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純情童女到愛欲解放,臺灣女同志文學將何去--《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

2015/6/8  
  
本站分類:創作

從純情童女到愛欲解放,臺灣女同志文學將何去--《依違於中心與邊陲之間--臺灣當代菁英女同志小說研究》

臺灣的同志運動,或是學院裡的同志論述,具有高學歷的菁英族群向來是主要的引導力量;而相較於男同志,女同志顯然更流連徘迴於菁英校園之中。然而,菁英女同志角色雖居於較為優越的文化位階,卻似有其無法跨越的邊緣異境,乃至菁英女同志文本長年以來充滿無所不在的憂鬱氣質與死亡陰影。
本書探討臺灣當代女同志因性別認同與文化階層的差異,所形成的菁英/邊緣位置游移現象。以九○年代劇烈變動的氛圍中,十分具有「典型」菁英女同志意義的已故作家邱妙津的小說為主,並以其他同時期的女同志文本,例如林黛嫚、張亦絢、杜修蘭、曹麗娟等其他作家的作品為輔,論述女同志小說中的菁英氣質,及菁英女同志不同於社會學研究中所關注的T吧階級女同志的既中心又邊緣的性/別位置與文化位階,並思索這種依違於邊緣與中心的文化位階,其中所呈顯出來的菁英認同與邊緣想像,如何延續並深化性/別位階與愛慾身體的複雜糾結。

 

內容試閱

同志文學一直被視為回應臺灣政治解嚴後,社會蓬勃發展而呈顯多元文學現象的一環,尤其於1990年代前後,藉由各項重要文學獎的肯定,在短期間內湧現了質量俱見的同志文學作品,於學院論述中喧騰一時,且與當時社會上烽煙初起的同志運動、社會運動互為表裡,亦與學院中的女性主義思潮、同志理論、酷兒理論的引進互通聲氣,同志文學不僅與臺灣當代的社會文化脈動息息相關,並與社會運動聯結互涉,過往不論從後現代文化視角觀察同志文學發展,或以同志運動觀點切入當代文學之研究,皆累積可觀成果。
在過往的同志文學論述中,經常可見以出櫃、邊緣反抗意識概括同志文學,因此,當1990年代揭竿起義式的同志文學「運動」熱潮逐漸淡化,2000年後同志書寫熱潮稍歇之餘,在過往於結集運動式的反抗霸權路徑之後,如何讓臺灣的同志文學論述承接前緒,開創新局,帶入新對話空間與研究議題的可能性,進而尋訪同志文學作為文學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析論出隱藏於反抗異性戀霸權的大旗底下,更細緻幽微的同志文學特質,乃為原初的研究動機所在。
在臺灣1980年代後愈趨都市化與城鄉移民之進程中,女性的城市空間經驗與情欲自主,乃至於家庭型態的變化,早已成為解嚴前後女性文學著力刻畫的文學風景之一;而在白先勇的《孽子》發表以來,加以1990年代朱天文的《荒人手記》榮獲時報大獎,同志文學中的男男情欲與城市角落空間書寫,也成為廣受注目的文學焦點。然而,相對於女性文學所著力刻畫的女性自主、情慾與城市空間經驗,與男同志文學所細膩描繪的城市與新公園;出現於1990前後,描寫女女情愛的小說,卻呈顯了另一種迥然不同的文學風景。
綜觀臺灣當代的女同志小說,泰半皆以校園作為起點,時時流露出對於重返青春「校園」的眷眷不捨。校園,尤其是高中女校,作為女女情愛故事的重要場景,其來有自,在華文/臺灣的女同志文學而言尤其如此,綜觀1990前後迭獲大獎、廣受注目的女同志文學作品,諸如邱妙津的《鱷魚手記》、曹麗娟的〈童女之舞〉等,在空間選擇上,多仍以接續朱天心《擊壤歌》、〈浪淘沙〉式的女校校園為主;除了校園空間的共通性以外,以文本中所經歷的時間而言,也多僅止於高中女校起始的青春時光,或至多延續至大學,對於進入社會後的情境描繪則多戛然終止,付之闕如。相對於同時期女性文學、男同志文學的情欲、城市、消費等多元面向,女同志文學在時間與空間的建構上,向來皆顯得較為縮限,然而,此類共通性的青春女校敘事,卻隱然成為女同志文學的共通美典,歷久不衰。
此外,於臺灣女同志文學論述中,邱妙津以臺大校園與臺大周邊溫羅汀一帶為主要場景的《鱷魚手記》,無論在學院論述或大眾讀者,都仍為最常被提及的作品;固然,邱妙津於九○年代以《鱷魚手記》同志現身、反抗霸權,而後又自裁於異國的悲劇色彩,在在推使她成為其時社會環境下悲情女同志的代言人,因而聲勢不墜;然而,邱妙津與早在1977年間便以《擊壤歌》、〈浪淘沙〉渲染高中女女情誼的朱天心,不僅同樣以菁英校園為背景,也同樣恰恰具有完全相同的優等生學歷:北一女,臺灣大學,便饒富意義。
另外,再由其他文本中的角色設定看來,不僅是八、九○年代的《鱷魚手記》、《擊壤歌》中的主角就讀於名校,兩千年前後集結發表的張亦絢作品中,也經常以頗具運動集結能量的大學菁英女同志為主角,又如較受大眾關注、翻拍成影像的文本《逆女》、〈童女之舞〉、〈蝴蝶的記號〉等,作為主角的女同志也不約而同皆設
定為就讀當地第一志願高中女校的優等生。
推究其因,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無論是臺灣的同志運動,或是學院裡的同志論述,具有高學歷的菁英族群向來是主要的引導力量,也因此經常可見後續關於同志社群內部階級分化的討論。然而,有趣的是,儘管同志內部此類的階級分化路線檢討仍時有所見,女/男同志皆仍不免尚有菁英化色彩,但以兩千年迄今的文學
改編影像與電影再現看來,女同志顯然要比男同志更為流連徘迴於菁英校園之中,2000年後上映、且較為知名的《藍色大門》、《蝴蝶》等皆為此中代表。
由此看來,在邱妙津的《鱷魚手記》與《蒙馬特遺書》中,作為第一人稱敘述的主角,雖皆標舉以文化菁英身分,然而這應不僅只為自傳性質的作者自況,再對照同世代作家的女同志小說,曹麗娟的《童女之舞》、杜修蘭的《逆女》都以第一志願女高中生為敘述主體,而比邱妙津早一輩的作家朱天心,也以描繪北一女中女女情誼的《擊壤歌》聲名大噪,顯見在臺灣當代的女女小說中,常有相類的文化菁英角色安排,幾已自成脈絡;如此說來,則令人好奇的是,在臺灣當代女同志小說中普遍可見的女校校園與菁英氣質,其中究竟具有怎樣的特殊連結與文化意涵呢?然而,必須特別說明的是,筆者並非意欲獨厚菁英,而是令人好奇的,菁英女同志角色何以在臺灣當代女同志文學中反覆出現?且其雖亦居於較為優越的文化位階,但卻似有其無法跨越的邊緣異境,乃至菁英女同志文本長年以來充滿無所不在的憂鬱氣質與死亡陰影,其所面對的困境,究竟與社會學研究中所關注的較不具文化資本的T吧女同志族群有何差異?
另一方面,在臺灣女同志文學與文化中,無論是文學或影像,皆不斷重返追憶女校校園與青春時光的同時,是否無形中也限制了女女情愛的時間與空間,而這又將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在臺灣當代女同志小說中幾已自成脈絡的校園文化與菁英氣質,是朱天心、邱妙津、曹麗娟等作家的偶然生命經驗,或其實與臺灣女同志文化之生成具有微妙關聯?而學院論述及大眾讀者,對於這種菁英純女校的女女戀情描寫的偏愛,又可能暗示著怎樣的女同志文化想像與大眾期待?在往菁英路徑、學院殿堂邁進的同時,「純」女性校園與「純」愛描寫,一方面固然鞏固了這些以女校菁英女同志情愛描寫為主的文本的「純」文學品味,但如此「純」愛文學的表像下,是否也壓抑了「性」的可能?
從朱天心時代有情無欲的「春風蝴蝶女子」,到堅持女生與女生不能做愛的「童女」,乃至於悲壯激烈愛欲無能的「拉子」,女同志文學的情欲書寫都顯然難以離開「柏拉圖」式的精神世界,乃至於將純愛/性愛、精神/現實、菁英/庸人等牢牢對立?而菁英女同志因其無法於公領域中現身的同性情欲,在自我性向無以現身的生活日常之中,是否可能更將自限於個人私密空間?甚且,當菁英女同志以知識、學歷換取情欲自主的籌碼的同時,自原鄉、母國出走,身處於提供相當匿名性的城市中,在常見的異鄉/異國的情欲自主書寫之中,又將與其同志之身的私密性疊合產生如何的空間經驗?而如此菁英品味(「純」愛/「純」文學)式的女同志文化再現,對於往後臺灣的女同志文學與文化走向,又可能會有怎樣的影響?兩千年後,臺灣的女同志文學書寫較之九○年代以前,又呈現出怎樣的承接與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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