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篇書評14】道阻且長:讀馬紹‧阿紀《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

2017/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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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篇書評14】道阻且長:讀馬紹‧阿紀《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

 

「1935年,大島正滿完成一本《泰雅在招手》的調查紀行,這也是唯一一本見證了從日治時期迄今,泰雅族人與櫻花鉤吻鮭在面對歷史與生態環境的變遷下,仍不斷奮力洄游向上,找尋生命出口的軌跡。」(頁296)從故事完結的最後這一段文字,讀者清楚地看到馬紹‧阿紀《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的書名,利用了「洄游」、「泰雅在呼喚/招手」、「1935」等線索,表明了此書是以櫻花鉤吻鮭揚名國際的故事作為主軸的歷史小說。

在孫大川的序言〈詩意的歷史洄游〉中,宏觀地將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劃分為三個階段/類型:

第一種比較是虛擬的小說書寫,排灣族谷灣‧打鹿勒、泰雅族游霸士‧撓給赫的作品,無論是《域外夢痕》、《旋風酋長》或《天狗部落之歌》、《赤裸山脈》,作者關心的是故事情節的敘述本身,史實的內容不是其主要的著眼點。第二種是帶著神話傳說的色彩,藉由生命禮俗或歲時祭儀的鋪陳,來講述部落或族人的文化宇宙觀。蘭嶼夏曼‧藍波安的《黑色的翅膀》、魯凱族奧威尼‧卡勒盛《野百合之歌》或布農族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皆屬於這一類的作品。然而,無論是前者或後者,其時間、空間的作用是模糊的,只能作為一種籠統的敘述輪廓,這當然無法滿足原住民對建構歷史意識的渴望。(頁5)

直到2000年以後,巴代的小說經由嚴密的歷史考證,原住民文學中對於原鄉與部落的描寫有了具體的時空座標,「它們所引發的共鳴,不單只是文學或文化的趣味,更是一種歷史感的填充,彷彿過往迷霧中的族群記憶,有了具體、真實的時空定位。這正是楊南郡先生終身志業的總目標!」(頁5-6)

在此脈絡下閱讀《記憶洄游》的確可以看出鮮明的影響。馬紹‧阿紀在新書發表前後的相關演講座談及在本書的〈銘謝誌〉,都具體表明楊南郡先生致力於完成譯註日治時期人類學者所編著的史料,給予作者創作考證上極大的幫助。而卑南族作家巴代除了為此書撰寫序言〈也輕也重,似遠又近〉外,《記憶洄游》中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五年理番事業」的最後一年,一支「強硬探險」的隊伍在「山林行走」的過程,那詳細刻劃的方位與時程,確實非常類似巴代的《笛鸛》等作品,屢屢出現的軍伍行陣描寫。

當然要仔細地說馬紹‧阿紀的描寫受到巴代的影響未必允當,但既然如孫大川所言,《記憶洄游》的時空座標具體明顯,這就牽涉到原住民小說「以文為史」的手法,該如何恰當地交織虛實。

面對小說,讀者最通俗的期待不外乎有個高潮起伏的情節。然而,台灣當代原住民小說有許多都像是《記憶洄游》,敘事的主軸其實相對簡單,而作者寫作的意圖更多的恐怕是在展現故事主幹之外旁生的肌理脈絡。像是書中常常提到原住民土地收歸國有卻得不到實質補助、小米文化改成種植高麗菜,這些看似「故事背景」的素材,反而正是原住民文學不可錯過的訊息。尤其書中對於七家灣溪一帶的地形與物候描述詳盡豐富:

因為七家灣溪一帶的耕地分布在海拔1,700公尺到2,100公尺的盆地和緩坡之間,四周環繞著3,000公尺以上的大山,一旦到了冬天,北風會從雪山和大霸尖山一帶,沿著七家灣溪谷吹襲而下,那些用赤楊木併排而成的工寮外牆無法完全抵擋刺骨寒風。為了因應這種特殊氣候,族人大都會往地表深掘1~2公尺的高度來保暖,然後再慢慢推疊板岩和赤楊木做外牆。也有人會專程到靠近Pyanan(比亞南)鞍部一帶的原始森林裡,刨掘紅檜樹皮拿來蓋在屋頂上,據說這種樹皮非常地耐用,而且因為有一種特殊香味,不僅愈燻愈香,也可以防止跳蚤、蛇類進入屋子裡。(頁134)

像這樣詳細的物候描寫,雖然未必能容易形構出某種具鑑別度、鮮明的(也極有可能是概念化、相當然的)文學意象,但詳細的「在地知識」卻是馬紹‧阿紀藉以展現在讀者眼前的圖景。情節發展、人物互動,雖是小說的主幹,但是唯有這些肌理的附著延伸,才能使「原鄉/源鄉」的時空動起來。

然而,歷史小說難寫,原住民歷史小說尤其難寫。巴代算是箇中大家,但他也深深體會到:「歷史素材的生冷與必然的沉重,稍稍不慎就有可能讓小說成為史料的堆砌與乏味的叨叨講述;而過度的虛構以求張力,又容易稀釋了作者想傳達的歷史觀。」(頁09)

這樣創作的為難,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原住民歷史」的缺席。我們日常在閱讀許多歷史小說或影劇改編作品,無論歷史背景是中國、西方、東亞等,我們都很容易在過往的歷史教育中得到基本的認識,或是可以在網路資訊非常容易得知史實概況。因而,創作者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可以簡省交代史實的諸多手法。真實的歷史與虛構的文學,也很容易在讀者既定的認識框架中比較,從而得知改編的效果。

台灣原住民歷史小說,往往沒有這樣的優勢。在過去乃至於現代,原住民的歷史、文化、風俗、知識都沒有機會成為基礎教育的核心。一般人對於原住民的認識微乎其微,過去所留下來的史料相對稀少,有許多部落史還有待田野調查與考證。在這麼艱難創作的環境下,原住民作家好不容易寫了一部小說,卻不免要考量是否趁此把一些值得關注的資料附錄其中。即使不是如此,就絕大多數的讀者而言,在對原住民歷史陌生的情況下,很容易陷入迷茫的時空中(弔詭的是,愈具體的時空愈讓讀者感到陌生),更遑論欣賞或理解小說家的用心良苦。

所以,在閱讀《記憶洄游》時,儘管我不免覺得故事前三章與後面幾章有很明顯的斷裂──前三章時空為2016年,後面回溯到1913年起,原本預期小說結尾會再收回到2016年的情節──,但我們依然能夠看出作者試圖以一枝「parker51」鋼筆作為串連不同世代與不同民族的信物。在文學創作上,這就是一個足以濃縮凝聚的道具,讓四逸的線索,隨著劇情的推進逐步收回。

從1913到2016,場景由泰雅深山部落跨越到日本北海道二風谷。相隔近二十年再出版新著的馬紹‧阿紀,創作的企圖與視野不可不謂宏偉。這也是當前原住民文化所具備的向外推拓的能動性,正如小說中日本愛努族Linda所言:「像台灣的政府,非常了解藉由原住民族的文化來強調島嶼的獨特性,才能突顯自己與中國大陸的不同。」(頁99)但可惜的是,我們能做的多,所做的少。這一路的洄游,艱辛異常。

──發表於《全國新書資訊月刊》2017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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