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推薦序
新桂系信史―—《黃旭初回憶錄》的重要性
新桂系作為一個軍事集團在民國史上從北伐、抗戰、到國共內戰，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新桂系歷史，在民國史上亦應佔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因為新桂系在國民黨軍隊中，並不屬於中央嫡系，在官方國軍史上，記載並不翔實，有時刻意疏漏，甚至扭曲。因此，廣西省前省主席黃旭初的回憶錄，便更加彌足珍貴，補償了國府官方歷史的不足。
新桂系領袖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黃旭初位列第三，有「廣西三傑」之稱，前三傑為李、白加黃紹竑。李、白長年在中央任職，唯有黃旭初固守廣西，主政廣西，近二十年，有廣西大管家之稱。黃旭初與李、白關係親密，深得二人信任倚重，他對二人之軍政生涯，尤其李、白與蔣介石之間的恩怨分合，瞭如指掌，詳加記載。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國軍潰敗，黃旭初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海南島飛香港，沒有入台，一直寓居香港，至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年八十四歲。黃旭初長居香港，開始撰寫他的回憶文章，多發表在香港《春秋》雜誌上，共一百三十萬言，其中《廣西與中央二十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最令人注目，黃旭初以參與者及旁觀者的雙重身份，分析廣西與中央二十多年來，自北伐開始，直至一九四九年國府敗退，分分合合，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黃旭初有記日記的習慣，敘述多有根據，下筆井井有條，其為人謹慎，行事篤實，三○年代，建設廣西，父親總管其事，黃旭初便為其最得力的執行者，父親託以重任，因其誠信可靠。黃旭初的回憶錄，可以說是一部新桂系信史，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今年一月「獨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黃旭初回憶錄》，由蔡登山先生主編，始出版即引起史學界的重視。如今第二部《黃旭初回憶錄》即將問世，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此冊回憶錄側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位新桂系領袖的生平事蹟、軼事祕聞。其中有關父親白崇禧的部份，有幾件大事由黃旭初講來特別具有意義，可信度高。兩岸一直流傳的一個說法：白崇禧三次逼蔣介石下野。事實上蔣介石每次下野均為大勢所逼，以退為進，非任何個人所能脅迫，父親在國民黨權力結構中，無論軍權、政權皆不足以左右蔣介石之進退。
據黃旭初論述，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寧漢分裂，八月，蔣介石下野，當時謠傳「蔣總司令下野，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應欽所逼成」，但此事真相，據李宗仁親口告訴黃旭初，並非如此。當時徐州方面，蔣介石率軍作戰，吃了敗仗，八月六日返南京召見李宗仁，一見面便說：「這次徐州戰役，沒有聽你的話，吃了大虧，我現在決定下野了！」李宗仁大吃一驚，忙道：「勝敗兵家常事，為甚麼要這樣說呢？」蔣介石說：「你不知道，其中情形複雜得很，武漢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則劫難難以干休，那我下野就是了。」原來武漢汪精衛政府，以武力逼蔣下野，唐生智領軍蓄勢待發。李宗仁力陳刻下局勢十分緊張，孫傳芳軍威脅首都，武漢方面又派兵東進，請蔣顧全大局，不要下野。蔣說：「我下野後，軍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應欽三人，可以應付得了孫傳芳，而武漢東進的部隊，最少可以因此延緩。」其實蔣介石曾派褚民誼赴漢口與汪精衛商洽，褚民誼與汪私交甚深，但仍未獲諒解。蔣介石為形勢所逼，終於下野，寧漢對立危機，因此消除。李宗仁如此結論：「當時外間不明真相，且有部分黨人以訛傳訛，歪曲事實，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應欽、白崇禧的頭上，說蔣的下野，是我們三人『逼宮』使然，恰和事實完全相反。那時白崇禧在蘇北軍中指揮作戰，不知此事。據我所知，何應欽當時也力勸總司令打消辭意，絕無逼其下野的事。」李宗仁對黃旭初這段親口敘述，應當接近事實真相。
父親白崇禧將軍與蔣介石總統的關係長達四十年，相生相剋，極為微妙複雜，恩怨難分，愛恨交加。北伐軍興，蔣力邀當年僅三十三歲的父親充當國民革命軍的參謀長，充分顯示蔣對白的器重，但北伐剛完畢，蔣便策動「滅桂」計劃，發動「蔣桂戰爭」，欲置白於死地。引黃旭初的話：「蔣先生確實深愛白崇禧的長才，但又每每對他不滿，真是矛盾！」據黃引述北伐期間，一次黨國元老蔣介石親信張靜江對李濟深、李宗仁說：「蔣先生和各元老談話，常露對白氏的批評，謂其不守範圍。我曾為此與蔣先生辯論，以為他所直接指揮下各將官，論功論才，白崇禧都屬第一等，值此軍事時期，既求才若渴，應對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發展所長，不可稍存抑制心理，但蔣先生總是說『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總是合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張靜江所引蔣介石這段話，生動的描述了蔣、白之間的矛盾關係，這是北伐時期，日後大凡如此。蔣「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白﹚」，原因值得深究玩味。李宗仁對白的評語：「才大心細，遇事往往獨斷獨行。」父親北伐期間，屢建奇功，南昌之役，蔣親自領軍，卻被孫傳芳部擊潰，父親增援，則大破孫軍，後率第四集團軍一路打進北平，最後完成北伐，時年三十五歲。父親少年得志，鋒芒太露，功高震主，而不知收斂，不免觸犯上級，招來「滅桂」之禍。
父親與黃旭初在大陸期間時有書信往來，本書收集了多封父親任職華中剿匪總司令駐蹕武漢時的信件，當時國共內戰，國軍節節敗退，瀕臨崩潰，父親憂心如焚，浮於紙上。父親入台後，兩人通信就困難了，父親受到當局嚴密監控，與海外桂系同僚多斷絕來往，一九五二年，黃旭初託日本友人攜帶一短箋問候父親，父親竟未回覆，八年後始託人向黃解釋：當時環境極為惡劣，與香港桂系同僚書信來往，是當局大忌。黃這才明瞭父親在台灣處境之艱難。
一九七○年代初，黃旭初來過一次台灣。七弟先敬車他到六張犁回教公墓父親墳上致哀，黃旭初形容憔悴，神情悵然，獨自在父親墓前竚立良久。經此國破家亡之際，新桂系風流雲散，當年叱吒風雲的革命舊友，一一飄零，廣西三傑中的大管家，能不滿懷悽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在台逝世，黃旭初在香港寫下輓聯，追述父親一生軍功，並感慨兩人未竟之大業：
從建立策源地而北伐，從結束鬩牆而禦侮，數千里縱橫馳騁，名滿山河；
志大未全伸，抗日迴天功特著。
在共事模範營為少時，在分頭服務為中歲，四十年聲應氣求，心存鄉國；
老來空有約，乘風話語願終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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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打破唐繼堯繼承大元帥迷夢
●1948年的李宗仁
唐繼堯，雲南東川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袁世凱當國時，唐氏繼蔡鍔為雲南都督，後以雲南起義反對帝制的首功，為國人所欽仰。嗣又被推為軍務院撫軍長，代行總統職權，儼然為護國運動時期的中國元首。其人自命不凡，自刻圖章曰「東亞大陸主人」。護法之役，孫中山先生當選為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被選為元帥，名位僅次於孫，孫雖遣使且屢電敦促，但唐終未就職。其後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唐與孫同為總裁，已並駕齊驅了。
孫中山先生於民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二月廿一日由滬回抵廣州後，仍本初意與北方謀和平統一，故不復任大總統。但各軍又不能不有名義以資統率，乃於三月二日設大本營，用大元帥名義發號施令。其時北方權勢握在直系手中，並無謀和誠意，亂閩禍川擾粵，且賄選曹錕為總統，孫不得不主張討伐。
十日，舉行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討論北伐問題後，即發布北伐宣言。十二日，移大本營於韶關，以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帥務。為壯大北伐聲勢，北聯張作霖、盧永祥、南結唐繼堯。十八日以大元帥名義咨唐繼堯云：「大盜恣橫，尚稽顯戮，中原俶擾，群起義師，期集賢哲。爰於九月十一日召集政務軍事聯合大會，僉謂執事勤勞國家，功績迭著，宜有崇號以董戎行。是用推公為副元帥，式惟提挈之用，以成匡濟之勛。相應咨行，希即宣布就職。」嗣再兩次電唐，給以副元帥及川滇黔建國聯軍總司令職，團結西南力量，共討曹吳。十月六日唐覆電稱：「西南夙以撥亂救國為職志，寧能袖手旁觀？現我公移駐韶關，誓師北伐，凡屬袍澤，均當執鞭弭以相從。前經各省同志共同在滇會議，組織建國聯軍。惟副元帥一職，名分較崇，愧無以應，擬俟軍事進展，再推勳高望重之人，以副海內之望。」西南團結雖告成功，然唐正在醉心於大西南的迷夢，合作僅係一種姿態，原無誠意。十三日孫大元帥正式任命唐繼堯為副元帥兼滇川黔建國聯軍總司令。唐仍然不就。在他想來：論名位他原與孫氏並肩；論實力他卻遠在孫氏之上；論地盤他擁有滇黔川三省，而孫氏對廣東尚未能統一；所以不願屈居在中山之下。
這是孫中山以唐為副元帥的原因和唐繼堯始終不宣布就職的情形。
就在孫正式任唐為副元帥後十天，即十月廿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發動北京政變，迫曹錕下野。段祺瑞在天津乘時復起。馮、段各人紛紛電請中山先生入京，廿七日中山電覆允即北上。十一月十三日中山離粵，指派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
中山先生由粵到滬，繞道日本於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即患肝病，纏綿沉重。消息傳來，西南各野心家蠢蠢欲動。中山先生雖無實力，然為締造民國的元勳，聲威所及，尚足以懾服國人，至少尚為若干地方軍閥所擁戴。倘他一旦溘然長逝，則群龍無首，野心家必競爭繼承中山的衣鉢，謀為西南的首領。胡漢民是「代帥」，論情理是可以繼承正位的，但他是一介書生，威望不足以駕馭擁兵者，其處境的困難自不消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惟一有資望、有實力、足以承繼中山的名位的，便是唐繼堯，其在此時食指大動，自無足怪。那時駐在廣州的滇桂各軍，對唐繼堯都表示歡迎，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且親赴昆明促駕。其他的地方實力派如陳炯明、鄧本殷、申葆藩、駐在桂林的沈鴻英，都暗中向唐氏輸誠，表示一致擁戴。
唐繼堯必須有自己可靠的部隊到達廣東，副元帥才能發生作用。但部隊由滇入粵，必須假道廣西。如果廣西的李宗仁、黃紹竑像沈鴻英一樣，輸誠擁唐，不消兩月，唐軍數萬便可越境到達廣州。如果李黃不允假道，便首當其衝，遭受攻擊。權衡利害，如為個人著想，李、黃似應與唐妥協。但他們對唐氏的為人和作風，頗有所聞，非常痛惡。唐氏封建思想極濃，他的衛士號稱佽飛軍，著古羅馬的武士裝，手持長鎗大戟。他每逢接見重要僚屬或貴賓時，即令佽飛軍數百人在五華山聯軍總司令部內排成層層的儀仗隊，旌旗招展，盔甲鮮明。傳帥令，開中門。他本人則著戎裝禮服高坐於大廳正中的黃緞椅上。威儀顯赫，侍衛如林。想古羅馬帝王接見大臣的儀式，或亦不過如是。如果這樣一位封建怪物，率領大軍進入廣州當起大元帥來，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國民黨和正在滋長中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一切農工運動、黃埔軍校、乃至蔣先生等一干人物，勢必被他趕盡除絕，什麼革命、民眾運動等等，將全成畫餅無疑。
當時唯一足以為唐繼堯障礙的便是李宗仁、黃紹竑他們。但是他們在廣西的力量和唐繼堯比，真無異螳臂當車。唐氏也會料定李、黃不敢說半個不字。為使李、黃平易就範，唐氏不惜威脅利誘一時俱來。早在民十四年初，唐的代表文俊逸即到梧州、南寧和黃（時在梧）、李接洽，可見唐的東來，早有預定計畫。文俊逸為保定軍校畢業，與黃紹竑、白崇禧及其軍中若干將校都有同窗之誼。他到南寧，住在最好的「南寧酒店」，揮金如土，擺出欽差大臣的氣派，擁有大批名貴禮物，分贈熟識將領，和李、黃方面高級軍政人員應酬無虛夕。
文代表往訪李宗仁，即傳述「聯帥」意旨，謂聯帥不久即去廣東就副元帥職。聯帥抵穗後，當和西南各省軍政首要擬訂北伐大計。並已寫好委任狀交他帶來，委李和黃各任軍長。如荷同意，唐氏允送菸土四百萬兩以為酬庸，一俟菸土運到南寧，希望李、黃便通電就職，以昭信守。
李氏覺得自中山先生任唐為副元帥後，中山先生曾親自迭電敦促，而唐居然不就，現在乘中山先生北上抱病的時候，忽然欲就，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逞，為禍之烈，將不知伊於胡底；他聽了文代表的話，對唐氏十分鄙恨，於是答覆文代表道：「值此大元帥北上之際，唐總司令忽欲率大軍赴粵，恐難免不昭物議；況兩粵久苦兵燹，民困待蘇。唐總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即在昆明召開軍事會議，然後分道北向，何必勞師遠戍，前往廣東！如此，則北伐未成，內鬨已起，為國為民，均屬下策，本人實不敢苟同。請為覆電，代達鄙意。」
文代表見李氏辭色俱厲，不敢多說，只道：當遵督辦（時李為廣西綏靖督辦）之意轉電聯帥，待有回音，再來奉告。遂索然告辭。
剛過四天，文代表又去見李，說已奉到聯帥覆電，接著就把唐氏的電報高聲讀給李聽。大意是說：「本帥大計已定，師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該代表即轉飭李宗仁、黃紹竑知照。」措詞十分傲慢，似乎廣西已是他的囊中物一般。那位文代表更是帥氣活現，說的一口極重的雲南土音，開口聯帥，閉口聯帥，力促李、黃勿庸遲疑，迅速表示態度，擁戴聯帥，以免引起干戈，作無謂的犧牲。同時說及四百萬兩菸土已在運桂途中，並將電報交李閱看。
那時李氏為正義感所驅使，深覺頭可斷而志不可辱。如再和文代表敷衍，必然夜長夢多，足以動搖軍心而僨大事，不如快刀斬亂麻，立刻攤牌。當文代表還在說聯帥、聯帥時，李氏把桌子一拍，罵道：「什麼聯帥、聯帥，唐繼堯這東西，乘中山先生北上，企圖趁火打劫，不仁不義到了極點。一個封建軍閥，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過，居然想承繼做大元帥，還想拖我們革命軍人同流合污，實屬無恥之尤。」李說完，立刻吩咐副官把他特別招待。
文代表當場嚇得面如土色，渾身戰慄，跪下哀求，謂自古兩國用兵，不斬來使，還請督辦饒恕我罷。李對他坦白說：「彼此誼屬四校同學，並且這事也非你之過，我絕不會加罪於你。不過你既是軍閥唐繼堯的代表，今後你在南寧是不能有行動自由的。」說了便令副官送他回南寧酒店，派衛兵看管起來。這一來，整個南寧都為驚異。因為文代表抵邕以來派頭十足，誰知昨日座上客，今為階下囚，外界不知底細，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李宗仁將文代表看管當日下午，綏靖處總值日官忽來向他報告：廣州大元帥府胡代帥有代表來見。李囑請進，自己即自辦公室走到會客室外歡迎。那位代表由總值日官陪著向李迎面走來，距離尚有十餘步遠，大約是總值日官已告訴他對面的就是李督辦，所以他一見李便笑逐顏開，高舉雙手大聲說：「李督辦，我這次來，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熱情洋溢，不勝雀躍。
這位代表姓董，名福開，江西人，是同盟會老同志。他攜有胡漢民的親筆信給李宗仁。他到南寧已有好幾天，也住在南寧酒店，但是只開了一間三等房。他看到唐繼堯代表在邕的情形，以為李、黃已接受唐氏的委任，所以不敢暴露身份。今天忽然見到文代表房前站著衛兵，被看管了，不覺喜出望外，即往見李。
據董告李說，此次胡代帥原擬請林子超（森）先生代表的，但林先生殊感為難。他告訴胡代帥說，此次去南寧目的是要穩定李氏，使其不受唐繼堯的誘惑。然欲李拒唐，無異以卵擊石。我們如要強人所難，至少應給李督辦等以相當接濟，才能要人家去犧牲，今日我們不特無一鎗一彈的接濟，於情於理俱有不洽。因此，子超先生不願擔此任務。胡代帥不得已才改派他來。那時大元帥府同人伙食都成問題，他動身前夕，旅費尚無著落，最後胡代帥向私人借了兩百元，才能讓他成行。然胡代帥以中央對李、黃無絲毫接濟，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李、黃作「螳臂當車」的犧牲。所以在胡致李的親筆信中，只將當前局勢及孫先生的革命理論闡揚一番，並將宵小想趁火打劫的困難處境，作概括的訴苦，徵詢李氏對時局的意見，希望有所條陳。董到邕後，悄悄住下，如事不可為，便打算潛返廣州的。誰知事出意外，他的使命圓滿達成。他和李氏暢談，對李的斷然拒絕唐氏，不計今後成敗的魄力與作風，深表欽佩。
小諸葛白崇禧的俠風義骨
●白崇禧在國民黨第一次會議
說做便做分發戰利品
民國十五年夏天，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於是年十一月六日克復江西省會南昌，孫傳芳先已由九江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殘部，繞出進賢、餘江向浙江潰走。蔣總司令命參謀長白崇禧率兵追擊。白氏七日追到馬口，適內河水漲，孫軍無法飛渡，自軍長楊賡和、梁鴻恩以下官兵三萬餘人悉數被俘，繳獲步槍三萬餘枝，其他器械不計其數。其項戰利品運返牛行車站，堆積如山，蔣總司令和朱培德、程潛、李宗仁、魯滌平各軍長都親往察看，大家非常欣慰。白崇禧因為第一、二、三、六軍損失很大，故面請蔣總司令將此項戰利品酌量分發一部給各該軍補充。蔣司令未置可否，白氏誤以總司令已默許，遂通知各軍前來領取。各軍將士聞訊，無不歡天喜地，手舞足蹈。但總司令以本人並未默許，遽爾分發，似不以白崇禧專命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軍分別領去。其實，在一般情況下，參謀長為總司令作此處分，原是極順理成章的事。白氏心本大公無私，他只顧忠於職守，應說即說，應做即做，卻未想到總司令的性格不喜歡這樣。
揮軍入浙魯滌平不服
江西底定後，國民革命軍即於民十六年一月發動東征。蔣總司令調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指揮第一、二、三軍及附義各軍入浙作戰；因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在閩事務待理，急切未能即來之故。命令發表時，第二軍代軍長魯滌平極感不服，因論資望、年齡，魯氏都遠在白氏之上。但蔣總司令和第二軍軍長譚延闓都知此事非白氏擔任不可，魯氏的才具實有不逮。後經譚延闓一再解說，魯才無話。入浙戰事發生，第二軍曾一度失利，魯滌平有潰不成軍之勢。當此緊急關頭，白崇禧曾親率總預備隊兩團，星夜冒險前進，深入敵後，直搗敵將孟昭月的總指揮部，才使全局轉危為安，卒獲全勝，佔領杭州，肅清全浙。此一乘危用險的進兵方式，令到魯滌平衷心佩服。但何應欽總指揮以未能趕上和白氏同入杭州，感到美中不足；蔣總司令也以白崇禧對其第一軍竟能指揮如意，覺得驚奇。
此一故事，是李宗仁氏告訴我的，他說是譚延闓氏親口對他說的。
捨己為人陳調元心折
李宗仁同時又曾告我另一故事，說是陳調元氏親自向其口述的，是陳氏自身經歷的事。李氏說：「民十六年五月，南京方面分軍三路渡江北伐。第二路總指揮由蔣總司令自兼（按第一路總指揮為何應欽，第三路總指揮為李宗仁），而以白崇禧為第二路代總指揮，陳調元為第一路前敵總指揮，循運河兩岸北進。陳調元原為白崇禧的老師，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頗感不服。因親往見蔣總司令，流露抱怨辭句。蔣先生說：『白崇禧行！你應該接受他的指揮，以後你就知道了！』陳調元只好悶悶而退。嗣後，在津浦線上作戰，白氏每每出奇制勝，陳氏不禁為之擊節歎賞。當我軍自徐州南撤時，敵軍乘虛反攻，勢如疾風驟雨，前敵總指揮張惶不知所措。白崇禧命陳調元部先退，而自率總指揮部特務團殿後，掩護本路軍緩緩而行。雖迭經敵軍猛撲，白氏從容指揮，穩重如山，不驚不亂，陳調元尤為稱奇不已。其時陳部餉糈不繼，白氏乃將總指揮部和特務團的給養撥交陳部濟急，本部和特務團卻等待後到接濟再行補充，充分顯出主帥捨己為人的風度，陳氏更為心折。」
恩怨雖多蔣先生愛才
民國十七年秋，白崇禧奉命揮軍肅清關內，完成北伐。事後率部仍駐津東。當時白氏所指揮的部隊原為唐生智的舊部，全未加以編改。民十八年春，武漢事變逐漸醞釀（編者按：即指桂軍反蔣之役），南京方面密派唐生智攜鉅款前往運動其舊部叛白。白崇禧被迫離去，秘密由天津乘一日輪南下。事為南京偵悉，即密令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待該日論到滬時，將白崇禧逮捕。倘該輪拒絕搜查，即令海軍砲艦將其擊沉，國際交涉，以後再辦。足見京方對於白氏志在必得。熊式輝雖為白氏所提拔，但此時不得不認真執行命令。這消息為當時上海市長張定璠所聞，他曾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任事，和白氏有舊，乃將這消息漏給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因李時已離滬返桂。郭遂商之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同人，同往日本輪船公司交涉。商妥由王季文搭乘另一由上海開往香港的日輪，在吳淞口外以信號使白氏的船停航，白氏乃得換乘此一日輪逕駛香港，王季文卻乘白氏的船回滬。後來新聞界盛傳白崇禧藏在船長室衣櫃中脫險，實係誤傳。
●白崇禧書法
白崇禧此次幸獲脫險，安然到桂，其中經過情形，《春秋》曾經詳載其事，茲不贅。但我想，即使當時白氏果為熊式輝所捕獲，蔣先生之於白，決不致以處置王天培、鄧演達輩之方式對之，蓋蔣先生之愛白崇禧，在平日言談間已溢於言表，確是有逾他人的。
黃紹竑壯志未酬
●黃紹竑
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期，廣西先後有過兩位立志開發新疆以固國防的人物：一是白崇禧；一是黃紹竑。但結果都未能實現，壯志成空。
黃紹竑任內政部長期間，民廿二年春他參預長城戰役，是年冬又奉派宣慰內蒙，因東北的喪失，深感有趕緊收拾西北的必要，遂建議中央，願任此艱鉅。得蔣委員長先行核准，復經行政院通過撥款籌備。至民廿三年四月籌備完妥，黃氏即到蘭州準備西向新疆出發，忽然奉蔣先生電令：遠征計劃停止進行，即回南京。他只好遵照，引為畢生恨事。
黃紹竑氏遠征新疆的興趣是怎樣引起的？據其本人在《五十回憶》中所述，他奉派宣慰蒙古，於民廿二年十一月上旬在歸綏逗留時，會到一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編按：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此人在帕米爾高原和西藏、青海、新疆一帶從事探險工作已有三十年，學術造詣很深，對於中國邊疆上的特殊知識尤為豐富。這個六十多歲的老翁，把自己在西藏、青海、新疆的工作情形向黃氏陳述，並希望中國政府對於這些地方多加注意。又把他自著的《我的探險生涯》和《萬里長征記》兩部書簽名贈給黃氏，並說兩書已有十多國文字譯本，在學術上、政治上、軍事上都頗有價值。黃氏送了博士出門，隨即翻看那冊《我的探險生涯》，覺得文字生動極了，雖然內容大多數是記述在雪山或沙漠中極乾枯寂寞的生活，卻寫得十分有趣，處處引人入勝，使讀者不忍釋手，好像自己親歷其境一般，並可由此得到很多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激發開疆闢土的勇氣。黃氏在兩個晚上讀完了這兩大本書，引起了許多感想：斯文赫定是一個外國人，他為什麼肯費三十多年的精力，在中國的邊境上作這種探險的工作，中國的邊疆實在太偉大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於這偉大的邊疆，應如何注意加緊開發才是呀！黃氏不期突發遠征新疆的念頭，可說是斯文赫定博士的偉著鼓起他的興趣來的。
黃氏聽斯文赫定談過新疆的情形，讀了他的著述，對於新疆的地理形勢和經濟價值，增加了許多認識。他又鑒於內蒙的民族問題的複雜，新疆的漢回糾紛，更加嚴重。所以他認為新疆問題，中央必須派員妥為處理，而他就願意擔任這種工作。晉綏當局對他這個見解和決心都非常贊成，並答應盡力相助。於是他便作成報告和簡單計劃，派陶鈞帶赴南昌面呈蔣委員長。蔣採納了。
遠征的籌備工作，第一項是購置車輛和訓練司機。黃氏依他自己的初步計算，全部官兵約為一萬五千人。每人平均體重一百四十五磅，攜帶械彈裝具四十五磅，共為一百九十磅。全部官兵重量約共二百八十五萬磅。如用三噸半的載重卡車，每輛平均載重七千磅，則用汽車四百零七輛，一次可以輸送完畢。
各種車輛的購置，他得當時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幫助介紹，向廠家直接訂購，能夠在三個月內在上海全數交足，而且價錢較市價便宜三分之一。又因汽車的裝置必須適合於西北地帶的長途行駛，他特自親往上海參觀美國兵營的軍用車輛，並和若干專家討論後，乃決定式樣，在上海楊樹浦設立汽車裝備廠，派林榮恩主持其事。林曾留學美國，對汽車裝造，學有專長，尤富於國家民族思想。
司機的條件，必須具有國家民族的偉大思想，赴遠投荒的勇敢精神，嚴肅的紀律，堅強的體格。他認為現有的汽車司機，不但數量不夠，質的方面更難適合要求，自非特別訓練不可。於是在北平和晉綏方面招考青年一千多人，在綏遠設所訓練，由蕭仁源負責。我四月十日接黃氏自太原來電，請我由廣西挑選司機一百五十名送交使用。當即令廣西公路局長蘇誠挑選。但四月廿三日又接他自北平來電：平綏路孫殿英部尚有問題，司機緩去。故終去不成。
儲運油料是第二項籌備工作。估計由綏遠到新疆的迪化，全程約長二千公里，最低限度要準備八千公里的油料，才夠來回兩次的使用。沙漠行車最耗油料，每車每加侖汽油以行駛十公里計算，每輛便需準備汽油八百加侖。全部汽車六百五十輛，共需汽油五十二萬加侖。另附必需的潤滑油。
第三項籌備工作是路線地形的偵察。
那時綏新汽車雖可勉強通行，但在軍事可能發生的障礙和應行補救的設備，仍非派有軍事專門知識的人親往偵察不可。至於地形、氣候與戰略、戰術的價值和影響，尤非實地考察不能作正確的 計劃。故由徐佛觀（編按：又名徐復觀，1903-1982，著名學者曾任黃紹竑內政部幕僚。）率領參謀人員乘車由歸綏經百靈廟向寧夏的居延海出發偵察，往返將一個月，回來將考察所得作成很詳細的報告。
黃氏為辦理籌備事項方便，並與各方聯絡起見，特在北平設辦事處，派陶鈞負責。到了三月底，他自己親往北平主持，我在南寧曾接到他由蚌埠發的儉（廿八日）電，謂現赴北平云。
遠征各項籌備工作都部署好了，最後的問題為部隊的派撥與編成。內政部長手下是沒有軍隊的，黃氏事前曾請示蔣委員長，奉諭待籌備就緒後，由胡宗南軍中抽撥。胡部那時正駐在蘭州附近，派遣至為方便。所需砲兵，他也商得閻錫山同意撥給山砲兵一團。山西砲兵很多，閻所指撥這團，四月間即在綏遠點交。
那時候，國內輿論界對於開發西北的論調唱得很高。宋子文和上海的實業界鉅子多人，也在黃氏到蘭州後一星期來蘭，並飛往青海視察。他們是以經濟開發為目的，甘青兩省地方人士久苦貧困，對於經濟開發特別歡迎。
但是黃氏就他自己觀察，西北的經濟價值，不是在目前，而是在將來；不是需要個人的投資，而是需要國家的投資。因為當時的西北，並不是遍地黃金，而是到處貧苦與黑暗，要解決這普遍的貧苦問題，非由國家用很大的資本、很長的時間、大規模興修水利、開發礦產、改良畜牧不可。那時西北社會的經濟條件是太缺乏了，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文化水平，若和各省比較，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時間。移東南的人民去開發西北，實在是一種不合實際的理想。而且西北人民的現時生活，決非東南人民所能忍受。東北移民之所以成功，實由東北的生活條件優於關內人民的生活條件所致，兩者決不能相提並論。故他以為開發西北，必須先由國家投資，然後再由個人投資：必須不顧目前微薄的利益，才能獲得將來優厚的利益云。
黃氏一到蘭州即患腳氣病，左足趾潰瘍，疼痛不堪，伏處將及半月，不曾出省政府一步。他在閒住中，忽奉蔣委員長來電，囑將遠征新疆計劃停止進行，命他即回南京。這封電報突如其來，不啻晴天霹靂，令他惶惑懊喪，莫可名狀。
到南京後，才知道停止進行的原因，係恐怕引起中蘇外交上的衝突，因京中得悉蘇聯的志願軍隊，已開抵新疆邊界。其實是引狼入室者早已和蘇方有所勾結的。
黃氏評論此事云：「照我的觀察，當時新疆的盛（世才）、馬（仲英）之戰，乃是個人地方性的衝突，中央既不顧問，蘇聯遂與之勾結，而以志願軍入境援助。若中央斷然出兵制止，則盛、馬兩方，必有一方聽命中央。而蘇聯見我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師出無名，亦必有所顧忌，或不至與我國發生國際的正面衝突，而新疆問題卻可因此獲得徹底解決，對國防經濟收穫之大，當不可以數量計。乃因顧慮太深，致放棄國家應有的權利，不予過問，任其演變，造成十年來紛擾變化的局面，這不僅是我個人畢生的恨事，亦國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誠慨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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