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徹地剖析高行健的兩部姊妹作──《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

201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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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徹地剖析高行健的兩部姊妹作──《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高行健小說裡的流亡聲音》

流亡、難民、移民、放逐、邊緣人,
不論是思想上的流亡,或是形體上的流亡,
「流亡話語」是我們透視現代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視角。◆▍

  有別於往昔論著僅從單一的流亡理論切入,或聚焦於高行健的反共行為,本書作者以大量文本例證,援引宗教、哲學、心理學理論,透徹地剖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兩部姊妹作──《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
  全書論述緊扣「流亡」主題,共分為六章。先自中國流亡文學產生流亡話語的背景談起,再由社會文化與政治背景探討流亡現象,論析形體漫遊、精神漫遊和其他形式逃亡,最後總結,帶領讀者一窺高行健作為一名流亡作家那種既無奈而又不得不處之泰然的矛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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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3.2
從極權專制統治中逃亡

  在80年代初與末,高行健不得不被迫自我放逐兩次。第一次自我放逐是為了逃避有關當局於1983年在剛掀起的「反精神污染運動」針對他的戲劇《車站》發出種種抨擊,即被指為法國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名劇《等待果陀》的翻版,更嚴重的是這部話劇在演出十三場後被禁演。其實,於1982年,他的另一部話劇《絕對信號》也引起中國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論爭,緊跟著他的《彼岸》20也在1986年遭禁演。這一連串的批判與禁演怎不令他內心忐忑不安?
  不僅如此,他的最早一部有關文學理論的書籍《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於1982年,首當其衝在文學界引起有關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之爭論。就如他回憶說:

   當年,中國的新聞檢查機關指責我的《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這本書與西方文學同流合污。我的小說觀念不符合革命現實主義傳統,我動搖了現實主義的基礎。……

  針對有關當局這種極端的看法,他表達了以下的遺憾:

   寫作這條路,一開始我就遇到了麻煩,我寫了一本書《現代小說技巧初探》,談的純粹是小說觀念與技巧,和政治一點關係也沒有,卻觸動了革命的現實主義,立刻就被扣上一頂帽子叫「現代派」,開始批判我,好在當時的一些中青輩的作家們都很支持我……因為一下子把四十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模式打破了,提出另一種方法,所以當局很惱火,即使這本書根本不談及政治,甚至連一般的文學觀念都不談,只是本談小說技巧的書,居然引起軒然大波。

  鑑於感覺到自身安全越來越受到威脅,再加上醫院誤診他患上肺癌,為了逃避當時有關當局對他的戲劇種種批判與衝擊,為了在臨死前作垂死掙扎,與其坐以待斃,或被當局逮個正著,倒不如選擇自我放逐,即離開北京到四川西北大熊貓自然保護區的原始森林,流蕩了半年。就如他對此行動作出如下總結:

   ……先是由於《現代小說技巧初探》這本小冊子,之後又因為我的那個戲《車站》,惹來了許多麻煩,我乾脆離開北京了。

  在美國著名哲學家馬斯洛(1918-1970)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裡,安全的需要在人類需要層次金字塔裡排在第二位。這也難怪高行健立刻自我放逐以避開他曾在1970年參與過的繁重的體力勞動計劃。據亨利‧拉伯裡(Henri Laborit),一位生物理學家和哲學家提出的神經系統模型,我們可以通過兩種方法獲得快樂:一是反抗、二是逃亡(俾便從勝利中獲得快樂與避免受到懲罰),逃避危險可說是人類的一種自然反應,就連動物也是如此。因此,逃亡是可以避免於1983年被送去青海參加勞改的唯一方法。就如他在一篇題為《隔日黃花》的文章指出:

   ……而賀敬之則通過中宣傳部指令《文藝報》、《戲劇報》、《北京日報》和發表《車站》劇本的《十月》組織批判文章,並且說像這樣的人應該讓他到青海去接受鍛鍊。我認識的朋友有打成右派去青海勞改過,九死一生,當年去的時候也不說是勞改犯而美其名曰鍛鍊。我不如及早自己先跑,免得到時不能脫身,便給劇院打了個報告,說是去大西南山區林場體驗伐木工人的生活。……逃亡,我實在認為是自我保護最可靠的辦法。

  他的朋友參加勞改的慘痛經歷使他感到無比恐懼,能找個藉口避開它是最好的,更何況它也能妨礙他寫作的努力。就如他如此反映他的憂慮:

    我有個搞戲的朋友,半夜騎車到我家告訴我,情形壞了,他說賀敬之說我的戲比「海瑞罷官」還「海瑞罷官」,是建國以來最毒的戲,還說像高行健這個樣子的,應該讓他去青海鍛鍊、鍛鍊。我太明白賀敬之說這番話是什麼意思了,所以,我決定逃離北京。

  言外之意,賀敬之將會對他施加比勞改更重的刑罰,就如他和旅美作家馬建的對話裡指出:那一年(八十年代初)文化部門的頭目賀敬之,正準備把高行健整到監獄。事實上,在那次他被送去勞改的五年裡,他不得不偷偷寫作,因為深怕有人會向當局報告他暗中寫作。就如他在和張文中的訪談中提及:

   ……這樣,我到山西插隊,一去五年半。還在偷偷寫作,純粹為了自娛,後來又害怕,燒掉了,那時很恐怖。……

  同樣的,一位已旅美中國詩人貝嶺也曾透露:

   ……當年高的妻子曾經向政府工作人員告發他在家裡從事文學寫作,令他認為文學寫作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又如高行健的朋友馬健在一篇文章《無限的遐思》指出:

    ……由於他的老婆在歷次運動中遭到極大的驚嚇,患上精神分裂症,常常會懷疑高行健在寫反黨文章,還去告發他。行健只能在她睡覺之後寫作,然後藏在地裡。家和監獄變得一樣恐怖了。為此,他的內心世界更是靠著無限的遐想活著。……

  從精神分析角度看,高行健利用文學作為代替獲得性滿足的一種方式,即用它來減輕性壓力。就如他在《一個人的聖經》的序言中指出:

   ……他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把夢想和自戀都訴諸文字,便種下了日後的災難。

  在《一個人的聖經》的第44節曾提及他在寫作時須提高警惕的一幕:

    ……動筆前也已考慮周全,可以把薄薄的信紙卷起塞進門後掃帚的竹把手裡,把竹節用鐵籤子打通了,稿子積攢多了再裝進個醃鹹菜的罎子裡,放上石灰墊底,用塑料袋紮住口, 屋裡挖個洞埋在地下,再挪上那口大水缸。……

  其實,除了藏住稿件,當聽到有關他將會被派去勞改的風聲告緊時,再加上親眼目睹太多因文累人累己的慘痛事件,高行健不得不忍痛燒掉重達30公斤的手稿。可以想像,當高行健眼巴巴親手把自己辛辛苦苦寫出來的東西付諸一炬之際,心情多麼無奈而又悲憤!由此可見,在文革期間,高行健所受的的身心之苦比人有過之而無不及,主要原因是他在家裡要戒備那位精神有問題的妻子的告發,再加上他又受到有關當局的監視。就如他向人傾訴說:

   一邊燒一邊掉淚,這一把火不僅燒掉了多年嘔心瀝血的創作,也燒毀了夫妻之間的姻緣。

  確實,在整個文革期間,文鬥或武鬥的事件屢見不鮮。《一個人的聖經》的第9節主人公曾親眼目睹幾起恐怖的事件:

   他焚燒那些手稿如日記之前,目睹一群紅衛兵把個老太婆活活打死,光天化日,在鬧市西單那球場邊上。……

   十年之後,他聽說老人從牢裡放出來了,他那時也從農村總算回到了北京,去看忘這老人家。老頭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頭架子,斷了條腿,靠在躺椅上,手裡抱只長毛的大黑貓,椅子的扶手邊擱根拐杖。

   還是貓比人活得好。

  同樣的,在《靈山》的第32節曾提及一幕有關一群勞改犯因被指抗拒勞改而被懲罰的經過:

   ……站台上押過一隊唱歌的勞改犯,破衣爛衫,像一群乞丐,有老頭兒也有老太太,每人揹一個鋪蓋卷,手裡拿著瓷缸子和飯碗,一律大聲高唱:「老老實實,低頭認罪,抗拒改造,死路一條。」……

  從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看得出通過服勞役來改造人民的思想對人民來說可說是一種間接的無形刑罰。可是很不幸的他們不論喜歡不喜歡都被迫回應參與這項計劃。就如劉小平,一位廣東外語和對外貿易的副教授指出:「文革」作為一次政治運動,曾經激起全民的參與,當時人民高漲的「革命」熱情不可否認有很真摯的一面,他們為一個「新時代」的即將到來,一個「新時代」在自己的手裡誕生而歡呼,並為這種想像而努力實踐。然而,兩三年之後,特別是從70年代初期「林彪事件」之後,對於「文革」的反思便在人民心中悄悄進行了。對於這個時代精神生活,人們普遍產生了一種疲憊、迷茫、冷漠的情緒,物質生活的貧乏則加劇了這種情緒的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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