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軒
以文學寫歷史，向來是許多小說家最喜歡也最有使命的創作理念。讀者常常能夠看到以小人物的故事描寫大時代的起伏轉折，以小見大的書寫模式，說起來並不使人陌生。潘宙的《船上的人》（2016）承續前一本小說《烽火越南》（2014）共同都有個「越南大時代小說集」的副標題，可以看見潘宙以此主題貫穿全書的企圖與動機。
談到創作動機，在《烽火越南》的序文提到偶然閱讀一篇談論越南華文創作的文章，當中描述「南方解放後的十數年時光就像流水般平靜的自流」引起了潘宙的訝異，他認為縱使身在越南下筆有所顧忌，但「不是還有明明有一場叫做船民潮的震驚世界大逃難嗎？」（《烽火越南》，頁4），所以作者希望能夠完成自己一度中斷的文學創作，能夠以此為題材書寫那個時代的悲歌，好讓人明白那個時代「什麼都是，就是不平靜」。
或許因為這個歷史地域的因緣，反而使我們在閱讀潘宙的小說時，產了一股陌生化的效應－－因為距離而產生了特定的文化美感。然而，潘宙小說的價值卻不是僅僅建立在題材的新穎，尤其是《船上的人》一書，處處可以看到作者創作的追求新變的許多嘗試。
「船」，根據作者的解釋就是越南語的tàu，若是大寫就是指「中國」的俗稱：
官方用語稱我們為「華人同胞」，民間用語則仍稱中國為「竇」，華人為「逗人」－－意思就是「船上的人」、「船民」。（頁4）
因而「船上的人」具有多重指涉，一方面指的是越南華人在近代的一次偷渡潮中，紛紛奔離自己的越南；另一方面又隱約暗示者他們的華人血統與北方的中國隱隱約約有著難以複雜的勾連。
在〈採訪〉描寫越南政府推行「工商改造運動」，影響了越南華人的生意人，而被中國政府指責越南排華，雙方談判破裂，中國政府放話要派船來接回華人，而越南政府完全不加攔阻。中國並沒有真的派船來，但是在故事中，走與不走，國族、血緣、文化、政治等等因素，糾纏著每一位越南華人的去或留。他們看似有了選擇，卻是被時代放逐的一群。許多華人可能對於越南政府並沒有認同或信心，但是上面的中國於他們而言同樣的陌生，《解放日報》上盡是「短命字」（簡體字）（頁34），他們的將外地華人辨識為「花人」，卻因為在地生活了大半輩子竟然忘了自己同樣為「花人」（頁52）。
但是同時〈社交網〉上老同學，對於威權中國有著近乎「斯德哥爾摩徵狀」，高舉中國政府的種種美德，一率隱惡揚善，簡直與敘事者活在平行時空當中，那種片面肯定中國政府與中華文化的意識形態，卻完全無法踏踏實實地回答關於中國歷史的文史掌故。
越南華人對於中國政府與中華文化的情感，可以說是整本小說的一個小小的主題，此書最主要的隱伏於不同的篇章而共有的趨態，在處理各種越南華人偷渡到外國的那段艱辛的歷史：
原來對中國心存疑慮的不只我一人；原來那個巨大、遙遠而深不可測的中國，對我們來說不過是一個出口，和外面風高浪闊的大海一樣，是一個離開這裡的機會，中國的船不來，我們照樣可以自己找船，自己計畫另一段航程，而同樣巨大、同樣深不可測的南中國海，好像比那片古老的大地還要更安全更可靠一點。（頁45）
偷渡潮在《烽火越南》的〈有一年除夕〉、〈江湖〉都曾描述；不同於前作的差別，潘宙在《船上的人》對於偷渡潮的故事，利用了不同的敘述方式、不同的故事片段、不同的家戶、場景，各自拼湊出一個大時代的動盪與不安：當時偷渡幾乎是公開的秘密，想離開的人，首先必須有一定的積蓄，換成美金打通關（〈天台〉）。常常沒有辦法全家都出去，能夠上船的，還必須面臨檢緝、海盜（〈綠豆冰〉）、海難（〈血一樣的晚霞〉、〈紅毛丹〉）。如果順利遠渡重洋，會先在難民營滯留數個月不定──當然家人會等候出門的家人來信（〈紅毛丹〉、〈有一年除夕〉）－－，然後才等候機會前往其他國家定居。這些偷渡的越華，背負著家人的期盼，能夠給滯留越南的家人提供經濟上的資源（〈我們的城市〉、〈來孩兒〉）。
用不同的形式反覆拼湊歷史的圖景，是潘宙的小說一個聰明的書寫策略。一方面可以構築約略的輪廓，另一方面保持了各篇不同的主題，避免高度重複的題材可能會帶來的疲乏或黏膩－－正如〈江湖〉所言：「有關偷渡的故事已經被寫濫了，投奔怒海的悲情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已不能令讀者感動」（《烽火越南》頁34。）－－說起來，面對大歷史的故事寫作，潘宙的〈橫槊江山〉也曾以六萬字的篇幅處理越南近代的政治紛亂。但相較之下，無論在人物刻劃、情節安排、敘述節奏等各方面，都不如其他短篇小說來的精采深刻。
以文學書寫歷史或許沒有什麼特別的，但是在故事中反覆申說（俏皮一點，可說成另一種「偷渡」）文學觀，反而是潘宙小說非常值得觀察的面向。〈橫槊江山〉的革命黨人幾乎都是從文藝社團出身，情節發展中他們不時也會對於文學提出各自的看法，有的人主張先寫歷史再寫小說，但也有人意識到，緊貼和著歷史而創造的文學，時過境遷便失去了支撐其為文學的力量。到了《船上的人》幾乎就以〈老五〉一篇為代表，老五是一位小說家，作品常常發表於港台，「打進了主流市場」，但是老五總是偷渡不成，故事的結尾給了提出了異想：
我忽然有個奇怪的想法，這大概就是他屢次偷渡都無功而返的原因了，他要是無驚無險順利偷渡成功了，又怎能寫出那些小說呢？（頁116）
國家不幸詩家幸，文學家的使命或許不在於能夠創造出一篇又一篇滿足讀者美感需求與想像的文藝作品，而是期盼著「一篇篇小說記錄外人難以知悉的暫時生活型態，戰後更慌亂不安、更不為外人所知的一切，也需要透過文學作品中實地記錄下來」（頁116）。
當歷史遠成故事，故事便會遠成傳說，如同〈無盡的星空〉所言，沒有人在歷史發生的當下能夠清楚意識到自己處於重要的起點──小的「竇」，是那紛亂的大時代中前程未卜的孤帆遠影；大的竇，自始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畢竟它從來沒有停留，甚至沒有來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