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軍情局中將副局長翁衍慶完整分析!--《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

201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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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軍情局中將副局長翁衍慶完整分析!--《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

《中國民主運動史──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牆》、《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兩冊經典跨時代剖析!

「西單民主牆」在被鄧小平利用完鎮壓後,大陸民主運動從此轉入地下,並串聯發展成全國性的民運組織,發行地下「民刊」,持續壯大。
民運思潮隨即蔓延海外,中共留學生王炳章博士於1982年在美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成立「中國民聯」,開啟以推翻中共政權為主的新民運。
1986年合肥爆發「一二九學運」,擴展全國,歷時逾月。期間又以上海的學運最為壯闊,民運種子自此深植校園和社會;1989年學生再藉悼念胡耀邦的逝世引爆「八九天安門民運」,迅速席捲全國,並獲得黨政軍機關和社會的廣泛支持和參與,示威遊行隊伍動輒百萬人以上,最後並轉化為具有「革命」性質,危及中共政權,被鄧小平下令軍隊血腥屠殺鎮壓,即震驚舉世的「六四血案」。
「六四」後逃亡境外的民運人士成立「中國民陣」,與「中國民聯」緊密合作,形成了海內外民運和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空前大團結,聲勢如日中天。遺憾的是,此一蓬勃氣勢卻因1933年兩組織嘗試合併發生大分裂,使海外民運墜入谷底,從此一蹶不振。
但國內民運未曾沉寂,只是改弦易轍,繼續爭民主!
「法輪功」的抗爭運動,取代海外民運力量;「天安門母親」要求調查六四真相,嚴懲六四元兇;「維權運動」的律師藉訴訟爭民權、爭法治,期從量變到質變,達到民主化目的;「中國茉莉花革命」鼓吹群眾到各城市鬧區「散步」,表達抗爭等等,證明民運之心未歇,只待春天再臨!

 

內容試閱

【王炳章首舉義幟創民聯】

鄧小平以「實踐論」結合「西單民主牆」的民運言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擊潰華國鋒的「凡是論」,奪得政權,開啟鄧小平時代後,開始對「西單民主牆」言論失去了耐心。特別是一九七九年一月,湧進北京的民運人士發起了三次示威遊行,高呼「反饑餓」、「反壓迫」、「要人權」、「要溫飽」、「要自由」等口號,觸及鄧小平的容忍底線。魏京生偏在此際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點名鄧小平獨裁,激怒了鄧小平,決定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三月二十九日逮捕魏京生,次日提出堅持貫徹《四項基本原則》指示,抵制民運言論。一九八○年一月,又取消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力。這兩項成了扼殺中國民主運動的緊箍咒。
中國民主運動未因鄧小平的壓制而停滯,民運人士改弦易轍,以參選校際和工廠內的基層「人民代表」方式,宣傳民主,取得一定成果。同時期,民運人士進行全國大串連,於十月間,成立「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發行會刊《責任》。民主運動從西單民主牆少數人或個別的打拼,發展成為全國性組織的民運團體,不但將民主運動昇華,更給予中共極大壓力。
鄧小平除要打壓社會上民主運動外,同時也要清理中共黨政軍中的民主思潮。早在一九八○年二月,他就認為黨政軍中已受到西單民主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染。為了「引蛇出洞」,他指示胡耀邦在當月召開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宣佈實行「三不主義:不扣帽子、不揪辮子、不打棍子」,鼓勵藝文界人士勇於發言。這正是毛澤東「反右」鬥爭時的「陽謀」的翻版,鄧小平用「三不主義」請君入甕。十二月二十五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透露了他「陽謀」的目的:「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
年底,鄧小平就先拿「三聯書店」開刀,查禁「三聯」創刊之「當代中國第一份思想性雜誌―《生活》半月刊」的試刊本,這是一本知識份子為爭取言論自由,大膽開啟的新刊物,卻被指控為「和黨分道揚鑣」,只出版一期,就被禁夭折。中共中央隨後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布《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指責報刊、新聞、廣播、電視「存在著嚴重缺點」,「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言論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加強箝制思想言論的自由。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續頒布《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阻斷了民運人士所追求的出版、結社和言論的自由,鄧小平在利用完「西單民主牆」後,自此與民主運動劃清界限,徹底決裂。
三月,鄧小平指示共軍總政治部,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點名批判軍中作家白樺的著作《苦戀》。他指責中宣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說:「白樺事件」之所以發生,應歸咎於黨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的領導,「存在著渙散軟弱狀態」。
鄧小平還點名軍中詩人葉文福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葉文福在一九七九年曾寫過一首新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批評軍隊高幹搞特權。他在序言中說:「一位遭﹃四人幫﹄殘酷迫害的高級將領,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蓋樓房,全部現代化設備,耗用了幾十萬元外匯。」詩沒有點名是誰,但傳說是指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文革後復出,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鐵道兵司令員)。
北京師大曾邀葉文福到校演講,他說:「毛(澤東)的悲劇證明了這個時代是荒誕的」,「憲法一頒布,我就給彭真寫了信,我說這樣的憲法等於一張廢紙。因為我們的國家只是共產黨執政的,這個憲法對共產黨中央領導未做任何限制,這就等於無用。」這段話被人舉發,誣陷他向學生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據葉文福澄清事實是:「所謂我在北師大的講話,完全是捏造的」,「是我在他(鄧小平)親自設計的陷阱的所謂﹃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坦誠發言,經惡意歪曲」。結果,葉文福被「強行轉業」。
被鄧小平點名批判的還有一位作家―新疆烏魯木齊「文聯」主席丁一石。他有一篇講話,談到:「你要辦好文藝刊物,有兩個選擇。一個,你要想升官發財漲工資,平平穩穩,就要違背人民的意願去工作;一條道路,就真正要去替人民說話,那就請你伸出雙手,準備迎接鐐銬!」「我們的官僚主義,現在不是百分之零點幾,是百分之九十九。」被鄧小平批評為:「大鳴大放了一通」,因此挨了鬥。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鄧小平主導下,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毛澤東的功過「三七開」,即肯定又否定了毛澤東。華國鋒正式被迫辭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兩職務(他在三中全會後已被架空),淪為空頭的副主席,由胡耀邦接任黨主席。但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黨的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都是鄧小平的傀儡。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實際掌握了黨政軍大權,實踐了毛澤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論,也坐實了魏京生「新獨裁」的預言。
鄧小平認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下令要「一抓到底」,拉開了「反自由化」的序幕。於是,《人民日報》被改組,社長胡績偉和王若水下臺,李洪林、郭羅基、阮銘、劉賓雁、于浩成等知名理論家和作家,自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四年間,先後受到整肅和免職。胡耀邦於八月份召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主動承擔鄧小平批評的「渙散軟弱」之責任。這時,胡耀邦才出任黨主席不滿兩個月,政治地位就已開始動搖。
由於中共歷來都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鄧小平雖讓胡耀邦擔任黨主席,內心並不踏實,深恐有變。鄧小平此一恐懼心態,在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時已經存在。他透過這一次會議,決議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務委員會下的經常工作機構,由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次年,六中全會逼退華國鋒後,讓胡耀邦接任黨主席,只是暫時性的安排。鄧小平一如毛澤東,不可能容忍臥榻之側,有人鼾睡。
因此,鄧小平提前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十二大」,廢除了黨的主席、副主席等職位,胡耀邦復任黨的「總書記」,副主席改任政治局常委。《辭海》註解:「書記」為「掌書牘奏記之人」,即「參謀」之意,「總書記」則是參謀的頭頭。從此,鄧小平不但去除了心頭隱憂,而且他可以因個人的好惡,隨時撤換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兩位前後任總書記就是這樣垮臺的。
中共自一九八一年二月下令全面鎮壓、逮捕民運人士後,民主運動轉入地下祕密活動。同時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派遣知識份子出國留學,許多具有民運思想的學生,開始在海外醞釀發展中國民主運動,期從外向內,再創民運高潮。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第一批留學西方的研究生中,第一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加拿大留學的王炳章博士,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記者會(曾邀「新華社」記者出席採訪遭拒),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創辦中國大陸留學生第一份民運刊物―《中國之春》雜誌。王炳章說:他決心棄醫從運,專職從事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
《中國之春》創刊號,由王炳章執筆的《告海內外同胞書》寫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去,她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中國和世界的政治舞臺。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於歷史轉折的關頭,《中國之春》毅然舉起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的旗幟,為在神州大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鳴鑼吶喊!」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個字,便成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宗旨。
王炳章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生,河北石家莊人,畢業於北京醫學院。文革時,曾當過紅衛兵,畢業後下放青藏高原勞動。文革結束後考取中共公費留學。一九七九年十月赴加拿大蒙特婁,進入麥基爾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攻讀。一九八二年九月,獲得了實驗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國大陸報紙和海外親共報紙紛紛以專稿,稱讚他是「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士」。誰知油墨未乾,王炳章又成了「第一個叛逆者」,讓中共顏面盡失。
王炳章在第一期《中國之春》,發表的《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說明他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原因:「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費留學,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國集訓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蓬勃興起,給祖國帶來了初春的氣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靈,使我陷於深沈的思考之中。」在他留學期間,國內民運面臨的形勢,更是日益嚴峻,如魏京生的判刑、中共全面鎮壓民主運動,大肆逮捕民運志士,鄧小平親自點名批判白樺的《苦戀》等等,促使他不斷思考在海外發起民運,從國外向國內發展的可能性。
他與一位同是留學加拿大,而且政治理念相近的陸生磐瑞文(化名李林,醫科學生),經常討論如何在海外發起推動中國民運的問題。一九八二年十月,王炳章獲得博士學位後,帶著他的計畫到達紐約,找到兩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陸生―宦國蒼(化名黃立,曾參加一九七九年上海民運,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和梁恒(湖南民運份子,曾參與一九八○年選舉之候選人,自稱不信仰共產主義,著有《革命之子》一書),爭取二人的支持與合作。
宦國蒼回憶說:「王炳章先生是帶著一個計畫來紐約的,他是《中國之春》的真正發起人。他提議為了繼承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這個組織應命名為《中國之春》。」「我與王炳章長談了幾個小時,內容是對中國局勢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個反對派組織,將國內被鎮壓的民運活動進行下去。我當時也覺得有在海外發展民運的必要。」「王炳章先說服了梁恒,然後王、梁二人一起說服了我,同意合作共事。」
《中國之春》創刊號,由盤瑞文擔任主編,宦國蒼為責任編輯,王炳章則是發言人(另有一位華僑徐曉雲小姐協助打字)。所以,在十一月十七日記者會,由王炳章召開發言,其他三位發起人,未在記者會上露面,身分亦均保密。但盤瑞文與王炳章後來決裂,創辦《中國之聲》,批評王炳章。宦國蒼、梁恆二人後來,亦與王不合離去。
王炳章的記者會,頓時造成轟動。世界各國,臺港澳等地的報章、雜誌,均以顯著版面和相當篇幅,進行了長期的追蹤,和各種不同深度的分析報導。新聞熱度,維持了極長的時間,《中國之春》創刊號,一時洛陽紙貴,只得一再重印,始足應付。
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演講,湧進將近四百名聽眾,其中包括有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和大陸留學生,把會場擠得水泄不通。王炳章在演講中,詳細闡述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宗旨,並回答提問。沒有人抗議或鬧場,全場靜聽王炳章的講話,奠定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後續在大陸留學生中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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