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人批評家共有的批判視野和世界意識。--《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

20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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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人批評家共有的批判視野和世界意識。--《中國古典文論現代觀照的海外視野》

以比較詩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傳統文論在海外華人批評家的跨文化闡釋中,如何改造與轉化,進而在現代語境中獲得重生與延續的獨特軌跡。
全書共有七大部分,第一部分從海外中國傳統文論研究的興起、形式與觀念建立發想。第二部分則就兩位華人比較文學學者──劉若愚和葉維廉切入思考。第三部分針對港臺及海外新儒學語境探討中國藝術精神。第四部分以陳世驤與「中國抒情傳統」的發現為開拓,高友工的「抒情美學」及其追隨者為延展,將中國抒情傳統建構海外。第五部分說明中國文學傳統如何在海外發揚?詞學理論的建構如何形成?第六部分以四位學者──夏志清、王德威、黃維樑、張錯分別論述傳統文論話語與海外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最後探討文化保守主義與現代性批判的關係。最後則嘗試圍繞全球性的「學術流散」及其引發的新生經驗,檢視海外華人批評家共有的批判視野和世界意識。

 

內容試閱

第一章 比較詩學視野中的中國古典文論

在二十世紀美國的中國文論研究界,有兩位華人比較文學學者格外引人矚目,他們便是劉若愚和葉維廉。劉若愚是一位難得的把中國傳統文論與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整合起來的語際批評家,是一位在華人學界、比較文學界與漢學界三個領域都有極為重要影響的出類拔萃之學者。他的比較詩學體系在西方漢學界產生過重大影響,並對中國文藝理論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貢獻。葉維廉則是蜚聲中西比較詩學、美學研究界的理論批評家,比較詩學中國學派的開創者。他曾被美國著名詩人吉龍‧盧森堡(Jerome Rothenberg)稱為「美國現代主義與中國詩藝傳統的匯通者」。樂黛雲先生曾經這樣評價葉維廉:「他是著名的詩人,又是傑出的美學理論家。他非常『新』,始終置身於最新的文藝思潮和理論前沿,他本身就是以現代主義詩歌創作起家,且一直推介前衛藝術並身體力行;他又非常『舊』,畢生徜徉於中國詩學、道家美學、中國古典詩歌的領域而卓有建樹。」
劉若愚和葉維廉對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之匯通進行的開創性嘗試,構成二十世紀六○年代至九○年代海外華人學者中國古典詩學闡釋和研究的最高成就。劉若愚以理論總體架構見勝,葉維廉則以文本細讀見長,但他們的一個共同傾向則是借鏡西方詩學以闡釋中國詩學,嘗試把中國詩學引向現代詩學批評實踐,從比較視野發掘中國詩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本章擬對他們的理論成就分節論析,而他們理論的共同點(如以現象學闡釋中國詩學)則在第四節進行專門比較和分析。
第一節 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
劉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美國傑出的華裔漢學家、比較文學家,是美國華人學界較早影響中西比較詩學研究的學者之一。曾與美國東海岸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教授被譽為「東夏西劉」。1948年,劉若愚畢業於北京輔仁大學西語系,在清華大學研究生院攻讀一學期後,到英國留學。1952年獲英國布里斯托爾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碩士學位。其後,曾在英國倫敦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匹茲堡大學、芝加哥大學任教。1967年起,劉若愚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執教,曾任該校東亞語言系(現改為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主任。1977年榮升為中國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
劉若愚畢生致力於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寫有八種英文著作,論文五十多篇。著作有:《中國詩學》(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1962),《中國之俠》(The Chinese Knight Errant,1967),《李商隱的詩》(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1969),《北宋六大詞家》(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1974),《中國文學理論》(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1975),《中國文學藝術精華》(Essential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t,1979),《語際批評家:闡釋中國詩歌》(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1982),《語言‧悖論‧詩學:一種中國觀》(Language-Paradox-Po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1988)。這些著作中的理論思考,是他融匯中西文學批評的理論實踐,其中多部著作被列為西方漢學研究的必讀書。他的著述不僅對西方讀者、學者瞭解中國傳統詩學精華及其特點有極大的幫助和開啟之功,而且對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亦有推動和拓展視野之作用。在中國詩歌翻譯、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尤其是中西詩學比較研究等領域,劉若愚的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在美國主流大學教授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理論,劉若愚處於一個把中國文學理論推向現時代的舞臺,這個舞臺的宏大背景就是西方文學理論。因此,首要的任務是如何找到二者交流的匯通點、找到能被西方世界接受和認同的言說方式。在建設中國文論體系的過程中,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作為第一部應用西方理論體系駕馭中國古代文論的學術專著,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論研究的可能性,擴展了構建中國古代文論體系的視野、創造出理解與闡釋中國文學思想的系統理論。該書兼采中西文學思想和批評方法之長,以現代的、理性的、跨文化的眼光整理中國古代感性的文藝理論,曾一度因其耳目一新的文學理論形態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重視―飽受讚賞也備受批評。
一、寫作的目的
在《中國文學理論》第一章《導論》中,劉若愚明確指出了他寫作該書的三個目的,並做了解釋說明:
第一個也是終極的目的,在於提出淵源悠久而大體上獨立發展的中國批評思想傳統的各種文學理論,使它們能夠與來自其他傳統的理論比較,從而有助於達到一個最後可能的世界性的文學理論(an eventual universal theory of literature)。」
很多的學者認為,「世界性的文學理論」是不可達到的目標,劉若愚自己也並非天真地相信會有一個普遍接受的文學定義,但他認為尋求比現存更適切、應用更廣的文學理論是值得嘗試的。劉若愚的這種學術信念和執著是他取得卓越成就的原動力。
第二個目的也是較直接的目的是「為研究中國文學和批評的學者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在劉若愚之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已取得了較大成就。從二十世紀初,陳鐘凡寫作第一部《中國文學批評史》開始,很多學者在此領域中努力開拓。從體例上看,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可以分為:1、紀傳體―以專門的批評家為綱,以歷時為暗線,進行編撰,如朱東潤的《中國文學批評史》;2、編年體―以歷史朝代的劃分為明線,對專門的批評家、問題進行分析,如郭紹虞二卷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3、以文學問題為綱―分門別類,通過對專門的批評家的觀點的闡釋闡明文學理論問題,如傅更生的《中國文學批評通論》。總之,以時為綱,以人為綱,還是以文學問題為綱,蓋取決於撰述者的編撰需要。學者們的這些嘗試體現了文學批評史寫作的各種可能性。劉若愚的《中國文學理論》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寫作的另一種嘗試。他認為:「雖然已有成打(中文和日文的)一般文學批評史,但其中有些只不過是廣征博引,穿插以事實的敘述而已,以及論述某一專題或著作的無數論文(包括一些英文的),而許多重要的批評概念與術語仍未闡明,主要的中國文學理論仍未獲得適當的敘述。」劉若愚也指出,郭紹虞和羅根澤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搜集與整理,使中國文學理論有了一些秩序,「但是我們需要更有系統、更完整的分析,將隱含在中國批評家著作中的文學理論提取出來。」《導論》中還有一段話也表達了相同的旨趣:「中國批評家通常是折中派或綜合主義者;一個批評家同時兼采表現論和實用論,是常有的。因此,一個批評家的見解可能散見於本書不同的章節。縱非所願,實難避免。否則,或是以年代次序討論所有批評家,而寫成一部編年紀或搜集一些批評文萃加以翻譯,串以事實的敘述與流水帳似的評論,或是耽溺於蒙昧主義(obscurantism),甚至是走火入魔(mumbojumbo),堆砌野狐禪(zen-my)(若非野人頭zany)的話語,以便使『神祕的東方』與『不可測的中國人』這種神話永傳下去。」這段話既是對書中體例安排做的一點說明,也隱晦地表達了劉若愚對此前一些文學批評史的看法。在《中國文學理論》中,劉若愚對「文」、「氣」、「道」等概念和範疇的討論,對中國文學理論的系統化梳理,為研究中國文學理論的中西方學者帶來了新的視角和諸多啟發。
劉若愚的第三個目的與其第一個目的即終極目的緊密相聯,是「為中西批評觀的綜合鋪出比迄今存在的更為適切的道路,以便為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提供健全的基礎。」他認為,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必須考慮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不能將純粹起源於西方文學的批評標準完全應用於中國文學,但當我們以世界性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文學時,只採用中國傳統理論作為批評基礎可能會不盡如人意。因此,世界性文學理論的形成有其必要性,但它的形成,前提條件是對世界各具特色的文學理論的比較與綜合,而這種比較與綜合應奠基在對各種文學傳統理論的系統、深刻地瞭解之上。劉若愚對中國文學傳統理論的分析與系統化研究為中西批評觀的深入比較和綜合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有些人認為,許多中國傳統思想是直覺的而不是分析的,分析中國傳統批評是否是應該的?劉若愚對此解釋說:「我不是為分析而分析,而是為將來可能的綜合做準備的。總之,綜合之前必先分析:若不先分析自然橡膠,何以知道綜合橡膠的制法?況且,若閱讀原文,或許有可能不經過分析就瞭解中國傳統的批評著作,但閱讀各種翻譯,則不儘然。翻譯中文的批評著作而不加以任何分析,可能導致嚴重的誤解。」從劉若愚的研究目的和立場來說,他的研究,並非像一些學者所認為的「以西釋中」,而他本人也非如西方學者施密特所指責的「歐洲中心」論者和具有(西方)「種族優越感」的人。他站在更高的境界,超越民族與文化的立場,孜孜不倦地從事著他心中的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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