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流血政變
首頁圖來源：維基百科
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部份軍方發動軍事政變，試圖推翻總統厄多安的政權。在這場政變中，造成近三百人死亡、一千四百人受傷。
爆發這場流血軍事政變的原因相當複雜，簡短歸納如下：
（一）知識分子因素：厄多安越來越有獨裁者的影子。他限縮輿論自由、打壓非議人士，並關閉持反對立場的新聞媒體。引起知識分子及人權團體的不滿。
（二）軍方因素：厄多安策畫各種名目削弱軍方權力，而且以陰謀叛國等罪名起訴多位軍事將領，造成軍界人心惶惶。且厄多安執政後，逐漸將伊斯蘭教義納入政府的施政方針，這讓強烈主張政教分離的土耳其軍方難以忍受。
（三）民心因素：厄多安在內政與外交上的各種失誤，也讓民眾不滿意。不但介入敘利亞內戰，又與庫德族工人黨爆發衝突，而且土耳其國內恐怖攻擊事件也一再的發生。
（四）中產階級因素：土耳其自2013年以後的經濟成長率均低於百分之四，經濟不景氣讓中產階級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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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背後，知識份子與執政黨的激烈衝突
人權與約法／胡適
四月二十日國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全文是：
世界各國人權均受法律之保障。當此訓政開始，法治基礎亟宜確立。凡在中華民國法權管轄之內，無論個人或團體均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飭一體遵照。此令。
在這個人權被剝奪幾乎沒有絲毫餘剩的時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權的盛舉，我們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們歡喜一陣之後，揩揩眼鏡，仔細重讀這道命令，便不能不感覺大失望。失望之點是：
第一，這道命令認「人權」為「身體，自由，財產」三項，但這三項都沒有明確規定。就如「自由」究竟是那幾種自由？又如「財產」究竟受怎樣的保障？這都是很重要的缺點。
第二，命令所禁止的只是「個人或團體」，而並不曾提及政府機關。個人或團體固然不得以非法行為侵害他人身體自由及財產，但今日我們最感覺痛苦的是種種政府機關或假借政府與黨部的機關侵害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如今日言論出版自由之受干涉，如各地私人財產之被沒收，如近日各地電氣工業之被沒收，都是以政府機關的名義執行的。四月二十日的命令對於這一方面完全沒有給人民什麼保障。這豈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第三，命令中說，「違者即依法嚴行懲辦不貸」，所謂「依法」是依什麼法？我們就不知道今日有何種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權。中華民國刑法固然有「妨害自由罪」等章，但種種妨害若以政府或黨部名義行之，人民便完全沒有保障了。
果然，這道命令頒佈不久，上海各報上便發現「反日會的活動是否在此命令範圍之內」的討論。日本文的報紙以為這命令可以包括反日會（改名救國會）的行動；而中文報紙如《時事新報》畏壘先生的社論則以為反日會的行動不受此命令的制裁。
豈但反日會的問題嗎？無論什麼人，只須貼上「反動分子」、「土豪劣紳」、「反革命」、「共黨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沒有人權的保障。身體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剝奪，財產可以任意宰製，都不是「非法行為」了。無論什麼書報，只須貼上「反動刊物」的字樣，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無論什麼學校，外國人辦的只須貼上「文化侵略」字樣，中國人辦的只須貼上「學閥」、「反動勢力」等等字樣，也就都可以封禁沒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
我們在這種種方面，有什麼保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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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思想統一／梁實秋
有許多事能夠統一應當統一的，有許多事不能統一不必統一的。例如，我們的軍隊是應當統一的，但是偏偏有什麼「中央軍」、「西北軍」、「東北軍」的名目；政府是應該統一的，但是中央政府的命令能否達到全國各地還是疑問；財政應該統一的，但是各地方的把持國稅，各軍隊之就地籌餉，財政系統紊亂到了極點；諸如此類應統一而未統一的事正不知有多少，假如我們真想把中國統一起來，應該從這種地方著手做去。然而近年來在一般的宣言，演說，報章裡，時常的看見「思想統一」的字樣，好像要求中國的統一必須先要思想統一的樣子，這實在是我們所大惑不解的一件事。思想這件東西，我以為是不能統一的，也是不必統一的。
各人有各人的遺傳環境教育，所以沒有兩個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中國有一句老話，「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話不錯。一個有思想的人，是有理智力有判斷力的人，他的思想是根據他的學識經驗而來的。思想是獨立的；隨著潮流搖旗吶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從的愚人。思想只對自己的理智負責，換言之，就是只對真理負責；所以武力可以殺害，刑法可以懲罰，金錢可以誘惑，但是卻不能掠奪一個人的思想。別種自由可以被惡勢力所剝奪淨盡，惟有思想自由是永遠光芒萬丈的。一個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錢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發表他的思想，封書鋪，封報館，檢查信件，甚而至於加以「反動」的罪名，槍斃，殺頭，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無法可以撲滅，並且愈遭阻礙將來流傳的愈快愈遠。即以孫中山先生說罷，他四十年前即抱革命思想，在如今看來他的革命思想簡直和天經地義差不多了，但是在當初滿清的時代他的革命思想恐怕就是反動的罷？滿清政府對於中山先生的迫害，無所不用其極，但是中山先生的思想四十年如一日，不為威屈利誘，這是我們所最佩服的。假如中山先生在四十年前也為「思想統一」的學說所誤，早該拋棄他的革命思想去做滿清的順民了。所以我說，思想是不能統一的。
天下就沒有固定的絕對的真理。真理不像許多國的政府似的，可以被一人一家一族所把持霸佔。人類文明所以能漸漸的進化，把迷信剷除，把人生的難題逐漸的解決，正因為是有許多有獨立思想的人敢於懷疑，敢於嘗試，能公開的研究辯難。思想若是統於一，那豈不是成為一個固定的呆滯的東西？當然，自己總以為自己的思想是對的，但是誰敢說「我的思想是一定正確的，全國的人都要和我一樣的思想」？再說，「思想」兩字包括的範圍很廣，近代的學術注重專門，不像從前的什麼「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等的名詞比較可以概括所有的人之所有的思想。在如今這樣學術日趨繁複的時候而欲思想統一，我真不知道那一個人那一派人的思想可以當得起一切思想的中心。在俄國，他們是厲行專制主張思想統一的，據羅素告訴我們說，有一位美學教授在講述美學的時候也要從馬克斯的觀察點來講！美學而可以統一在馬克斯主義之下，物理化學數學音樂詩歌那一樣不可以請馬克斯來統一？這樣的統一，實在是無益的。在政治經濟方面，也許爭端多一點，然而在思想上有爭端並無大礙，凡是公開的負責的發表思想，都不妨容忍一點。我們要國家的統一，是要基於民意的真正的統一，不是懾於威力暫時容忍的結合。所以我們正該歡迎所有的不同的思想都有令我們認識的機會。從前專制皇帝的權力據說是上天授予的，絕對不准人民懷疑，否則即為叛逆。現在，政治經濟都是專門的科學了，那一種思想能在學理上事實上證明於國家最有利益，那一種思想便是最合式的。我們若從國家的立場來看，思想是不必統一的。
……
從歷史上看，人類的活動總是在大致上向著光明開通的路上走，把迷信逐漸的剷除，也許無意中創出新的迷信
來，然而在大致上對於思想總是力求其解放，斷斷沒有處心積慮向後退的。尤其是革命，革命運動永遠是解放的運動，
應該是同情於自由的。也許革命成功之後，又有新的專制的局面發生，但是斷斷沒有革命運動的本身而對於民眾竟採用
束縛的高壓的政策的。
我們現在要求的是：容忍！我們要思想自由，發表思想的自由，我們要法律給我們以自由的保障。我們並沒有什
麼主義傳授給民眾，也沒有什麼計畫要打破現狀，只是見著問題就要思索，思索就要用自己的腦子，思索出一點道理來
就要說出來，寫出來，我們願意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不能不主張自由的教育。
我們反對思想統一！
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
文／羅隆基
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
二、改革政體，以民治代替「黨治」
（一）
對共產主義的理論，贊成與否，這不在要討論的範圍以內。（參看本刊三卷一期）如今我們當頭的問題是：共產黨在中國能否成功？
許多年前，梁任公先生在《北平晨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共產的文章，他的大意是中國「無產可共」所以不能提倡共產。直到如今，社會上許多樂觀派的人物，依然拿「無產可共」四個字，斷定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湘鄂贛的共產，已成遍地荊棘的局面，黃河以北的人民，還這樣樂觀的說：「中國北部像陜甘魯豫這種省份，永遠不會有共產成功的機會。我們北方是『無產可共』，所以不能共產」。這種話是對共產主義理論上根本的誤會。共產黨所主張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財產制，是生產工具公有。中國雖窮，私有財產制存在一天，生產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一天，在這點上，共產主義者就有文章可做。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就有發展的可能！
揣「無產可共」四字的命意，大約指中國現在的生產力太低，經濟能力落後而言。於是又有「中國經濟問題在生產，不在分配」這議論。「不在分配」云云，大約指「無生產的貨物可分」說的。其實，有生產的工具可共，無生產的貨物可分，這就是中國目前經濟上絕大的危機，這就是共產黨可以在中國發展的原因，這或者就是中國共產黨將來可以成功的理由。
以全世界的情形論，美國是比較富足的國家，人民平均的財力，比任何國家的人民更高。共產黨在美國發展的機會，比任何國家更小。美國是有生產的工具可共，同時是有生產的貨物可分。做到了「有生產的貨物可分」人民就可以放鬆「有生產的工具可共」一點。經濟問題真正的癥結，不在人民產的多寡，而在人民產的有無。愈到「無產可共」的地位，愈有共產發生的危險，愈在民窮財盡的國家，愈有共產成功的希望。這是討論中國共產問題者，應首先認清的一點。
共產主義者革命的目標是經濟；他們革命著手的步驟，依然先在政治。共產黨人說，國家在經濟上是有產者壓迫無產的工具；在政治上是少數壓迫者保障他們的地位的一種威力。他們這樣說：
「近代國家根本就沒有實現他所標榜的理想的可能。一個團體，他的目的是少數壓迫多數，是壓迫者制服被壓迫者，就不能希望這樣的團體來保障公道，自由，平等。現代的國家是阻礙國家本身所標榜的目的實現的一種力量。唯一達到國家所標榜的目的的方法，是享受不著國家利益的這班人，把國家這工具搶過來。」
共產黨在中國能不能成功，就看在國家的政治上，他們上面這種攻擊，有沒有切實的佐證。在如今黨治的招牌底下，誰能夠出來否認，國家是做了少數人的工具，誰更能出來辯正如今的國家不是保障少數者特殊權利的威力？
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用不著從小節上去挑他的黑暗腐敗的內幕，我們要看他立腳的基本原則。什麼時候，國家一部份人獨佔了政治上特殊的優越地位，使大多數的人民，在政治上成了被治的奴隸，這樣的社會，就有了階級。這樣的政治，就給階級戰爭者，一個口實。共產黨的革命，無產的打倒有產的，是最終的目的；無權的打倒有權的，是著手的手段。民窮財盡的中國，或者「無產可共」，一黨專制的中國，的確「有權可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眾心理，這或者就是中國共產黨可以成功的理由。
總括起來，我認為中國目前促成共產成功的主要原因，最緊要的是兩點：（一）經濟上的貧窮；（二）政治上的專制。經濟上，「無產可共」，就是民不聊生；政治上「有權可分」，就是民不安命。到了人民的生命關頭，革命總是要暴發的，掛什麼招牌，打什麼旗子，這是毫不相干的問題。
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第三國際的協助，俄人的陰謀，羅布的勢力，這些是討論共產問題者應附帶注意的東西，
然而這些，不是共產黨在中國可以成功的真實理由。……
由此可以明顯看到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人權保障、思想統一、政治形態的強烈不滿。再對照到現今土耳其的流血政變，或許知識份子與執政黨的衝突會一再上演，永無休止。
本文整理自《《新月》政論——從《人權論集》到《政治論文》（1929-1931）》，邵建編
編輯、整理：杜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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