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台灣軍事外交史上最瞬息萬變的一頁。--《我在空軍那些年(1956-1983)》

2015/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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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台灣軍事外交史上最瞬息萬變的一頁。--《我在空軍那些年(1956-1983)》

作者成長於抗日戰爭初期,經歷過戰亂的顛沛流離;出生在空軍世家,在充滿理想抱負的青年時代,跟隨父親與兄長的腳步,加入了空軍,從此註定擁有精彩豐富的一生。
1959年自空軍官校畢業,派至作戰部隊,正值台海軍事緊張時期,共執行過三百餘次台海偵巡作戰任務,也曾與米格機在空中交纏。
1972年赴菲律賓三軍大學,遇上內亂,全國戒嚴,夜間枕邊一定得放把手槍戒備。
1975年越南淪陷前,在西貢擔任駐越南大使官的武官,親睹百萬的難民逃亡,在北越共軍進城前夕,戴著鋼盔倉皇逃出。
1978年派舊金山領事館,次年遭逢台美斷交,親歷遽變的局面。
退役後,於1983年進入華航服務,到退休為止,飛行生涯長達三十九年,一生中有一萬多個小時,停留在碧藍的天空中。

在不平凡的年代,每個人的故事都像傳奇一樣精彩。

 

內容試閱

西貢如鐵桶般的被包圍

南北越爭戰多年,在一九七五年的二月裡戰況高昇,急速惡化。一九七三年巴黎停戰協定簽訂後,五十萬的美國部隊陸續撤離,同時終止對越南的援助。但國內反越戰聲勢並未低盪,要求撤回美國子弟,談判換回數千名仍在北越手中的美國戰俘,為了要讓河內更滿意些,國會說阮文紹總統當政,戰爭便會繼續打下去,阮文紹下台,會更有利於在巴黎的和談進行。
一九七四年的春節後,北越在有利的雨季開始發動攻勢,僅以一個正規師留守北方,將十八個兵步師全部投入南侵戰場。
南越部隊節節退敗,情勢緊急,許多都市相繼失守,最後的決戰已成山雨欲來之勢。南越在彈藥補充,燃料短缺下,集中兵力,決定由中原高地往南撤離,企圖固守第三軍區所在地的首都西貢防線。這一舉措,造成人心恐慌,軍民意志動搖,紛紛不戰而退。自峴港棄守後,加速了後來的全局的挫敗。
峴港撤退時,一座監視北越最現代化的雷達站未及破壞,修護人員就先逃離,飛機無法起飛。可供作戰的F-5E/A、A-37及直昇機等各型飛機一百六十二架,戰車四百輛和大量的重要裝備就地放棄。軍人換穿短褲,打赤膊,攜帶家眷,混雜在難民潮裡盲目的南下逃亡。北越每攻占了一個城市後,下一個必成為空城。

我大使館的行動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二日,北越第六次增援進攻,南越部隊除在西貢以北的春祿有過一次兩晝夜的激戰外,已潰不成軍。北越正規軍以十四個配有戰車的步兵師,將西貢外圍防線團團圍住。
大批特工已滲入市內,掌握了城內兵力、交通、人文狀況。大量的小型武器以拆卸方式帶進城內,等待時機,裡應外合。
三月下旬,我國大使館奉命將非必要人員及眷屬撤離到曼谷待命。我和陸軍副武官黃肇南少校在四月四日遷往打高街,朱武官住樓下,我二人住二樓,相互照應。樓下門前有沙包堆成的碉堡,日夜有國內派來的憲兵警衛。
四月五日晚上,朱武官從外面回來,手中拿著一疊電報,向著二樓對我說:「第一件事,蔣總統(介石)去世了。第二件事,歸仁下午丟掉了,情況很不好!」。
第二天使館內設立靈堂公祭蔣公。越南許多政要前來弔唁。副總統陳文香擦著淚在簽名簿上用中文寫下感懷的話,韓國大使金榮寬也以中文簽下「英魂常存」四個字。
我白天裡忙著準備應變,晚上收聽廣播,設法了解戰局的發展。西貢有一美軍電臺,每十五分鐘播報一次新聞,但因受政府管制,對每日戰況的報導多不夠詳盡。北越的「前線解放(英、越語)電台」捷報迅速,雖然常誇張戰果,可信度仍高。
此外,要較完整了解整個戰局,有每週的二、四上午在美軍顧問團舉行的簡報可以聽取。美軍有十分完整的情報來源彙報系統。
四月十五日午夜,被隆隆砲聲驚醒,急到窗前觀望,看見北面硝煙四起,火光滿天,十六哩外的邊和機場遭到猛烈攻擊,許多飛機和一座彈藥庫被炸,黑夜中許多直昇機在砲火中緊急起飛逃離。跑道被炸,戰鬥機癱瘓無法起飛,轉降到附近西貢的新山一機場,損失嚴重。新山一機場已是南越可以控制下的最後一個重要空軍基地。
越南空軍在三月一日到四月三日的一個月裡共計損失飛機三百九十八架,其中絕大多數是沒有足夠的油料,無法起飛,全部放棄。

叛敵飛行員轟炸總統府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我在打高街樓上,忽聽見附近有飛機轟炸聲,連忙向窗外看,仰頭見一架南越空軍F-5A戰鬥機,正向距我不遠的總統府低空攻擊,附近地面防空火砲向飛機射擊,警報也立刻響起。
這架飛機來回俯衝炸射兩次,低空逃走。只見有一枚火箭命中總統府大樓的東北角上。當時阮文紹總統正在府內召開會議。
這次轟炸是一位南越飛行員在叛逃飛往北越前的作為。不久電台廣播說是一次「獨立事件」,要市民不要恐慌。
南越政府的空軍在美國撤軍後,仍擁有各型飛機約一千七百餘架,北越雖有俄製米格機,但空中武力薄弱,其後勤器材裝備與飛行員技術能力,皆無法和南越空軍抗衡,一直以消極綿密的防空火網,對抗空中來擊。
北越飛機主要部署在北部河內地區,這次南下作戰幾乎沒有使用空軍支援。在一九六七年的一年裡,美國在空中任務中損失二百九十架飛機,絕大多數是被地面防砲和地對空薩姆飛彈所擊落。
自峴港和百里居等地失守後,北越擄獲大量留置下來的美國飛機和裝備,便號召南越飛行員投誠。這些投誠的飛行員中,大都是因家屬都被淪陷在北面地區。
北越利用這一些投誠的飛行員,來協助訓練北越飛行員駕駛美製飛機:只經過地面簡單的講解,練習在跑道上滑行數次後,便由投誠的飛行員領隊飛向南方作戰。使用這一種兵力作戰,對地面的攻擊或可達到一些效果,若遭遇到空中的飛機欄截,稍一纏鬥,無疑的個個成為活靶,這種大膽奇特的作為在航空史上實所罕見。一般即使有經驗的飛行員,若要換飛另一型飛機,需要三到四個月時間方有能力作戰。
北越也出現過擊落美機的英雄,有一位飛米格十五機的Tran Hanh少校,曾擊落過美軍F-105D二架。

撤退難民,橫屍遍野
三月二十八日,我政府派出二批共四艘運輸艦從左營先後出發,駛往峴港,宣稱任務協助越南撤退難民,實際上是適機撤僑。
當首批兩艘運輸艦抵達越南海域時,峴港已在二天前的三月三十日棄守。兩艘艦便改航南下西貢,駛進河道狹窄的西貢河,停靠在新港(New Port)軍用碼頭。第二批另兩艘艦到達後停泊在西貢外海待命。
蜆港棄守之前已呈一片混亂。北越不時以迫擊砲向海岸港口、機場四周射擊。當時美國雇用二艘商船前往搶救難民,但無法靠岸,只能停泊在近海上。岸上盈千累萬的難民爭奪上船,無數的人墜入海中,一片哀號,海面到處浮屍,慘不忍睹。
救難的飛機到達蜆港,降落跑道上,被上萬的難民圍住。飛機不敢停留,一邊滑行,一邊由機員把難民一一拉上飛機,調頭起飛,已無救難而言。一位我國安全局派越的陳上校,由百里居逃回西貢,在大使館敘述逃亡經過時,激動得當眾哭泣。有一高姓華僑夫婦在蜆港搶登最後一艘船時,慌亂中失散六歲的兒子,在大使館客廳向許大使說逃亡經過時,那位太太因悲傷過度,精神失常,在坐椅上小便失禁,情境令人同情。
我政府派運輸艦來越的事大使館一直保密,但是當地華文報紙卻已公開,台北電視新聞都已公開報導。四月初,上萬的僑胞湧入我們大使館,申請辦理華裔身份證明,以便能搭來艦去台灣。
在吳廷炎執政時代,實施「越南化」,規定凡是在越南出生的華人,便算是越南公民。禁止公民離境後,除少數知名僑領外,使館無法認定華僑身份,只得凡是會說華語的人,一律發給所謂的「紙張(華裔證明)」,有紙張證明方許可登上運輸艦。
在國內國防部服務的溫伯勳少校的家人,從華埠提岸,攜帶簡單行李來武官處,表示已放棄一切世代家產,請求幫助他們上船去台灣。
我對他們說尚未得到離越命令,請他們暫回。溫少校的父親說:「白天我們在大使館牆外面等待,晚上睡在你們辦公室裡好嗎?」他們擔心大使館一旦撤離,無法獲得通知。結果他們家人在淪陷後五年,每一人付出七兩黃金獲准離開。溫少校現在華航服務。
一日,華航駐西貢分公司舒機春經理領著十多位當地年輕女雇員來使館。他凝重的說,這些女孩子若不能離開,後果必然悲慘,要求我為她們辦一張與館員結婚的「證明」,以便可以上船。
三月二十六日提岸知用中學教師李樹恆,在校園內被兩名偽裝學生的北越女特工射殺。李樹恆是越南華僑,國內政大畢業,返回越南在僑校任教,他太太黃漱梅是嘉義人,也是一位教師。
事情發生後,因為她們在越南出生的兒子是越南公民,不得離開。許多僑社邦長(僑領)、僑校校長和文化人士都各別接到恐嚇信,要他們「配合解放,戴罪立功」,惶惶不可終日。

外交道義何價?
越南海軍派一位Nug少校,陪我和由台灣趕來的海軍楊榮生上校去新港碼頭,建立我們來越運輸艦與越艦之間的通訊網,以便必要時相互支援。
運輸艦抵達後我多次開車通過新港碼頭一處側門,那裡平時僅有二名越南士兵閒散的輪流看守,多次通過都和他們以簡單越語寒喧,或贈送一些煙酒,故而熟悉。
我向大使許紹昌建議,可經由這一管道,用小車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先送一部分僑領上船,等待情況變化。
大使說:「中越為反共盟邦,在這個時候若將他們的公民(指越籍華人)送出去,將來如果我們再回來,怎麼向越方交代?」
我向許大使強調目前西貢已兵臨城下,越南政府已無暇顧及,可先讓僑胞上船做必要先期行動,西貢不守,帶他們去台灣,戰況好轉,他們仍可下船回來。否則一旦情況緊急,我們即使公開撤僑在時間上就來不及。
許大使是一位資深外交官,1950年韓戰期間,他是駐韓國釜山領事館參事,應該有一定的危機意識,但是他反對我的建議。他特別指示,無命令前暫不允許任何華僑登我運輸艦。
他說的「將來如果我們再回來」的說法,無庸置疑,是以千萬僑胞的命運在作賭注。我認為西貢失陷已在眼前,越南共和國將澈底淪亡,我們還會回來?
我每日向大使報告局勢發展,而他似乎不能了解越共主力已集結在距西貢一百哩邊境上的危境,隨時都可能對西貢發動總攻擊。
越南副總統阮高基(曾任空軍總司令,訪問過台灣)在電視上信誓旦旦的呼籲,全民一律留下,堅守西貢。並說:「只有懦夫才會跟美國人走」。兩天後,淪陷的前四天,他卻從美國大使館房頂上搭上直昇機,飛到美國第七艦隊西貢外海待命的航空母艦上去。
二十餘年後的1996年,我在洛杉磯機場見到他,那天他穿著一身牛仔衣,但未如過去留著八字鬍,他那天正在機場接機。在西貢時我和他會見過幾次。
我服務於空軍作戰部隊時,執行過多次作戰任務,也曾與敵機面對面遭遇過,但從未經歷過地面作戰,和面臨這樣危急不安的局面,內心擔憂。
在大使否定僅安排部分僑領先登我運輸艦建議後,我從越海軍Nug少校處借來一輛軍車,私下將十六名年齡十餘歲的華僑男孩子(均為僑領子弟),經由那處軍港側門送到運輸艦上。
三天之後,潛伏在西貢市內的北越特工,夜間向新港內的我運輸艦發射火箭炮,迫使我兩艦緊急離港,駛往東南方的頭頓海外停泊。此後越南的僑胞未再有機會上船。
Nug少校是越南海軍艦隊通訊官,為人沉默,相處幾日後,彼此有了一份患難與共的感覺。完成艦上通訊建立後,我問他是否回艦去。他說:「我的艦已奉命出海。原想回平隆家鄉,平隆已經失守,不知道我家人現在何處?」
我問說你是南越海軍,家人會不會受到迫害?
他說:「Positive(肯定的)!」
那些天西貢報紙報導,越共在淪陷的順化和峴港兩地,已展開清查。我贈他一百元美金,一箱速食麵和一件香港衫,他黯然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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