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莫言置於整個當代大文化背景下來進行動態考察!--《論莫言--紅高粱上飛翔的自由精靈》

2017/7/18  
  
本站分類:創作

把莫言置於整個當代大文化背景下來進行動態考察!--《論莫言--紅高粱上飛翔的自由精靈》

全書以莫言創作中強悍的生命意識與豐盈的生命感覺為核心,對莫言創作中自由不羈的想像力,以及生命感覺如何轉化為充沛而神奇的藝術感覺,做了獨到的闡釋!
徹底勾勒出莫言作為中國農民的發言人的精神特質和藝術特徵,作者對「高密東北鄉」的文學版圖進行宏觀的考察,進而揭示出莫言作品所依託之最底層最廣大的中國農民在內憂外患叢生和現代歷史轉型中爆發出的生命的英雄主義與生命的理想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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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引言

一個年輕的聲音,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他以透明的「紅蘿蔔」、璀璨的「球狀閃電」、浩浩蕩蕩的「秋水」、洸成血海的「紅高粱」,異軍突起,漸成氣候,營造出了引人矚目的高密東北鄉的藝術世界。
這就是莫言。
莫言自撰的簡歷這樣寫道: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生於山東高密東北鄉一個荒涼村莊中的四壁黑亮的草屋裡鋪了乾燥沙土的土炕上,落土時哭聲喑啞,兩歲不會說話,三歲方能行走,四五歲飯量頗大,常與姐姐爭食紅薯。六歲入學讀書,曾因罵老師是「奴隸主」受過警告處分。「文化革命」起,輟學回鄉,以放牛割草為業。十八歲時走後門入縣棉油廠做臨時工,每日得洋一元三角五分。1976年8月終於當上解放軍,在渤海邊站崗四年。1979年秋,調至「總參」某訓練大隊,先任保密員,後任政治教員。1982年僥倖提幹,至「總參」某部任宣傳幹事,1984年秋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81年開始寫作。
這樣平凡無奇的經歷,這樣一個先躬耕隴畝後廁身行伍的普通的農村青年,卻以一批「爆炸」性作品震動文壇,令人們驚奇、讚歎。這樣的現象後面潛藏著什麼呢?作為一個作家,他的人生經歷、他的創作甘苦、他的獨創性風格,向人們說明著什麼呢?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裡,他與新時期的文學思潮,他與中外文學,有哪些深刻的聯繫呢?問題也可以這樣提,在莫言這樣一個特定的作家身上,反映出自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歷史新時期文學發展的哪些重要特點?他給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提出了哪些新的課題,帶來了哪些新的啟示?
帶著諸多疑問,我們走向莫言。

■莫言的九○年代進行曲

答應何老闆─這是我們一幫人對何鎮邦老師的稱呼,就此也可以窺見他和我們混得沒大沒小,不拘形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很痛快的,我請他到軍藝講課的時候,他總是從不推託,現在,他要我入夥,就莫言的話題說兩句,焉敢不從命?等到動筆之時,才知道這樣的文字非我所長:我和莫言認識十幾年,還寫過一本在圈子裡據說影響不錯的《莫言論》,但是,對於文章之外的莫言,卻瞭解不多,見面的時候,似乎也很少深談,大多是問問近況,有什麼新作。我寫東西,是只認文本不認人的,說得玄一點兒,這是「學院派」的作風,當年讀書的時候,老師教的就是要學會「背靠背」地做研究。說得實在些,我這人不善言辭,拙於交際,很難和別人談得十分投入,也就很難從中捕捉到有深度的資訊。1988年秋天,到高密縣去開莫言的討論會,有幾天近距離地觀察和瞭解莫言的機會,有一些心得,都寫在一篇舊作《感覺莫言》中,再抄一遍,不但對不起讀者,也對不起自己。想來想去,還是以我所長,談作品,談莫言九○年代的創作好了。

九○年代初期,莫言寫了一個中篇小說,《你的行為使我們恐懼》。作品的梗概是,被鄉間的朋友們稱為「騾子」的呂樂之,從農村走向城市,帶著童年的生活記憶和鄉村音樂的旋律登上歌壇,以鄉村的清新質樸、雄健粗獷,給歌壇帶來新的氣象,一舉成名,大紅大紫,贏得了世俗社會所追求的一切,在名聲、金錢和女人的漩渦中打轉,可謂是功成名就,志得意滿。可是,風水輪流轉,好景不長在,他以創新的姿態闖入歌壇,現在,那造就了他的成功的東西,反過來壓迫他、追逐他─他以創新而成名,人們在熟悉了他以後,就不再滿足和陶醉於現狀,而是強求他繼續出新,玩出新的花樣。在強大的壓力下,呂樂之幾乎是走投無路,黔驢技窮,又不甘引退,只好出奇制勝,悄悄回到鄉間自閹,以求獲得新的音色,創造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的新唱法(?─這或許是呂樂之的誤斷,早先的義大利歌劇,沒有女演員,就是將男童閹割以後,讓他們唱女聲的),創造「撫摸靈魂的音樂」。這種奇想,當然是來自莫言的大腦,不過,這比《紅高粱》中的活剝人皮還要慘烈的情節,怎麼會寫得出來?
按照心理分析學的無意識理論,作品是作家的心理的折射。呂樂之的那種苦悶和焦躁,似乎也透露出莫言自己的焦灼不安。
八○年代中期,莫言以《透明的紅蘿蔔》一舉成名,在那個轟轟烈烈的文學大進軍的年代,莫言可以說是恰逢其時,作品中將我們見過多少次的鄉村少年超過其體能的勞動,和毫不起眼的一隻蘿蔔,描繪得活靈活現、玲瓏璀璨、傳神傳情、傳奇傳文,沉默無言的「黑孩」,一下子抓住了我們的心。此後,《枯河》、《球狀閃電》、《金髮嬰兒》、《紅高粱》等噴湧而出,證明了莫言的創作實力,使他一下子躋身於最有影響的作家之列,《紅高粱》從小說到電影,成就了張藝謀,也進一步擴大了莫言的知名度。瑪律克斯和福克納營造馬孔多小鎮和「小小的一方郵票」的啟迪,靠近渤海、好奇而善於幻想的齊地文化的薰陶,將近二十年鄉村生活的艱辛磨礪,以及刻苦自修所取得的文化修養,使得莫言出手不凡,引領新潮。他是以創新而出眾的,而且起點很高,這表明他的成熟,卻也為他後來的繼續創作留下了很大的難題。就像一個歌手,起的調子高了,接下來該怎麼唱,就成了嚴峻的考驗,他還能不能實現自我超越呢?
印證我的這一論點的,是莫言自己為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跨世紀文叢》所選的小說集《金髮嬰兒》,這個集子所收的都是我們前面所列舉的《紅高粱》等作品,在《紅高粱》之後則只收入《你的行為使我們恐懼》。儘管他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創作量仍然不小,卻自覺不如前一階段的作品那樣扎實。同期的長篇小說《酒國》,在國外影響不錯,美國和日本的學者都給以很高評價,但是,也許是讀作品的角度不同,它在國內似乎沒有引起什麼動靜。莫言的心情,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然不會太好。呂樂之的那種為創新所迫,鋌而走險的方式,固然是紙上的遊戲,卻印證著作家自己的內心煩惱。

好在,莫言沒有一蹶不振,他很快就擺脫了這種內在的和外在的雙重壓力,自我解脫了。八○年代文學創新的激流奔騰,成就了一批人,卻也耽誤了一批人,讓他們一味地以創新為務,唯新是趨,終於因為無法找到和掀起最新的新潮而偃旗息鼓,稍縱即逝。回顧一下,八○年代中期文壇上的弄潮兒,如今默默無聞者不在少數。創新不僅是藝術形式上的,也是思想情感上的,同時,就其根本而言,在藝術形式上,評判的標準不是「新」與「舊」,而是與作品內容的調諧融合。明乎此,就不會單純地追求創新,不會憤而自閹,損傷自己的生命力、創造力。
莫言的自我調整,是比較快的,一方面,他出版了中短篇小說新作《白棉花》,雖然在九○年代初期的文化氛圍中,它不會引起大的反響,但是,這是莫言的九○年代創作一個良好的開端;另一方面,他開始「觸電」,寫了《情滿青樓》等電視文學劇本─時下有一種說法,說寫作電影電視劇本,把許多作家寫壞了,使他們無法再回到文學本身的精微文字上來。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寫作影視劇本,開拓了作家的思路,使他手中添加了新的兵器,熟悉了新的領域,這只會給作家以新的啟示和靈感,藝多不壓身,所謂「觸電」敗壞了文筆,只是沒有出息的藉口。不再刻意於創新,不再用每篇必出新招的要求苛求自己,用一種平常心對待寫作,這是一個好的兆頭。

如果說,《白棉花》又回到了莫言所熟悉的鄉村生活和童年記憶的路子上,那麼,《豐乳肥臀》則是他心靈和情感的又一次迸發和燃燒。據我的記憶,在此前的作品中,莫言並沒有對母親的形象進行過深刻的描繪,不知道是情感的遮蔽,還是藝術的困惑,使他難以下筆。是母親的去世,激發了他的情感和記憶,刺激了他的寫作欲望,在短短的兩三個月時間裡,揮筆寫下了對於母親的悼念和深思。
感情的真切,為作品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藝術想像的靈動,營造了瑰麗多姿的文學世界。儘管說,《豐乳肥臀》問世以後曾經遭受過指責並給莫言的命運帶來波折,但是,今天重新解讀它,卻仍然能夠感受到作家那顆眷眷的心。
首先從書名說起。在今人眼中,豐乳肥臀是表示女性的性感特徵,是容易讓人想入非非的,但是,我們為什麼不能聽取作家自己的解釋,相信莫言對於這一詞語的還原能力?豐乳肥臀,在生活經驗和民間話語中,是生殖力旺盛的外部特徵,是多子多福的好兆頭,莫言所舉證的,出土的非洲古代女體塑像,其身體的誇張和變形,將這一點表達得淋漓盡致。而且,只是由於時勢變遷,和當下人們的欲望的空前膨脹(以「偉哥」風行於世界為例),使它蒙上了邪惡的色彩,為什麼要由此殃及莫言和他的作品呢?
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濃墨重彩地對母親形象的描繪。「母親心情舒暢,臉上呈現著聖母般的,也是觀音菩薩般的慈祥。姐姐們圍繞著母親的蓮座,聽她講述高密東北鄉的故事」。將中國的觀世音菩薩和西方的聖母疊加在一起,這是對母親最高的禮贊了。作品中的母親,讓我們想到《百年孤獨》中那個生命力頑強、為子子孫孫遮風避雨的老祖母,但是,在自抗日戰爭以來的中國現實的大環境下,母親又確實具有中國特色。
命運多舛的她,因為只生女不生男,一連生了七個女兒,在家庭中的地位每況愈下,以致她再次臨產的時候,丈夫寧願去關照即將生小駒的母驢而棄她於不顧。在她和驢子都難產、需要請人說明的時候,家裡人又是以先驢後人的順序來對待她。就是這樣一個卑微的女人,卻不得不承擔起沉重的使命,獨自要撫養包括新出生的孿生姐弟金童玉女在內的九個孩子,而且,在後來的演化中,她又先後收留了一群外孫和外孫女們,繼續哺育新的生命。高密東北鄉的土地上,各種勢力如同走馬燈一樣地輪轉,既有在日本人進攻之時的頑強抗爭,也有相互拆臺、相互暗算。上官家那些長大成人的女兒們,先後與各個方面的頭面人物結成婚姻,不由自主地捲入了仇仇殺殺的漩渦中,敵友情仇之間鬥爭不已,甚至殃及她們的子女。是的,瀕臨渤海的膠東半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都是兵家必爭之地,八路軍、國民黨軍和日軍、偽軍之間的拉鋸戰,格外慘烈,後來還有康生在土地改革中大刮「極左」之風,招來國民黨還鄉團的瘋狂報復和殺戮。這樣的情形,在峻青《黎明的河邊》和《馬石山上》、馮德英的《苦菜花》、《迎春花》和張煒的《古船》中都有生動的描寫,可以與《豐乳肥臀》中的慘烈血腥的場面相互證明。也許,正是因為歷史的殘酷,才激起了作家們對人性和母親的詠贊,博大的母愛才格外動人。在《苦菜花》中,就出現過母親代替參加了革命工作的娟子撫養年幼的外孫女的情節。在張煒的作品中,我們也不難感悟到作家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在莫言筆下,則是基於不可抗拒的死亡而產生的對於生命的崇拜,因為崇拜生命,所以歌頌孕育生命、哺育生命、護佑生命的母親。是歷史的風霜使它變得堅強剛毅,「我變了,也沒變。這十幾年裡,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樣,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發,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難,越難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掙扎著活。我要看到我的後代兒孫浮上水來那一天,你們都要給我爭氣!」這是擲地有聲的「母親宣言」。
母親一直是身體力行地為了子孫後代而活著的,比起她拼著性命去救護那些年幼的孩子來,作品中的那樣一個細節,或許更加感人:在餓殍遍野的大饑荒年代,母親給生產隊磨豌豆的時候,把豌豆吞到肚子裡,回到家中又儘量地嘔吐出來,這些混雜著母親的胃液和血絲、以及迫不得已的「偷竊」所產生的心靈自責的豌豆,成了家中的孩子們的「救命糧」。而且,母親的愛,不止於是給自己的孩子們的。動亂年月裡,母親和金童正在被紅衛兵押著遊街示眾,遇到一個鄉親要投水自盡,母親不顧自己尚且在危難之中,沖出了遊街的隊伍,怒斥那些袖手旁觀看熱鬧的人們,向瀕危的鄉親伸出援助之手。她毫不顧及自己的處境,也不計較著鄉親不久前曾經淩辱過她自己,這樣的舉止,豈是輕易就可以做出的?因此,母親去世的場景,才寫得那樣深情:
母親雙手扶著膝蓋,端坐在小凳子上,她閉著眼睛,好像睡著了。一絲兒風也沒有,滿樹的槐花突然垂直地落下來。好像那些花瓣兒原先是被電磁鐵吸咐在樹枝上的,此刻卻切斷了電源,紛紛揚揚,香氣彌漫,晴空萬里槐花雪,落在了母親的頭髮上、脖子上、耳輪上,還落在她的手上、肩膀上,她面前的土地上……

也許,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作品中的小男孩金童。在這樣一個弱智的、似乎總也長不大的孩子身上,莫言寄託了什麼?
他是母親和瑞典籍的牧師馬婁亞偷歡的結晶,長了一頭金髮。這會使很多人感到難以接受。不過,仔細想來,他的父親是瑞典人,而不是曾經蹂躪過中國和膠東的德國人、日本人什麼的。相反,作品中對德軍和日軍侵略膠東半島的暴行,都有深切的仇恨和憤怒,一個來自中立國的牧師,在長年的孤寂生活中,和一個在家庭中遭到最大的輕蔑和鄙棄的、只生女不生男的農婦的兩情相慰藉,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他雖屬虛構人物,卻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莫言的代言人,是母親的摯愛的承受者和訴說者。這樣一個奇特的「雜種」出身,是想說明,從來到人間的時刻起,他就與眾不同,註定要承受更加沉重的苦難,註定要肩負起贖罪的重擔,還是表達莫言一貫的對「種的退化」所感到的無可奈何的悲涼,無論是本地的豪強草莽余占鼇,還是來自歐陸的福音傳播者,他們的後代都那樣卑俗無能,毫無血性?
他是高密東北鄉數十年的歷史風雲的一個見證,降生在日本鬼子闖進村莊的時刻,看到了那麼多的血污和醜惡,也看到了在商潮滾滾中鄉村的分化和欲望的膨脹。他的命運的跌宕浮沉,折射出社會環境的種種變化,和大開大闔的悲劇喜劇以至鬧劇。生活是如此豐富多彩底蘊深厚,卻偏偏由一個不諳世事、不明內情的傻孩子眼中見出,他的一些奇特怪異的舉止,又無法用常規的思維方式加以解釋,兩者間有多大的反差!
他的怯懦和幼稚,也許是母親的剛強豪爽性格的一個反襯。作為唯一的男孩子,母親對他寵愛備至,時時處處都把他嚴嚴實實地保護起來,這或許也是造成他的呆癡愚昧的原因之一。可是,母親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她就絕不姑息,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痛改前非,「與其養活一個一輩子吊在女人乳頭上的窩囊廢,還不如讓他死了好!」正是這樣,母親才能從艱難歲月中堅持下來,金童卻是一輩子沒有生活的能力也沒有生活的方向感的永遠長不大的、令人感到恐懼的孩子,嗚呼。
這種假託「白癡」、「愚人」的形象,對歷史、現實和世人進行機智的嘲諷,恐怕是一種風氣。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中,就讓一個小白癡參加進來講故事,儘管他講的一竅不通;格拉斯的《鐵皮鼓》中的奧斯卡,那個在意外中受孕、在意外中停止了正常生長、卻意外地獲得特異功能的孩子,把納粹德國及其後來的時代描述得匪夷所思;好萊塢電影《雨人》和《阿甘正傳》,都用一個傻孩子做主角,將生活演繹得啼笑皆非;韓少功的《爸爸爸》,阿來的《塵埃落定》,也不約而同地選定了弱智、癡呆者充當歷史中的重要角色。金童躋身於他們中間,可以說是相得益彰。是世界上傻瓜越來越多,還是作家、藝術家們變得越來越聰明了?

莫言被認為是鄉村作家,他的重要作品,都是表現農村生活的。但是,自從1984年進入解放軍藝術學院讀書以來,他久居京城,屈指已經16年,無論是從生活閱歷上,還是從一個作家要開拓自己的寫作疆域上來看,表現城市生活,都是很有必要的。
對於莫言,實現這個轉變是比較困難的。相似的例子,有陜西的賈平凹。後者定居故都西安已經逾二十年,卻仍然以鄉土氣息、農家風情見長,好不容易寫了一部以西安的都市生活為背景的《廢都》,還被人譏為是「廢鎮」,說他沒有寫出代表城市本質的現代的一面。莫言也存在同樣的難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初到北京,他連自行車都不敢騎,生怕在滾滾車流中撞了人或者被人撞。他寫於九○年代初期的一個短篇小說,就是描寫一個外來人,在經過十字路口時,被紅綠燈、斑馬線、交通警察、汽車、自行車和行人等搞昏了頭,一直搞到精神失常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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