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川漢鐵路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引爆線!?--《崩潰的帝國--重回晚清保路運動現場》

2017/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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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川漢鐵路竟成了辛亥革命的引爆線!?--《崩潰的帝國--重回晚清保路運動現場》

▍四川保路運動,造成武漢軍防空虛,武昌起義遂告成功。
▍查閱大量史料,力求客觀真實地描繪出保路運動的始末根緣。

1911年夏天,在四川保路運動那股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浪潮中,各種政治勢力錯綜複雜。官場當權者、立憲派和紳商群體、革命黨和同盟會、神秘的江湖袍哥組織,以及被裹挾其中的七千萬四川民眾,因為各自的處境不同,利益不同,參與革命的態度千差萬別。是革命理想還是利益追逐?各種政治勢力在保路運動中都做了什麼?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的源頭又是什麼?本書查閱了大量史料,力圖重新回到保路運動現場,客觀真實地記錄一百多年前的那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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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一章 新政與鐵路公司】

  兩個總督的一次密談

  一九○三年初夏,時任熱河都統的錫良接到朝廷一紙調令:新任命他為四川總督。此後電文頻頻發來,促其上任。
錫良(一八五三~一九一七),字清弼,蒙古鑲藍旗人,同治十三年進士,仕途從山西任知縣開始,歷任知州、按察使、布政使等職。一九○一年,錫良署理河南巡撫,兼管河工事務。在此期間,他大力整頓吏治,積極引進人才,大膽創辦學堂和礦業公司,政績顯著,聲譽鵲起。
  朝廷後來擬調他任熱河都統,豫人不讓走,由法國主教安西滿出面率眾挽留,可是朝廷不給面子。安西滿又發電報給兩江總督端方、湖廣總督張之洞,試圖讓這兩位頗有新思想的大臣援手挽留,張、端二人無權處置,感到棘手,將電報轉至軍機處和外務部。錫良得知這一系列情況後,認為不妥,向朝廷上奏摺,剖白心跡,並著重強調,如果任命朝廷官員受外國人左右,則是國之屈辱。光緒帝批復了錫良的奏摺,讚歎此人是「難得的忠臣」。
  這份簡單的履歷表至少說明了兩點事實:一是滿清貴族錫良較為熱心於辦新政,二是錫良對清廷絕對忠誠。
  接到四川總督的任命,錫良赴任途中,行至北京,拜會了身在軍機中樞的湖廣總督張之洞。
  張之洞出了名的怪脾氣,待人清高傲慢,驕蹇無禮,但是錫良此次來訪,他卻例外,敞開了大門迎客。種種跡象表明,京城的那次密談,不僅是官員之間的禮節性拜訪,而且另有極豐富的實際內容。
  據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年譜》載:這之前兩天,張之洞剛剛送走了盛宣懷,張、盛二人都是清末新政的熱心推行者,尤其熱衷於鐵路。「公以一人智慮難周全,留之同議。不可。自至車站挽留,又不可。乃同車至豐台。」以張之洞的身分,這樣再三挽留,直到同乘一輛火車遠送,實為罕見。當時盛宣懷正在主持滬寧鐵路向英商怡和銀行借款事宜,張之洞與盛宣懷的這番交談,其內容大致可以想見,和此後不久張與錫良的談話,聯繫密切。
  張之洞署理湖廣總督後,先後建立了湖北槍炮廠、湖北鐵路局、湖北紡織官局、大冶鐵廠等,辦教育,練新軍,開埠通商口岸,派遣學生赴日、英、法、德等國留學,是晚清有口皆碑的洋務派代表人物。錫良與張之洞這次見面,商討的話題主要是修建川漢鐵路。三年後,張之洞在給光緒皇帝的一封奏摺中透露了當時會談的內容:「臣光緒二十九年在都時,深知此事(指川漢鐵路)情形日緊,四川總督錫良臨行前,與之詳切籌商,錫良深以為臣言為然,甫出都門,即將川漢鐵路與臣商定之大旨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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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天下未亂蜀先亂】

  保路風潮的各種勢力分佈

  當湘、粵、鄂省為鐵路權鬧得不可開交時,成都方面「尚且寂然不無動作」,頂多只是來點溫文爾雅的抗爭,而抗爭的目地也只是為了要回路款。一個叫石體元的當事人在《憶成都保路運動》一文中回憶道:「鐵路公司於四月底接到了清廷初六、十一兩個命令,特約集各法團和駐省的股東於五月初一日在公司內會商應付辦法。到會的人數不多,諮議局的常駐議員全體出席,情緒尚不過激,對收歸國有問題初未極端反對,只要求政府把商辦公司歷年的用款和上海的倒賬、開工的費款,一律承認,償還六成現金,搭用四成股票,並把宜昌所存現金七百餘萬兩和公司陸續收存的股款,統由此次召開的特別股東會自行議決處理。公司即根據這個決議,具文呈請督署轉電清廷……這次會議,完全遵循法定程序,作平和的請求。」
  當時有一份影響力巨大的刊物為《蜀報》,主筆鄧孝可,在《蜀報》上頻頻著文,盛讚鐵路國有政策,提出了「爭款不爭路」的口號,只要求政府承認和償還四川民眾的股款,其發表的《川路今後處分議》一文,代表了四川省紳商立憲派主流的觀點。
  文章中說:川人對鐵路國有和四國借款,不主張從根本上反對,只提出有條件之要求。理由是,借款如能通過資政院,不以鐵路作抵押,借款又有確實的用途,償還時不波及川路,就不必作「根本」的反對。政府收回鐵路如果能按期速成,以政府龐大的實力,將來或能擴建為川藏鐵路,同時修路時如果能用川人、購川材,就不必爭論國有還是商辦。鄧文中還強調說:鐵路國有可以免除租股的擾民累贅,將來政府退還了路款,四川省可以用這筆錢來「辦幾件至要至善之事」,如擴大川航事業、扶植川省銀行、籌謀教育基金、興辦礦工各實業等。鄧孝可的文章通篇洋溢著和平基調和樂觀主義情緒,與後來立憲派在保路運動中的激烈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鄧孝可(一八六九~一九五○),字守源,四川奉節人,早年曾與蒲殿俊等赴日本留學,經常與一幫留學生邀約了去箱根國立公園看櫻花。當時立憲派魁首梁啟超先生就住在箱根附近,鄧孝可等人借看櫻花為名,實際上是去聽梁啟超講演。一九○七年,鄧孝可回國後投身於實業救國,遊說夔州府知府,得其支持,以官本三萬兩白銀創辦了官督商辦的夔府寶華煤炭公司,統買統銷夔州府屬各煤窯的煤炭,由鄧孝可親任經理。一九○九年,四川省成立諮議院,鄧孝可作為夔州府的議員代表,被選舉為諮議局文牘部主事。將夔府寶華煤炭公司經理一職,交給了其胞弟鄧孝然。
  為了更加有效地掌握輿論工具,一九一○年八月,由省諮議局骨幹議員和紳商頭面人物集股五千元,成立了以蒲殿俊為社長,朱山為總編輯的《蜀報》社,並將《蜀報》作為省諮議局的機關報。《蜀報》從一九一○年八月十五日創刊,出版六期之後,改由鄧孝可接任主編。《蜀報》主要內容是宣傳預備立憲和地方自治,間或也討論國學,評述外著。蒲殿俊、蕭湘、鄧孝可、楊任欽、葉治均、黃言昌、沈宗元、白堅、程瑩度等四川立憲派重要人物,均有論著或譯述在該報上發表。鄧孝可更是以其才思敏捷、文筆犀利而馳名。《蜀報》發行量一千多份,四川許多州縣都設有代辦處,重慶、上海、北京等地還設有分售處。該報內容豐富,規模較大,印刷和裝訂都比較精美,一時被稱為蜀中報業巨擘,在四川各界特別是在社會中上層有較大的影響,鄧孝可也因此成為四川省家喻戶曉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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