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華作協專欄】方麗娜:西伯利亞的德國人

2017/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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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作協專欄】方麗娜:西伯利亞的德國人

維也納飛往莫斯科的直航班機上,與我鄰座的是位彪悍的中年男人。他淡黃稀疏的毛髮和小牛排似的臉膛,牽引出俄羅斯東部族裔的特定面目和神情。他的粗獷與健碩,讓我聯想起俄羅斯冬季那種難以抵禦的嚴寒與酷烈。大概與我接下來的旅程有關,我的思緒時不時飛向西伯利亞,我甚至想像,這個人在西伯利亞的荒原上獨自行走過。

直覺,在午餐之後的一段閒聊中,旋即得到了證實。

咖啡之後,我摸出隨身攜帶的書,翻到有關西伯利亞的章節,盯著那些冷冽的文字,注意力卻難以專注。這時,男人扭轉身體,盯住我手裡的托爾斯泰的《復活》,幾秒鐘之後,他那淺棕色的眸子即刻閃出東方式的親切和謙卑。他很快自報家門說,他叫塔拉斯,來自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

這讓我猛然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他的《罪與罰》。1849年,陀氏因涉嫌反對沙皇而遭逮捕,並被判處死刑。但在行刑之前,他突然被改判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一個古老重鎮──鄂木斯克。在鄂木斯克的一座軍事監獄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度過了四年的漫長苦役。苦役期間的悲慘經歷和心路,成為陀氏日後寫作的重要素材和資源。陀氏的妻子瑪麗亞·伊薩耶夫,就是他在流放西伯利亞期間認識的。現如今,以陀思妥耶夫斯命名的文學博物館,就坐落在鄂木斯克。

我驚詫於塔拉斯的一口俄式德語。他眸子裡閃著熱切的光,有些神秘向我表示,他可不願改變自己的口音,因為德語和俄羅斯是他生命力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塔拉斯爽快的言談中我繼而瞭解到,這座烏拉爾東南的老城鄂木斯克,與塔拉斯一家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呢。

塔拉斯的父親是二戰後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的德國老兵,與擁有四分之一德國血統的俄羅斯女人成婚後,死心塌地留在了鄂木斯克。在維也納時我既聽說,西伯利亞散落著不少德意志人,尤其在哈薩克。他們像塔拉斯的父親一樣,是二戰後被發配過去充當勞工的。為了懲罰納粹德國的入侵,蘇俄政府一怒之下,將德意志人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墾荒,為蘇聯的重建和復興賣命。築路,採石,伐木,種地,天寒地凍,無處可逃,只能聽憑命運的安排。起初塔拉斯的父親和工友一道,每天扛著斧子和鋸,在零下30度的氣溫裡,十分艱難地走向落滿紅松的採伐場。中午,蘇聯大兵坐著雪橇給他們運來午飯──少得可憐的黑麵包和湯。半夜裡餓醒了,勞工們拼命啃吃連土帶泥的甜菜皮,以至肚瀉不止。沒有煤炭,沒有暖氣,每天早晨醒來,都有幾個同伴被凍成了白蠶。一段時間下來,死於傷寒、痢疾和肺炎的,不計其數。

電影《極地重生》描述了一個二戰後的德軍戰俘,被判二十五年流放在西伯利亞。後來他歷經艱辛,終於從西伯利亞逃回到德國。茫茫大雪之中,這個德國人像一根乾枯的草,獨自掙扎在日夜交替的白色風暴裡。此刻,他在白茫茫的雪窩裡不斷重複的那句話,如夢囈般,在我的心頭震顫:還有一萬公里就到家了!

在西伯利亞淒冷凋敝的荒原上,塔拉斯的父親一度絕望,他時常望著遠方淚流不止。他感覺自己再也無法逃出這白色的世界。但後來,他在一次偶然的遠行途中,因為遇到一個女人的懷抱而獲得再生的希望。蘇聯有句諺語,愛情不是蜜,卻能把人粘在一起。他在冰天雪地裡不自覺地念出了普希金的詩: 

災難的忠實的姊妹——希望,
在陰暗的地底潛藏,
愛情穿過陰暗的牢門,
來到我的身旁。

從此他們生兒育女,在從未經受過鐮刀和鐵鍬的黑土的交鋒中,營造出一片屬於他們自己的幸福。情況緩解之後,塔拉斯的父親開始在那個小鎮教書,並兼做葡萄酒農。他把德國的葡萄酒工藝巧妙地嫁接到了西伯利亞,奇跡般繁榮了那個小鎮的酒文化,他也由此贏得了當地人的信賴和愛戴。

塔拉斯講著這一切,兩頰閃著紅光,他對父親手藝和智慧的欽佩溢於言表。儘管他壯碩的身體裡流淌著多半的德意志血液,而他的性格和做派,卻與德國人毫不相干。二十六年前,塔拉斯的父親第一次帶他回德國故里,他打心裡愛上了這個國家。儘管當時他還不太清楚,這份熱愛,其實是源於心靈深處的一種血脈相連。父親死後,塔拉斯一心一意尋求與德國的關聯。兩年後,他在父親的家鄉漢堡碼頭上,找到一份社區管家的工作,直到今天。

塔拉斯突然掏出眼鏡戴上,拿起我手裡的中文版《復活》端詳了一陣,說:這本書我早讀過的。我仰臉問他:《復活》翻譯成德語的話,該是哪一個詞?

他不假思索地說:Sonntag!

我重複著“Sonntag!”這不是禮拜天的意思嗎?怎麼會是復活呢?

塔拉斯鄭重說道:對基督徒來說,禮拜天有兩個意思,那就是“主日”和“復活日”。復活日就是以復活為中心進行崇拜的日子,也是基督教最普遍、最重要的節期。

我合上書,恍然大悟!

為此塔拉斯也很興奮,從前胸的口袋裡接連掏出兩個護照給我看。他對自己擁有雙重國籍的身份有些得意。照片上的塔拉斯很年輕,也很帥,不像眼下的他,有些發福,看上去臃腫而笨拙。他在鄂木斯克有一個六口之家,他的俄羅斯妻子為他生下兩雙兒女,他每隔兩個月都要飛回西伯利亞來探親。

在塔拉斯明媚的語調裡,我將目光移向窗外。那閃爍不定的似乎不再是浮雲,而是遮天蔽日的林木、花草和烏鴉群。陽光從塔拉斯家的木板房頂上泄下來,鋪滿一家老小圍坐的大餐桌。草場上的護欄裡,一群帶斑點的牛羊撒著歡,塔拉斯能幹的妻子紮著圍裙,頭上紮著一條藍色碎花頭巾,忙著擠牛奶,做乳酪,在西伯利亞維持這樣一個大家庭,並非易事。塔拉斯聳了聳肩,說,他樂意辛苦,樂意奔波耗時往家飛,當然,也是因為這種機票實在便宜,一個來回還不到一百歐元呢!

飛機在莫斯科紅場的教堂尖頂上盤旋時,塔拉斯遞過來一個微笑,並開始整理自己的行李。他將在莫斯科機場逗留三個小時,繼續飛往鄂木斯克。我也合上書,收起思緒,期待著當晚即將搭乘的東方快車。在西伯利亞漫長的旅途中,我希望有那麼一個瞬間,打開車窗,一眼就能瞥見塔拉斯家所在的那個小鎮,也許,他和妻子在兒女們的簇擁下,圍坐在院子的樺木桌旁用午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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