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楊翠屏:『法國社會流動下降的現象』( Le déclassement)

2018/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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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專欄】楊翠屏:『法國社會流動下降的現象』( Le déclassement)

當一個社會成員從一個階層變動到另外一個階層,稱為社會流動( la mobilité sociale)。而社會流動的現象為什麼重要呢?因為它既能激發社會成員的潛力,亦能緩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譬如一位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因為個人的努力不懈而擁有高等學歷,進而獲得高級職業,提昇他的社會地位。

 

如何說明一個人的社會流動是上升或是下降?它是以父親的職業和社會地位來比較。例如朱利的職業是鎮公所的職員,他的父親是醫生,就社會學的現象來說,是社會流動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工業化國家經濟復甦,生產力蓬勃,持續的成長率在法國有『光榮的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類似一種『隱形的革命』。三十年期間歐洲國家受益於每年5%的成長率。此種無可比擬的長期大規模經濟發達,改變了社會結構,法國從傳統社會邁入現代社會。

 

商業、銀行、服務業第三部門的興起,活動人口的比率,中產及上層階級增加,工人人數減少。工人比例從1962  39% 到   2000  28%

              上層階級從        4,7%          12,5%

              中等階級            11%             20%

 

社會流動上升及工人階級式微,是社會學者稱為社會中產階級化的主要因素。中產階級的興起搞亂工人階級與上層階級劃分界線。西方社會學家甚至提出社會階級消失的理論。

 

1940年出生的世代,尤其是在 1944 至1948之間,就拿同一年齡來比較,他們受惠社會流動的多多益處,超過之前的世代,尤其是之後的世代。

 

1944 至1948期間出生者,社會流動上升是社會流動下降的2,2倍;1964至 1968期間出生者降至1,4倍。前者可說是較幸運的世代。

 

雖然社會流動上升還是多於社會流動下降,但比較1983 與2003 ,35至39歲的成年人,社會流動下降從18% 增至25%。

 

社會流動的遠景不佳,所有的社會階層皆受到影響,換句話說,下層階級出身的孩子,從此較難有社會流動上升的機會;家庭環境較佳的孩子,則越來越多人的社會流動是下降的趨勢。

 

35歲左右就業人口的職位穩定下來。先前的世代可以累積年資而爬升至主管級,至於年輕的世代,主要在35歲之前就會決定是否以後成為主管 (依文憑而定)。

 

『文憑:對抗社會流動下降的首要利器』

 

面對社會流動下降普遍化的趨勢,文憑可說是對抗社會流動下降風險的堅固堡壘。

 

『文憑是可傳承的保護牆』

 

主管級的孩子,其教育程度和父母、祖父母的學歷,有密切關聯。

 

『父親的文憑 』                孩子40歲時是職員或工人的比例是

例如父親是主管但沒高中文憑     40%

   有高中畢業後兩年專科文憑     31%

             碩士或博士學位           21%

 

主管級的所有孩子社會流動下降的程度並不相同。

 

多少主管級的孩子和父親的社會地位相同?約40%

 

但父親是中學教師、大學教授,比例增至 53%

是醫生、律師、建築師等自由業,比例則是 52%

 

因要成為中學教師、大學教授、醫生、律師、建築師必須擁有專業文憑。

 

『母親的文憑』 只是參考父親文憑,並不足以瞭解千禧年40歲成年人的社會地位。

甚至父親是主管,若檢視母親的學歷,更能精確地預測個人的職業遠景。母親學歷越高,個人社會流動下降的可能性遞減。

 

例如父母皆有大學文憑的人,66%成為主管。

若父親有大學文憑,但母親沒有,30%成為主管

 

若家族中有幾代是主管職位,那麼一個人社會流動下降的可能性不會很高,社會階層世代傳承的慣性相當頑強。這樣解說把文化資產 (以學歷做為衡量標準)傳給後代,也是擔保主管地位的傳承。在優渥的成長環境,不僅是有較多的金錢與知識,也包括更廣的社會網路、人脈,因此對子女的升學、就業能提供豐富的資訊管道, 這些孩子較有機會獲得高學歷、高社經地位。與其說是社會地位的遺傳,倒不如說是文憑資產的遺傳。

 

『至少要碩士以上文憑』

 

因大學教育民主化,文憑貶值,社會結構改變較緩慢,學位的投資報酬降低,造成眾多人失業。

 

主管級的孩子有3/1無法達到父親的社會地位。因他們的學歷只是學士 (三年大學)或碩士一年級。雖然有文憑,成績也不錯,但不能完全避免社會地位下降。

 

1/4的法國人感覺社會流動下降』

 

法國統計機構 (INSEE) 根據2014-2015年調查30-59歲結果於2017年夏季出爐。整體上來說,雖然專門技能的職位逐漸增加,但有1/4有不適感,主管級則是1/5,覺得他們的社會流動下降。女性感覺比男性更加強烈 (27% 比23%),但前者與母親相較,不適感降至10%,這顯示做父母那一代的性別差異。

 

社會流動下降產生的不適感,根據從事何種職業而有差別:最強烈的是職員、沒技能的工人及農工 (45%),從事資訊、藝術、表演工作者亦認為他們的社會流動是往下滑。

 

『世代之間的不公平』(代間流動的不公平)

 

47歲的卡洛琳是文學博士,在大學教書,先生是銀行主管,夫妻兩人皆有極高的學歷,甚至遠超過卡洛琳的父母,但她認為生活水準不及他們 (他們擁有自己的房子,常去旅行,冬天還去滑雪)。卡洛琳感到的是『世代之間的不公平』,就像57%感覺社會流動下降者一樣,雖然他們的實際情況是『社會流動上升』。此種現象尤其是在『社會階級上層』。反之,農夫不適感的比例最低,才16%,因他們父母本身就是從事農業的人 (夫婦經常一起工作)。

 

50歲的米契爾覺得日子不好過 (雖然有文憑,但職位比父母的低下),他無法找到好的工作,因公司企業較喜歡雇用較沒技能的年輕人,這樣較便宜。結果,每個月的薪水皆花光,不像其父母日子過得很舒適。

 

54歲的奧蒂特,看她父母買了房子,也常去旅遊,現有不錯的退休金,生活得很快樂。而她呢?雖然薪資還可以,但永遠買不起住屋,去旅行,且辛苦工作只是為了付房租、帳單及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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