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縱觀中國文學思想自孔子到近代文學的發展史!--《中國文學漫論》

20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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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縱觀中國文學思想自孔子到近代文學的發展史!--《中國文學漫論》

本書以文化研究的視角,剖析人與文學、文化三方面的交互影響,從孔子思想到當代流行的文體,深入淺出地闡釋了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演變之歷程,藉由東西方思想的差異對照,反映出古今中外文學學者的思想變遷,是融合文學、哲思與社會各層面的跨領域文學研究專著。

 

內容試閱

第1章  孔子、柏拉圖文藝思想之兩點比較

翻開《論語》和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錄》,從孔子對文藝的只言詞組的評論到柏拉圖對文藝洋洋灑灑的生動論證,在思想上,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就是他們站在所屬的階級立場上,強調文藝的傾向性和功利主義,提倡文藝為統治階級服務;在涉及文藝問題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對文藝的本質即文藝的社會功能作過一些探討和評價。不同的是,在思想孔子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人道主義精神,並能體現出一定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而柏拉圖則具有一定的專制性和禁欲主義、神祕主義,表現出更多的唯心主義和反現實傾向。當然,在有關美的本質,美感心理特徵,創作靈感的某些方面的探討,柏拉圖不乏深刻之處,是孔子所不及的;不過,本文不打算對此作出評述,僅從文藝的傾向性功利觀以及藝術的社會功能這兩個方面作有限的探索性比較。

一、「仁禮」之制和「理想國」──關於文藝傾向性、功利觀的比較
特定時代、社會、個人的文藝思想都會不同程度地反映特定社會、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和基本思想,都會不同程度地(或大或小),在一定範圍內(或廣或狹),接受同時代統治階級思想的制約和規範,體現出特定的思想傾向和鞏俐價值觀念。恩格斯認為,文藝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某種傾向的代表;普列漢諾夫也指出,一個政權只要注意到藝術,總是自然地偏重於採取功利主義的藝術觀。文藝發展史的事實也說明,文藝的傾向性和功利性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孔子、柏拉圖表現出來的最強烈,給人印象最深的也正在這些方面。只不過,孔子是把傾向性、功利觀納入他的「仁禮」的規範中,柏拉圖則將它們滲透在他的「理想國」。
孔子所處的時代,西周以來的禮制受到了極大的挑戰,禮崩樂壞成為既成的社會事實,新的政治、倫理、道德觀念興起。面對禮的崩潰,孔子企圖挽狂瀾於既倒,扛起了復禮大旗。但是,他不是簡單移植和重複「周禮」,而是根據時代需要和他的主觀認識與理解,加進了「仁」這一新的內容,構成了以禮為核心,以仁為重要輔助手段的政治理想。他把以政治倫理為主的禮與以道德、人道為內核的仁編織成了一幅政治生活、倫常感情、內心修養、道德自我完善、血緣關係等縱橫交錯的經緯網,形成了獨特的、統治中國達幾千年的政治理想和實踐生活準則。禮是制度、法網、秩序,是保障王權永恆的支柱和立國的總原則;它以一種偏重於政治倫理的力量,支配著人們的行為,要求人們理性的、實質上是被動地服從它,要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1。按荀子的解釋,「禮」是「先王惡其亂」的產物,因此,它的本質和內容是政治的,具有強制性。「仁」是「禮」的補充。如果說,「禮」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理想的本質和內容,那麼「仁」就是實現「禮」的一種有效途徑。它是一種更高、更深刻的道德要求,偏重於個人的心理、情感選擇和判斷。和「禮」相比,「仁」把外在的異已的社會政治力量轉化成個人道德修養的自我完善,把非自覺地接受「禮」的約束轉化為自覺的內心要求和自我限制。一句話,提高了人的主體的地位。但從實質上和目的上講,「仁」和「禮」一樣,都是一種統治術。「仁」明確提出了個人本質的錘鍊,強調人內在的自我意識和自我存在價值以及人在社會中的責任與義務。一方面,它是「禮」在人心靈上的更深刻的滲透,具有明確的政治性;另一方面,它以「仁者愛人」為基礎,又體現出一定的人道主義,在政治上又會表現出民本傾向和批判精神。孔子的文藝思想有一定的進步性,與「仁」的關係是分不開的。
「禮仁」理想在文藝方面的具體表現,就是文藝的傾向性和功利原則。孔子認為,一切文藝都應當接受「禮仁」的全面約束。「禮仁」是文藝的出發點,「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禮仁」是文藝創作的規範,孔子要求「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強調「歌樂者,仁之和也」,「禮仁」是文藝的最終目的和歸屬,「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授之以政」,只有禮樂興,才會「刑罰中」。正如《淮南子‧立術訓》篇所指出的,「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所謂「諭文王之志」,也就是借鼓琴之樂為「禮仁」服務。「禮仁」是檢驗具體作品的標準,在批評和欣賞過程,「禮仁」標準與美學標準相結合,就構成「美善」統一的原則。魯國季氏演出了「八脩」樂舞,孔子極為憤怒,「是可忍,孰不可忍!」魯國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大夫,祭祀時演出了《周頌》中的〈雍〉,孔子也極為不滿;而歌頌以武力征服天下的〈武〉樂,他認為形式是美的,可內容因與「仁愛」原則衝突,故未能「盡美」;相反,《韶樂》因「美舜以德禪於堯,又盡善,謂太平也」(鄭玄注)與孔子的「仁」相一致,因而是「盡替盡美」的,聽起來就會「三月不知肉味」,既得到了思想上的滿足和心理平衡,又獲得了美的享受。
柏拉圖生活在伯羅奔尼薩戰爭前後,當時雅典政治生活急劇動盪,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階級矛盾,貴族與民主黨之間的角逐都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結果,貴族失勢,民主派掌握了權,舊的傳統遭到了破壞,新的風氣逐漸樹立。就是在這樣一個風雲激蕩的變革時期,柏拉圖旗幟鮮明地成為民主派的對頭,企圖挽救舊的貴族階級的統治和它們的意識形態,藥方就是「理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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