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史學者李雲漢教授的回憶錄。--《懷元廬存稿之一:雲漢悠悠九十年》

2018/4/30  
  
本站分類:創作

民國史學者李雲漢教授的回憶錄。--《懷元廬存稿之一:雲漢悠悠九十年》

本書是民國史學者、年屆九十高齡的李雲漢教授的回憶錄。內容上,包含三十餘篇或長或短的憶述性文章。從為躲避軍閥、抗日與內戰等戰禍的童年流亡記憶,再到落腳臺灣後完成高等教育的成長歷程,本書忠實記錄了作者於國民黨黨史會從事學術工作與服務五十餘年來,所接觸到不平凡的人事,包括曾獲羅家倫、黃季陸、秦孝儀的提拔,並於中國近代史學術研究上做出的傑出貢獻。全書橫亙作者八十餘載的重要紀錄、所思所感與學術道路上的治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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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壹 總述 】(節錄)

⊙引言
中華民國八十五(一九九六)年,我七十歲,出版了一冊學術自敘傳《史學圈裡四十年》。老友張玉法教授讀過後,覺得「意猶未盡」,建議我再寫一書談談「史學圈外」的事。我未作肯定的承諾,但也未曾忘記玉法兄的意見。心想:我雖是個平凡人,小人物,卻是生長在一個驚濤駭浪的大時代裡,青年時代經歷過不少風霜,四十年的公職也接觸到一些不尋常的人和事;身為近代歷史的研究者,有義務為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作點證言。到民國一百零五(二○一六)年,已經九十歲了,有了時不我待的感慨。基於此一觀念,乃將歷年所撰四十篇自述性文字彙編為一冊《雲漢悠悠九十年》,留身邊隨時翻閱,想從浮生往塵中獲得自我了解、檢討、安慰,甚至「感覺良好」的「享受」。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是小學時代寫日記時常引用的語句,當時並不了解這句話的真實輻射力;進入老境,才真正體會到陶淵明詩句「歲月不待人」的況味。時常想:有生之年,還能做點甚麼事?要不要對自己的一生作個交代?感謝內子提醒我:寫篇數萬字的自述,把一生值得一提的事簡單的說明一下,就好。於是決定寫這篇「夫子自道」式的文字,列為《雲漢悠悠九十年》之〈總述〉。知己老友們,不會笑我「自我陶醉」罷!
戰亂中成長
七年前─民國九十八(二○○九)年,曾寫過一篇〈生平自述〉,首段介紹自己身世:

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農曆四月二十二日,我出生於山東省昌樂縣南鄉的一個小山村中。雖然父親曾從事於地方公職,我家基本上是個農業家庭,因此我具有一般農家子弟的性格:誠樸、敦厚、踏實、能耐勞耐苦,卻失之於固執,保守。這性格支配我一生,迄今賤齡已屆八秩晉三,絲毫未有改變。

我出生的村莊,名叫「將軍堂」,是紀念一位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為國捐軀的將軍。父親名號是李煥亭,別號文齋,取《論語》〈泰伯〉篇「煥乎,其有文章!」之意。平心而論,父親應當算是一位奇人:他未曾入校讀書,卻憑自修認識一些字,長於珠算,可用蘇州數碼記帳,也曉得一些歷史掌故。曾做過一個小鎮的稅務主管,去青島開過煉油廠,四十歲之後被選入昌樂縣鄉鎮長訓練班,結業後任將軍鄉副鄉長、鄉長,歷十餘年。由於這一經歷,家鄉淪入共產黨統治後,難逃被殺害的命運!母親常氏,是位仍然纏足的舊時代婦女,善於女紅,待人和善,治家亦有方。父親遇難後,依舍妹蓮芳遷居內蒙,茹苦含悲數年之後,於一個雪夜裡抑鬱以終!
六歲以前的事,我毫無記憶。七歲那年─民國二十二(一九三三)年,父親送我進入族伯李蓮亭主持的私塾就讀。從此時起,有十五年(一九三三-一九四八)時間,是我由童年進入少、青年的成長時代。這段時間,並不平靜,先是四年地方匪亂,繼是八年全國抗日,再三年則是國共兩黨兩軍的內戰。就在戰亂相尋烽火連年的歲月裡,我讀了兩年塾學,三年初級小學,兩年高級小學,三年初級中學及三年高級中學,算是按部就班的完成了中等教育學程。只是中間曾因日軍進犯,兩度輟學。所以高中畢業時已經二十二歲了,頭上已發現幾絲白髮!腿上也留下了戰時露宿荒野感染疥瘡遺留的疤痕!
早年所受的教育,是戰時教育,也就是抗日教育。教科書中,教師口裡,軍訓場上,都是幾近沸騰的抗日仇日聲浪;高中畢業紀念歌詞首句就是「砲聲書聲相和,崎嶇奔波,抗敵偽,禦奸匪,全級動員」的真實寫照。我寫過〈我的小學時代〉、〈生活在敵後戰區裡〉及〈我的母校─山東省立昌樂中學〉三篇憶述文字,記述當時的教育制度和軍政實況,曾經邊寫邊流淚。回憶戰時生活,我寫出一段痛苦卻也悲壯的話:

熬過了八年艱苦的歲月,日本人在我們面前倒下去了。經過八年的煎熬,父母都已鬢髮斑白,田園也早破碎荒蕪,只有我,從戰火的災難與痛苦的磨練中,成長起來了。慶幸曾親身經歷過對日抗戰這一大時代,使我由童年進入青年的歷程有淚,有血,有恨,有愛,有絕望中的吶喊與掙扎,更有敢於面對橫逆奮鬥到底的勇氣和決心,無憂無懼!我在初來臺灣時的日記扉頁上,曾寫下引以自豪自勉的自我表述:暴風雨中成長的孩子,永遠留戀著暴風雨!

當然,小、中學時代的學生生活,也有一些值得興奮鼓舞卻也須作檢討的境遇。小學六年級時,因不滿意一位孟姓老師的教學態度,曾在課堂上提出他無法回答的問題(日本人侵佔我們察北六縣,請問是那六縣?),叫他受窘。結果被指責為「鼓動學潮」,被記大過兩次。很冤枉,但決定逆來順受。這是學生時代唯一一次受到的懲罰,腦板上留下個小小陰影。中學時代進入浪漫期,活動力加強,曾因幾句失敬言語惹怒了班導師霍先生,幾乎受到處分。學會了玩紙牌,有次與趙世傑玩個通宵,翹了課。也曾想報名參加知識青年從軍報國運動,因係獨子,未被接受。得到的鼓勵也不少,如初中二年級時即在戰時小報《戰地新聞》副刊發表過詩作,為紀念先叔父被日兵殺害,寫過《葉落餘響》小冊。曾被推為班代表參加演講比賽,獲得冠軍。高中入學考試獲中榜首,六學期中兩度當選班長,班史由我執筆,創辦石印班刊《幼稚園》。獲選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山東支團昌樂中學分團部籌備處學生幹部,也增加了不少勇氣和信心。和我同為學生幹部的同學劉百魁、陳會傑、尹公斗、卞玉玟、宋繼修,於家鄉陷共後都先後渡台,追隨政府,算是「時窮節乃見」,也是「真金不怕火煉」;然否?一笑!

⊙生死交關的年代:一九四九
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在大陸大潰敗的一年;對我來說,則是一個生死交關,或者說死裡逃生的關鍵性年度。公職退休後,曾兩度為文憶述這段悽苦歲月的過程:一是民國八十六(一九九七)年撰寫的〈國破山河在:五十年前流亡生活追憶〉;一是民國九十八(二○○九)年為紀念來臺六十年撰寫的〈我的一九四九:回憶那段生死交關的悽苦歲月〉。前文曾發表於《山東文獻》季刊,獲得不少鄉友及同事的回應。後文為前文的補充,比較細膩、深入,卻只供自己及一二好友回味,或者說是憑弔!畢竟已是過去的事了!但心理上的傷痕是不會消褪的,曾經寫出一段心底中的話:

民國三十八年亦即一九四九,是我一生中首次經歷生死交關的慘痛境遇,心理上留下了終生無法消褪,哀傷而又慶幸的烙印!來臺灣六十年了,從未忘記那段悽楚哀痛卻又能化險為夷,或者說是絕處逢生的苦難歲月!

冷靜的回想一番,民國三十八年一年之內,我曾跨越過五大關;前四關是「生死關」,最後一關雖無生命危險,卻也是個勝敗榮枯的轉捩點。痛定思痛,簡單的說明一下吧!
第一關,是與父親冒了生命危險,從家鄉逃亡到青島的歷程。沿途都是共黨統治區,隨時都有被發現我父子的假身分(偽裝為鄰居),遭到拘捕遇難的危險。最危險的一次是在同學滕寶福教學的學校裡小住兩日時,遭到「區長」來盤查,若非父子隨機應變,編一套說詞,騙過這個「土八路」共幹,恐怕就要走向絕路。這位「區長」離去後,我才發覺身上出過冷汗。好險!好險!父子倆趕緊趁夜晚倉卒上路,經過四天四夜,提心吊膽,「成與敗,生與死繫於俄傾之間的冒險進軍」,終於到達國軍駐守的濱海城市青島。我在日記中寫出一句話:「這次逃離虎口,是生平第一幸事!」
第二關,是國軍自青島撤退時,我作了最痛苦卻也別無選擇的決定:移孝作忠;因而保存了性命,不會成為大陸上的孤魂野鬼。在青島,我原想半工半讀,或是找個小工作來扶養父親。但毫無人事關係,處處碰壁。戡亂局勢一天天惡化,首都南京已於四月二十三日棄守,共軍大舉渡江,上海保衛戰亦不樂觀,孤懸北疆的青島勢必撤退,乃是必然的趨勢。五月間,市面已出現各種謠傳!面臨暴風雨來襲前夕,不能不作「走」與「留」的決定。最好是父子一道走,但父親年事已高,身上創傷尚未痊癒,是走不了的。留,當然是死路一條。我曾到收容流亡學生的青年教導總隊報了名,但次日我又走出青教總隊的大門。無論如何,我不能放下父親不管,但苦心焦思,一籌莫展!最後的決定是:忠孝不能兩全,只有移孝作忠,父留我走!這是最痛苦的決定,父子是生離,也是死別!我在〈我的一九四九〉文中,寫出自我安慰的一段話:

舍此之外,別無生路。就這樣,我毅然簽字賣身為兵,把四十四圓現大洋的身價留給父親作生活費,把生命交給命運。這算是移孝作忠的行動,也是在忠孝不能兩全的困境中最有利的選擇:既可以以身報國,也保留了一線報仇的希望!我在兩年後之民國四十年的日記中,曾虛擬一封「寄給父親」的信,告訴父親:「不是嗎?只要有我這個兒子勇敢的戰鬥下去,你和媽才會有安慰,才會有希望!」

第三關,是冒了生命危險,「開小差」(當逃兵)離開勤務營,重回青年教導總隊;這一行動,避免了可能在粵海戰役中殉難的悲劇。青島穿上軍服後,運氣還不壞,被挑選進了第十一綏靖區司令部的勤務營,當二等兵。六月二日,護衛司令部登上「台北輪」,航向臺灣。到基隆在港中停泊半個月,再航向海南島的榆林、三亞地區駐紮。勤務營駐三亞,青年教導總隊駐金.嶺。勤務營的裝備比野戰部隊好,訓練與紀律也最嚴格。我在想,以我文弱書生,待在勤務營會有甚麼前途?還是再回青教總隊吧!要好同學卞玉玟、楊學晏等都在那邊,那兒才是適合我生存發展的地方。這是以生命作賭注的冒險行動,當然要絕對祕密,只把這計畫偷偷告訴同班也是學生出身的張思駿一人,他決定隨我一道出走。我的計畫成功了,我和思駿順利的走到金.嶺,找到卞玉玟,得到中隊長王其昌少校的許可,成為青年教導總隊第一大隊第三中隊的一名學生兵。這是個極為重要的命運轉折點,由於「出走」,竟能避免了可能葬身粵海的災難。事情經過,我在〈我的一九四九〉文中,作了如下的陳述:

我和張思駿「出走」後不久,勤務營即奉令扈隨劉安祺司令官調駐廣州。十月,廣州不守,劉司令官僅帶少數部隊轉戰至湛江登船撤退。由於有一部友軍叛變,危險到了極點,司令官本人都落了水。勤務營損失不輕,不少人有去無回。我如不「出走」,跟去廣州,當然凶多吉少。前年,思駿到我木柵新居來訪,我提起這一幕,慶幸當年的決斷與勇氣,他表示完全同意,說:「很多體力比我們強的人都未能回來,我們如去,肯定是悲劇。」

第四關,是與病魔戰鬥,苦撐了四個多月才穩住,九個月後才康復。我本滿懷熱望來到青年教導總隊的,希望能把自己真能鍛鍊成允文允武的人,有機會為父母報仇雪恥。卻沒想到,到金.嶺不久,竟然病了。十一月間,已經有十六位同學葬身異鄉,包括昌樂中學同學孫熙烈在內。好幾位同學擔心我的病況,我倒未向最壞處去想,因為我曉得自己係由於逃亡以來長期遭受的困苦折磨與思親情懷形成的鬱結,而憂鬱成疾;再加營養不良,醫務室裡無藥可用,病情才每況愈下。同鄉同學王國安於所撰〈片斷的回憶〉一文中,為我病情記下一筆:
李雲漢病得黃焦蠟氣的只剩一把骨頭,在第三中隊的克難房子理裡養病。見了他那副憔悴模樣,不禁黯然淚下!在那種連小魚干、蘿蔔乾都難以為繼的清苦生活條件下,「養病」,只能說是一天兩餐能熱湯熱水的填填肚子,獲得充分休息而已!可是正合了孟老夫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的話,虧有楊學晏、王夢麒、劉漢民、馮祝三等小老弟們熱心照顧,近乎奇蹟似的漸漸康復過來。不然,那會有今日這位馳譽中外的近代史學權威人物!
病中照顧我最多的人,是張思駿、卞玉玟兩兄,馮祝三管福利攤,不曉得從那裡弄來了數個小籠包子,叫我大快朵頤。給我送水的人是楊學武,時常抽空來安慰我鼓勵我幾句的同學,是孫約三、潘滌(字錫九,原名潘貴全)、王國安等人。孫約三、卞玉玟、張思駿和我還合力編刊一份壁報,獲得各中隊的冠軍,是我病中唯一的開心事。病情嚴重的時候,也曾擔心會不會「賚志以歿」!家恨國難尚未盡到責任,不甘心啊!還好,纏綿四個月後,逐漸好轉了,感謝上蒼眷憐!
第五關,是「再度出走」並離開軍營後,流落台北街頭,面臨山窮水盡的困境;卻意外邂逅趙景龍,告訴我流亡學生已被臺灣省政府收容在七洋大樓,要我隨他前往入住。三十八年十二月間,青年教導總隊奉令撤往台灣。我病尚未痊癒,卻又「禍不單行」,與思駿在榆林碼頭竟被勤務營發現,以「逃兵」押回三亞,關進禁閉室。又面臨死亡邊緣,卻處之泰然,拿父親常說的「聽天由命」來自我解脫。還好,禁閉七天後允許我倆隨隊登船,開往台灣,入駐台中。我仍不想困在勤務營,一個人終於找到個機會,再度「出走」,重回駐在太平國民小學的青年教導總隊。玉玟等老同學又驚又喜,分隊長孫建功上尉大力相助,又把我送進醫務室休養。半個月後,獲知小學老師孫鴻祿先生任教於台北縣立瑞芳工業職業學校,決定前往投靠。在玉玟等同學的安排,任教於台中一中兩位霍老師(梓坡師、蘭村師)的收容,在空軍聯絡單位服務之劉德楨同學的協助下,終於平安到達瑞芳,找到了孫老師。孫老師剛到校任教不久,沒法在學校為我謀個臨時小工作,兩天後帶我到台北市區來「尋親問友」,看看能不能為我找個落腳之處。首次在台北街頭「遊走」的經驗,是痛苦而又無奈的!我曾感慨言之:
愛國東路、杭州南路、濟南路、中正東路(今忠孝東路),大街小巷,轉了大半天,腳都痛了,飯也沒吃,而工作毫無著落,心想真的是面臨山窮水盡的絕境了,不禁一陣心酸!
沒想到,正當我走投無路的時候,意外的轉機出現了。孫老師和我走過中山南路一號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今監察院)大門前,要入內小解,就在洗手間巧遇趙景龍,竟成為我否極泰來的起點。他倆一道走出來,告訴我,省政府已將大陸來台流亡學生收容在中正西路中央日報隔壁的七洋大樓,由教育廳供應飲食,已有十多位昌樂中學同學劉成仁、趙企增等住進去了。景龍對我說:「你就留下來吧,我們一道找出路。」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是生平最大的幸運事之一,當時興奮得幾乎要跳起來了。孫老師也如釋重負,給我留下新台幣三元,回瑞芳去了。我跟景龍去了七洋大樓,當晚見到白天在松山機場打工的劉成仁,又是一陣喜悅。我不迷信,這次卻真的應驗了「天無絕人之路」的諺語。住進七洋大樓─流亡學生的大本營,開始了生命歷程的新起點:以後不再一個人單打獨鬥,靠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是最大的靠山。政府終於設立了臺灣省青年服務團,為我們舖出一條服務於國家社會的道路。  

⊙磨劍歲月:高等教育歷程
唐代詩人賈島(七七九-八四三)有一首題為〈劍客〉的詩:

十年磨一劍,霜刀未曾試;
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我喜歡這詩的豪氣。老同學林義杜為他服務的長青聯誼協會創會十週年,也曾以〈十年磨一劍〉為題,撰文祝賀。我想:到臺灣後陸陸續續接受高等教育,歷時也十年(一九五○-一九五七,一九六七-一九六九),以「磨劍歲月」為題一述顛簸動盪的求學歷程,應當很妥切。
談到高等教育歷程,首先要感謝政府的資助,因為多次入學是靠政府公費。也要為自己的努力,暗自肯定:因為多次升學深造,都是在試場中獲得優勝。概略言之,我的高等教育歷程有六個階段:
一為臺灣省青年服務團受訓,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三月至八月。時年二十四歲。團址在台北圓山。六個月的教育,分兩階段:前期四個月為綜合教育,注重政治及思想;後期兩個月分科,我選「新聞編輯」。結業後未參加服務團隊,升學行政人員專修班。
二為臺灣省行政人員專修班(後改稱臺灣省行政專修班,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併入臺灣省立法商學院,為今日國立臺北大學前身),讀二年制教育行政科,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入學,四十一年(一九五二)七月畢業,獲專科學校畢業資格。班址初在台北圓山,繼遷台北大直,與青年服務團同一院落。畢業後,報考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獲得錄取。
三為陸軍軍官學校預備軍官訓練班暨陸軍步兵學校預備軍官訓練大隊受訓,自民國四十一年八月至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七月。校址均在臺灣鳳山。是為大專院校畢業生接受預備軍官訓練之第一期。養成教育在軍校,分科教育在步校。獲授陸軍步兵少尉官階,其後三度應教育召集,入營擔任少尉排長,每次一至一個半月。
四為受聘為臺灣省行政專修班教育行政科助教,兼辦訓導工作。仍隨堂聽課,策劃並參與學術及參觀活動,私下仍認為在學習階段。為期一年兩個月─自民國四十二年八月至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十月。班址在台北大直(今為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曾寫過一篇〈助教工作的回憶〉,說明我的心得和感想。一件十分得意的事,是與科主任前國立長白師範學院院長、考試院考試委員方永蒸(蔚東)教授,成為忘年之交。
五為甫行在台復校的國立政治大學研究部,就讀於教育研究所。校址在台北木柵(當時木柵尚屬於臺北縣,係一農村)指南山下。係以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之資格考取入學,於研讀兩年通過碩士學位考試後,奉准延長公費一年,留校補讀大學本科所需學分。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入校,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六月離校。同時獲授碩士學位證書及大學部教育系畢業證書,此情形似為「空前絕後」。
六為政大教育研究所畢業後十年,考取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之出國研究公費,去美國進修兩年;自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二月至五十八年(一九六九)二月。時年已四十歲,成家也已十年,兒女正讀小學。以著作《從容共到清黨》一書受到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教授重視,主動向哥大東亞研究所(East Asia Institute, Colunbia University)推薦,聘我為訪問學人(Visiting Scholar)。有間研究室,可以任意聽課及進出圖書館,參加教授每月一次之演講及討論會(Faculty Seminar)。同時得紐約聖若望大學(St. John s University, New York)亞洲研究中心(Center of Asian Studies)主任薛光前博士推薦,至該中心主修亞洲史,獲授碩士學位。
回顧「磨劍十年」期間,真的是百感交集。青年服務團受訓初期,病還沒完全好,營養也不足,更加思念父母,情感變得很脆弱,時常找個空曠之地,痛哭一場。三十九年五月以後,健康才好轉,開始在《團刊》以及《自由青年》雜誌寫點小文章。結訓時,總成績竟為全團六百餘人的第三名,帶給我意外驚喜,也恢復了應有的元氣和勇氣。服務團後期,曾與山東及河南籍的幾位同學徐廣霖、郭增學、孫國勛、鄭源慧等,編刊過《黃河》壁報,頗獲好評。
青年服務團訓練結業後,想進一步充實自己,所以未參加服務團隊,逕行升學臺灣省行政人員專修班。因為是「班」,非「校」,曾被就讀台大及師範學院(今臺北師範大學)的幾位同鄉,笑譏為「雜牌軍」。最大的困難,是窮,難以想像的窮。教育部每人每月只發給公費六十元,伙食費卻需六十二元,連牙刷牙膏都買不起,怎麼會不一副寒酸相呢!但精神是昂揚的,非常珍惜這難得的進修機會。我曾當選第四屆級會總幹事,以「服務熱心,精明能幹,頗為全級同學所愛戴」,班主任上官業佑先生頒令記功一次。畢業時,考選部主辦的高等考試正開始報名,我們去報考,辦事人員竟懷疑這個「班」是否具有專科學校資格,經向教育部查證後,才勉強接受。等到年底放榜後,我班同學竟佔教育行政人員類錄取名額三分之一,大家才刮目相看。我倖被錄取,且名次在前十名內,當然對自己又增加了不少信心!
軍校受訓,我也是抱著戒慎悚懼的心情。我的個性與體力,不適合軍中標準,然政府的決策不能違背,硬著頭皮進了軍官學校。還好,軍校教育沒有想像的嚴重,也由於係首次舉辦大專應屆畢業生預備軍官訓練,隊職官們都小心翼翼,態度溫和而良好。我也盡心盡力,但術科總是不及格,學科成績倒還好。後期分科教育到步兵學校後,竟然曾被推選為第五中隊第二任「學員長」,當了一個月的「隊職官」。結訓時,我的總成績是全中隊的第二名,蒙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上將召見。一年來的辛苦,總算有個不錯的代價。
在我高等教育歷程中,考進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就讀,是生活史上的分水嶺,也是個新起點。民國九十三年(二○○四),曾寫出一篇〈指南山下話當年─五十年前就讀政大研究部的回憶〉,說明三點:一是在試場上打贏了一次硬仗,圓了中學時代即嚮往的「大學夢」,值得珍惜;一是政大復校伊始,無大廈卻有大師,教育環境深感滿意,引以為榮;一是個人生命史中注入了新動力,燃起了新希望。對於「新動力」,我的解說是:

生命的新動力源自何方?一是國家前途展現出明豔的曙光;一是知心女友也是一生伴侶的強力鼓舞,使我堅定了信心,也鼓足了前進的勇氣。

政大三年,是我二十八歲至三十一歲的壯年期,對人生的體會更深一層,開始寫學術論文,想向學術道路發展。寫過的論文,有兩篇值得一提。一是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首度參加教育部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聯合舉辦的三民主義論文比賽,獲得大專組第一名,受到校長陳大齊(百年)先生熱忱嘉勉,親題親贈他的兩種新著《荀子學說》及《印度理則學》,為老人家校長任內的首例,也是特例。一是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撰寫的碩士論文〈中等學校公民教育目標與教材的研究〉,經指導教授王鳳喈、校外委員楊亮功、查良釗、校內委員陳雪屏、吳兆棠五位資深教授組成小組,進行審查並口試,毫無阻難,一致通過,分數還不算低。陳雪屏師於口試場中對我說:「初次寫學術論文,不容易!這才是學術工作的開始,還要加倍努力!」
離開政大十年之後─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我才又得到機會到美國進修兩年。其實十年來,我未曾放棄出國進修的希望,內子不斷鼓勵我,服務機關主管羅家倫(志希)老師也這樣期許。不過,我家庭新立,毫無經濟基礎,要出國讀書,必須考公費。最好是帶職進修,薪水照領,不致影響家人生活。等了十年,才抓到這樣的機會─當然,是經過試場中的競爭,才脫穎而出。已經四十歲了,這機會當然要珍惜;兩年的公費得來不易,如何作有效運用以求有最大最佳效果,確曾與內子深思熟慮,決定進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留美細節,我在《史學圈裡四十年》第二章〈留美生活〉中有所陳述。回國四十八年之後的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有三點感到滿意。其一,開展了治史視野,擴張了知識領域。其二,增強了英文運用能力,留給哥倫比亞大學的英文論著以及聖若望大學多篇英文期末論文,都是自己親筆,討論會上也曾以英語發言。其三,結識了中國近代史領域內數十位中外學者,有利於中外史學研究的交流與合作。韋慕庭、薛光前、梁敬錞、唐德剛等先生已經作古,李又寧、陸培湧、葉嘉熾等也已退休,還不時函卡存問,十分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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