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篇書評07】結束,然後呢?:讀陳以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2017/4/6  
  
本站分類:藝文

【百篇書評07】結束,然後呢?:讀陳以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結束,然後呢?
──讀陳以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有一篇小說〈牆〉,描述主角因冤獄而入死罪,在即將處死的前夕,於獄中的見聞。由於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身分,這篇小說向來也被理解為逼視人類存在的偶然性問題:牆是我們存在的界線,當我們被推擠到死亡之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來告訴我,說我可以安然回家,說他們已經饒了我的命,我還是會感到漠然:當一個人失去了永恆的幻覺時,幾小時或幾年的等待,對他來說完全是一樣的。(《沙特小說選》,頁27。)

  我幾乎是抱持著這樣的期待而觀賞陳以文《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這是一部劇本,雖然我並非期盼著這齣戲探究任何存在主義式的提問,但我總想著,在最後一天,死刑犯的內心會有怎樣的情感交織?會有怎麼的如日常(卻極非常)的一日?《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改編自雨果的同名小說,陳以文將故事的人物與場景做了許多改編,省去聆聽庭判的開頭,故事幾乎都發生在監獄裡。陳以文的版本有不少人前來探望死囚,原著卻是以死囚的第一人稱自述為主要基調。凡此種種差異,當然都可以看出改編者的新創,不過原著與改編的大旨卻是如出一轍──質疑死刑存在的意義。

  廢死的問題這幾年來在台灣一直充滿爭議,雨果原著的譯者吳坤墉與陳以文都明言,從小說翻譯到劇作改編,乃是因運台灣近年的廢死議題而生。無論是原著翻譯或是改編,他們秉持著「藝術關懷社會」(頁A134)的精神,希望藉由小說與劇作,讓大家重新省思死刑執行之後可能會留下懸而未解的問題。

  直到如今,許多人(無論是否為受害者家屬)對於死刑的概念與想法,仍然基於懲處或報復的心態,但果如其然,真能使各方面的傷害得以療癒而圓滿落幕嗎?實際上,問題也許比我們思考的還更複雜深遠。

  且說說一部通俗電影的小片段。李連杰主演的電影《霍元甲》裡頭有一幕:年輕氣盛的霍元甲受門下弟子誤導前往挑戰秦爺,一番激鬥之後,秦爺死於霍元甲手下。然而秦爺的義子趁此殺了霍元甲一家。故事的畫面帶到了霍元甲衝進對方家門,秦爺的義子立即以「一人做事一人當」為由自刎,情緒激動的霍元甲根本來不及反應……。在這個電影虛構的場景中,霍元甲再有多少的憤恨與怨氣,根本都不是手刃凶手就能夠解決的,若以處死對方為解決問題的方式,那麼我們恐怕就過於簡化與漠視了被害者家屬的心理傷害與情感依歸,不顧他們是否能夠得到完善的療癒或圓滿地解決。

  類似的問題,在陳以文的《死刑犯的最後一天》也很明確地藉由受害者家屬的身分提了出來:

這個社會有允許我有自己的看法嗎?除非那個看法跟他們一致,不一致就被當成比你還可憎的怪物。但判決定讞後,什麼都告一段落,生活種種要回歸常態了,這才是我真正需要人幫助的時候。我的生活該怎麼過?大家用什麼眼光在看我?很少人管了,大家只關心你判死刑沒?槍斃有沒有拖很久?那我到底獲得了什麼公道?(頁B76 )

這段告白安置於全劇最終,意旨相當明確清楚,可以說是把雨果原著的潛台詞給搬上了舞台。這樣的確能夠讓觀眾在前面的種種鋪陳過後,有一個明確的思考立基點;但這樣過於淺白直接的教訓,儘管以受害者家屬的身分來維繫發言的立場──回應支持死刑的團體時常有的「假使你是受害者家屬」式的提問──,卻使得全劇在結尾之際,原本飽滿的情感一下子宣洩奔騰,缺乏了引人逗留的氛圍,觀眾或讀者似乎只是莫名其妙地上了一課,然後呢?

  是啊,然後呢?

  二○一四年台北捷運發生駭人聽聞的鄭捷隨機殺人案,又一次引發死刑存廢的討論,兩年後的5月10日法務部以猝不及防地處決了鄭捷。當新聞媒體紛紛採訪受害者家屬時,固然有不少家屬認為正義得到伸張,但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母親聽聞鄭捷伏法,在鏡頭前慌張而驚訝地問:怎麼會這樣?

  即使這位家屬一時的反應不足以成為支持或反對廢死的任何理據,但是那種真實而慌亂的感覺,那種認為事情不應該就這樣結束的期盼,似乎還是比陳以文敘述的受害者家屬來得更加地真實而有血肉。

  在雨果所處的那個年代,死刑存廢的討論正熱烈;然而根據彼得‧蓋伊《史尼茨勒的世紀》對此的研究:「到了一八六○年代前後,正反雙方所能提出的論證幾乎都提出過了,後來的辯論只是為原先的論證補充一些偽科學的證據和統計數字」,蓋伊並且引用英國死刑廢除論者畢曉普的論著指出:「廢除死刑的爭議是一個你無法再添加任何新意的辯論」(《史尼茨勒的世紀》,頁175)。

  在雨果的那個世紀已然如此,更無消說當代台灣對此的種種議論,哪裡是需要一齣舞台劇中的被害人家屬來增添一點大家都已經(或極容易)知道的觀察視角?如果對於廢死的議論無法增添任何新見,我們期盼的不過就是藝術的感發人心的魅力,能不能於此關竅處,有更多感性的誘發而非貌似冷靜的教訓。

  當然,也有可能陳以文當初在編寫此劇時,並不認為普羅大眾或社會風氣能夠對此有這麼明確的理解,所以他選了以一個並不含蓄的方式,直接顯露了整齣戲的意旨?畢竟,鄭捷死後,誰會再去同理受害者家屬的創傷?

  若說沙特的〈牆〉是在死亡面思辨存在,那本劇即是在求生的掙扎中反思死亡。甚至,這還不是冤獄,罪有應得的角色設定,讓廢死的主張必須掀出最具人文關懷的底牌:「死了,然後呢?」

  這大概是《死刑犯的最後一天》最根本的提問。

  只是原著小說的最後一幕,當死囚在吊頭台上進行最後的申訴,期盼特赦令的最後一刻:「啊!可悲的人們啊!我覺得好像有人上樓梯來了……」(頁A125),雨果不願言明的結局,留給讀者直接參與的機會;顯然比改編本劇終前的台詞「最沉痛的並不是面對死亡,而是傷害他人以後永遠無法彌補的悔恨」(頁B77)來得更加能夠誘發我們的情感與之周旋徘徊。

 ──2017年3月20初稿
──2017年3月21修改
──發表於《人本教育札記》334期(2017年4月)
──2017年4月6日網路版增補

陳以文的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ActorYiwenChen/

《死刑犯的最後一天》(雨果原著+改編):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20731

今日人氣:1  累計人次:116  回應:0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