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記民國史與民國史學家的參考文獻。--《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

20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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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民國史與民國史學家的參考文獻。--《九五獨白:一位民國史學者的自述》

「這是一個動亂的時代,也是一個複雜的時代。故國變客地,一切我無有。江山雖美好,可惜非我留。」────────蔣永敬

本書是民國史學者蔣永敬從出生迄今九十五年來的回憶錄。作者蔣永敬早年生於戰亂時代,歷經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和國共內戰,從避難、流亡、求學、從軍,而至輾轉來到台灣。在台將近七十年,由國民黨黨史會「學徒」而至大學教授,從事民國史的研究和教學五十餘年,期間研究不綴,著作等身。本書的前半部是作者記述從青少年時期避難、流亡、求學與從軍的經過;後半部則描述作者治學、教學與兩岸史學界的交流活動,以及對兩岸政局的雜感。前後兩部足以反映作者對這一時代變化的感受。是對民國史、近現代史有興趣的讀者所不可多得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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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十 研究與撰寫史著之回顧】
(一)研究辛亥革命的微觀與宏觀
1、初出「茅廬」挑戰名史學家
余對辛亥革命史料之涉獵,約在民國四十六、七年間(一九五七~一九五八)。編著《胡漢民先生年譜》之際,閱讀胡之《自傳》,對革命活動之記述,生動有趣。繼閱其《文集》,革命史料,至為豐富。其後參與《國父年譜》之增訂,考訂史料,對辛亥革命之了解漸多。此為民國五十年(一九六一)前後之事。此時大陸方面有辛亥革命資料及回憶錄等多種史料之出版,台灣方面受此衝擊,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之編印,會中同仁多參與其事,余亦與焉。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編印叢書數十巨冊。余亦參與編校工作。故此數年間,余所接觸者,以辛亥革命史料及其史事為多。是年十一月,台灣報刊頗多紀念孫中山革命運動之文章。最堪注意者,名史學家方豪先生連續為文〈國父來台次數說〉,依其「考訂」,孫中山來台之次數,由「四次」而「五次」,再而「六次」、「七次」乃至「八次」。且在《傳記文學》七卷六期(總四十三號,民五十四年十二月)發表〈研究國父來台次數的經過〉一文,以確認由「四次」而至「八次」之說。余閱此文,大為驚異,以為方豪先生,乃「名史學家」也,何以治學有失嚴謹,乃為文駁之。對於長者,不免失禮,諷其如再「研究」,可能增至「九次」、「十次」矣;余誠希望「次數」愈多愈好,然據可信史料,僅有「三次」。《傳記文學》社長劉紹唐將余文送給方豪先生,但無下文。

2、考訂胡適的疑難問題
〈朱芾煌與辛亥南北議和〉,為余首次發表研究辛亥革命史事之專文,載於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八月之《傳記文學》第十九卷二期。利用大陸與台灣方面印行之資料,考訂朱芾煌在辛亥(一九一一)南北議和前,至武漢活動之日程,與南北開始停戰之關連。此事起於胡適在其〈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毅軍函扎」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扎〉之文。胡在文中指出:惜此「手扎」無日期,對朱到武昌日期難以明確,因而對若干重要事實之演變,無從加以聯繫。經余在〈朱芾煌與辛亥南北議和〉文中之考訂,確定袁克定致馮國璋之「手扎」日期,為辛亥年十月十一日(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一日)。而次日(十二月二日)之南北開始停戰,乃為朱氏此行之結果。余在文中之說明,節略如下:

關於朱芾煌到武昌的活動,據胡適〈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的「毅軍函扎」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扎〉文中的推斷,朱到武昌可能在辛亥十月初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後,或者在十月十五日(十二月五日)前後。胡文刊於吳相湘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叢刊》的第三冊(一九六一年正中書局出版)。吳對胡文復作補充,其根據民國二年北京刊行之《憲法新聞》第十期談叢欄〈黎副總統歷史〉一文,指出朱到武昌是在十月初。至於朱赴武昌的使命及經過,胡根據他在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的一則日記,說他在任叔永(鴻巂)處讀到朱芾煌的日記,知道朱在東京聞革命軍興,乃歸國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袁世凱,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於唐紹儀、梁士詒諸人,許袁以總統之位。朱曾冒險至武昌報命,途中為毅軍首領馮國璋所執,幾死者數次。袁克定乃馳書馮國璋請其釋放,承認朱是他「擅專派赴武昌」的。由於朱到武昌的日期不明確,胡深悔當時未能將朱的日記抄錄,因而在這緊要的幾天中,若干重要事實的演變,無從加以聯繫。

余之考訂,據京津同盟分會名冊,朱為該會財政及外交部員。根據該會章程之規定:「各部長及部員,受會長之委託,得為各處特派員」。故朱在京津彰德的活動,以及被派赴武昌報命,當受京津同盟分會會長汪精衛的「委託」或「特派」。
朱從日本到達北京,大約在辛亥九月二十日(舊曆)左右。時汪在北京出獄後,住椿樹二條杜柴扉宅。不數日,朱由滬到京,謂啣上海祕密黨部之命赴彰德,遊說袁世凱,亦下榻杜宅。計議既定,芾煌西行。汪及同志趙鐵橋等赴天津。惟朱往彰德說袁未諧。迨袁抵北京,汪又往說之,痛陳時事利害,談半日許,袁為動容。袁氏之與民黨通自此始。朱往彰德說袁未諧原因,可能袁氏未能充分信任朱能代表革命黨。在汪說袁成功,即赴天津組織京津同盟分會後,聯袁倒清計畫遂告實施。據胡鄂公的記述,汪、袁曾約定十月初九日(十一月二十九日)晚發難於北京,進攻清室大內。屆時,革命黨人如約發難,袁竟爽約,致同志李漢傑等十餘人被捕,李且殉難。同日,朱芾煌亦有武昌之行。
據李國鏞的記述(日記),朱芾煌即於這天(十月初九日)抵達武昌,並攜有汪精衛函,云「約南北聯合,要求清帝遜位」,並擬舉袁為臨時大總統。湖北民軍都督黎元洪立即開會討論,眾謂如袁實行南北聯合,推倒滿清政府,彼等願舉袁為大總統。十日,北軍馮國璋加緊砲擊武昌,軍政府受到炮火攻擊。朱向民軍提議,南北既謀聯合,非往租界先訂停戰約不可。黎即命李國鏞、馬伯援偕朱渡江至俄領事館,約北軍派代表來會,不應。俄領事敖康夫乃親自陪同民軍方面之夏維松至北軍駐地,代朱致電袁世凱,請其示期停戰。等候數小時,無停戰電。朱即往見馮國璋,說明彼為袁氏所派之代表,以聯合南北兩軍者。但馮懼為朱所出賣,當即以專車押送朱赴北京。朱上車後,托俄領事館轉交民軍方面一函,謂其至北京後,兩日即有停戰電到;且謂三天即可回鄂。
根據以上資料,朱被馮以專車押送北京,應在十月十日(十一月三十日)下午以後。「毅軍函扎」中的袁克定致馮國璋手扎,有云「今早有電諒達記室」。可知此一手扎當在十月十一日特派專人送往馮處。可能在手扎送出不久,朱已到達北京了。
誠如朱芾煌所言:「兩日即有停戰電到」;但武昌民軍方面已有迫不及待之勢。在李國鏞、孫發緒的分頭探聽下,十月十一日的下午,漢口英領事葛福果然接到北京公使停戰三天電。停戰公文由萬國商會會長盤爾根送達武昌民軍,軍務部副部長孫武與孫發緒議妥條件,由盤爾根轉達北軍,經其認可,雙方遂於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上午八時開始停戰。此時民軍方面之各省都督代表聯合會(簡稱各省代表會)即在漢口英租界舉行會議,決議「袁世凱如反正,當公舉為臨時大總統」。袁亦任命其第一軍統制段祺瑞為湖廣總督,一反馮國璋之所為。故自十月十二日民軍光復南京後,革命軍即不再有所進展。從此雙方進入政治談判階段。

3、「鑽牛角尖」的考訂工作
〈朱芾煌與辛亥南北議和〉一文,採微觀角度,運用旁證資料,考訂原件,確定此一「手扎」關鍵性的日期,聯繫若干重要事實之演變,求出史事之真相,此乃「鑽牛角尖」之工作。
是年另有「鑽牛角尖」兩文以研究辛亥革命者,一為〈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一九○五~一九○六)會員名冊探討幾個問題〉;一為〈辛亥革命前十次起義經費之研究〉。兩文分別發表於張玉法主編《新知雜誌》第一年之第四、第六號(民國六十年八月、十二月)。
《同盟會初期會員名冊》原件,藏於國民黨黨史會。民國四十二年刊於該會之《革命文獻》第二輯。名冊登記之項目含姓名、籍貫、年齡、加盟日期、主盟人、介紹人、備考。計為九百五十六人。此為研究同盟會極重要之資料,過去鮮有利用者。余仔細觀察此一名冊,復以相關資料印證之,可以發現極有意義之問題,或修正一般著作之缺誤。例如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舊曆六月二十八日)同盟會正式成立前之籌備會,為極重要之會議,出席之人數及姓名,過去一般記述頗多歧異及缺誤,解決至難。今據名冊「加盟日期」加以考訂,迎刃而解矣。經余此文之考訂,找出七十三人,皆有姓名,亦即出席此會之全部名單。又如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舊曆七月二十日)同盟會正式成立會之日,出席會員之人數,過去所有史著,皆謂「三百餘人」。而《孫文學說》第八章云為「加盟者數百人」。惟根據《名冊》登記會員加盟之日期,在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以前加盟者,不過百人左右。證以《宋教仁日記》,是日「到者約百人」。宋記「約百人」,應是正確人數。因加盟者始能成為會員,而有出席大會權利。故所謂「三百餘人」或「數百人」,皆非確數。又張人傑(靜江),對革命捐助至多,為孫中山所尊重之好友,兩人何時何地初晤,無由考訂。其加盟日期,亦有不同之記述。今據《名冊》是「丙午(一九○六)三月三十日(應是舊曆)」加盟,在《名冊》中,張與褚明遺併列。經考訂,是日應即孫、張兩人初晤日期,兩人同乘輪船自歐東回經新加坡之途中。又《名冊》中會員之籍貫人數,前四位依次為廣東、湖南、四川、湖北,皆在百人以上。而此四省之革命風潮亦盛。
革命經費與革命運動之關係,至為密切,一般革命史著,著墨不多,蓋以此類資料不全,難作完整之研究。愈是資料不全,愈有尋找資料以供研究之必要。經費注重數字,以數字顯示意義,至為真實而具體。革命為冒險事業,籌款至難,用何方式籌款,較為有效?一般流行之說,革命捐款,多來自華僑,且謂如何踴躍。此乃籠統之觀念。余之〈辛亥革命前十次起義經費之研究〉,從諸多片段、零碎資料中,只能找出經費之來源,而其支用情況資料,極為缺乏。故研究重點,亦僅就來源方面,進行綜合及分析,以顯示其意義。例如興中會時期之兩次起義經費,除第一次(一八九五)僅有檀香山華僑捐助一部分外,餘皆革命黨人自籌。而同盟會時期之八次起義經費,絕大部分來自華僑之捐助。同盟會早期(一九○七~一九○八)捐助者,以南洋地區華僑為主;後期(一九一一)則遍及海外各地,數額亦較大。此種趨勢,足以顯示華僑之支援革命,愈後則愈普遍。華僑之捐款,常因時期、地區、階層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表現。早期以勞工階層為多,後期漸有商人及資本家。辛亥前十次起義經費,總計不過港幣六十餘萬元,其中約百分之二十為革命黨自籌。而武昌起義革命成功時,一次數十萬之捐款,輕而易舉。所謂「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難」。關於革命經費之研究,國外方面鄭憲博士有此類似之研究。其他有此研究者,尚不多見。余之此文,常為有關論文集多次之轉載。
余研究辛亥革命「鑽牛角尖」之文,復有〈從吳稚暉《留英日記》來補正國父幾次旅英日程的缺誤〉之作,刊於民國六十四年(一九七五)三月《傳記文學》二十六卷三期。余過去參與《國父年譜》之增訂時,未曾發現此項資料。其後黨史會之增訂本,已補正之。可知資料之發現,史事之補正,有賴於「鑽牛角尖」之工作。
4、宏觀架構與理論體系
「鑽牛角尖」之工作,固為治史之基礎訓練,然則不免支離破碎,如以之在課堂教學,必枯燥乏味。如何擴大視野,自成系統,將諸多相關史實,貫連起來,對辛亥革命運動作一整體性之研究,且使內容不致流於空疏起見,余曾試以思想(主義)、宣傳、組織與實行(起義)四者,作為宏觀架構。民國七十年(一九八一)九月,香港珠海書院舉辦「孫逸仙博士與香港」國際學術會議,台灣方面應邀出席者有二十一人,余亦與焉。論文題為〈辛亥革命運動與香港〉,即以思想、宣傳、組織、實行四者,來衡量香港在辛亥革命運動中之地位。要點除前言、結論外,即以「革命思想的發源」,「革命組織的起點」,「革命宣傳的重鎮」,「革命起義的基地」四者構成之。其結論綜合如下:
思想為革命運動的動因;組織、宣傳、起義為革命運動的內容。四者為形成革命運動不可或缺的條件。就辛亥革命運動所有的四項條件來看,無論是革命思想的發生,革命組織的建立,革命宣傳的活動,以及革命起義的策動,都與香港具有密切之關係。就革命思想之發生言,辛亥革命運動之創導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固得自香港;即早期參與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如楊衢雲、謝纘泰、黃詠商等,亦多出生於香港或澳門。就革命組織的起點言,香港興中會的成員,實以「四大寇」和輔仁文社為基礎,兩者的結合,均始於一八九○年在香港,可謂革命組織的起點。就革命宣傳的活動言,由於香港地較自由,成為「四大寇」早期鼓吹革命理想之地,故能大放厥辭,無所忌憚。其後之香港《中國日報》,不僅為辛亥革命運動中持續最久的一個革命報刊,也是聯繫海內外革命最主要的宣傳媒介。就革命起義的策動言,在辛亥革命運動過程中所發生的四十三次事件中,以香港為策動基地旳卻有十一次之多。其最初的一次和最後的一次,都以香港為策動地,可謂有始有終。至革命經費的支援和轉匯,香港尤居於重要地位。
此一宏觀架構,不僅可以用之於革命運動,同樣可以用之於改革運動。此架構非余創造,乃孫中山從革命經驗中得之也。中山之《中國革命史》曰:
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思想)之下,以共同致力,於是有立黨(組織);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行動)。
以此而論立憲運動,為求立憲運動之有效,須先有立憲之思想理論;為求仁人志士共同致力,必須組黨,成立團體;為求共喻,必須宣傳;為求實現,則須採取行動,如請願、罷市、抗稅等。辛亥年之四川路潮,即為改革行動而演成革命行動,兩者合流,結束滿清政權。
研究辛亥革命,余亦試求一項理論體系,以便於史實之解釋。吾人既不願套用馬克斯理論,為之演繹,則應從歷史經驗及資料中尋求之。此一設計,於民國七十五年(一九八六)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二屆漢學會議明清與近代史組時,余發表之論文為〈同盟會民報中的革命起義之理論與方法〉。此文係從《民報》之言論中找出革命黨人討論起義問題,從歷史經驗中找出理論與方法。認為推翻舊政權用力少而為時短,建立新政權則用力多為時長。在理論上,認為推翻舊政府,易;建立新政權而「天下定於一」,難。如何求易避難,則須從歷史經驗中尋求方法。本文就《民報》中言論及有關資料,得有結論。(此文收入拙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台北: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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