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也納飛往莫斯科的直航班機上，與我鄰座的是位彪悍的中年男人。他淡黃稀疏的毛髮和小牛排似的臉膛，牽引出俄羅斯東部族裔的特定面目和神情。他的粗獷與健碩，讓我聯想起俄羅斯冬季那種難以抵禦的嚴寒與酷烈。大概與我接下來的旅程有關，我的思緒時不時飛向西伯利亞，我甚至想像，這個人在西伯利亞的荒原上獨自行走過。
直覺，在午餐之後的一段閒聊中，旋即得到了證實。
咖啡之後，我摸出隨身攜帶的書，翻到有關西伯利亞的章節，盯著那些冷冽的文字，注意力卻難以專注。這時，男人扭轉身體，盯住我手裡的托爾斯泰的《復活》，幾秒鐘之後，他那淺棕色的眸子即刻閃出東方式的親切和謙卑。他很快自報家門說，他叫塔拉斯，來自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
這讓我猛然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他的《罪與罰》。1849年，陀氏因涉嫌反對沙皇而遭逮捕，並被判處死刑。但在行刑之前，他突然被改判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一個古老重鎮──鄂木斯克。在鄂木斯克的一座軍事監獄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度過了四年的漫長苦役。苦役期間的悲慘經歷和心路，成為陀氏日後寫作的重要素材和資源。陀氏的妻子瑪麗亞·伊薩耶夫，就是他在流放西伯利亞期間認識的。現如今，以陀思妥耶夫斯命名的文學博物館，就坐落在鄂木斯克。
我驚詫於塔拉斯的一口俄式德語。他眸子裡閃著熱切的光，有些神秘向我表示，他可不願改變自己的口音，因為德語和俄羅斯是他生命力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塔拉斯爽快的言談中我繼而瞭解到，這座烏拉爾東南的老城鄂木斯克，與塔拉斯一家有著非同尋常的關係呢。
塔拉斯的父親是二戰後被發配到西伯利亞的德國老兵，與擁有四分之一德國血統的俄羅斯女人成婚後，死心塌地留在了鄂木斯克。在維也納時我既聽說，西伯利亞散落著不少德意志人，尤其在哈薩克。他們像塔拉斯的父親一樣，是二戰後被發配過去充當勞工的。為了懲罰納粹德國的入侵，蘇俄政府一怒之下，將德意志人發配到西伯利亞去墾荒，為蘇聯的重建和復興賣命。築路，採石，伐木，種地，天寒地凍，無處可逃，只能聽憑命運的安排。起初塔拉斯的父親和工友一道，每天扛著斧子和鋸，在零下30度的氣溫裡，十分艱難地走向落滿紅松的採伐場。中午，蘇聯大兵坐著雪橇給他們運來午飯──少得可憐的黑麵包和湯。半夜裡餓醒了，勞工們拼命啃吃連土帶泥的甜菜皮，以至肚瀉不止。沒有煤炭，沒有暖氣，每天早晨醒來，都有幾個同伴被凍成了白蠶。一段時間下來，死於傷寒、痢疾和肺炎的，不計其數。
電影《極地重生》描述了一個二戰後的德軍戰俘，被判二十五年流放在西伯利亞。後來他歷經艱辛，終於從西伯利亞逃回到德國。茫茫大雪之中，這個德國人像一根乾枯的草，獨自掙扎在日夜交替的白色風暴裡。此刻，他在白茫茫的雪窩裡不斷重複的那句話，如夢囈般，在我的心頭震顫：還有一萬公里就到家了！
在西伯利亞淒冷凋敝的荒原上，塔拉斯的父親一度絕望，他時常望著遠方淚流不止。他感覺自己再也無法逃出這白色的世界。但後來，他在一次偶然的遠行途中，因為遇到一個女人的懷抱而獲得再生的希望。蘇聯有句諺語，愛情不是蜜，卻能把人粘在一起。他在冰天雪地裡不自覺地念出了普希金的詩：
災難的忠實的姊妹——希望，
在陰暗的地底潛藏，
愛情穿過陰暗的牢門，
來到我的身旁。
從此他們生兒育女，在從未經受過鐮刀和鐵鍬的黑土的交鋒中，營造出一片屬於他們自己的幸福。情況緩解之後，塔拉斯的父親開始在那個小鎮教書，並兼做葡萄酒農。他把德國的葡萄酒工藝巧妙地嫁接到了西伯利亞，奇跡般繁榮了那個小鎮的酒文化，他也由此贏得了當地人的信賴和愛戴。
塔拉斯講著這一切，兩頰閃著紅光，他對父親手藝和智慧的欽佩溢於言表。儘管他壯碩的身體裡流淌著多半的德意志血液，而他的性格和做派，卻與德國人毫不相干。二十六年前，塔拉斯的父親第一次帶他回德國故里，他打心裡愛上了這個國家。儘管當時他還不太清楚，這份熱愛，其實是源於心靈深處的一種血脈相連。父親死後，塔拉斯一心一意尋求與德國的關聯。兩年後，他在父親的家鄉漢堡碼頭上，找到一份社區管家的工作，直到今天。
塔拉斯突然掏出眼鏡戴上，拿起我手裡的中文版《復活》端詳了一陣，說：這本書我早讀過的。我仰臉問他：《復活》翻譯成德語的話，該是哪一個詞？
他不假思索地說：Sonntag！
我重複著“Sonntag!”這不是禮拜天的意思嗎？怎麼會是復活呢？
塔拉斯鄭重說道：對基督徒來說，禮拜天有兩個意思，那就是“主日”和“復活日”。復活日就是以復活為中心進行崇拜的日子，也是基督教最普遍、最重要的節期。
我合上書，恍然大悟！
為此塔拉斯也很興奮，從前胸的口袋裡接連掏出兩個護照給我看。他對自己擁有雙重國籍的身份有些得意。照片上的塔拉斯很年輕，也很帥，不像眼下的他，有些發福，看上去臃腫而笨拙。他在鄂木斯克有一個六口之家，他的俄羅斯妻子為他生下兩雙兒女，他每隔兩個月都要飛回西伯利亞來探親。
在塔拉斯明媚的語調裡，我將目光移向窗外。那閃爍不定的似乎不再是浮雲，而是遮天蔽日的林木、花草和烏鴉群。陽光從塔拉斯家的木板房頂上泄下來，鋪滿一家老小圍坐的大餐桌。草場上的護欄裡，一群帶斑點的牛羊撒著歡，塔拉斯能幹的妻子紮著圍裙，頭上紮著一條藍色碎花頭巾，忙著擠牛奶，做乳酪，在西伯利亞維持這樣一個大家庭，並非易事。塔拉斯聳了聳肩，說，他樂意辛苦，樂意奔波耗時往家飛，當然，也是因為這種機票實在便宜，一個來回還不到一百歐元呢！
飛機在莫斯科紅場的教堂尖頂上盤旋時，塔拉斯遞過來一個微笑，並開始整理自己的行李。他將在莫斯科機場逗留三個小時，繼續飛往鄂木斯克。我也合上書，收起思緒，期待著當晚即將搭乘的東方快車。在西伯利亞漫長的旅途中，我希望有那麼一個瞬間，打開車窗，一眼就能瞥見塔拉斯家所在的那個小鎮，也許，他和妻子在兒女們的簇擁下，圍坐在院子的樺木桌旁用午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