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旭初憶廣西前三傑: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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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推薦序

新桂系信史―—《黃旭初回憶錄》的重要性

新桂系作為一個軍事集團在民國史上從北伐、抗戰、到國共內戰,都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新桂系歷史,在民國史上亦應佔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因為新桂系在國民黨軍隊中,並不屬於中央嫡系,在官方國軍史上,記載並不翔實,有時刻意疏漏,甚至扭曲。因此,廣西省前省主席黃旭初的回憶錄,便更加彌足珍貴,補償了國府官方歷史的不足。

新桂系領袖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黃旭初位列第三,有「廣西三傑」之稱,前三傑為李、白加黃紹竑。李、白長年在中央任職,唯有黃旭初固守廣西,主政廣西,近二十年,有廣西大管家之稱。黃旭初與李、白關係親密,深得二人信任倚重,他對二人之軍政生涯,尤其李、白與蔣介石之間的恩怨分合,瞭如指掌,詳加記載。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國軍潰敗,黃旭初於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海南島飛香港,沒有入台,一直寓居香港,至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年八十四歲。黃旭初長居香港,開始撰寫他的回憶文章,多發表在香港《春秋》雜誌上,共一百三十萬言,其中《廣西與中央二十餘年來悲歡離合憶述》最令人注目,黃旭初以參與者及旁觀者的雙重身份,分析廣西與中央二十多年來,自北伐開始,直至一九四九年國府敗退,分分合合,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黃旭初有記日記的習慣,敘述多有根據,下筆井井有條,其為人謹慎,行事篤實,三○年代,建設廣西,父親總管其事,黃旭初便為其最得力的執行者,父親託以重任,因其誠信可靠。黃旭初的回憶錄,可以說是一部新桂系信史,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今年一月「獨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黃旭初回憶錄》,由蔡登山先生主編,始出版即引起史學界的重視。如今第二部《黃旭初回憶錄》即將問世,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此冊回憶錄側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位新桂系領袖的生平事蹟、軼事祕聞。其中有關父親白崇禧的部份,有幾件大事由黃旭初講來特別具有意義,可信度高。兩岸一直流傳的一個說法:白崇禧三次逼蔣介石下野。事實上蔣介石每次下野均為大勢所逼,以退為進,非任何個人所能脅迫,父親在國民黨權力結構中,無論軍權、政權皆不足以左右蔣介石之進退。

據黃旭初論述,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寧漢分裂,八月,蔣介石下野,當時謠傳「蔣總司令下野,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應欽所逼成」,但此事真相,據李宗仁親口告訴黃旭初,並非如此。當時徐州方面,蔣介石率軍作戰,吃了敗仗,八月六日返南京召見李宗仁,一見面便說:「這次徐州戰役,沒有聽你的話,吃了大虧,我現在決定下野了!」李宗仁大吃一驚,忙道:「勝敗兵家常事,為甚麼要這樣說呢?」蔣介石說:「你不知道,其中情形複雜得很,武漢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則劫難難以干休,那我下野就是了。」原來武漢汪精衛政府,以武力逼蔣下野,唐生智領軍蓄勢待發。李宗仁力陳刻下局勢十分緊張,孫傳芳軍威脅首都,武漢方面又派兵東進,請蔣顧全大局,不要下野。蔣說:「我下野後,軍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應欽三人,可以應付得了孫傳芳,而武漢東進的部隊,最少可以因此延緩。」其實蔣介石曾派褚民誼赴漢口與汪精衛商洽,褚民誼與汪私交甚深,但仍未獲諒解。蔣介石為形勢所逼,終於下野,寧漢對立危機,因此消除。李宗仁如此結論:「當時外間不明真相,且有部分黨人以訛傳訛,歪曲事實,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應欽、白崇禧的頭上,說蔣的下野,是我們三人『逼宮』使然,恰和事實完全相反。那時白崇禧在蘇北軍中指揮作戰,不知此事。據我所知,何應欽當時也力勸總司令打消辭意,絕無逼其下野的事。」李宗仁對黃旭初這段親口敘述,應當接近事實真相。

父親白崇禧將軍與蔣介石總統的關係長達四十年,相生相剋,極為微妙複雜,恩怨難分,愛恨交加。北伐軍興,蔣力邀當年僅三十三歲的父親充當國民革命軍的參謀長,充分顯示蔣對白的器重,但北伐剛完畢,蔣便策動「滅桂」計劃,發動「蔣桂戰爭」,欲置白於死地。引黃旭初的話:「蔣先生確實深愛白崇禧的長才,但又每每對他不滿,真是矛盾!」據黃引述北伐期間,一次黨國元老蔣介石親信張靜江對李濟深、李宗仁說:「蔣先生和各元老談話,常露對白氏的批評,謂其不守範圍。我曾為此與蔣先生辯論,以為他所直接指揮下各將官,論功論才,白崇禧都屬第一等,值此軍事時期,既求才若渴,應對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發展所長,不可稍存抑制心理,但蔣先生總是說『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總是合不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張靜江所引蔣介石這段話,生動的描述了蔣、白之間的矛盾關係,這是北伐時期,日後大凡如此。蔣「不知道為什麼不喜歡他﹙白﹚」,原因值得深究玩味。李宗仁對白的評語:「才大心細,遇事往往獨斷獨行。」父親北伐期間,屢建奇功,南昌之役,蔣親自領軍,卻被孫傳芳部擊潰,父親增援,則大破孫軍,後率第四集團軍一路打進北平,最後完成北伐,時年三十五歲。父親少年得志,鋒芒太露,功高震主,而不知收斂,不免觸犯上級,招來「滅桂」之禍。

父親與黃旭初在大陸期間時有書信往來,本書收集了多封父親任職華中剿匪總司令駐蹕武漢時的信件,當時國共內戰,國軍節節敗退,瀕臨崩潰,父親憂心如焚,浮於紙上。父親入台後,兩人通信就困難了,父親受到當局嚴密監控,與海外桂系同僚多斷絕來往,一九五二年,黃旭初託日本友人攜帶一短箋問候父親,父親竟未回覆,八年後始託人向黃解釋:當時環境極為惡劣,與香港桂系同僚書信來往,是當局大忌。黃這才明瞭父親在台灣處境之艱難。

一九七○年代初,黃旭初來過一次台灣。七弟先敬車他到六張犁回教公墓父親墳上致哀,黃旭初形容憔悴,神情悵然,獨自在父親墓前竚立良久。經此國破家亡之際,新桂系風流雲散,當年叱吒風雲的革命舊友,一一飄零,廣西三傑中的大管家,能不滿懷悽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親在台逝世,黃旭初在香港寫下輓聯,追述父親一生軍功,並感慨兩人未竟之大業:

從建立策源地而北伐,從結束鬩牆而禦侮,數千里縱橫馳騁,名滿山河;

志大未全伸,抗日迴天功特著。

在共事模範營為少時,在分頭服務為中歲,四十年聲應氣求,心存鄉國;

老來空有約,乘風話語願終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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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打破唐繼堯繼承大元帥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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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李宗仁

唐繼堯,雲南東川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袁世凱當國時,唐氏繼蔡鍔為雲南都督,後以雲南起義反對帝制的首功,為國人所欽仰。嗣又被推為軍務院撫軍長,代行總統職權,儼然為護國運動時期的中國元首。其人自命不凡,自刻圖章曰「東亞大陸主人」。護法之役,孫中山先生當選為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被選為元帥,名位僅次於孫,孫雖遣使且屢電敦促,但唐終未就職。其後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唐與孫同為總裁,已並駕齊驅了。

孫中山先生於民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在上海發表和平統一宣言,二月廿一日由滬回抵廣州後,仍本初意與北方謀和平統一,故不復任大總統。但各軍又不能不有名義以資統率,乃於三月二日設大本營,用大元帥名義發號施令。其時北方權勢握在直系手中,並無謀和誠意,亂閩禍川擾粵,且賄選曹錕為總統,孫不得不主張討伐。

十日,舉行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討論北伐問題後,即發布北伐宣言。十二日,移大本營於韶關,以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帥務。為壯大北伐聲勢,北聯張作霖、盧永祥、南結唐繼堯。十八日以大元帥名義咨唐繼堯云:「大盜恣橫,尚稽顯戮,中原俶擾,群起義師,期集賢哲。爰於九月十一日召集政務軍事聯合大會,僉謂執事勤勞國家,功績迭著,宜有崇號以董戎行。是用推公為副元帥,式惟提挈之用,以成匡濟之勛。相應咨行,希即宣布就職。」嗣再兩次電唐,給以副元帥及川滇黔建國聯軍總司令職,團結西南力量,共討曹吳。十月六日唐覆電稱:「西南夙以撥亂救國為職志,寧能袖手旁觀?現我公移駐韶關,誓師北伐,凡屬袍澤,均當執鞭弭以相從。前經各省同志共同在滇會議,組織建國聯軍。惟副元帥一職,名分較崇,愧無以應,擬俟軍事進展,再推勳高望重之人,以副海內之望。」西南團結雖告成功,然唐正在醉心於大西南的迷夢,合作僅係一種姿態,原無誠意。十三日孫大元帥正式任命唐繼堯為副元帥兼滇川黔建國聯軍總司令。唐仍然不就。在他想來:論名位他原與孫氏並肩;論實力他卻遠在孫氏之上;論地盤他擁有滇黔川三省,而孫氏對廣東尚未能統一;所以不願屈居在中山之下。

這是孫中山以唐為副元帥的原因和唐繼堯始終不宣布就職的情形。

就在孫正式任唐為副元帥後十天,即十月廿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發動北京政變,迫曹錕下野。段祺瑞在天津乘時復起。馮、段各人紛紛電請中山先生入京,廿七日中山電覆允即北上。十一月十三日中山離粵,指派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

中山先生由粵到滬,繞道日本於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即患肝病,纏綿沉重。消息傳來,西南各野心家蠢蠢欲動。中山先生雖無實力,然為締造民國的元勳,聲威所及,尚足以懾服國人,至少尚為若干地方軍閥所擁戴。倘他一旦溘然長逝,則群龍無首,野心家必競爭繼承中山的衣鉢,謀為西南的首領。胡漢民是「代帥」,論情理是可以繼承正位的,但他是一介書生,威望不足以駕馭擁兵者,其處境的困難自不消說。在這種情況之下,惟一有資望、有實力、足以承繼中山的名位的,便是唐繼堯,其在此時食指大動,自無足怪。那時駐在廣州的滇桂各軍,對唐繼堯都表示歡迎,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且親赴昆明促駕。其他的地方實力派如陳炯明、鄧本殷、申葆藩、駐在桂林的沈鴻英,都暗中向唐氏輸誠,表示一致擁戴。

唐繼堯必須有自己可靠的部隊到達廣東,副元帥才能發生作用。但部隊由滇入粵,必須假道廣西。如果廣西的李宗仁、黃紹竑像沈鴻英一樣,輸誠擁唐,不消兩月,唐軍數萬便可越境到達廣州。如果李黃不允假道,便首當其衝,遭受攻擊。權衡利害,如為個人著想,李、黃似應與唐妥協。但他們對唐氏的為人和作風,頗有所聞,非常痛惡。唐氏封建思想極濃,他的衛士號稱佽飛軍,著古羅馬的武士裝,手持長鎗大戟。他每逢接見重要僚屬或貴賓時,即令佽飛軍數百人在五華山聯軍總司令部內排成層層的儀仗隊,旌旗招展,盔甲鮮明。傳帥令,開中門。他本人則著戎裝禮服高坐於大廳正中的黃緞椅上。威儀顯赫,侍衛如林。想古羅馬帝王接見大臣的儀式,或亦不過如是。如果這樣一位封建怪物,率領大軍進入廣州當起大元帥來,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國民黨和正在滋長中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一切農工運動、黃埔軍校、乃至蔣先生等一干人物,勢必被他趕盡除絕,什麼革命、民眾運動等等,將全成畫餅無疑。

當時唯一足以為唐繼堯障礙的便是李宗仁、黃紹竑他們。但是他們在廣西的力量和唐繼堯比,真無異螳臂當車。唐氏也會料定李、黃不敢說半個不字。為使李、黃平易就範,唐氏不惜威脅利誘一時俱來。早在民十四年初,唐的代表文俊逸即到梧州、南寧和黃(時在梧)、李接洽,可見唐的東來,早有預定計畫。文俊逸為保定軍校畢業,與黃紹竑、白崇禧及其軍中若干將校都有同窗之誼。他到南寧,住在最好的「南寧酒店」,揮金如土,擺出欽差大臣的氣派,擁有大批名貴禮物,分贈熟識將領,和李、黃方面高級軍政人員應酬無虛夕。

文代表往訪李宗仁,即傳述「聯帥」意旨,謂聯帥不久即去廣東就副元帥職。聯帥抵穗後,當和西南各省軍政首要擬訂北伐大計。並已寫好委任狀交他帶來,委李和黃各任軍長。如荷同意,唐氏允送菸土四百萬兩以為酬庸,一俟菸土運到南寧,希望李、黃便通電就職,以昭信守。

李氏覺得自中山先生任唐為副元帥後,中山先生曾親自迭電敦促,而唐居然不就,現在乘中山先生北上抱病的時候,忽然欲就,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逞,為禍之烈,將不知伊於胡底;他聽了文代表的話,對唐氏十分鄙恨,於是答覆文代表道:「值此大元帥北上之際,唐總司令忽欲率大軍赴粵,恐難免不昭物議;況兩粵久苦兵燹,民困待蘇。唐總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即在昆明召開軍事會議,然後分道北向,何必勞師遠戍,前往廣東!如此,則北伐未成,內鬨已起,為國為民,均屬下策,本人實不敢苟同。請為覆電,代達鄙意。」

文代表見李氏辭色俱厲,不敢多說,只道:當遵督辦(時李為廣西綏靖督辦)之意轉電聯帥,待有回音,再來奉告。遂索然告辭。

剛過四天,文代表又去見李,說已奉到聯帥覆電,接著就把唐氏的電報高聲讀給李聽。大意是說:「本帥大計已定,師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該代表即轉飭李宗仁、黃紹竑知照。」措詞十分傲慢,似乎廣西已是他的囊中物一般。那位文代表更是帥氣活現,說的一口極重的雲南土音,開口聯帥,閉口聯帥,力促李、黃勿庸遲疑,迅速表示態度,擁戴聯帥,以免引起干戈,作無謂的犧牲。同時說及四百萬兩菸土已在運桂途中,並將電報交李閱看。

那時李氏為正義感所驅使,深覺頭可斷而志不可辱。如再和文代表敷衍,必然夜長夢多,足以動搖軍心而僨大事,不如快刀斬亂麻,立刻攤牌。當文代表還在說聯帥、聯帥時,李氏把桌子一拍,罵道:「什麼聯帥、聯帥,唐繼堯這東西,乘中山先生北上,企圖趁火打劫,不仁不義到了極點。一個封建軍閥,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過,居然想承繼做大元帥,還想拖我們革命軍人同流合污,實屬無恥之尤。」李說完,立刻吩咐副官把他特別招待。

文代表當場嚇得面如土色,渾身戰慄,跪下哀求,謂自古兩國用兵,不斬來使,還請督辦饒恕我罷。李對他坦白說:「彼此誼屬四校同學,並且這事也非你之過,我絕不會加罪於你。不過你既是軍閥唐繼堯的代表,今後你在南寧是不能有行動自由的。」說了便令副官送他回南寧酒店,派衛兵看管起來。這一來,整個南寧都為驚異。因為文代表抵邕以來派頭十足,誰知昨日座上客,今為階下囚,外界不知底細,街頭巷尾,議論紛紛。

李宗仁將文代表看管當日下午,綏靖處總值日官忽來向他報告:廣州大元帥府胡代帥有代表來見。李囑請進,自己即自辦公室走到會客室外歡迎。那位代表由總值日官陪著向李迎面走來,距離尚有十餘步遠,大約是總值日官已告訴他對面的就是李督辦,所以他一見李便笑逐顏開,高舉雙手大聲說:「李督辦,我這次來,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熱情洋溢,不勝雀躍。

這位代表姓董,名福開,江西人,是同盟會老同志。他攜有胡漢民的親筆信給李宗仁。他到南寧已有好幾天,也住在南寧酒店,但是只開了一間三等房。他看到唐繼堯代表在邕的情形,以為李、黃已接受唐氏的委任,所以不敢暴露身份。今天忽然見到文代表房前站著衛兵,被看管了,不覺喜出望外,即往見李。

據董告李說,此次胡代帥原擬請林子超(森)先生代表的,但林先生殊感為難。他告訴胡代帥說,此次去南寧目的是要穩定李氏,使其不受唐繼堯的誘惑。然欲李拒唐,無異以卵擊石。我們如要強人所難,至少應給李督辦等以相當接濟,才能要人家去犧牲,今日我們不特無一鎗一彈的接濟,於情於理俱有不洽。因此,子超先生不願擔此任務。胡代帥不得已才改派他來。那時大元帥府同人伙食都成問題,他動身前夕,旅費尚無著落,最後胡代帥向私人借了兩百元,才能讓他成行。然胡代帥以中央對李、黃無絲毫接濟,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李、黃作「螳臂當車」的犧牲。所以在胡致李的親筆信中,只將當前局勢及孫先生的革命理論闡揚一番,並將宵小想趁火打劫的困難處境,作概括的訴苦,徵詢李氏對時局的意見,希望有所條陳。董到邕後,悄悄住下,如事不可為,便打算潛返廣州的。誰知事出意外,他的使命圓滿達成。他和李氏暢談,對李的斷然拒絕唐氏,不計今後成敗的魄力與作風,深表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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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諸葛白崇禧的俠風義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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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在國民黨第一次會議

說做便做分發戰利品

民國十五年夏天,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於是年十一月六日克復江西省會南昌,孫傳芳先已由九江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殘部,繞出進賢、餘江向浙江潰走。蔣總司令命參謀長白崇禧率兵追擊。白氏七日追到馬口,適內河水漲,孫軍無法飛渡,自軍長楊賡和、梁鴻恩以下官兵三萬餘人悉數被俘,繳獲步槍三萬餘枝,其他器械不計其數。其項戰利品運返牛行車站,堆積如山,蔣總司令和朱培德、程潛、李宗仁、魯滌平各軍長都親往察看,大家非常欣慰。白崇禧因為第一、二、三、六軍損失很大,故面請蔣總司令將此項戰利品酌量分發一部給各該軍補充。蔣司令未置可否,白氏誤以總司令已默許,遂通知各軍前來領取。各軍將士聞訊,無不歡天喜地,手舞足蹈。但總司令以本人並未默許,遽爾分發,似不以白崇禧專命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軍分別領去。其實,在一般情況下,參謀長為總司令作此處分,原是極順理成章的事。白氏心本大公無私,他只顧忠於職守,應說即說,應做即做,卻未想到總司令的性格不喜歡這樣。 

揮軍入浙魯滌平不服

江西底定後,國民革命軍即於民十六年一月發動東征。蔣總司令調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指揮第一、二、三軍及附義各軍入浙作戰;因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在閩事務待理,急切未能即來之故。命令發表時,第二軍代軍長魯滌平極感不服,因論資望、年齡,魯氏都遠在白氏之上。但蔣總司令和第二軍軍長譚延闓都知此事非白氏擔任不可,魯氏的才具實有不逮。後經譚延闓一再解說,魯才無話。入浙戰事發生,第二軍曾一度失利,魯滌平有潰不成軍之勢。當此緊急關頭,白崇禧曾親率總預備隊兩團,星夜冒險前進,深入敵後,直搗敵將孟昭月的總指揮部,才使全局轉危為安,卒獲全勝,佔領杭州,肅清全浙。此一乘危用險的進兵方式,令到魯滌平衷心佩服。但何應欽總指揮以未能趕上和白氏同入杭州,感到美中不足;蔣總司令也以白崇禧對其第一軍竟能指揮如意,覺得驚奇。

此一故事,是李宗仁氏告訴我的,他說是譚延闓氏親口對他說的。

捨己為人陳調元心折

李宗仁同時又曾告我另一故事,說是陳調元氏親自向其口述的,是陳氏自身經歷的事。李氏說:「民十六年五月,南京方面分軍三路渡江北伐。第二路總指揮由蔣總司令自兼(按第一路總指揮為何應欽,第三路總指揮為李宗仁),而以白崇禧為第二路代總指揮,陳調元為第一路前敵總指揮,循運河兩岸北進。陳調元原為白崇禧的老師,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頗感不服。因親往見蔣總司令,流露抱怨辭句。蔣先生說:『白崇禧行!你應該接受他的指揮,以後你就知道了!』陳調元只好悶悶而退。嗣後,在津浦線上作戰,白氏每每出奇制勝,陳氏不禁為之擊節歎賞。當我軍自徐州南撤時,敵軍乘虛反攻,勢如疾風驟雨,前敵總指揮張惶不知所措。白崇禧命陳調元部先退,而自率總指揮部特務團殿後,掩護本路軍緩緩而行。雖迭經敵軍猛撲,白氏從容指揮,穩重如山,不驚不亂,陳調元尤為稱奇不已。其時陳部餉糈不繼,白氏乃將總指揮部和特務團的給養撥交陳部濟急,本部和特務團卻等待後到接濟再行補充,充分顯出主帥捨己為人的風度,陳氏更為心折。」

恩怨雖多蔣先生愛才

民國十七年秋,白崇禧奉命揮軍肅清關內,完成北伐。事後率部仍駐津東。當時白氏所指揮的部隊原為唐生智的舊部,全未加以編改。民十八年春,武漢事變逐漸醞釀(編者按:即指桂軍反蔣之役),南京方面密派唐生智攜鉅款前往運動其舊部叛白。白崇禧被迫離去,秘密由天津乘一日輪南下。事為南京偵悉,即密令上海衛戍司令熊式輝,待該日論到滬時,將白崇禧逮捕。倘該輪拒絕搜查,即令海軍砲艦將其擊沉,國際交涉,以後再辦。足見京方對於白氏志在必得。熊式輝雖為白氏所提拔,但此時不得不認真執行命令。這消息為當時上海市長張定璠所聞,他曾在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任事,和白氏有舊,乃將這消息漏給李宗仁夫人郭德潔,因李時已離滬返桂。郭遂商之第四集團軍駐滬辦事處同人,同往日本輪船公司交涉。商妥由王季文搭乘另一由上海開往香港的日輪,在吳淞口外以信號使白氏的船停航,白氏乃得換乘此一日輪逕駛香港,王季文卻乘白氏的船回滬。後來新聞界盛傳白崇禧藏在船長室衣櫃中脫險,實係誤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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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書法

白崇禧此次幸獲脫險,安然到桂,其中經過情形,《春秋》曾經詳載其事,茲不贅。但我想,即使當時白氏果為熊式輝所捕獲,蔣先生之於白,決不致以處置王天培、鄧演達輩之方式對之,蓋蔣先生之愛白崇禧,在平日言談間已溢於言表,確是有逾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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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紹竑壯志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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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紹竑

國民政府統治大陸時期,廣西先後有過兩位立志開發新疆以固國防的人物:一是白崇禧;一是黃紹竑。但結果都未能實現,壯志成空。

黃紹竑任內政部長期間,民廿二年春他參預長城戰役,是年冬又奉派宣慰內蒙,因東北的喪失,深感有趕緊收拾西北的必要,遂建議中央,願任此艱鉅。得蔣委員長先行核准,復經行政院通過撥款籌備。至民廿三年四月籌備完妥,黃氏即到蘭州準備西向新疆出發,忽然奉蔣先生電令:遠征計劃停止進行,即回南京。他只好遵照,引為畢生恨事。

黃紹竑氏遠征新疆的興趣是怎樣引起的?據其本人在《五十回憶》中所述,他奉派宣慰蒙古,於民廿二年十一月上旬在歸綏逗留時,會到一位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博士(編按: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此人在帕米爾高原和西藏、青海、新疆一帶從事探險工作已有三十年,學術造詣很深,對於中國邊疆上的特殊知識尤為豐富。這個六十多歲的老翁,把自己在西藏、青海、新疆的工作情形向黃氏陳述,並希望中國政府對於這些地方多加注意。又把他自著的《我的探險生涯》和《萬里長征記》兩部書簽名贈給黃氏,並說兩書已有十多國文字譯本,在學術上、政治上、軍事上都頗有價值。黃氏送了博士出門,隨即翻看那冊《我的探險生涯》,覺得文字生動極了,雖然內容大多數是記述在雪山或沙漠中極乾枯寂寞的生活,卻寫得十分有趣,處處引人入勝,使讀者不忍釋手,好像自己親歷其境一般,並可由此得到很多自然科學的知識,和激發開疆闢土的勇氣。黃氏在兩個晚上讀完了這兩大本書,引起了許多感想:斯文赫定是一個外國人,他為什麼肯費三十多年的精力,在中國的邊境上作這種探險的工作,中國的邊疆實在太偉大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於這偉大的邊疆,應如何注意加緊開發才是呀!黃氏不期突發遠征新疆的念頭,可說是斯文赫定博士的偉著鼓起他的興趣來的。

黃氏聽斯文赫定談過新疆的情形,讀了他的著述,對於新疆的地理形勢和經濟價值,增加了許多認識。他又鑒於內蒙的民族問題的複雜,新疆的漢回糾紛,更加嚴重。所以他認為新疆問題,中央必須派員妥為處理,而他就願意擔任這種工作。晉綏當局對他這個見解和決心都非常贊成,並答應盡力相助。於是他便作成報告和簡單計劃,派陶鈞帶赴南昌面呈蔣委員長。蔣採納了。

遠征的籌備工作,第一項是購置車輛和訓練司機。黃氏依他自己的初步計算,全部官兵約為一萬五千人。每人平均體重一百四十五磅,攜帶械彈裝具四十五磅,共為一百九十磅。全部官兵重量約共二百八十五萬磅。如用三噸半的載重卡車,每輛平均載重七千磅,則用汽車四百零七輛,一次可以輸送完畢。

各種車輛的購置,他得當時財政部長孔祥熙的幫助介紹,向廠家直接訂購,能夠在三個月內在上海全數交足,而且價錢較市價便宜三分之一。又因汽車的裝置必須適合於西北地帶的長途行駛,他特自親往上海參觀美國兵營的軍用車輛,並和若干專家討論後,乃決定式樣,在上海楊樹浦設立汽車裝備廠,派林榮恩主持其事。林曾留學美國,對汽車裝造,學有專長,尤富於國家民族思想。

司機的條件,必須具有國家民族的偉大思想,赴遠投荒的勇敢精神,嚴肅的紀律,堅強的體格。他認為現有的汽車司機,不但數量不夠,質的方面更難適合要求,自非特別訓練不可。於是在北平和晉綏方面招考青年一千多人,在綏遠設所訓練,由蕭仁源負責。我四月十日接黃氏自太原來電,請我由廣西挑選司機一百五十名送交使用。當即令廣西公路局長蘇誠挑選。但四月廿三日又接他自北平來電:平綏路孫殿英部尚有問題,司機緩去。故終去不成。

儲運油料是第二項籌備工作。估計由綏遠到新疆的迪化,全程約長二千公里,最低限度要準備八千公里的油料,才夠來回兩次的使用。沙漠行車最耗油料,每車每加侖汽油以行駛十公里計算,每輛便需準備汽油八百加侖。全部汽車六百五十輛,共需汽油五十二萬加侖。另附必需的潤滑油。

第三項籌備工作是路線地形的偵察。

那時綏新汽車雖可勉強通行,但在軍事可能發生的障礙和應行補救的設備,仍非派有軍事專門知識的人親往偵察不可。至於地形、氣候與戰略、戰術的價值和影響,尤非實地考察不能作正確的 計劃。故由徐佛觀(編按:又名徐復觀,1903-1982,著名學者曾任黃紹竑內政部幕僚。)率領參謀人員乘車由歸綏經百靈廟向寧夏的居延海出發偵察,往返將一個月,回來將考察所得作成很詳細的報告。

黃氏為辦理籌備事項方便,並與各方聯絡起見,特在北平設辦事處,派陶鈞負責。到了三月底,他自己親往北平主持,我在南寧曾接到他由蚌埠發的儉(廿八日)電,謂現赴北平云。

遠征各項籌備工作都部署好了,最後的問題為部隊的派撥與編成。內政部長手下是沒有軍隊的,黃氏事前曾請示蔣委員長,奉諭待籌備就緒後,由胡宗南軍中抽撥。胡部那時正駐在蘭州附近,派遣至為方便。所需砲兵,他也商得閻錫山同意撥給山砲兵一團。山西砲兵很多,閻所指撥這團,四月間即在綏遠點交。

那時候,國內輿論界對於開發西北的論調唱得很高。宋子文和上海的實業界鉅子多人,也在黃氏到蘭州後一星期來蘭,並飛往青海視察。他們是以經濟開發為目的,甘青兩省地方人士久苦貧困,對於經濟開發特別歡迎。

但是黃氏就他自己觀察,西北的經濟價值,不是在目前,而是在將來;不是需要個人的投資,而是需要國家的投資。因為當時的西北,並不是遍地黃金,而是到處貧苦與黑暗,要解決這普遍的貧苦問題,非由國家用很大的資本、很長的時間、大規模興修水利、開發礦產、改良畜牧不可。那時西北社會的經濟條件是太缺乏了,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文化水平,若和各省比較,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時間。移東南的人民去開發西北,實在是一種不合實際的理想。而且西北人民的現時生活,決非東南人民所能忍受。東北移民之所以成功,實由東北的生活條件優於關內人民的生活條件所致,兩者決不能相提並論。故他以為開發西北,必須先由國家投資,然後再由個人投資:必須不顧目前微薄的利益,才能獲得將來優厚的利益云。

黃氏一到蘭州即患腳氣病,左足趾潰瘍,疼痛不堪,伏處將及半月,不曾出省政府一步。他在閒住中,忽奉蔣委員長來電,囑將遠征新疆計劃停止進行,命他即回南京。這封電報突如其來,不啻晴天霹靂,令他惶惑懊喪,莫可名狀。

到南京後,才知道停止進行的原因,係恐怕引起中蘇外交上的衝突,因京中得悉蘇聯的志願軍隊,已開抵新疆邊界。其實是引狼入室者早已和蘇方有所勾結的。

黃氏評論此事云:「照我的觀察,當時新疆的盛(世才)、馬(仲英)之戰,乃是個人地方性的衝突,中央既不顧問,蘇聯遂與之勾結,而以志願軍入境援助。若中央斷然出兵制止,則盛、馬兩方,必有一方聽命中央。而蘇聯見我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師出無名,亦必有所顧忌,或不至與我國發生國際的正面衝突,而新疆問題卻可因此獲得徹底解決,對國防經濟收穫之大,當不可以數量計。乃因顧慮太深,致放棄國家應有的權利,不予過問,任其演變,造成十年來紛擾變化的局面,這不僅是我個人畢生的恨事,亦國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誠慨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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