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聯書店前身的創辦人──韜奮。--《韜奮和生活書店》

201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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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前身的創辦人──韜奮。--《韜奮和生活書店》

鄒韜奮,原名恩潤,筆名「韜奮」取意「韜光養晦」和「奮鬥」的意思,是傑出的新聞記者、出版家。他一生都在追求「辦一份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做喉舌的刊物,辦一個自由的、不受檢查的報紙」,早在1927年主編《生活週刊》期間,便嚴守著自己的「報格」,堅持言論自由和精神獨立。其後《生活週刊》日漸發達,銷路擴至十五萬份以上,為中國內外數十百萬讀者所擁護,之後另組合作社,於1932年七月成立了生活書店,創辦人為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等人。後來其業務發展到全國分支店達五十六所,前後出版書籍一千零五十餘種。

本書集結《韜奮和生活書店》、《韜奮先生的流亡生活》及《永在追念中的韜奮先生》三本書的精華,重新打字編排,其中主要談到韜奮如何從白手起家接辦生活週刊,至擴大到全中國56家生活書店的精彩過程。在坊間書店一間間關門的今天,透過中國最負盛名的三聯書店前身創辦人──鄒韜奮的事蹟與理念,盼為不景氣的現狀注入一劑強心針,重新尋找書店出版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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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生活史話】(節錄)


▎生活書店的前身

生活書店的前身是生活週刊社。《生活週刊》是民國十四年十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的。當時職教社的主任是黃任之先生,副主任是楊衛玉先生,我以半天時間在該社擔任編輯股主任,主持該社出版的《教育與職業》月刊,譯著職業教育叢書,及編著英文年刊。大家鑒於《教育與職業》月刊要每一個月才刊行一次,而且是偏於研究職業教育理論的比較學術性的刊物,於是想再出版一種週刊,每星期就可以刊行一次,專門用來宣傳職業教育及職業指導的消息和簡要的言論。我記得在一天由黃先生做主席的社務會議上(等於我們現在的業務會議或店務會議,每星期開一次),大家對這個問題加以討論,結果決定辦。接著大家即在會議席上想一個好的報名,你提一個,他提一個,經過相當的討論後,終於採用了楊衛玉先生所提出的「生活」兩個字。主筆呢?原來應該由編輯股主任擔任,但因為我太忙,所以公推新由美國學成回國的王志莘先生擔任,每月送他薪水四十隻大洋,其餘的文章由職教社同人幫忙,發行的事情由當時還在職教社做練習生的徐伯昕先生兼任。「生活」兩個字是由黃先生一揮而就的,也就是現在數十萬讀者所面熟的寫得強勁的典型的「生活」兩個字。最有趣的是後來辦《生活日報》,請黃先生在日報兩字之上,另寫兩個同樣的字,他寫來寫去不像,還是靠有藝術天才的伯昕先生依樣倣著寫出。

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週刊》―便這樣在距今十四年前簡簡單單地呱呱墮地了。


▎空手起家的《生活週刊》

生活書店的前身―《生活週刊》―可以說是空手起家的。這當然不是說毫無憑藉,無中生有,例如創辦的時候,雖只有主筆王志莘先生有數十元的薪水,其餘的像徐先生和我只是幫忙,但是我們都是中華職教社的職員,所以也可以說《生活週刊》是揩著職教社的一部分的油起家的。可是它是苦出身,並沒有一定的資金開頭, 卻是事實,所以說它是空手起家,也未嘗完全沒有理由。

王志莘先生在美國學的是銀行學,所以他主編了一年,就脫離去做銀行家去了。我掮的是編輯股主任的名義,所以他走了之後,這副擔子就拋在我的肩上。這個「棄兒」在第一年中並看不出它有什麼大的前途,因為職業教育和職業指導在有些人看來似乎並不怎樣一般化、民眾化,訂戶當然說不到,報版也不起勁。有一次遇著運動場開運動會,由一位茶博士帶了一大堆立在門口分送―在當時是不敢想到賣得出的。印的數量雖有一千餘份,最大部分都只是分贈給職教社的社員。誰想得到在中國文化界受到千百萬讀者歡迎的「生活書店」,它是在這樣慘澹的情景中生長起來的!我應該老實說,我自己在當時也沒有看出這個「棄兒」有什麼遠大的前程,只是因為它是一個突然失去了保姆怪可憐的「棄兒」,我義不容辭地把它收容下來!可是我既把他收容下來,卻不忍薄待它,下次我將要告訴諸位它是怎樣生活起來的。


▎光桿編輯

《生活週刊》既是空手起來,它的編輯只配做光桿編輯,是一種很合於邏輯的現象。職教社的幾位先生,原來是可以幫忙寫篇文章的,但是因為他們各忙於原有的職務,所以慢慢地少起來,要向外徵文嗎?一文錢稿費沒有,刊物的銷路又很小,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結果往往全期的文章,長長短短的,莊的諧的,都由光桿編輯包辦,並不是他歡喜這樣做,卻是因為出於萬不得已。但是這光桿編輯不幹則已,既然幹了,卻不願消極,卻不願怨天尤人,存著不高興或拆爛污的心理。他模仿了孫悟空先生搖身一變的把戲,取了十來個不同的筆名,每個筆名派它一個特殊的任務。例如一個叫因公,專做闡揚三民主義及中山先生遺教的文章,對「總理遺教」下一番研究工夫是他的任務。有一個叫心水,他的任務是擺出道學的面孔,專做修養的文章。有一個叫落霞,他的任務是譯述世界名人傳記或軼事。有一個叫孤峰,有一個叫秋月,有一個叫……分任各種各類的短篇文字。這樣一來,在光桿編輯主持下的這個「編輯部」,似乎人才濟濟,應有盡有!僅僅有了許多筆名是不會憑空生產出文章的,那時沒有聽到什麼「資料室」的名詞,補救的辦法是光桿編輯採用了「跑街」政策,常常到上海的棋盤街和四川路一帶跑,在那一帶的中西書店裡東奔西竄,東翻西閱,利用了現成的「資料室」,有些西文雜誌實在太貴,只得看後記個大概,請腦袋偏勞,有的也酌量買一點。奔回「編輯部」後,便怪頭怪腦地分配各位「編輯」 的工作!


▎生活與服務

服務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說是「生活書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週刊》時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現是盡心竭力答覆廣大讀者的來信,當時我們的答覆的熱情不遜於寫情書,一點不肯馬虎,鞠躬盡瘁,寫而後已!最盛的時候,有四位同事專門擔任拆信與抄信的事情。讀者和我們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們商量,在海外的僑胞和在內地的同胞,還時常寄錢來託我們買東西,買鞋子,買衣料,都在「義不容辭」之列,這當然需要跑腿,選擇,包寄,買得不十分對還要掉換;麻煩雖是麻煩,但是寥寥幾個同事卻沒有絲毫煩躁或不高興的意識。簡直跑得愉快,麻煩得愉快!他們為什麼不信託別人而卻那樣信託我們呢?這是本刊在讀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所代買的東西之中,書報佔最大部分,其初我們只是由同事兼帶照料,後來愈來愈多,兼帶不了,於是才於民國十九年設立「書報代辦部」,對讀者還是純盡義務,不過與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發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該部一部分的開銷。最初主持書報代辦部的是嚴長衍同事。這「書報代辦部」是附屬於「生活週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書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產生完全是「服務」做它的產婦,服務成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這不是憑著口說說的,是的確有著他的可寶貴的歷史。

「生活書店」的發達,當然有許多主觀和客觀的條件,但是服務精神,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在千百萬讀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種子,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這是我們所應永遠記取,發揚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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