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體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胡適評議 卷一:胡適與《新青年》》

20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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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胡適評議 卷一:胡適與《新青年》》

「持續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個人主義』人生價值觀的胡適,恰恰在『充分』和『健全』方面表現得不夠強硬,每一次到了國家民族的危難關頭,他都沒有起到立異求同、引領時代的領導作用。」──〈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胡適評議》分為三卷,卷一:胡適與《新青年》,卷二:胡適與新舊文化,卷三:胡適與蔣介石之憲政博弈。三卷總計四十二萬餘字,是關於胡適的一部真實全面且立體生動的評傳,其側重點在於展現胡適以及同時代各色人等的思想誤區和歷史侷限。涉及到民國時期政學兩界各色人等數百名,包括老一輩的人物蔡元培、梁啟超、嚴復、林紓、吳稚暉、張元濟、鄭孝胥、夏敬觀;與胡適同時代的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馬敘倫、沈尹默、魯迅、周作人、高一涵、丁文江、王雲五、朱經農、張君勱、馬君武、王敬芳、章士釗、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蔣廷黼、雷震、王世杰、陳誠、張群、楊杏佛、吳國楨、錢穆;以及更加年輕的傅斯年、毛子水、楊亮功、陶希聖、林語堂、殷海光、夏道平、蔣經國、周德偉、蔣碩傑、徐復觀、胡秋原、徐高阮、李敖、林毓生等等。全書力求在相關人物的碰撞比對過程中,立體展現各個人物的精神樣貌和歷史罪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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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一章 胡適與蔡元培的良性合作】

  中國傳統的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宗法農耕社會,總體上是一種通過血緣姻親關係相互聯結的熟人社會。遊學謀官、經商營市的江湖遊子以地域劃分的鄉黨行幫,是這種聚族而居、等級森嚴的農耕熟人社會的擴展延伸。只認鄉黨派別不認平等契約及公共法理的黨同伐異,因此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一種陋規習性。在民國時期已經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學內部,佔據明顯優勢的號稱「某籍某系」的浙江鄉黨,所公開奉行的就是這種黨同伐異的陋規習性。不屑於黨同伐異的安徽籍北大教授胡適,與浙江籍北大校長蔡元培基於全社會的學術教育事業的良性合作,反而是脫離時代、不合時宜的一種特例。

  第一節 民國初年的嚴復與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華民國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請,把滿清王朝遺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改稱為北京大學校,「現已由本照會該總監督任文科大學學長,應請大總統任命除經科併入文科外,仍暫其舊。俟大學法令頒佈後,再令全國大學一體遵照辦理,以求完善而歸統一。」臨時大總統袁世凱還於當日頒佈任職令:「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
  當年的北京大學校,是全國範圍內唯一以大學命名的國立高等學府。時任教育總長的革命黨人蔡元培,雖然已經有過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經歷,卻比曾經推動過地方選舉的袁世凱、徐世昌、張謇等前清官宦,更加傾向於一統天下的中央集權。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頒佈新學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學堂全部廢除,從而造成北京大學一校獨尊的畸形局面。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承認了自己的施政錯誤:

民國元年,我長教育部,對於大學有特別注意的幾點:一、大學設法商等科的,必設文科;設醫農工等科的,必設理科。二、大學應設大學院(即今研究院),為教授、留校的畢業生與高級學生研究的機關。三、暫定國立大學五所,於北京大學外,再籌辦大學各一所於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爾時想不到後來各省均有辦大學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學堂,本仿日本制,為大學預備科,但程度不齊,於入大學時發生困難,乃廢止高等學堂,於大學中設預科。(此點後來為胡適之先生等所非難,因各省既不設高等學堂,就沒有一個薈萃較高學者的機關,文化不免落後;但自各省競設大學後,就不必顧慮了。)

  接著這段話,蔡元培回憶說:「是年,政府任嚴幼陵君為北京大學校長;兩年後,嚴君辭職,改任馬相伯君,不久,馬君又辭,改任何錫侯君,不久又辭,乃以工科學長胡次珊君代理。民國五年冬,我在法國,接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
  蔡元培關於「嚴幼陵」──嚴復原名宗光字又陵―等人先後擔任北大校長的回憶嚴重失實。查勘王學珍等人主編的《北京大學紀事》,1912年1月24日,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呈請清朝學部,以病軀不能理事為由提出辭職。2月25日,剛剛於十天前當選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頒佈命令,「所有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事由嚴復暫行管理」。5月3日,袁世凱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10月1日,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為北京大學校校長。在章士釗拒不就職的情況下,袁世凱又於10月18日任命馬良即馬相伯代理北京大學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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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胡適的「不敢」與陳獨秀的「不容」】

  第七節 胡適與陳獨秀的是非恩怨

  胡適對人對事是很少採用謾罵話語的,1924年9月9日,他在寫給《晨報》副刊的公開信中,在批評高一涵的同時還採用「訟棍」的字眼,嚴厲駁斥了陳獨秀:

今日政治方面需要一個獨立正直的輿論機關,那是不消說的了。即從思想方面看來,一邊是復古的混沌思想,一邊是頌揚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澈底批評的必要。近日拳匪的鬼運大亨通: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罵拳匪的大文的作者,現在也在大出力頌揚拳匪了!……今日那班處處畏資本家的陰謀的人,同時又往往為拳匪曲說巧辯:──這真是「翻手為雲覆手雨」,我們只好叫他做「訟棍的行為」。(這段不是對一涵說的,因為一涵並不至於頌揚拳匪。)

  胡適所說的「訟棍」又叫「刀筆吏」和「紹興師爺」。出身於紹興師爺世家的周作人,曾經在《關於紹興師爺》一文中,為「翻手為雲覆手雨」的「訟棍的行為」,提供過一個經典說明:

筆記中說老幕友講刀筆的秘訣,反復顛倒無所不可,有云欲使原告勝者,曰彼如不真吃虧,何至來告狀;欲使被告勝,則斥原告曰:彼不告而汝來告狀,是汝健訟也。欲使老者勝,曰不敬老宜懲。欲使少者勝,則曰:年長而不慈幼,何也(彷彿是紀曉嵐所說,但查過閱微五記卻又不見)。

  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把周作人的這段經典話語翻譯成為白話文:紹興師爺能夠戰無不勝的制勝法寶,就是凌駕於法律條款和法律程序之上的「反復顛倒無所不可」。假如他想讓原告勝訴,就會說:「這個人要不是吃了虧,何必來告狀呢?」他要是想讓被告勝訴,就會斥責原告說:「人家被告不來告狀,你這個原告卻偏要來告狀,肯定是你善於打官司惹是非!」他要想讓老年人勝訴,就會對年輕人說:「你不尊敬老年人就應該受到懲罰!」他想讓年輕人勝訴,又會質問老年人說:「你那麼大年紀偏偏不知道愛護年輕人,是什麼道理呢?」
  陳獨秀的《克林德碑》發表於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5卷5號,其中慷慨激昂地寫道:「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的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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