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呈現四川樂山做為戰時後方基地的動盪歷史。--《歷史的插曲--一座後方小城的抗戰記憶》

中日戰爭時期，隨著戰事越來越激烈，中國沿海各城市先後淪陷。為能讓工商業繼續發展，以利支援抗戰與提供民間所需，政府和民間紛紛計議，將沿海城市之重要工廠舉廠內遷。同時，為了搶救文物和保存文化教育的命脈，故宮文物與各地高校也進行了一段大遷移。

當時的樂山從一個小小縣城，因為抗戰時期工廠、高校和文化團體的內遷匯聚，成為川西平原南端的工商業聚集之地和文化中心，也加速了地方的現代化啟動與發展。
　　
本書以中日戰爭時期的工業和教育文化為主軸，分別敘述當時的國民政府鹽務總局、近代中國化工───永利與黃海、中外合資煤礦企業的嘉陽煤礦、四川的第一家機器造紙廠的嘉樂紙廠、戰時唯一的空軍降落傘生產廠、國貨絲綢時裝面料主要提供───商美亞織綢廠等重要工業，以及武漢大學、四川大學、江蘇省立蠶絲專科學校、中央技藝專科學校、復性書院等教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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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序　曲　到大後方去│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西遷到後方，
　　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
　　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
　　雄城壯，看江山無恙，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蜀鄉。
　　　　　　　　　　　　　　　　　　　　　　　　　　　　──據李玉《千鐘祿•慘睹》改編

第一節　保留元氣，廠礦內遷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本對中國進行全面的侵略，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的瘋狂進逼，使沿海工業發達城市先後淪陷。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廠總數1,255家，占全國工廠總數近三分之一。為使民族工業免遭厄運，不少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紛紛計議，舉廠內遷。上海機器五金同業工會、毛紡行會、上海中華國貨產銷協會等工商界行會組織，聯名向國民政府發出呼籲，「誓不以廠資敵」，要求政府派員聯絡，制定計畫，並給予遷移幫助。局勢嚴峻，輿論強烈，1937年7月22日，國民政府終於成立「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由何應欽主持，全面籌劃戰爭動員事宜，決定立即將糧食、資源、交通等統制起來。
　　根據這一設計，資源委員會副主任錢昌照向蔣介石上了一個有關動員內遷的條陳，並要求批准兩件事：一是資助拆遷上海主要民營工廠移至後方生產，以利繼續抗戰；二是緊急撥款搶購積存於青島等沿海城市的戰略物資如水泥、鋼材、木材等，以供防禦之需。以上兩事得到批准後，錢昌照於24日召集實業部、軍政部、財政部、經濟委員會、交通部、鐵道部籌商如何統制資源時，提出內遷沿海工業，得到與會者的贊同。當時，共分8個組討論，即財務、礦冶、燃料、機器及化學、棉業、建築材料、牲畜毛革及專門人才。
　　7月28日，在機器及化學組會議上，資源委員會專員林繼庸提議把上海工廠遷往內地的建議。他認為：近代中國工業佈局極不合理，重要工廠絕大部分集中於上海。據實業部1937年9月底的登記，上海合乎工廠條件的1,279家，廣州較大的工廠164家，其他各地微不足道。上海的工業固然發達，可惜中國軍備薄弱，沒有強大的海軍空軍，一旦戰爭爆發，上海及沿海勢將不守，中國工業必遭嚴重打擊。而內地各省地廣人稀，幾無工業基礎，難以滿足抗戰之物質需要，從頭建設又為時過晚。最好的辦法是將沿海的工廠遷至內地，這樣既可以增加抗戰的物資力量，又可以避免沿海淪陷後工廠為敵所用。
　　大家對林繼庸的建議議論紛紛。「有些人以為事體是應該辦的，但是恐怕不易推動，眼看著上海這方面戰爭就要開始了；有些人以為上海的各家機器廠湊合起來，其設備也抵不住一家國營的兵工廠，實在值不得搬遷；有些人以為現在民有的力量，即是國家的力量，能將他們的生產機器搬進內地，盡我們的力量去做，國家因此多花些錢，亦是值得。」林繼庸則認為，「民間工廠的規模確是比不上國營工廠，但是搬進內地去亦有其用處，且現在各民營機器廠亦多接受國營兵工廠的定貨，即如我們國營兵工廠的規模亦比不上克虜伯、斯可達等廠，但是我們的兵工廠搬進去亦可幫助戰事的進行啊！」最後，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調查上海各華廠現有工具機並接洽有無遷移內地之可能，估計其遷移及建設費用或詢明收買之價格，由資委會擔任調查。」會議結束後，資源委員會立即派莊前鼎、張季熙和林繼庸三人前往上海與各實業界人士接洽內遷事宜。
　　7月30日，工商業界的領袖之一、上海機器廠老闆胡厥文便召集上海機器五金同業公會舉行執委會議，專門討論工廠內遷問題。會上大鑫鋼鐵廠的余名鈺、上海機器廠的顏耀秋、新中工程公司的支秉淵、中華鐵工廠的王佐才等企業家都表明了強烈的遷廠願望，其態度非常堅定，愛國思想溢於言表。但是，上海企業界的想法是十分複雜的，可分為願遷移者、不願遷移者和反對遷移者三類。有很多人因為對戰爭的發展心存僥倖，對內遷採取了消極抵制的態度，尤其是紡織界因留戀上海的優越條件，多數人不肯內遷；有的人感到搬遷困難重重，易地營業，運輸、原料、動力、資金流轉諸問題均無著落；有的人則是抱有苟安心理，認為將工廠自華界搬遷至租界即獲安全。
　　由於有了胡厥文等人的積極動員，最終，會議通過了遷廠的相關細則。隨後，為了向國民政府表示實業界回應民族工業內遷的號召、共赴國難的決心，胡厥文、顏耀秋和林繼庸等人於當晚共赴南京，同時也想籲請國民政府解決內遷的經費問題。8月9日，資源委員會正式向行政院提出了「補助上海各工廠遷移內地工作，專供充實軍備以增厚長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案」。次日，行政院第324次會議通過了資源委員會的提案，並責令資源委員會會同財政部、軍政部、實業部共同組織「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簡稱「監督委員會」），以資源委員會為主辦機關，林繼庸為主任委員，負責經辦工廠內遷事宜。但是，有關遷移費問題，一開始只同意下撥15萬元，後經錢昌照從資源委員會處撥借了56萬元，供遷移工廠之用，總算初步解決了民族工廠內遷資金匱乏的燃眉之急。之後，林繼庸又與胡厥文、顏耀秋一起到南京與國民政府再三交涉，又爭取到500萬元的搬遷費用。
　　最終，「上海遷出的民營工廠僅148家，工人2500餘名，機器物資1.46餘萬噸，僅占全市已登記工廠數的1/9。這些工廠遷到武漢的共121家，之後又遷往大後方的則有137家。其中四川106家，占77.4%，廣西17家，占12.4%，湖南9家，占6.6%，陜西1家，占0.7%，其他省份4家，占2.5%。」就全國來看，「截至1940年底，民營工廠內遷639家，由國民政府助遷者448家……內遷至四川的有250家，占55.8%，湖南121家，占27%，陜西42家，占9.4%，廣西25家，占5.6%，其他省份共10家，占2.2%。」四川之所以占比最多在於，顏耀秋與林繼庸等人於1938年2月份赴四川省察看，先後跑了內江、自流井、鄧井關、成都、彭山、夾江、樂山、五通橋等地，考察工業資源，勘察建廠地點，一圈跑下來，「覺得四川物產富饒，真是『天府之國』，同時看到下江日軍勢如破竹，武漢難以固守，留此非長久之計。重慶儘管運輸困難，暫時條件較差，但為一勞永逸，還是以遷川為宜。」於是內遷工廠紛紛轉道入川。
　　綜觀整個抗戰時期的工廠西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7年8月至1937年底，沿海地區民營、國營工廠的西遷。此階段工礦調整委員會擬具的工廠遷移原則為：「遷移之工廠分為兩種，一為指定軍需工廠，二為普通工廠」；「指定軍需工廠之範圍，以下列各種工廠為主：1.兵工需要之機器工廠、化學工廠、冶煉工廠；2.動力及燃料工廠及礦廠；3.交通器材製造工廠；4.醫藥品工廠；5.其他軍需品工廠」；「普通工廠為指定軍需工廠以外之工廠，凡願遷移，呈經政府核准者，得予以免稅、免驗、減免運費、便利運輸或徵收地畝等之援助……關於遷移後之安插及工作問題，亦以由廠家自行籌劃為原則。」
　　第二階段：從1938年1月至1940年底，沿海地區內遷工廠再遷與中部地區工廠的西遷、復工。在國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經過廣大內遷員工的努力，大部分內遷廠礦在短時間內先後復工，「自武漢撤守，復嚴密規劃，飭令各廠礦繼續內移川、湘各省，籌廠復工。綜計經政府促助內遷之廠礦，共達448家，機器材料70,900噸，技工12,080人。至二十九年終，已大部完成復工」，「其地域分部，四川占54.67%；湖南占29.21%；陜西占15.9%；廣西占5.11%；其他省份占5.11%。」
　　第三階段：1944年4月至1944年12月，陜、湘、桂等地工廠的遷移。1944年底，金城江、獨山失陷，運抵兩地的大批工廠設備遭敵浩劫，「此次湘、桂工廠內遷者共95家……到達或越過金城江者有52家工廠的5,648噸機器設備，而最終逃脫敵人魔掌到達安全地點的只有少數工廠的200餘噸機件，僅為這次內遷工廠啟運總噸位的2.6%。」
　　由於重慶目標和負擔過大，從1937年起，沿海一帶的工廠先後有近20家內遷來樂山。其中分布在城區和五通橋的有大業印刷公司、空軍保險傘廠、全華公司、永利化工廠、美亞織綢廠、亞西機器廠等。
　　內遷廠礦改變了樂山原來的工業布局。廠礦數量，工業門類都有所增加。戰前雖有少數採用機器生產的工廠，但在經濟發展中所占的比重很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內遷廠大大增強了樂山近代工業的比重和力量，如能源工業，內遷的中福公司與天府公司合辦的嘉陽煤礦，年產約10萬噸。
　　內遷工礦企業給樂山工業帶來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眾多熟練的工程技術人員，推動了樂山工業的發展。戰前樂山的近代企業管理落後，基本上是封建家庭式的、小手工業的管理辦法。隨著工廠內遷帶來的眾多的工程技術人員，使樂山工業的技術力量迅速增強。內遷工礦企業的科技人員又在樂山帶領和培養科技力量。
　　樂山工商業無疑有較大發展。據《川南工商》載：抗戰時期由於樂山「居青衣江大渡之總匯，當成都宜賓之中樞，川中、樂西兩公路次等完成，通車已久。出產以絲、鹽、白蠟為大宗。商之公司，工之場廠，咸萃於斯，貿易最為興盛。省府特定樂山為工業據點之一……以奠定戰後工業化之基礎。」
　　歷史就是這麼吊詭。中國現代化進程在東部地區受阻，卻在西南地區得到補償和發展，西南這一中國歷來最為封閉的腹地，開始受到現代化的大幅濡染與薰陶，並開始加速現代化的啟動與發展。

第二節　搶救文脈，高校長征

　　與工廠內遷的同時，中國的文化機關尤其是高等學校，也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遷移。此次高校內遷，儘管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的，但對於保存中國的文脈、推動西部地區落後的教育、文化乃至社會的發展，都具有積極意義。
　　1937年7月15日，蔣介石邀請各界知名人士在廬山舉行國是座談會。清華大學梅貽琦校長、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及一些知名教授等應邀參加。
　　此時，平津戰事日益吃緊，各校紛紛去電告急，要求幾位校長迅即返校應變。在北平的清華教授潘光旦、鄭之藩等人聯合北大等校教授共21人，密電廬山談話會，「務請一致主張貫徹守土抗敵之決心，在日軍未退出以前絕對停止折衝，以維國權。」17日，梅貽琦密電潘光旦，當日早晨當局召開重要會議，表示堅決抗日，並已開始布置。
　　也就在同日，日本東京「五相10會議」決定，調遣四十萬日軍侵華，華北局勢急轉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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