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體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胡適評議　卷一：胡適與《新青年》》

「持續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價值觀的胡適，恰恰在『充分』和『健全』方面表現得不夠強硬，每一次到了國家民族的危難關頭，他都沒有起到立異求同、引領時代的領導作用。」──〈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胡適評議》分為三卷，卷一：胡適與《新青年》，卷二：胡適與新舊文化，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三卷總計四十二萬餘字，是關於胡適的一部真實全面且立體生動的評傳，其側重點在於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涉及到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各色人等數百名，包括老一輩的人物蔡元培、梁啟超、嚴復、林紓、吳稚暉、張元濟、鄭孝胥、夏敬觀；與胡適同時代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馬敘倫、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高一涵、丁文江、王雲五、朱經農、張君勱、馬君武、王敬芳、章士釗、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蔣廷黼、雷震、王世杰、陳誠、張群、楊杏佛、吳國楨、錢穆；以及更加年輕的傅斯年、毛子水、楊亮功、陶希聖、林語堂、殷海光、夏道平、蔣經國、周德偉、蔣碩傑、徐復觀、胡秋原、徐高阮、李敖、林毓生等等。全書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立即訂購《胡適評議　卷一：胡適與《新青年》》

內容試閱

【第一章　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中國傳統的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宗法農耕社會，總體上是一種通過血緣姻親關係相互聯結的熟人社會。遊學謀官、經商營市的江湖遊子以地域劃分的鄉黨行幫，是這種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農耕熟人社會的擴展延伸。只認鄉黨派別不認平等契約及公共法理的黨同伐異，因此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一種陋規習性。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學內部，佔據明顯優勢的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鄉黨，所公開奉行的就是這種黨同伐異的陋規習性。不屑於黨同伐異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適，與浙江籍北大校長蔡元培基於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脫離時代、不合時宜的一種特例。

　　第一節　民國初年的嚴復與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把滿清王朝遺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北京大學校，「現已由本照會該總監督任文科大學學長，應請大總統任命除經科併入文科外，仍暫其舊。俟大學法令頒佈後，再令全國大學一體遵照辦理，以求完善而歸統一。」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還於當日頒佈任職令：「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
　　當年的北京大學校，是全國範圍內唯一以大學命名的國立高等學府。時任教育總長的革命黨人蔡元培，雖然已經有過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經歷，卻比曾經推動過地方選舉的袁世凱、徐世昌、張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傾向於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頒佈新學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學堂全部廢除，從而造成北京大學一校獨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承認了自己的施政錯誤：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接著這段話，蔡元培回憶說：「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蔡元培關於「嚴幼陵」──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等人先後擔任北大校長的回憶嚴重失實。查勘王學珍等人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1912年1月24日，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呈請清朝學部，以病軀不能理事為由提出辭職。2月25日，剛剛於十天前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頒佈命令，「所有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事由嚴復暫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凱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10月1日，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為北京大學校校長。在章士釗拒不就職的情況下，袁世凱又於10月18日任命馬良即馬相伯代理北京大學校校長。

------

【第二章　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七節　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胡適對人對事是很少採用謾罵話語的，1924年9月9日，他在寫給《晨報》副刊的公開信中，在批評高一涵的同時還採用「訟棍」的字眼，嚴厲駁斥了陳獨秀：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澈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在大出力頌揚拳匪了！……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為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訟棍的行為」。（這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為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胡適所說的「訟棍」又叫「刀筆吏」和「紹興師爺」。出身於紹興師爺世家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為「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訟棍的行為」，提供過一個經典說明：

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把周作人的這段經典話語翻譯成為白話文：紹興師爺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勝法寶，就是凌駕於法律條款和法律程序之上的「反復顛倒無所不可」。假如他想讓原告勝訴，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要是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惹是非！」他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陳獨秀的《克林德碑》發表於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5號，其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了解更多請至秀威網路書店

至Google play 購買電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