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篇書評03】未竟的救贖: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

2017/3/8  
  
本站分類:藝文

【百篇書評03】未竟的救贖: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

未竟的救贖
──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

 

題材的奠定與開展 

 二○一五年十月,第十九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頒給了布農族的作家拓拔斯‧塔瑪匹瑪(田雅各),並且由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主辦了「田雅各文學學術研討會」。此次授獎的一大意義在於這是第一次由台灣原住民作家得到了此獎項的肯定。然而,台灣當代原住民作家人才輩出,為何由拓拔斯得此殊榮?這就得理解拓拔斯‧塔瑪匹瑪對台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開創與影響之意義。

C:\Users\user\Desktop\1471139454-560319925_n.jpg

 根據魏貽君在《戰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首章,標舉了「戰後台灣原住民文學發展的關鍵年度:一九八四」,在這一年《春風》詩叢刊策畫了「山地人詩抄」、「山地人文學」等專輯,替原住民文學的出場敲響了鐘聲。同年,「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宣告台灣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進入了泛族群組織的階段。然而,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同名作品〈拓拔斯‧塔瑪匹瑪〉卻早三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一年時,便已獲獎發表。根據吳錦發在《最後的獵人》序言〈山靈的歌聲〉敘述,葉石濤應邀高雄醫學院南杏社之邀,擔任文學獎的評審,讀到了拓拔斯的這篇小說,〈拓拔斯‧塔瑪匹瑪〉得到了南杏文學獎小說類第二名(第一名從缺),吳錦發也讚賞為「真正的臺灣文學!」

C:\Users\user\Desktop\1471139346-3921121295.jpg

 倘若從簡單的時間序列來看,〈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得獎與發表,以及受到葉石濤、吳錦發等人的矚目,確實顯示了作家之早慧。他所撰寫的小說主題隱然引領著一個原住民文學興起勃發的情勢。接下來陸續創作了其他篇章,拓拔斯於一九八六年獲得吳濁流文學獎,一九八七年結集《最後的獵人》、一九九二年《情人與妓女》、一九九九又出版《蘭嶼行醫記》,卻在新世紀來臨之前,就此封筆,再無新作出版。

 在《最後的獵人》中,收錄了八篇小說,其中〈拓拔斯‧塔瑪匹瑪〉與〈最後的獵人〉二篇,最為有名,也最常受評論者的青睞。〈拓拔斯‧塔瑪匹瑪〉安排了一場歸途,在敘述者歸返部落的小巴上,藉由眾人彼此交換近況、問候、聊天的過程中,逐步點出原住民部落文化存續的問題。其中包括現代律法對於自然山林的監管奪取了原住民既有生存領域的問題,而敘述者以受過現代教育的大學生身分,重新凝視部落之時,強調部落文化因應現代化轉型,必須接受知識以因應外在環境的演變。但部落眾人卻提出強力的反省:「讀書有什麼用?」部落長輩你一言我一語對主角到平地求學提出了質疑,縱使他深信知識的用處,卻也不免不感到一陣孤單與混亂。

 相對之下,〈最後的獵人〉的寫法不同於〈拓拔斯‧塔瑪匹瑪〉那樣用對話的方式顯示不同價值觀的碰撞與糾纏調適,此作敘述比雅日與妻子帕蘇拉大吵一架。帕蘇拉嫌棄比雅日不願意到平地擔任粗工,以求得溫飽,又因孩子流產後彼此多有怨懟,最後比雅日決定上山捕獵,希望能夠捕獲大山羌給帕蘇拉進補。雖然小說中稱比雅日為優秀的獵人,卻沒有著墨在他獵捕的神技或絕倫刺激的過程。故事的主軸,花了極大的篇幅描述比雅日在山林行走的過程,藉此引介布農族狩獵的文化慣習與禁忌,並藉由「形式與內容的同一」,利用冗長的敘述顯示出狩獵的辛勞。一旦補到山羌後,比雅日急著返家,劇情卻急轉直下,遇到檢查哨的警察攔檢,因為禁獵的法令,山羌被沒收。故事的最後,警察自以為是地提醒:「喂!老兄,改個名重新做人吧,不要再叫獵人……」。輕巧的轉折便足以取消此番辛苦的狩獵,可見現代律法對於傳統文化的強大破壞,更可見作者在篇章安排上的巧思。

 無論是原有山林生活領域收歸國有,或是狩獵技能在現代國家的律法下被迫禁止,拓拔斯‧塔瑪匹瑪的這兩篇名作,成為日後原住民文學家不斷重複書寫的題材。更重要的是,二○一五年四月,法務部派檢察官進台東原住民部落參加研習,便是希望從原住民文化主體的立場,理解原住民狩獵文化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並且重新檢討現有法律對於原住民文化的箝制與成見。將三十年前的小說,到今日仍然可以從時事新聞看見同樣的文化衝突與主題關懷,拓拔斯‧塔瑪匹瑪創作之歷久彌新,由此可見。 

〈懺悔之死〉的藝術經營 

 〈拓拔斯‧塔瑪匹瑪〉、〈最後的獵人〉以及之後的〈情人與妓女〉等名篇佳作,各自的主題關懷明確,也在原住民運動的時空背景下與之共振共鳴。《蘭嶼行醫記》則顯示了布農族的現代醫師如何與達悟族的傳統部落相處的情形,也提示了漢族一個深刻的理解:原住民各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也很大。相對而言,拓拔斯‧塔瑪匹瑪的其他作品,亦不乏佳作,卻常常因為不符合評論者預設的眼光而較少被討論,收錄在《最後的獵人》中〈懺悔之死〉就是一篇值得細讀的小說。

C:\Users\user\Desktop\1471138271-3991244486.jpg

 〈懺悔之死〉以利巴、巴路幹、達魯曼三人喝酒閒聊開始,彼此埋怨原有居住地東埔部落的土地與房子紛紛被漢人買下,部落搬遷到新東埔。農地耕物被掮客誘導種植番茄,卻又因番茄價賤,不但成本泡湯,還被索討肥料與農藥的費用。作者利用三人閒聊的過程,顯現出原住民居住與基本生存的問題──在資本主義的貨幣經濟邏輯下,土地與居住正義的問題淪為資本家耍弄的籌碼。故事的主軸在於聚會結束,利巴與巴路幹一起回家,途中利巴遇見外地的觀光客,在急需用錢的情況下,利巴起了歹念竟拔出番刀搶劫。在此轉折之後,作者花了極大的篇幅描寫利巴因為觸犯布農族的禁忌,疑心生暗鬼,最後活活地把自己嚇死了。

 這篇小說最精采的地方,是將主角利巴的精神狀態描寫得相當細膩。當利巴在已成為觀光勝地的東埔部落鬧了不少笑話,被外來的遊客奚落嘲諷,然而見到一對夫婦帶著小女孩準備過橋。利巴看著這一幕幸福而富有的天倫情景,強烈的自卑情結竟然反串成一種自大的想像:

 利巴的腦海突然出現一幕景象,橋上這三人身穿破爛的衣服,男的滿身酒氣,女的無精打采牽著小女孩營養不良的手,而利巴他自己是西裝畢挺的有錢人,全身貼著紅紅綠的紙鈔,準備施捨一點給他們。當走到他們面前,利巴將鈔票丟向天空,而他們伸長頸子,踮高腳尖,等候冉冉落下的紙鈔。他感到強大且喜悅。

 無理的自大往往源自於過度的自卑,利巴的自卑固然源於經濟上的弱勢,但小說在此之前已經鋪設了不少情節使讀者明白,身為原住民而被汙名化的無奈與悲憤。

 除了對於利巴的精神狀態有許多的細緻描寫之外,情節的轉折也值得讚賞。當利巴行搶回到家之後,自知犯下大錯。作者花了幾乎整篇小說二分之一的篇幅描述利巴的害怕緊張的精神狀態及思緒,並從中帶出布農族的文化與利巴、巴路幹的故事片段,尤其是擔心「哈尼肚」(天神,屬惡神)的懲罰成了利巴整晚糾結害怕的情緒。讀者伴隨著情節推演不斷地跟著疑神疑鬼的利巴胡思亂想,最後才知道,這是一個作者安排的詭計。事實上利巴以為哈尼肚或冤魂索命,其實是巴路幹「凌晨三、四點鐘,他曾路過利巴的窗前,用手電筒仔細探照,看看他是否睡著,順便看看他是否蓋上被子,他看到利巴身體縮成一團,像斷了氣的穿山甲,緊緊蓋棉被。」因此,白天巴路幹擔心利巴是否感冒,才儘早探訪,卻發現利巴早已僵死在被窩裡,不由得驚慌失措地大喊:「哈尼肚,有哈尼肚……。」

 〈懺悔之死〉的主題以原住民犯罪為主,這是不同於許多原住民文學把主角形塑成正面的人物。利巴的犯罪與死亡,卻不能只是視為一樁社會事件或是天理昭彰的報應,作者創作這篇小說無疑是要提醒讀者,當我們看見了一項犯罪的事實,在其表象之外,各有其不為人知的辛酸。這些故事,當然不足以成為罪犯的脫罪之詞,但是一個多方位而立體的關照,是我們關懷許多社會事件必須要有的同理。

族群對族群的道歉

 拉開閱讀的視野,眼光投射於《最後的獵人》其他的篇章,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懺悔與救贖,或隱或顯地成為拓拔斯‧塔瑪匹瑪創作的主題。比雅日必須成為一名獵人,才能夠重新找到自我的價值;〈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敘述者,也是立基於現代文明與知識的立場,在部落傳統文化的存續與轉變之間產生了疑惑與迷惘。重點是,誰有權力審判罪責?誰又應該懺悔與救贖?在〈侏儒族〉這篇小說中,顯示了一種族群對族群的悔過。

 故事描述「我」帶著外祖父去參觀馬戲團表演,在舞台上馬戲團出現了侏儒族的身影。外公一時激動,不斷試圖跟臺上的侏儒說話,最後因為影響秩序而被趕了出去。在場外,外祖父才說出一段布農祖先曾經背叛侏儒的故事。聽了這故事之後,終於明白外祖父原來是想要替祖先向侏儒道歉:

 外祖父低著頭對我說道:「原來他們還活著,剛才我只想跟他說幾句話,並且請求原諒祖先的過錯,現在我們布農已生活得很舒適,如果他們願意回來,我們布農一定歡迎接納他們。」

 當然,小說中設定的臺上表演的侏儒是美國人,「我」也知道他們「是因為內分泌或遺傳的缺陷,他原是正常人,不是外祖父指的侏儒」,「但他那副真誠的表情,欲懺悔卻找不到投訴的對象,就像牢裡被冤枉的犯人,找不到公正的法官一樣的神情。」拓拔斯以此故事,提示了一種族群世代之間的責任繼承關係。

 布農族的祖先曾經背棄侏儒族,那麼布農族的後裔是否需要對侏儒族的後裔道歉懺悔?在拓拔斯‧塔瑪匹瑪的敘述中,顯然預設了這樣道歉是理所應當的。這樣的觀念,在當前的社會卻未必受到足夠的尊重。就以原漢關係而言,也許有許多「個人」(individual)認為,過去漢人對於原住民的欺壓與剝削與自己無關,所以自己不需要承擔這份罪責,也不需對此有所懺悔。如果是基於這樣的考量,顯示就是一種個人對個人的價值互動,而非族群對族群的關係建立。

C:\Users\user\Desktop\1471138271-867616157_n.jpg

 事實上,過去與現在原漢權利/權力不均等的情況,造就了一個龐大的社會體制,漢人在此體制當中受到較優勢的培育及照顧,這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在得到整個體制沾溉滋育的同時,必須知道自己掌握了相當大的既得利益。必須有此自覺,當前社會對於原住民的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等面向的理解,才能避免重蹈過去的盲見,也才能更確切地探討到「分配正義」的細節問題。若非如此,原住民所遭受到的苦難與傷害,將無法得到這個民主國家真誠的懺悔,傷害原住民的漢人也將無法完成具體真切的族群和解與救贖。

 

──發表於《國語日報‧書與人》第6、10版,2016年8月14日

今日人氣:1  累計人次:234  回應:0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