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現全球化時代下的亞洲視角。--《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7/4/28  
  
本站分類:創作

展現全球化時代下的亞洲視角。--《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進入21世紀,「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成為推動全球化的兩股動力,促使各地人、事、物的交流愈加頻繁,也催生文化與知識的再創造,形成全球化與在地化、中心與邊緣互相抗衡的現象。

藉由流動與傳播的進路,臺灣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學或文化,都無法拒絕外來資源滲入或被阻隔在世界之外,特別是位於海洋與大陸邊界的臺灣,它在航海上所具有的關鍵位置,也正是它在文學、文化上擁有的優勢,開放、流動、創新,正是臺灣文學的本質與獨特精神。

全書共十九篇,各篇論文依循「文化流動」或「知識傳播」兩大主軸,以臺灣文學為主體,採取相互參照的模式,擴及對亞太人文的關注,藉此展現全球化時代下的亞洲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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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戰後臺灣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從魯迅到于右任──兼論新/舊文學地位的消長】/黃美娥(節錄)

一、前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佈投降,自此臺灣文學史便步入「戰後」階段。面對戰後的到來與日治的結束,臺灣與日本、中國之間原有的文學互動狀態,為此產生重大改變,其間所發生的文學場域的調整、平衡,其實滿佈著延續、斷裂與嫁接的複雜張力關係,值得細加咀嚼。對於這段需要以更為動態的「臺灣文學新秩序的生成與重構」視角,去看待與詮釋的戰後臺灣文學轉型、發展過程,過去學界較為常見的論述內容,主要包括:其一,從後殖民史觀出發,以「跨越語言一代」描述臺灣新文學日語作家群所處的「去日本化,再中國化」創作困境與艱難心境;其二,從《臺灣新生報》「橋副刊」論戰聚焦省內、外文人的交鋒與交流狀況,以及剖析鄉土文學論述在臺灣文學史上的位置與意義;其三,關注戰後初期新現實主義的話語內容與魯迅熱潮湧現的現象;其四,勾勒國共內戰官方派系權力鬥爭樣態,以凸顯臺灣文學被國族政治所箝制的文學特質;大抵以上持論精彩,唯因較集中於新文學面向的討論,以及偏重關切省內、外作家在左翼文學的合作情形,故不免有其侷限性。那麼,究竟從戰後初期開始的古典文學與右翼文學實際發展狀況如何?其與新文學或左翼文學有無連結、對話與對峙關係?而箇中交錯、互涉或角力現象,對於往後的戰後臺灣文學發展,又會具有怎樣的刺激與影響?上述種種疑問,說明了唯有更為全面的釐析與關照,才能獲致更多真相。
  針對以上情形,筆者曾經撰寫過〈戰後初期的臺灣古典詩壇(1945-1949)〉一文,略加闡述了臺灣本土古典詩人在戰後初期的創作梗概,與省外來臺詩人、官方右翼有所互動的原因背景,以及古典文人如何將「漢文」寫作視為一種「資本」的挪用,以與新政權、外省文人進行文化協商、斡旋或抗議,卒而穩固原有的文化地位,或嘗試掌握自我主體性的複雜面貌。而本文在此則擬另就一個特殊現象談起,並以此作為本文問題意識形成的一個基點,此即有關魯迅在戰後初期臺灣的傳播熱潮與消退問題。對此,日本學者中島利郎所編《臺灣新文學與魯迅》是目前為止最為重要的學術著作,書中有關戰後臺灣文學與魯迅密切關係的研析,至少就收錄了陳芳明〈魯迅在臺灣〉、下村作次郎〈戰後初期臺灣文壇與魯迅〉、黃英哲〈戰後魯迅思想在臺灣的傳播〉等文;而諸篇除了鋪陳戰後初期臺灣對於魯迅接受風潮的相關原因、作品散佈概況、重要傳播引介者與管道途徑之外,陳、黃二人另亦觸及右翼文學對於魯迅其人其作的反對現象。其中,陳文主要舉出1947年魯迅風潮消退以後,國民黨反共文藝政策下的反魯情形,這包括與魯迅打過筆仗的作家陳西瀅、梁實秋、蘇雪林等右翼文人作品,在魯迅缺席狀況下的重新出現,以及鄭學稼、劉心皇撰寫扭曲式傳記塑造魯迅負面形象概況;至於黃文,則是注意到更早之前,於魯迅風潮尚存之際,已有一位署名「遊客」者, 1946年10月就在具右翼色彩、與國民黨密切攸關的《正氣月刊》發表〈中華民族之魂〉,去攻擊魯迅與許壽裳。是故綜合陳、黃二人所述,可以發現要討論魯迅在戰後初期臺灣接受熱潮,固然需要審視台灣本土左翼文化人如楊逵、藍明谷與省外文人許壽裳的推手角色意義,實則同樣不能忽略右翼文學的反動現象,亦即需要左/右翼雙方合觀,才能察覺更為深入的戰後臺灣文學史內在樣貌。
  不過,更耐人玩味的是,陳文所述固然突出了右翼新文學家與魯迅在臺風潮的對抗性狀況,唯若進一步考掘黃文所謂「遊客」之文,其人實際身分乃是曾因1932年「詞的解放運動」,在上海與魯迅發生筆戰的曾今可,則相關情形就愈顯曲折。事實上,曾氏在臺灣具有多重身分,他不僅擔任過《正氣月刊》、《建國月刊》主要編輯者與執筆者;更為重要的是,他還成功扮演了當時臺灣省內外古典文人往來交流的詩人橋樑的聯繫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于右任於1949年10月來臺,至1964年11月10日過世為止,曾今可一直積極介紹很多臺灣詩人與右老相識,並透過小型詩會,或全國詩人大會的舉辦,拉近于氏與臺灣詩人的距離,進而促使于右任快速成為本地古典詩人心中的詩壇領袖與創作楷範。
  綜上可知,曾今可早在1946年10月便已出現反魯言論,洎自1949年于氏來臺之後,則是轉而致力鼓吹于右任成為臺灣詩壇領導者的形象,故從反「魯迅」到尊「于右任」,透過曾今可行為側面顯示,在戰後臺灣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魯、于二位文學典範的事實。而不僅於此,對於于氏這位古典詩壇領導人,鍾鼎文在紀念于右任逝世所撰專文〈于右任先生與新詩〉中言及:「于右任是我國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不僅寫舊詩的先生們一致尊稱他為『詩宗』、為『詩豪』,公推他為我國唯一的『桂冠詩人』;就是寫新詩的朋友們,也都同樣的尊敬他,崇拜他,公認他是我國當代詩人中最偉大的一位。……于先生的詩代表一個傳統,一個時代;于先生的死,也意味著傳統的總結,時代的邅替,新詩人們應該更加努力,在民族性與時代性上做更深度的把握……」,在其筆下,于右任具備了同時博得新、舊詩人一致推崇的偉大能力,但也指出于氏的死亡,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就是「傳統的總結」,並且隨之而來的是「時代的邅替」,因而號召新詩人後續應更加努力與做更深度的把握。
  但,所謂「傳統的總結」、「時代的邅替」所指涉的是什麼意思呢?鍾鼎文之文是否暗指了于右任之死去與新詩界的未來發展有著某種因果關係?倘若再參酌曾今可在1969年發表〈日本詩人對漢詩的研究〉一文時的慨嘆,或許有助揣測箇中涵意。曾氏指出:「日本人研究漢詩的著作,比我國出版的這種著作還多,而且是有系統的研究、出版。……這風氣已普遍於世界各文明國家,而我們自己卻相反。教育部文藝獎金中的詩歌獎第一屆得者為于右任先生,全國贊成;第二屆得獎者為陳含光先生,自然也應該是全國都贊成的,但卻遭新派的攻擊,以後這種獎金自然都於新派了。」如此一來,藉由鍾氏與曾氏二文的敘述,便可了解于右任的過世,不只是全國詩人典範的消失,還更標誌著新詩派勢力比起舊詩派為之躍升,從對于右任得獎的「全國贊成」到陳含光的遭「新派攻擊」,僅僅一屆獎項的時間差距,就已披露了傳統文學/舊詩地位的徹底失勢,而這正是鍾鼎文所暗指于右任死後,屬於新詩人的時代真正要來臨了。
  至此,已能知悉,于右任在戰後臺灣文壇的角色扮演及其意義,顯與左/右翼文學、新/舊文學的在臺發展息息相關,箇中情況值得深入探索,而這也正是本文注意到了于氏個案的重要性,並選擇以魯迅到于右任相關文學典範的建構與挑戰現象之探索,做為主要研究軸心的關鍵所在。此外,如前所述,若要明白其間來龍去脈,必須上溯魯迅接受風潮的盛衰,而後再去追蹤于右任典範的出現與消逝意義,這樣將能發現更為幽微、豐富的文學史意涵。
  不過,更細節的討論是,為何魯迅與于右任能脫穎而出,一躍成為時人心中的作家典範?戰後有關魯迅與于右任的接受情形及其文學史語境為何?其中,有關魯迅在臺灣接受史論述已夥,不過倘若右翼文人曾經對其表示擯斥,則如此現象,也在提醒我們需要重新理解當時文壇的多音交響、眾聲喧嘩實況,才能在為人熟知的左翼意識型態與現實主義美學相關論述之外,從事更多的考察工作。此外,在于右任方面,究竟又是憑藉什麼而能獲致各界好評?但他既能成為新、舊詩人眼中的詩豪與偉人,則自其來臺後的1949年至1964年間所鞏固的十五年傳統文學、舊詩地位,何以又會因其過世,就旋即被宣判出「總結」的命運?舊詩、舊派文學的地位因何如此脆弱?新派勢力何以能夠瞬間翻轉?顯然,其中仍有諸多問題必須釐清,一切尚得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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