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旭初寫近代史，其資料主要取自他的日記，他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四十餘年間，都寫有日記。一般我們看到的回憶錄都是作者晚年的回憶之作，由於是數十年前的往事，即使有驚人的記憶力，許多細節還是無法回溯的。而黃旭初寫這些戰役，有時間，有路線，何日何地被攻陷，戰役的整個路線圖，一清二楚。若非靠當時的日記所載，是難以做到的。他從日記中的記載，再參考其他相關的書籍，梳理出一篇篇的專文，這也是他回憶錄史料之價值較高的所在。

清黨是國民黨史上的大事，也似乎是國民黨命運安排所難免的事，是件責備或原諒都不容易遽下的事。

在事件過程中，有幾點滑稽可笑的：一、清黨已在行動了，卻還標榜聯俄容共。二、西山會議派本反共的祖宗，但清黨中卻仍叫打倒西山會議派的口號，又下令查封其黨部。三、汪（以下「汪」皆為汪兆銘簡稱）回國復職到滬，蔣與其懇談後，即通電統率全軍而服從之，表示竭誠擁戴，但汪復職後，竟下令將蔣撤職通緝，並開除黨籍，凡此之類，無異演劇，箇中玄妙，如欲明白，須讀本文。

當時的革命軍，多數不熱心清黨，甚至反對清黨，黨部雖慷慨決議，如無實力擁護，統帥是很難決心下令行動的，而堅決以實力貫徹此舉的，除何應欽外，只李宗仁、李濟深、黃紹竑和白崇禧，碰巧四人都屬桂籍，所以廣西軍人成為助蔣清黨的中堅力量。

汪歸復職、大呼向左

滿肚子領袖慾的汪兆銘，受了武漢方面的擁戴，由法國趕回來上任，四月一日抵滬後，即電武漢黨部和國府，請示如何工作？並以調解黨內糾紛自任的姿態，連日在滬和蔣中正、吳敬恒、蔡元培各人晤談。容共政策無法續行，在蔣、吳、蔡等心裡早已確定，但以汪究屬國民黨人，他如真能負起疏解責任，使黨內不再自相傾軋，當然是最好不過的事。蔣氏因此於四月三日發出擁汪通電，一來表明他自己並無攬權專政的心懷，以間執徐謙各人攻訐的口實；二來期望汪能同心協力，一致奮鬥，使國民黨得達成革命的任務。四月五日午前十時，汪兆銘、蔣中正、吳敬恒、蔡元培、李煜瀛、李濟深、黃紹竑、李宗仁、白崇禧、古應芬、柏文蔚、宋子文、甘乃光等約集在上海道尹公署樓上舉行談話會，商討黨國大計。不料當日上海各報刊出汪兆銘和陳獨秀的聯名宣言，勸國共兩黨黨員「立即拋棄相互間的懷疑」，全篇都是替共產黨做宣傳，和國民黨毫不相干。吳敬恒到會一見汪氏即問道：「中國從此即由兩黨共同統治了嗎？」並聲言「聯共」二字在國民黨文獻中並無所聞。辯論得汪氏狼狽不堪。但談話會最後仍決定四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以和平方法解決黨務糾紛。在南京會議前，暫議決辦法四項：「一、由汪兆銘通知陳獨秀，暫行停止共產黨的一切過激活動；二、武漢中央黨部與國府命令，凡屬窒礙難行者，暫停實施；三、各級黨部、軍隊與民眾團體內，如有叛亂分子陰謀搗亂，由各該當局自行糾正；四、工人糾察隊以及其他民眾武裝，均須服從革命軍總司令指揮，否則以反革命論，嚴加取締。」汪對這些辦法，自然不能完全贊同，但大家一致決議，他也無從反對，心情懊喪，第二天便往武漢去了。

那時期的武漢民眾，對共黨的宣傳和行動，正感惶惑，以汪氏為孫中山的信徒，當有正確的主張，故於其到漢，予以熱烈的歡迎。不料，他接任中央黨政主席職務後，絕口不談三民主義，卻手寫宣言：「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破壞一箇政策，即是破壞整箇政策，即是將總理遺教完全取銷。凡我同志，趕快起來擁護此整箇政策！」交各報刊印。並聲稱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共存亡，大呼「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滾開去！」對於上海談議會決定的事項，完全置之不理。共產黨得了汪做傀儡，自然胡作非為加倍的猖獗，武漢政府轄下於是成為無法無天的世界。

李宗仁 圖片來源：Wikipedia

桂籍將領、力助清黨

共產黨不特到處大搞組織，而且武裝工人和農民，連革命軍都有受其宣傳影響而發生心理動搖的。李宗仁以情勢嚴重萬分，乃向蔣總司令建議：請速電約李濟深、黃紹竑來滬共商救黨大計。蔣即採納照行。李、黃應約相偕於某月某日到滬，上海市長張定璠親往接船，說：「現在情勢非常緊張，不可到租界裏住，以免發生意外。」即送他們到兵工廠白崇禧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去。李宗仁也住在部裡。不久，蔣總司令即來會晤，他們報告了兩廣的情形和對付目前危局的意見。

中央監察委員三月廿八日在上海舉行過臨時會議。四月二日下午七時蔡元培、吳敬恒、張人傑、李煜瀛、李宗仁、古應芬、黃紹竑、陳果夫八監委再開緊急會議，吳敬恒提出國民黨內跨黨分子與共產黨勾結謀叛案，討論結果，以證據確鑿，四月九日將決議事項由監察委員會咨請各中央執行委員：「將訪察所得之首要人物，予以非常緊急之處置。目前在各地方公開活動之共產黨危險分子經黨部摘發者，即通知當地軍警暫予監視，一面制止其活動，以防阻叛亂行為於未然，並須和平對付，一面靜候中央執委全體會議公決處分辦法。至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中央執委第三次全體會議，皆為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蘇俄顧問鮑羅庭教唆指使之倒行逆施，凡由該會議所產生之機關及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為諸多疑問，併請各執委參照事實，逐一核議其是非，凡可以承認者，即交付下屆全體會議討論追認之，否則暫予擱置。」同日，吳敬恒等通電汪兆銘及全國黨員，檢舉武漢方面的不法措施，計有可痛恨之事共十一項，這是清黨的第一聲。

在滬的中央執監委員依期於四月十五日在敵人炮聲中（張宗昌、孫傳芳軍反攻江南）齊集南京開聯席會議，汪兆銘和漢方中委不來，於是決定在南京另組中樞，實行清黨。四月十八日反共的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清黨行動，上海、無錫、杭州、寧波和廣西在四月十二日便開始了。廣東和其他地方到十五日才動手。初時在正式文告命令中，都避免使用「反共」或「清除共產黨跨黨分子」等字樣，只說是各地工人自相衝突，當局不能不予以制止，而且表面上仍然標榜「聯俄容共」「打倒西山會議派」的主張，這一切無非是使汪兆銘和漢方同志看這方面的立場還是和自己一樣，好容易轉圜再行合流而已，卻不管氣壞了反共先鋒的西山會議派。

蔣總司令是具有深刻的反共意識的，但所屬的部隊情形便不同了。第四、八、九、十一各軍，只服從武漢政府的意旨；第二軍仍受在武漢的譚延闓遙制著；第三軍朱培德奉武漢政府命令，挾其部隊以主江西省政，態度模稜；第六軍程潛充任武漢的中央軍委會主席，且對南京深表不滿；國民軍馮玉祥更是騎牆派；堅決反共、擁護清黨的將領，除第一軍的何應欽外，只有在粵留守的李濟深、在廣西的黃紹竑、第七軍的李宗仁和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四人，如果不是這幾位有實力的竭力贊助，清黨也許不容易實現的。

中央地方、互信未立

北伐時期國民政府屬下的部隊，雖然都稱革命軍，但其中大多數是由收編舊軍而來，其將領有些是舊染很深的，蔣總司令統御過他們，領略過此中的況味。到蔣氏任國府主席，那時全國的形勢是：馮玉祥以開封政治分會主席，統第二集團軍，轄魯豫陝甘寧青各省；閻錫山以太原政治分會主席、統第三集團軍，轄晉冀察綏各省；李宗仁以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統第四集團軍，轄兩湖，其一部份兵力由白崇禧統率，尚留滯唐山；李濟深以廣州政治分會主席，統第八路軍，轄兩廣；張學良保守東北；四川內爭頗烈；共軍盤據贛南；中央政府統治權力直接達到的，實在只是東南數省。各省政府的人事，很多是由下擬定報請中央加以任命；對於財政，中央更難指揮如意，地廣貧瘠而兵又最多的馮玉祥，且屢迫蔣總司令發餉。

白崇禧（右）與蔣介石（左），攝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 圖片來源：Wikipedia

在此種情況下，蔣主席視這些人如尾大不掉的藩鎮（編遣會議開始時，以蔣中正名義發表「關於國軍編遣委員會之希望」的長文，引述日本維新史中長洲、薩摩、土佐、肥前四雄藩自處之道，要軍事同志，借彼鑑此，功首罪魁，唯我自擇。即公然不諱，卻未想到這可引起「你自視為天皇了」的反感），必須削除以樹立中央的權威，消滅割據的遺風，求全國真正的統一，縮軍節餉，從事建設，其心情是很易理解的。

另一方面，中央自武漢政府時代，所謂革命正統的領袖，其爭權奪位，較之舊式軍閥，並無二致。中央政府的政治作風和行政效率，也未能使人民的觀感為之一新。各軍發餉，並不一律，待遇不平。北伐告成，天下甫定，國府改組，名分初立，尚未有大公大信昭示於人民，正所謂誠信未孚。有此種種原因，共同革命的有功將領，不能人人都對中央心悅誠服，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互信未立的氣氛中，任何事件都很難望能夠順利地進行，編遣軍隊只其一端而已。

削藩措施、從桂開始                                  

當國者處在這樣上下猜疑的環境中，正如駕船航行於亂礁間，稍一粗心大意，禍事隨時可起。一次，馮玉祥秘密離京返豫，蔣主席曾私下徵詢李宗仁的意見，要對付馮玉祥。李以同屬國民革命軍，北伐剛完，全國統一，即兄弟鬩牆，期期以為不可。據馮玉祥著「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中，他和蔣主席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在南京的湯山，蔣介石請我去洗澡。我們洗完了澡，蔣介石說：『常說的話：平粵滬漢這四個地方拿在手裏，全中國都在他們手中了。』蔣說這話是對我下挑撥作用，我對蔣說：『當全國的領袖，需要肚子裝得下全國的人，若當全世界的領袖，肚子裏要能裝下全世界的人，只要你自己時時刻刻注重得民心得軍心六個字上，又能實作出來，無論他們佔領那裏，無論他們拿了那裏，都是你的臂膀，都是你的兄弟，也都是為你作事的，何必顧慮這些呢？』蔣介石聽了我說的話不對頭，他轉過話來說：『沒有什麼。』」

蔣主席似不以李、馮所說的話為諍言，或反以他們是互相衛護，而更增大心中的疑慮，他未從立信示公去著想，竟冒然採用削藩論（傳說是政學系楊永泰的獻策），其要旨是：以經濟方法瓦解第二集團；以政治方法解決第三集團；以軍事方法解決第四集團；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此策一行，終召連綿的內戰，給予中共以生機，欲以定國，適以亂國，真可痛惜！

不知何人何時稱廣西人為「桂系」，後來中央在公文上竟也採用。蔣主席的削藩政策既定，他以為豫馮、晉閻、桂李、奉張四個集團中，「桂系」的勢力，從華南、華中直達華北，第四集團軍又近在武漢，對中央的威脅最大，故首先對桂系下手。其實廣西人性質誠樸坦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都懷著一股為國為民的熱誠。李宗仁尤為爽直，常對蔣氏進逆耳的忠言。他們三人分在粵、漢、平，相去既遠，又無組織，往往各自見到即做，並非凡事互商，被人錫以「系」名，去實太遠。他們既無割據的企圖，更無反叛的計劃，以無計劃對中央的有計劃，一切都是被動，以為力足自保而不怕人謀我。蔣氏計劃對粵漢平三路齊進，使之首尾不能相顧，期一舉成功。對粵：因李濟深深得地利人和，編遣會議召其離粵入京加以扣留，先解決廣東，使廣西孤立。對漢：利用廣西部隊對湖北人的怨望，乘隙分化，使之背離，再臨以大軍，使武漢局面瓦解。對平：利用唐生智要奪回舊部的心理，使向白崇禧部隊運動歸己。這方僅對扣留李濟深先有警覺，此外一無所知。

李楊倒戈、武漢瓦解

廿六日國民政府下討伐令，於是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被塑成了叛逆。第十五師師長夏威、五十二師師長葉琪，也被免職查辦，另任命李明瑞為十五師師長。三全大會廿八日閉幕，蔣氏廿九日即乘楚有兵艦到九江，指揮劉峙、顧祝同、蔣鼎文、繆培南、王均、方鼎英、夏斗寅各師及海軍向鄂東進攻。廿九日閻錫山通電聲討武漢，三十日馮玉祥電蔣聲討桂逆，皆非為義而實為自利者。

馮玉祥 圖片來源：Wikipedia

白崇禧自魯案事起，即逆料大勢不妙，屢電胡、陶、夏三人將兵力撤出湖北，全軍集中湖南，緊靠桂粵。而胡陶迷戀湖北地盤，錯估自己實力，不肯放棄武漢，致失時機。及三全大會授蔣處理武漢事變全權，李宗仁知蔣決心用兵，才電漢口四集團軍參謀長張華輔令委何鍵、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官，著在黃陂至武穴之線佈防，對長江下游防禦。夏威患病入院，將職務交李明瑞代行，這更給李明瑞以大膽通敵的便利，他把他的第一師和楊騰輝的獨立旅編為第一縱隊，防守黃陂到李家集一線，等候中央軍一有總攻擊的通知，便立刻向後撤退。

三月三十日，蔣在九江下總攻擊令，只是虛張聲勢，前線並無接觸。四月二日海軍上溯到劉家廟，俞作柏即與李明瑞取得直接聯絡，約定了行動日期。到三日傍晚，李明瑞將第七軍第一師全部、第二師梁重熙團、第三師龐漢禎團、楊騰輝的獨立旅秘密集結，連夜以急行軍向西北撤往花園、安陸去了。李、楊倒戈，變起倉卒，胡宗鐸、陶鈞措手不及，狼狽逃向宜昌。夏威從醫院出來，僅得一班兵送他到荊州。蔣氏遂不費一槍一彈，唾手而得武漢，五日抵漢佈告安民。

胡宗鐸等到了鄂西，白崇禧尚望其能取道湘西返桂，但他們已無鬥志，四月二十日竟向南京投降。一日，夏得胡陶派人送到五萬元，說是中央給三人出洋的，夏遂扶病搭英國兵艦逕往香港。蔣氏令這些投降部隊在荊沙附近集合，而派張發奎（新繼繆培南為第四師師長）、朱紹良、譚道源、夏斗寅各師包圍繳械。軍中無主，李朝芳不忍官兵作無謂的犧牲，五月廿七日他率領全部在沙市向張師繳械，兩廣官兵，多為張所收容。在荊州的被朱紹良圍繳。轟轟烈烈的第四集團軍，就這樣冰消煙散！

李宗仁在滬、白崇禧在津，竟能從虎口中脫出逃回廣西。

選舉將違法、貽書進諍言

台灣在「韓境停戰協定」簽字後，美國艦隊仍繼續巡邏海峽，平安度過了四個年頭，按我國憲法規定，那時又該舉行大選了，但台灣一省如何能選舉全國的總統、副總統呢？且看從民四十二年秋天起，中央所做的準備措施：甲、九月廿七日，蔣總統採納行政院建議，批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繼續行使職權至次屆國民大會依法召集開會之日為止。乙、十月一日，總統明令公佈曾經立法院通過的「國民大會代表遞補補充條例」。丙、十月五日，內政部公告：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自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向本部聲報；逾期不報者，由候補人依法遞補；候補人逾期不報，即喪失候補人資格。丁、十二月廿九日，立法院修正「國民大會組織法第八條條文案」，將國民大會開議法定人數改為三分之一以上出席代表。

蔣李兩氏在這幾年中，分處國內國外，未相聞問，中間只因毛（邦初）案，（詳見後）有所牽涉。當時李看了蔣對大選的措施，觸動了他護法的熱腸，民四十三年一月三日特致蔣函有所忠告，不惜言所欲言，內容如下：

「介石吾兄足下：一別四年，勞念何似？國事日非，益增惆悵！最近台灣地位，微妙可慮，弟不忍見四億五千萬同胞，永無重見天日之望，爰馳書商榷，冀救危亡於萬一。吾兄執政二十餘年，政出獨裁，……舉國怨憤，中共乘隙倡亂，勢成燎原。吾兄不思痛改前非，與民更始，乃憑藉武力，以圖孤注一擲。不知嫡系部隊，早已窳敗，一旦臨陣，多不戰而降。其餘部隊，素受排擠，裝備簡陋，雖奮勇作戰，而運籌乖謬，卒成犧牲。三十七年秋冬，迭失名城，徐淮重鎮，亦相繼淪陷。三十八年一月，吾兄發表文告，呼籲和平，決定身先引退，弟乃依法執行職權，以期收拾殘局。吾兄雖已引退，而仍操縱一切，弟外與中共折衝，內受幕後掣肘，委曲求全，一籌莫展。迨和平破裂，共軍渡江，湯恩伯擁兵數十萬，不戰潰逃。中樞集議廣州，以謀保障西南，吾兄信誓旦旦，願以在野之身，助弟領導作戰。惟事實上控制所有外匯與現金，擅行撤委浙江福建省主席。並在緊急關頭，竟密令防守湘南之宋希濂軍西撤鄂西，扼守贛南之胡璉軍南撤汕頭，置戰區司令長官之命令於不顧，國防部原令撤離青島之劉安祺軍南下增援粵北，吾兄則密令開赴海南島，結果……共軍遂得乘虛而入，可為反攻基地之西南，因之瓦解，言之可痛！

嗣後弟來美就醫，並商洽軍援，而吾兄惟恐其成，竟於弟會見杜魯門總統之前夕，以政變手段，自稱復職，毀法違憲，召人蔑視。弟念當年總理興師護法，遺教猶存，故鄭重否認，以正觀聽。然國勢阽危，何堪再操同室之戈，爰暫留海外，俾吾兄得有從容展佈、補過自贖之機會，弟則致力於內外民主人士之連繫，及敵後游擊之策劃。蓋自追隨總理革命以來，弟與吾兄政見雖有參差，而無時不以國家為重，由統一兩廣以至北伐抗戰剿共，每逢大敵當前，莫不委曲相從，赴義恐後，耿耿此心，當為天下人所共見。

何圖吾兄復位以來，侷處台灣，局勢日非。以言軍事，則侈言反攻大陸，迄今形影全無，意在孤島偏安，任令中共坐大。邇者，總統六年任期即將屆滿，正為吾儕向國民還政謝罪之時，豈意私心戀棧，竟欲召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違法選舉第二屆正副總統，輿論譁然，國際側目。弟不忍憲法如此毀滅，國運如此告終，特本風雨同舟之義，懇切為兄剖陳。中外人士對此問題均有詳盡研究，僉以此種選舉違法亂紀，認為決不可行，其理由摘舉於後：

一、 依照憲法規定，國民大會之重要職權為選舉正副總統及修改憲法。代表任期六年，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日，由總統召集次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次屆正副總統。此為民主政治之基本意義，亦防微杜漸之立法精神。蓋總統於任職六年後，是否仍為人民所信任？前屆國大代表，是否仍能代表人民意志？均須另行速舉代表，以資抉擇。故每一屆國大代表只能行使選舉正副總統職權一次，絕無疑義。倘國大代表未行改選，仍由前屆代表選舉次屆以至無數屆正副總統，其為違憲亂法，至為明顯。

二、 吾兄明知延長第一屆國大代表任期以選舉第二屆正副總統於法絕無根據，乃轉而乞靈於「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姑不論此一條款之通過，實為吾兄當年發縱唆使以期助長獨裁，早為中外人士所非議，弟為代總統時，曾通令告誡不可引用。而此臨時條款之原文日：『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為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為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之程序之限制。』至所指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之程序，乃總統宣佈戒嚴令，或於立法院休會期間採取緊急處分時，須經立法院之追認。故此一條款，充其量亦不過為緊急時期之行政處分，不受立法院之限制而已。此『緊急處分』四字，可引用以延長國大代表之任期乎？代表之任期屆滿，可解釋為『遭遇緊急危難』或『財政經濟上之重大變故』乎？若行政院之決議，總統之命令，可以違反憲法之規定而『處分』國大代表之任期延長，則何不直接『處分』總統任期之延長，以省集會選舉之程序？

三、 為欲凑足國民大會開會之法定人數起見，吾兄嗾使立法院通過所謂「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出缺遞補補充條例」，期以得票次多數者代替不經聲報或不能到達台灣之正式代表。不思代表受命於民，有其不能剝奪之權利，『逾期不聲報』便可一概『視為行踪不明』而『註銷名籍』乎？大陸未全陷時，台灣地方當局曾經公佈有關政治人員不得到台逃避，爾後局勢突變，政府並無專機專船撥為撤退國大代表之用，大多數代表遂失脫離共區之機會，今竟以其不能來台報到而取銷其資格，於理於法均失其平。況立法委員任期三年，憲法有明確之規定，此屆立委，應於民國四十年任滿退職，政府竟以行政命令延長其任期，此種違憲措施，實未前聞。立委本身既已失去法律根據，其所通過之一切議案，當無法律效力。

四、 今即施行遞補辦法，所得人數亦無法凑足開會之法定人數，而吾兄又嗾使立法院將開會法定人數從全體代表之過半數減為三分之一。此例一開，法成兒戲。法定人數既可隨意減少，則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何嘗不可開會？此可謂為選舉，則民主政治有何價值可言！

弟展轉思維，深覺憲法條文，粲然可徵。上述理由，殊值深長考慮，庶免蹈袁世凱、曹錕之覆轍。吾儕均年逾耳順，歲月幾何？縱不能救國，豈可再事誤國！務希臨崖勒馬，及早改圖。各方近正呼籲團結，主張立即召集海內外反共各黨派及華僑領袖社會賢達開一救亡國是會議，制定統一聯合反共救國政治綱領，改組政府，樹立新風氣，團結全體人民，以為撥亂反治之先聲。在此國家命脈危如纍卵之際，竊以為吾兄務須採納眾議，本國父『天下為公』之旨，與國人共圖挽救，不宜包而不辦，貽誤到底。弟待罪海外，愧無貢獻，管見所及，敗不直陳，何去何從，兄自擇之。海天萬里，不盡欲言。此頌　勳祺！　李宗仁敬啟。」

（本篇首頁圖、大圖圖片來源：W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