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述1950年代的臺大校園和教育環境。--《臺大與我--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

2016/11/21  
  
本站分類:創作

記述1950年代的臺大校園和教育環境。--《臺大與我--1950年代,我的青春歲月》

作者於1952年~1956年在臺大外文系渡過四年的大學時光。當時,因為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許多名教授匯集到臺大校園:傅斯年、錢思亮、陳大齊、曾約農、英千里、方東美、黎烈文、趙麗蓮、臺靜農、吳相湘、傅啟學、沈剛伯。本書記述了此時臺大校園和教育的環境,例如:被稱為臺大一景的「沈剛伯的頭髮」;追憶夙夜匪懈、事必躬親的傅斯年校長猝死時,臺大停課一天,並下半旗致哀;除了任教於臺大,更因為主持電台英語節目而家喻戶曉的趙麗蓮先生;新生入學註冊要繳交保證書,保證「該生過去不曾,現在沒有,將來不會加入匪黨組織」;教官強迫學生加入救國團,期末考憑團證領取必修的軍訓課考卷。凡此種種皆為臺灣社會的小縮影,1950年代是臺灣歷史上很不一樣的時代,當時瀰漫著「小心!匪諜就在你身旁」的氛圍。到底當時臺灣的社會風氣和臺大校園的環境是如何呢?就待讀者翻閱本書,一窺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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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臺大與我」緣起】

許多晚輩對我求學時代的臺灣教育界的人事與環境有興趣;有些學生對我這位與眾(師範體系出身的教師們)不同的老師非常好奇。對於他們試探性的問話,我一直冷漠以對,不回應就是不回應。
我的理由有二:一是開口閉口「我們當年如何」是老人的徵候之一。七十歲以後,我時時告誡自己不要老態畢露。二是俗語說「好漢不提當年勇」,我既非「好漢」,當年也不「勇」。有什麼好說的?
讀到一篇reminiscence therapy(懷舊治療)改變了我的想法與作法。既然對自己的心身有益,又可滿足別人的需求,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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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四年 過眼雲煙】

● 傅鐘聲中尋自由

我能考上臺大外國文學系,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意料;唯一例外是教我高三國文的導師。放榜前他對我三哥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我曾寫有專文〈懷念省立馬公中學周潤歧老師〉來紀念他的知遇之恩。
進入夢寐以求的臺大後,我是獨來獨往的邊緣人。我天生膽小,再加在澎湖發生的「山東聯合中學師生匪諜案」嚇壞了我。當時傳言「臺大是匪諜的最後巢穴」。除了上課,我不敢參加任何課外交誼活動。臺大學生上課,不點名,沒有固定座位。除了在教室內與碰巧坐在附近的同學點點頭外,我沒有結交任何新朋友;而舊朋友,全文學院中,我找不到一位「澎湖同鄉兼馬公中學校友」。
傅斯年校長建立的「學術自由,校園自主」正面臨嚴酷的考驗。錢思亮校長守成不易啊。在此動蕩不確定的年代,我試圖在臺大尋找我嚮往已久的自由。

● 若有若無師生情

拜國民政府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之賜,許多名教授匯集到臺大。光是在外文系教過書就有:陳大齊(後轉任政大校長)、曾約農(後轉任東海校長兩年,再回臺大外文系任教)、英千里(退休後任輔大副校長)、方東美(我曾寫有專文〈追思方東美教授〉)、黎烈文(我曾寫有專文〈懷念黎烈文教授〉)、趙麗蓮、盧月化、黃瓊玖、王國華、周學普、臺靜農、吳相湘、傅啟學等。
老師通常不記得學生,除非學生是「狀元學生」;學生自然地懷念老師,不管老師是不是「狀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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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 方東美教授】

七月十三日晚間七時半的新聞報導中,臺視記者播出一代哲人方東美教授去世的消息。月前獲悉方教授纏綿病榻後,強忍住的一股悵惘,這時候變成奔騰的哀思,一波一波直扣腦門。通常我們對於一位感情上的親人之逝世,大都放聲一哭。那麼,對於一位理性上的親人之離世,又該當如何?我徬徨無主,我坐立難安。臺灣是個小島,然而南北兩端仍然隔開了多少的人情與關懷。我想:我先是不克到病房探望方教授,現在也無法親至他的靈堂前上支香,鞠躬致哀;難道就這樣緘默不語,無動於衷?
本文的題目,我極想寫成:「追思吾師方東美教授」。但我畢竟不是哲學系的學生,更何況方教授終其一生,恐怕未曾注意到有我這個熱情的聽眾,歷久不衰的崇拜者。
第一次看到「方東美」三個字是在羅家倫先生的﹃新人生觀﹄中。羅先生的話是:方東美先生說:「中國先哲遭遇民族的大難,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漙博沉雄的情緒,促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推敲生命意義,確定生命價值,使我們腳跟站得住。」當年是個好思考的高中生的我,直覺地推想著―能被羅家倫引話的方東美該是夠偉大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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