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手史料兼回憶錄,具民國史、新聞史價值。 --《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201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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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史料兼回憶錄,具民國史、新聞史價值。 --《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大清宣統三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王新命先生選擇投入了新興的新聞事業,開始了他長達四十餘年的報人生涯。其派駐與採訪的據點從東北大連、北京、上海、廣州至香港,再至與國民政府播遷後的臺灣,足跡可謂遍布大江南北;其報導與主筆的經歷從軍閥割據、民國政局、民生景況、乃至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新聞,並追憶了當時報業經營的種種內幕,是第一手史料兼回憶錄,具民國史、新聞史價值。

(本書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當時原書名為《新聞圈裡四十年》。今重新出版後,將書名改為《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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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上帝魔鬼之間】
有一個時期,我為了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發生異常惶惑不安的情緒。把新聞記者當做上帝的人,認為一個新聞記者,一定有一副擔得起道義的鐵肩,一雙鑒往知來見微知著的明眼,一支董狐那樣不屈不撓的直筆,能做政府的諍友,也能做社會的導師。把新聞記者當做魔鬼的人,則認新聞記者是潦倒無賴文人的化裝,他們的筆下,無一字不是獵取金錢的獵槍,給他一點金錢,他會恭維你是比上帝更神聖的偉人;拒絕他的求索,他會痛罵你是比魔鬼更猙獰的人妖,他是最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種人。

在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一問題解決之前,我極懊惱。正在懊惱,新聞界發生一件敲詐不遂誣人窩藏盜匪的事;一件向妓女求賄挨了一頓打的事。那些本來厭惡新聞記者的人,藉著這題目大加發揮,幾乎把報館描繪成了罪惡的淵藪,把新聞記者形容成萬惡不赦的罪人。於是我在領到第二次的訪稿稿費之後,就擱下寫新聞的筆。

不久武昌起義的消息,來到瀋陽,工程局因局長翁鞏回福州去,參加革命,一時無人接替,宣布停辦,我的七叔也已去杭州,於是我就遇到了職業的問題。恰好自治籌辦處有一名一等司書的缺額,幾個朋友都勸我去爭取這一位置,但我為了兩、三月以前在報上諷刺了楊性恂和方樞,就不肯去爭取這一位置,後來還是表兄林文奎替我做好一個可以半推半就的滑稽圈套,我才去就這個毫無意義的一等司書。

那年年底,自治籌辦處歸併到布政司,布政司後又改為民政司,我也跟著進了民政司,在疆理科做一個司書。疆理科科長陳樵琴,曾在福州廈門兩地做過報館編輯,在司裡有文豪詩聖煙霞客之稱。這是形容他的文章好、詩好、鴉片癮大,他對於我的曾經投稿各報,早已微有所聞,故另眼相看,時常對我談過去辦報的經驗。他有兩句話,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他說:一個報人,倘能跳出金錢這一關,那這人就會被譽為萬家生佛;倘不能跳出金錢這一關,那這人就將被目為無恥的東西。他又說:我贊成你學做報人;但希望你能夠替無告的人說話。他本人後來雖竟因在興城縣長任內以貪墨罪入獄而死,但這兩句話,卻是至理名言。
我在和陳科長作幾次長談之後,解決了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的問題。我恍然大悟:一樣是人,但有上帝和魔鬼之分,新聞記者亦然,要做上帝,自然就成為上帝,要做魔鬼,自然就成為魔鬼。

疑團既已冰釋,我就又開始投稿的生涯。這時我除卻普通的韓僑歸化及各縣劃界事宜以外,還有極關重要的疆域糾紛案件。因此,我的投稿,漸受重視,幾乎做到了有稿必登的境界。


【從上海到台灣】
三十七年這一年,是國軍失敗最慘的一年。這一年的徐州大會戰,國軍最有力的黃伯韜、邱清泉等部隊,都成為戰爭的犧牲者。共產黨縱深的工事,吃住了國軍之後,馬上又繞出國軍後方,加以包圍,這就使國軍腹背受敵,終於失敗。
在國軍著著失敗中,金元券的貶值,更為迅速。早晨手裡的金元券,到得黃昏,已經貶值一、二成。不論是誰,都不能不把許多時間放在金元券的保值上面。國軍生活也就江河日下。國軍士兵,每食僅得定量配給的白飯和一些食不下咽的青菜。在這情形之下,要國軍士兵拚命作戰,就當然不可能。所以,三十七年秋天國軍徐州之敗,敗於貨幣貶值的成分,實比敗於共產黨的成分更多幾分。
當徐州戰事正在進行時,馬星野先生從美國回到上海。他問我的看法如何?我說:我的看法並不樂觀,現狀最多只能維持一年,少只九個月,南京不出半年就要失守,南京丟了之後,上海也保不住。《中央日報》最好是遷台灣。他說:他也已經看到台灣可作退步,所以決定把《中央日報》新機器運往台灣。不過,他為了決定遷移《中央日報》,受了許多方面的責難,都以為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不應有此動搖人心的舉動。
馬星野先生回到南京後,李荊蓀先生也來上海,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我說:論時局?我覺得半年以前還有救,現在是已成不治之症。現在問題是時間,多則一年或十個月,少則再拖半年,只是無希望的拖,並不會發生什麼奇蹟。我們還進一步討論何處可退的問題。我說:這一次我們的敵人是共產黨,共產黨不比日軍閥,日軍閥在中國人裡面不生根,好對付,所以抗戰八年,我們還能守西南,以重慶為根據地,共產黨本身就是中國人,我們現已無法對付,廣東固不能守,重慶亦不能守,現在唯一能守的據點只有台灣。李荊蓀也認我的意見很正確。他問我:你想到什麼地方?我說:你到過台灣,我也到過台灣,台灣情形都略知一、二,現在我想到台灣。

但時局形勢,我雖看得非常的清楚,然而交通情形的惡劣,卻出乎意料之外。我預算可以等到三十八年二、三月之間,離開上海,飛抵台灣,然從三十七年底到三十八年二、三月之間,交通情形,卻有了大變化。飛機票普通人買不到,就是輪船票,也成為大家搶奪的目標。飛機票所以不易購買,是因為票價奇廉,買票的人多,座位卻甚少。在飛機座位遠較購票人為少之下,機票便幾乎全部要在黑市裡交易。黑市機票,由一兩黃金買二張喊起,越喊越貴,最後喊二兩一張。這種喊價的黃牛,手裡都沒有機票,都是要拿進票錢之後,才再設法買票,因此,委托黃牛買票的人,幾乎都要企踵引領,等待信息,大約最多是百人中有一人買到機票,其餘的人,都是付了票錢,卻等不到機票,終則淪陷在上海,成為共產黨的俘虜。

我從三十八年二月起,就開始買票活動,同時還托潘廷幹、湯增敭兩先生代為購買,但直到四月二十左右,還是買不到票。潘廷幹正害風濕病,臥床不能起,幸而他有一個學生在海軍裡做一艘登陸艇的艇長,把他夫婦和兒子都接登艇上,這才脫離了虎口。我和湯增敭則仍在尋覓交通工具中。一直到了四月二十四日,才由於學生的殷勤,送我幾張船票,我才帶了兩個孩子允健、允康、和湯增敭父子,下了華興輪。

華興輪是去廣州的一艘船,也是行政院管理的交通工具之一,我因上海情形日惡,沿蘇州河已都佈好崗位,看情形,上海確已接近戰爭的邊緣,所以,決定先去廣州,再走台灣。
我在四月二十四日登船的前夕,曾開一次家庭分金會議。在這會議中,計算全家儲藏,是二百元美鈔,五百元港幣,還有十兩多的黃金。太太決定離去上海的人,應該多帶一點錢,省得臨時舉目無親,呼天不應。長女也說:這點家財,我們都不需要,不如爸爸一起帶在身邊。我說:現在我是先去廣州,所以需要帶點錢,如果去台灣,那就無須多帶,現在我帶美鈔和港幣,剩下的黃金,一人手裡帶一顆戒指也就算了。但爭執多時,太太還是給我美鈔、港幣和三兩黃金,給健、康兩人各二兩,把它縫在褲帶裡以免遺失。

在家庭會議中,我說:上次我單身到香港,心裡有幾年後必然能夠再見家人的把握,這一次卻沒有再見家人的把握。因我的年齡已瞬屆六十,能夠再活幾年,無法估計,如果大陸重光是十年後的事,那就未必能再和家人相見了。
這時候,在我是有最溫暖的家庭的人,太太和九個孩子都在一起,除卻新中國學院的事經常使我煩心之外,其餘幾乎無事可管。現在我不能不帶兩個小孩離開上海,好像是由最美麗最溫暖的春天,轉到最蕭瑟最枯燥的秋天,真是無比的難過。

這無比難過的日子,也就是我從虎口逃生的日子,心裡雖非常難過,卻還應該多謝一位叫做趙沛的學生。這位趙沛,是濱海中學學生之一,曾隨政府西遷,勝利後才回到上海。他有一位哥哥,在行政院擔任科長,專管交通工具,在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前,手裡有飛機、輪船和車票,到四月二十四日,才辦理結束。趙沛在他哥哥辦結束前一日,來到濱海中學看我,問我:「你作何打算?」我說:「我想走,卻買不到機票船票。」他馬上就說:「可惜太晚了一點,如果是昨天,那就可乘飛機到台灣。因昨日飛機乘客都不到,只載一個國大代表前往台灣。現在還有輪船,要開往廣州,你如果肯坐船到廣州,那我就去要票。」他立刻出去,馬上拿了華興輪統艙票五張給我說:「現在艙位沒有了,只剩這一些統艙,並且明天要上船。」我接過船票後,立即通知湯增敭,請他準備乘船去廣州。我自己也同樣準備明天下船。

二十四日上年,我帶健康和湯增敭及其長公子明貴,前往浦東下華興船。在下船前十幾分鐘,一位《新夜報》的外勤記者蘇連城也要走,我們要他自己到趙沛的哥哥那裡辦交涉,趙沛的哥哥也給他一張票,於是我們六個人,便同舟共濟,前往廣州。船本定於二十五日開行,但二十五日沒有開,二十六、七兩日也沒動靜,原來船上員工已經罷工,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一直延到五月三日,船才從上海開出。在船開之前,我還回到濱海中學校舍一次,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別離的顏色,聽到的一切,也都是別離的聲音。最難過的一剎那,是在最後看到長子。這孩子的腳,已成殘廢,我沒有方法替他醫治,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臨行沒有和他說話,僅僅在無言中離別,我希望他能痊癒,能殘而不廢。近得家書,他的腳已醫好了。

五月七日,船抵廣州,我們跟著在碼頭迎接的胡春冰先生,同往沙面胡春冰先生家中暫住。我們到達胡家那一天,正是陳芷町離粵赴港之日,相差不過幾小時,真是不湊巧之至。
在廣州,十幾天的小住中,我很想去看一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然卻沒有去。沒有去的原因,是因為車位太少,我想帶湯增毅父子和健康同去,但車位卻只許我個人前往。

我們在廣州唯一的清遊是荔枝灣。荔枝灣海上盪輕舟,吃艇仔粥,令人有但願終老是鄉之感。
在沙面胡家做了十幾天客之後,我們又上了景興輪。景興從廣州開台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它來到台灣後,即行出賣,不再來台灣。在船上我們遇了若干故人,中間不少是從上海乘華興輪前往廣州,再由廣州轉乘景興前往台灣的旅客。他們和我完全相同,費了最多金錢,最多時間,然後再間接乘船,逃出了上海。他們都在四月二十四日登上華興輪,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由景興輪載往台灣。

景興輪從廣州拔錨出發之後,上海已在失守的邊緣,湯恩伯犧牲了一部警察和極少數守軍,帶了大隊人馬走到疏散輪船,一部開到舟山群島,另一部卻開到台灣。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共產黨開始從上海南部滲入,到二十六日,正式宣布佔領,共黨佔領上海消息,是景興輪賬房收音播送的,聽到這消息的旅客,一方面是為留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家屬而擔憂,另一方面卻為著自己的幸獲逃出而慶幸。旅客們的擔憂,是不知淪陷在共產黨手的家屬,今後將如何過活。究竟是要遭鬥爭清算,還是要被迫掃地出門?因為共產黨對待他們所謂敵人的手段,實在太過毒辣!

二十七日下午六時許,船到了台北外港,大家都預備入港上岸,其歡欣之情,實不能以言語形容。但港口司令因為時間已宴,難於檢查,卻令船主候到二十八日入港。
二十八日,我們早晨在船上吃了一碗向茶房買的粥以後,一直等候檢查。因船上已不開飯,大家都只能設法買東西來吃。茶房煮了大鍋粥,賣到上午十時,已經賣光,此後便只有小艇的西瓜、香蕉之類可買。結果,好些艘小艇的西瓜和香蕉,都賣得乾乾淨淨,時間也已超過正午十二時,檢查還未終了,僅僅是允許船再開向內港,以便繼續檢查。
我們等候到下午四時,才檢查完畢,被允下船。下船後,我們立刻僱一輛卡車,裝載人和行李,前往台北,把行李卸在漢口街的《中央日報》社,結束了一個月零五日的一次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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