九○年始在義大利駐北京使館任職。他長期僑居北京，在中國結婚生子，對中國的民間文化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利用業餘時間作過一些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他說自己「吃盡一切勞苦，盡力的搜集，可是還著實的不完全」。
　　一八九六年，他輯錄的第一部歌謠集《北京的歌謠》（Pekinese Rhymes）出版，收錄歌謠一七○餘首。這是為英語母語的學生編寫的漢語教材，所以是一本中英文對照讀本，「其間插入了對許多深奧隱晦的內容的注釋，對於簡約的兒歌中為傳唱者所習以為常的風俗和隱喻，也做了必要的說明。文盲的兒歌演唱者往往不能提供確切的字、詞或解釋，因此韋大列不得不對有些內容加以推測」。他認為這樣的編寫有助於讀者明白懂得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狀況和詳情，而且頗具先見之明地認為：「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
　　但韋大列對民間文化的這種關注並不為當時的讀書人所理解，在搜集的過程中大概還有過一些不是很愉快的經歷。常惠很遺憾地複述過這些事，比如說，韋大列曾經就歌謠的搜集問題請教過他的中文先生，可是這位先生大概覺著自己是位高尚的「文人」，很不屑於這些不入流的口頭傳統，對於韋大列的要求很不喜歡，他固執而且擔保中國已沒有這種沒有價值的東西存在了。這個時候，韋大列偶然地從抽屜中把些洋錢出來，這位先生馬上就放棄了他的怒氣、廉恥和榮辱，自言自語地表示要盡力幫助韋大列的搜集工作。最後，這位不承認歌謠存在的中文先生居然提供了四○多首歌謠。
　　難能可貴的是，韋大列並沒有把搜集工作當做一種純粹的個人愛好，他清楚地明白這項工作的價值，甚至呼籲「那些可以與人民自由交際的」中國人一起來參與這份工作。韋大列《北京的歌謠序》對於當時正在為中國文學苦苦尋求出路的啟蒙家來說，無異於一份極有分量的倡議書或說是挑戰書。
　　常惠買了一本《北京的歌謠》送給胡適。胡適敏銳地意識到了該書的價值，一九二二年九月，他選了其中的十幾首，刊在《讀書雜誌》第二號上，並指出：「衛太爾男爵是一個有心的人，他在三○年前就能認識這些歌謠之中有些『真詩』，他在序裡指出十八首來做例，並且說，『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同樣的一段話，周作人在《歌謠》一文中也作了譯介，稱讚韋大列此言「極有見解，而且那還是一八九六年說的，又不可不說他是先見之明了」。
　　常惠則積極地把該書「序言」全文譯了出來，發表在《少年》第十五期。
　　韋大列一九○一年還出版了一本《中國笑話集》，收了九十九個笑話，同樣是本漢語教材。可當時中國思想先驅者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可供觀風察俗，以及新詩資鑒的「歌謠」上面，對於這本同是「民間文學」的笑話集並沒有表現出什麼興趣。
　　周作人、常惠、白啟明等人常提到的另一位對中國歌謠學界產生影響的人物是美籍女學者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此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正是因為受到韋大列啟發，才開始搜集工作的。一九○一年，何氏出版了《孺子歌圖》，常惠評說：「一本在一九○○年出版的，共有一五二首歌謠，是一位美國女士所輯，不但有中文，還譯成英文的韻文，而且還有極好的照像，很能把二○年前北京的社會狀態表現出來，這是我最喜歡看的。」
另外就是周作人在一九一九年提到的日本平澤平七（H.Hirazawa）編輯的《臺灣之歌謠》，並且認為其中的譯文甚至比原文還要「明瞭優美」。
洪長泰的史著中還提到其他一批「較有影響的西方學者研究中國民間文學的著作」。儘管洪氏可能做了很精細的著作鉤沉，但我們還是很難同意洪氏的觀點。一本著作的出版和它的潛在價值，與它所真正產生的影響是兩回事，我們只能說這些著作出版過，卻沒有足夠的證據說明它們對當時的中國新學界造成了影響。因為從來沒有人提及過這些著作，反是有人認為：「中國歌謠，除了《孺子歌圖》《北京歌謠》兩部選集而外，或者沒有好的部頭了。」即使到了一九二四年，歌謠研究會的幾位領袖也還很無奈地承認：「關於研究的方法和參考材料的確異常缺乏，因為經費無著，一兩年裡可以說不曾買過什麼外國文參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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