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歷史真相‧是非留與人說。--《叛國者與「親日」文人》

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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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歷史真相‧是非留與人說。--《叛國者與「親日」文人》

滿洲國和汪偽政權的文化圈人才濟濟,長久以來,他們的文化貢獻和人生經歷被選擇性的遺忘,然而時代前行,這段被掩埋的歷史記憶,需要重新還原!本書探討的人物包括:鄭孝胥、江亢虎、梁鴻志、朱樸、金雄白、錢稻孫、沈啟无、柳存仁、穆時英、黃濬、管翼賢、陳彬龢、張資平、何海鳴、周黎庵、紀果庵、周越然、龍沐勛、趙叔雍、冒效魯、柳存仁、陶亢德、穆時英及樊仲雲,經由作品、檔案、回憶錄、口述歷史以及文獻報刊的爬梳,重新揭示一群被遺忘的文人,一段被遮蔽的歷史。

 

內容試閱

【不學「有」術的報界奇人──陳彬龢】
  記得「陳彬龢」這個名字,是在研究張愛玲的時候所讀到的資料。那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新中國報社」(《雜誌》出版社)在上海咸陽路二號召開「納涼會」的座談會,邀請東亞電影明星李香蘭和中國女作家張愛玲舉行座談。當天參加的人士除了李、張兩人外,還有日人松本大尉、中華電影副董事長川喜多長政和新聞界的金雄白、陳彬龢以及張愛玲的好友炎櫻、姑姑張茂淵等人。李香蘭是淪陷區最出風頭的電影明星,一曲《夜來香》不知風靡了多少觀眾。她在影片中一向扮著中國女人熱戀日本美男子那一類的角色,藉以表達中日親善。而《雜誌》此次將張愛玲抬出來與李香蘭分庭抗禮,可見是把張愛玲當做一張王牌的。而出席作陪的金雄白、陳彬龢也非同小可:前者除是報人外在汪偽政府中有多種官銜,而後者是日本海軍接管後的《申報》社社長。在座談中陳彬龢不改報人本色提起小報上紛傳張的戀愛,問她的戀愛觀如何。張愛玲正色答道:「就使我有什麼意見,也捨不得這樣輕易地告訴您的吧?我是個職業文人,而且向來是惜墨如金的,隨便說掉了豈不損失太大了麼?」凜然難犯的架勢,讓陳彬龢有些自討沒趣。而緊接著談到大報和小報,張愛玲稱她喜讀小報,「它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們這裏的都市文明」,可以看到「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對大報她也不含糊恭維兩句了事,要頂真地說「大報似乎同生活隔得遠一點」,又說上海人一度多看大報不過是想從上面看點戶口米、戶口糖的消息之類。陳彬龢聽了心有不甘,要捍衛大報的地位,辯說大報與時局關係密切,一般太太小姐不關心現實,生活超然,才對大報冷淡。張愛玲不肯讓步,偏說大報與現實生活離得很遠,又因為是代人立言,使用的是一種沒有色彩的灰色語彙,因此她毫無興趣。
  而就在納涼會之後不到一個月,八月十五日,日本人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曾在納涼會上談笑風生的陳彬龢這時已逃得無蹤無影了。而那次納涼晚會也成了張愛玲在淪陷時期公開場合露面的最後一次。對於此次的座談會,學者余斌認為「以她(張愛玲)的交往,她對時局的變化不會一無所知,按照常理,在這種時候她多少應該存個心,不要和李香蘭、金雄白、陳彬龢這些有漢奸嫌疑的人物攪在一起(何況是公開露面),免得以後更說不清。但是張愛玲就是張愛玲,她相信凱撒的歸於凱撒,耶穌的歸於耶穌,政治的歸於政治,個人的歸於個人,自己的歸於自己——她有她自己的判斷,有她自己的完整,有屬於她自己的與旁人無干的天地。以此,她拒絕出席『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也以此,她不避嫌疑在這個時候去參加納涼會。」
  至於陳彬龢後來因為逃遁到香港,對於他的諸多資料,兩岸竟付之闕如,甚至錯誤百出,如《民國人物大辭典》等工具書,甚至把他的生卒年只記到一九四五年,其實他是活到一九七○年才在日本病逝。筆者根據他後來在香港《大華》半月刊及香港《春秋》雜誌發表的幾篇回憶錄及與他多所交往的金雄白、高伯雨(林熙)等人的回憶文章,梳理出他的生平大要。
  陳彬龢(一八九七-一九七○),江蘇吳縣人。據他在〈我的年青時代〉(由胡敘五代筆)一文中說:「我出生於破碎的家庭,先父早背,家道寒微,所受正式教育,祇在高等小學讀過幾年。先母為維持生計,在上海哈同花園倉聖學校女學部,覓得舍監的職務,兼教刺繡。而我則於十六歲時,由親友介紹,在浦東中學充任一名書記,寫鋼板,印講義,於蠟紙油墨間虛擲大好光陰。」後來他母親經過多方請託,才將他弄進哈同花園,當上男學部初小一年級的國文教員,月薪十元。也因此他得識前來擔任中學部國文教員的金石家胡小石,更因此認識了中國第一流學者沈曾植、朱祖謀、王國維等人。對於朱、王兩位老前輩,陳彬龢說:「一個是一代詞宗,一個是國學大師,我均有親炙的機緣,由於無知,空入寶山,絕無所獲。後此我在北京,國維先生適在清華園講學,陳援庵(垣)先生知我與他有一段淵源,每將借書、借碑帖等事務,委我往洽,接席承顏,猶能親聆謦欬,可惜人事栗碌,我已騰不出功夫來,在學術研究上請求指導了。」
  一九二四年陳彬龢到了北京,他應公立女子中學之聘,擔任教席。校長陶玄女士,出身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彼此原有通家之好,但有次校長說他是個沒有學歷的人,雖是事實,但陳彬龢認為是嚴重的譏刺,於是一待學期結束,他就辭職不幹了。陳彬龢說:「此時我在禮拜天都到西四牌樓大街的教會裡去,聽滿州籍的寶牧師講道。十有八九,我的隔座總是坐著一位老先生。經過多次見面後,彼此攀談,才知道他是我聞名已久未易識荊的陳援庵老先生。他詢知我是中學教員,又知我已經提出辭職,便和我約定,下學期準到他在創辦的平民中學去任教。屆期,平中開學了,他自為校長,委我為教務長,比我原任的職務還高一級。」不久,由於政局變化,交通系失勢,平民中學隨而失去支援,決定停辦。陳彬龢說:「其時我有一位鄉親譚鴻熙先生,住在北京旅館(非北京飯店),我常往返。他是留法學生,研究生物學,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與汪精衛、褚民誼兩先生具有連襟之誼,而與張伯苓先生則為莫逆之交。伯苓先生唯一的嗜好為聽戲,由津到京,亦寓北京旅館。聽戲時,我們三人一體,同去同返,習為故常。他聽到平中停辦的消息,便邀我到南開大學教書去。我自知學力不能勝任,但抵不住我那份好勝的心理,在驚喜疑懼中貿然應承下來。此中艱苦,我今天只能說出這麼一句話,即由中學教員跨進一步做大學教師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於次日下令通緝李石曾、李大釗、易培基、徐謙、顧孟餘五名「暴徒首領」。當時《京報》還公開披露的一份所謂第二批的通緝名單,有四十三之多。在《魯迅全集》的《而已集》「附錄」〈大衍發微〉,就收有這四十八人的名單。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名列第二十一、二十二名,陳彬龢名列第三十一名。魯迅還為這四十八人分別加寫了籍貫和職務。他給陳彬龢加寫的籍貫是「江蘇」,職務是「前平民中學教務長,前天津南開學校總務長,現中俄大學總務長」。後來陳彬龢又擔任為時甚短的上海澄衷中學的校長。高伯雨認為陳彬龢未經過什麼中學大學,也未出洋鍍過金,但也能在大學、中學當總務長、校長等職,大概是有「學閥」之稱的黃炎培提挈的。
  陳彬龢在一九二八年與日本駐滬總領事館的岩井英一拉上關係,並為其提供情報。一九三○年一月編輯出版《日本研究》月刊(岩井是其後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停刊)。陳彬龢在〈我和《申報》〉文中說:「我於一九二九年開始研究日本問題。一九三○年又去東北作三個月的實地考察,所有重要地點,包括遠至中蘇邊境的滿洲里在內,均曾雪泥鴻爪,留有遊蹤。雖為走馬看花,說不上深刻的認識,但於日本人在東北的佈置,遊目所經,比之純從書報得來的印象,究有所別。」
  一九三一年春,陳彬龢因黃炎培之介紹而進《申報》館工作,剛開始完全是「養媳婦」的身份,連寫字檯也沒有一張,辦公時間,只能傍住總編輯張蘊和的寫字檯,加把椅子,側身坐下,聽聽張的言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時局陡形嚴重,才把他這「養媳婦」身份予以改變。黃炎培主張向政府開砲,陳彬龢則表示應以一致對外為先,張蘊和贊成陳的見解,這是陳彬龢進《申報》發表長篇社論的第一次,此後張蘊和便把寫社論的工作讓陳彬龢承擔。有人說陳彬龢的文章,多半出於代筆,他說:「這是事實,決不自諱。但我並不是由皮到骨,全由代筆一手包辦,文章的主張多是我抓的,文字的修正亦多是我增刪的。……我又認為社論不是代表執筆者個人的意思,而是代表多數人的共同語言。所以遇到了一個問題,必須徵取多人的意見,正面反面,面面顧到,然後寫為社論,才得其正,而不為感情所左右。又文字的使用,不必求工,但必簡明,所以我主張社論發排以前,最好能經多人過目,以期每字每句,使讀者容易讀懂,容易領悟。由於我於社論的主觀如此,所以我以私人立場特約了好幾位代筆的朋友如陶行知、章乃器、楊幸之諸先生都是,史先生(案:史量才)是不知道的。」陳彬龢又說:「陶行知先生為著名教育家,思想前進,品行高潔,關於教育方面論文,我常請他偏勞。章乃器先生其時在浙江實業銀行任襄理,工作重點偏於經濟研究,不管業務。關於經濟方面論文,我便請他執筆。……關於政治性社論,以楊幸之先生寫得最多,楊先生始終為我牀頭捉刀人,未嘗露面。」
陳彬龢在〈我和《申報》〉文中提到他革新《申報》副刊的經過,他說:「我又於副刊方面著手改進,作全面的革新。副刊在上海的混名叫『報屁股』,似為人所輕視,其實它的分量絕不在社論之下,讀報的人儘有不讀社論而專在副刊著眼的,就教育意義而言,關係極大。《申報》副刊『自由談』,沿襲舊制,滿幅盡是遊戲文章。天地之大,似除風花雪月外,無一可談,陳舊尚為餘事,最要不得的如張資平所寫的三角戀愛連載小說,浪漫頹廢,尤足使讀者迷惘。因此我寧冒不韙,先將張資平的小說,予以『腰斬』。此時,黎烈文先生適從法國回到上海。他在法國專攻文學,與史先生又有世誼,由史先生提出由黎烈文接替周瘦鵑先生,論人論事,確屬佳選。我們所定方針,為借此篇幅,進行新文化運動,提高稿費,禮聘前進作家撰述。由此,魯迅、茅盾諸先生皆曾為『自由談』寫稿,對於青年灌注了不少的新知識。黎烈文主編『自由談』後,史先生在商言商,為節省開支,擬將周瘦鵑先生辭退,但我不同意。這因遊戲文章雖不合時宜,而在當年則有助於《申報》的銷路推展,在人情上不應得魚忘筌。重以新舊交替之間,老一輩猶迷戀於舊文學,俳體諧文,看來津津有味,為了銷路,亦應投其所好,攬住這些老讀者。因此商定另闢一欄,題名『春秋』,請周瘦鵑先生主編,公私兼顧。」陳彬龢又說,革新後的「自由談」,稿費一項,他主張提高,比過去加一二倍,魯迅、茅盾等的稿費更提高到千字二十元計算,並且用與不用,一律致酬。史量才看到一篇短稿,可以易大米四五石,大不謂然,但又礙於陳彬龢的堅持,不便抑減,故當核定稿費單時,提起筆來,老是索索發抖。
  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七月二日、七月四日,《申報》連續發表三篇時評〈論剿匪與造匪〉,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舉國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雖十次武力圍剿,亦必無功。」七月三日,發表時評〈中大學潮評論〉,披露了教育部長、原中大校長朱家驊挪用三萬多元水災捐款的醜聞。蔣介石得到報告後,龍顏震怒,當下抓起紅蠟芯鉛筆寫下六個字:「《申報》禁止郵遞。」結果經過疏通,蔣介石提出三個條件:一是《申報》改變態度,陳彬龢必須離開;二是立即辭退黃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國民黨中宣部派員指導。史量才權衡之下,接受了前面兩條,但斷然拒絕了第三條。陳彬龢說:「史先生為釜底抽薪,同意照辦。但念革新後的《申報》,銷數激增,每日發行達十三萬份,我尚不無微勞,又不願意放走,正在兩難間,恰巧南京路的大陸商場建築完成,後門在九江路,繞過九江路便到漢口路《申報》館,史先生鑑於距離不遠,計上心來,為了使我仍能暗助編務,和報館僅作形跡上的脫離;又為配合《申報》六十週年(一九三二)紀念,準備興辦社會教育事業,乃在該商場租賃一層樓,劃出一部份作為我的辦事處。此後我便不到報館,互以電話書面聯絡。」再後來「南京採取封鎖政策,《申報》除上海租界外,不問郵遞自運,概予截阻,《申報》的大門仍讓敞開,生命線卻被扼殺,史先生實在無法招架了,唯有屈服,將我解職,其時是在一九三三年冬天,距我參加《申報》,恰恰三年。」陳玉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說「一九三四年史量才被暗殺,陳也離去。」顯係不確,陳彬龢在在〈我和《申報》〉文中亦曾提到「我則於史先生遇害前一年,完全脫離《申報》,所謂『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離開《申報》的陳彬龢遠走香港,依然得心應手而大顯身手。據金雄白說,陳彬龢與香港《天文臺報》社長陳孝威將軍為知交。陳孝威(一八九二-一九七四),字向元,福建閩侯人。保定陸軍學校畢業,他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於香港創辦《天文臺報》,開始大量撰寫論戰文章,分析當前國際戰事形勢,憑其卓越的軍事天才,既有效宣揚全民抗戰,又成功判斷了德國攻蘇、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蘇軍進入東北等軍事行動,成為當時國際著名的戰略預言家,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都對他的戰略眼光大表驚嘆,紛紛致函褒獎,並納入諸國軍事參考之列。而陳孝威與桂系中的白崇禧等有同學之誼,陳彬龢先經李宗仁、白崇禧的介紹而與那時的「南天王」陳濟棠相識,竟又受到了陳濟棠的器重,給予鉅資,在港出版了一份日刊《港報》。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彬龢對於國民黨元老蔡元培的幫助。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蔡元培在致許壽裳信中特別談到過這段經歷:「弟於去年十一月杪來港,初寓旅館,後遷商務印書館之寄宿舍;十二月杪,眷屬來,先借住堅尼地台陳彬龢兄家中;今年一月杪,始租得九龍柯士甸路一五六號樓下二號之屋而住之,以至於今;但通訊仍由商務印書館轉(香港之商務分館在大道中三十五號),而姓名則借用『周子余』三字。此間相識之寓公太多,若宣佈真姓名、真住址,將應接不暇也。」蔡元培還曾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為陳彬龢主辦的英文《太平洋文摘》月刊寫作過一篇介紹詞。
  金雄白又說:「全面抗戰事起,我不清楚陳彬龢又怎樣在港勾搭上了日本的關係,由日軍護送重回上海。最初我所看到的,他與日本兼具外交人員與軍方特工雙重身份的岩井英一常在一起。岩井畢業於上海日人為侵略我國,教授中國語而設立的『同文書院』,能說流利的中國普通話。……因為他能講國語,在上海就極度活躍,以探取我國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情報。抗戰時期,岩井依然留在上海,不過他的職務已經改變了,他不再是一個職業外交人員,他取得了一手製造汪政權『梅機關』的影佐禛昭的信任,改而專搞特務工作。在上海閘北寶山路曾建立起一處『岩井公館』,有權拘捕一切的抗日份子。炙手可熱,橫行一時。他所卵翼的中國人有兩個,一是老特務袁殊,而另一人就是陳彬龢。」
  陳彬龢在〈前塵夢影錄〉文中說:「我是於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後的次年(一九四二)二月間回到上海的。」金雄白說:「太平洋戰爭後,日軍進入上海租界後,取得了租界以內的一切權力。最令市民注意的是新聞界《申報》與《新聞報》未來的命運。租界以內望平街一帶的地區,是屬於日本海軍的勢力範圍之內,《申》、《新》兩報將由何人負責,也將取決於日本海軍當局的決定。當時就有不少人全力鑽營,以期獲得這兩報的最高職位,而最後也是最先發表的,竟是委任了陳彬龢為《申報》的社長。」陳彬龢在〈我和偽《申報》〉文中說:「當時覬覦《申報》的,有汪政權的『宣傳部長』林柏生、『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趙叔雍、青年黨曾琦、國社黨諸青來等,均在鑽頭覓縫,各走門路。據說日本海軍方面對於這些份子是不表歡迎的。他們認為論事論人,唯有我以申報舊人,回到舊地,駕輕就熟,最合理想;尤其因為我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組織,也沒有擔任過任何政治工作。在我個人方面,認為申報是史先生的遺產,與其落在人手,更不如由我接收,為老東家勉盡保管責任,亦是應分之事。這項義務,我可以說,未嘗活動過,但亦未嘗推託過。」
  一九四二年秋天,陳彬龢出任《申報》社長,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中說:「在他負責《申報》的時期,他的表現分三項:(一)親日──《申報》以大字套紅為日軍宣傳戰區大捷,立場甚至超過日人自辦的《新申報》。(二)反蔣──他曾寫過一篇〈蔣介石論〉,把蔣二十年來的言論作一對照,在淪陷區內對蔣先生作如此攻擊,也是希有的例子。(三)諷汪──《申報》對汪政權的若干措施,加以率直的攻擊與譏刺,當陳群出任江蘇省長,引用謝葆生當高級警務人員時,被詈為流氓政治;那時的《申報》處於軍管理狀態之下,它代表日軍的發言,連汪政權也奈何他不得。」陳彬龢後來回憶這段日子,說:「回憶前塵,恍如一夢,對神聖的抗戰而說,我誠內疚神明;惟對史先生及《申報》而言,似尚不無微勞可錄。那幾年間,我這偽社長的薪水,始終為偽幣五千元一月,此外絕無半文浮冒。後來中儲券發行萬元一張的票面,我的月薪僅購買幾件油條燒餅罷了。然而我為《申報》卻留下一些的資產,單說配給到的白報紙一項,恐七十年來尚未見有如許存量。可是我這看家狗畢竟是白做的,勝利後史詠賡兄(案:史量才之子)回到上海,僅被配給一個有名無實的副董事長,《申報》的整個家檔,統統被國民黨拆光了。」
  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次日,陳彬龢到亞爾培路二號見金雄白,金雄白說:「他告訴我,一旦重慶政府回來後,一定不會放過他,他是最後來向我辭行,從此他將有一個時期的隱藏。而他來看我的最大目的,是勸告我與他一起走,他有最安全的地方,可以完全放心。我告訴他我的打算,他嘆了一口氣說:『政治只有成敗與利害,你竟談起功過是非來了,你會後悔的!』我謝謝他對我的關切。他握住了我的手,眼淚從面頰流下來了。我送他出門,看他已放棄了原有的汽車,坐上三輪車,向北而去。」從此人間蒸發,音訊全無。
  當時方型周刊《吉普》甚至有〈老牌漢奸陳彬龢安在〉的報導說:「文化界一等大漢奸陳逆彬龢,罪大惡極,『國人皆曰可殺』也久矣!惟自敵軍降服以來,瞬將五月;政府開始逮捕漢奸工作,亦已三月有餘;各地大小漢奸,紛紛落網,獄為之滿,總數可以萬計。……獨此巨逆陳彬龢……,迄今未聞有確實下落。」又說:「初傳陳逆在蘇自殺,繼又傳其未死,惟圖假死為煙幕而逃遯,其家屬且為之『遵禮成服』,舉行空棺材大出喪,藉袪人惑,但不久『穿榜』。後又傳陳逆傚江逆亢虎法,化裝為僧,匿於某寺,旋僧裝圖逃,卒為人識破云云。……後又聞陳逆實匿居虹口,有日人某庇護之。又傳陳逆居日人家中,化裝著和服,儼然倭塌塌裝為日人而入集中營云云,但事總不可稽。……關於陳逆消息之最後見於報紙者,則謂其在青島被捕,但記述簡單,亦未及其被捕詳情。消息來源似不甚可靠,……」。
  陳彬龢後來發表在香港《春秋》雜誌的〈一個逃避漢奸罪刑者的自述〉(由陳彬龢口述,胡敘五筆錄)中說,他首先把內人及一女孩移居於梵王渡路的舊里弄裡,又把其餘子女分寄於至親好友處,一律改姓吳。陳彬龢喬裝易服,不時更換地點,潛匿在東南鄰近各省的小城鎮中,漂泊三年,歷經九省,竟然躲過「追捕漢奸」的羅網。陳彬龢說他能得以逃脫全靠寺廟的法師和教堂的神父的照顧,他說:「自我蓄意逃亡之始,先承圓瑛法師予以同情;到杭州後,又承如常法師殷勤掩護;這是屬於佛教方面的。迄我行抵灣沚,於無意中和西班牙的神父相識起來,此後輾轉各方,屢更寒暑,天主堂便成為我的隱蔽地,自樞機主教以逮於神父亦幾全為我的保護人。」
  但金雄白推斷他可能隱藏在中共地區,並受到保護。對於此,陳彬龢有所辯白,他說:「一般報紙,則不時為我大造其謠,除登我在青島被捕一類壞消息外,又說我去了大連和佳木斯,大演其說,參加了中共組織。他們往往把我視為袁殊、邵式軍等一流,以為他們去得,陳彬龢自亦去得。而不知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布置,我雖從未視共產黨為『匪』為『寇』,但我亦從未和共產黨打過交道,天下事那能一概而論。何況共產黨處置漢奸比之國民黨還要嚴厲,我不是他們的人,我能貿然跑到他們的『解放區』去麼?」
  一九四七年年底,陳彬龢終於逃到香港,他說起先他瑟縮於香港木屋區中,從事於翻譯的研究。除為公教進行社編製教友手冊及為方言會看舊約譯稿,為了生活不得不和教會發生接觸外,其他友好,絕不知香港有我這人。一年之中,我出門的次數,真是屈指可計。直到一九四九年廣州易手,我才公開露面。金雄白說,當他一九五○年輾轉來到香港時,許多人認為他與中共有一定的關係,於是想從他身上獲得門路,因此與他聯絡,向他示好的就不乏其人,使他在這一段的時間內,又過著一段輝煌的日子。
高伯雨談到一九六五年他在香港籌備創刊《大華》半月刊時,陳彬龢曾大表贊成,並說:「高先生,你放膽做下去,我支持你,如果你辦膩了,沒有興趣繼續下去,可以讓給我辦,你需要多少頂手費,我用分期付款的方法清還。」到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大華》的資金六千元已花光了,高伯雨有意立即把它停刊。此時陳彬龢表示他願意每月支持《大華》七百元。高伯雨說:「其實彬龢此時已露出經濟困難之象了,不過他還竭力掩飾,死撐場面,他許下的每月七百元,常常不能依時交來,有時交來亦只是半數,而此半數還是期票。到時銀行退票,他才叫金增祥(為他奔走的人)送來現款,調回廢票,甚至有時他說再過幾天,重新交進銀行,一定有錢可拿的,但到時仍然退回。能夠一次拿來整數七百元,未嘗見過。可知他的手頭不大寬裕了。」到了一九六七年,香港正在大騷動時期,金雄白說:「他(陳彬龢)經濟上已到了山窮水盡之境,不幸又患上了老年人常有的攝護腺症,一度進入醫院施行手術,出院以後,就悄然買棹前往日本。」
  在日本居留的最初一兩年,依靠以往與日本人的交誼,陳彬龢還賃居了有庭園的華屋,出入於豪華的餐廳,並雇用了一名能說英文的女秘書,還為她分期付款購買了一層公寓房屋。但要不了若干時日,日方對他的優厚待遇終止了,朋友們給他的接濟也中斷了,床頭金盡,那個女秘書就以白眼相加而給以非人的待遇。睡在她床前的地板上,不再與他同寢,也不再供應飲食。金雄白說一九六九年四月,他去日本時曾約陳彬龢見面,「本來由他的住所到我的旅館,汽車的行程,僅需十五分鐘,而我等待他一小時有餘,始見他蹣跚而來,形容的消瘦,使我幾乎不識。在臥室中落座以後,我首先發覺他手部顫抖,竟至無力端起一個茶杯。語音含糊,發言無條理而不相連續,神志已在若明若昧之間,記憶力也瀕於喪失。在短短的半小時談話中,他提到了日本一個知好朋友對他的勢利刻薄的情形,大哭一次;再提到一個日本小姐當他有錢時曾呵護備至,一旦艱窘,就反面若不相識,且有逐客之意,再大哭一次。最後他又說到留在大陸他所最鍾愛的幼女,即將結婚,但男方提出的條件,必須與他斷絕關係,說到傷心處,又大哭了一次。他一向是極端樂觀的人,在最困難的時候,總說『天無絕人之路』,那天的情形,已顯出他有了絕望的感想。他一面說,一面又從他帶來的一個大紙包中,取出了僑日的身份證,向各醫院診病的門診證,還有張季直的年譜,說要把它重印,最後還送給我一幀他的近影。我與他相交數十年,過去從未送過我照相,這一切,都顯示出不祥之兆,而終於這次的晤談,成為訣別,也是香港他的無數友好中成為最後見到他的人。」
  金雄白又說:「竟然從那天起,他完全陷於精神錯誤狀態中,那天與我握別以後,即不曾回到寓所,流浪在街頭,有時竟闖入不相識者的家內。在我留日期間的不到一個月中,曾三次進入警局而由朋友們代他保出,最後就把他送入了醫院,纏綿四個月,終於在一九七○年八月三十日午後五時五分,逝世於日本茨城縣水海道市的厚生醫院。」
  金雄白認為陳彬龢沒有什麼真才實學,他甚至說五○年代在香港時期:「有一次,他要我寫一封給政客的信,堅囑我文字上要寫得力求典雅,我也真是盡心為他草就了。第二天又見到他時,他取出了那封信稿對我說:『你為我寫的那封信,有些不妥之處,我把字句改過了。』我取來一看,不意他竟然沒有看懂我用了典故的字句,反而改得不通了。這樣,我才相信過去說他不能動筆的傳言,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陳彬龢曾翻譯日本大村西崕著的《中國美術史》,而日本外務省情報部編印的《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還說他是「日本留學生」。對此他曾對高伯雨說,他不懂日文,也未嘗到過日本讀書。他說,所有他譯的書,寫的文章都是有人代筆的,他付出很高的稿費以求名,於是他就廁足作者之林了。
金雄白說陳彬龢不事生產而舉止豪闊,在他過去的早期半生中,總有人為他作經濟上的後盾。對此陳彬龢自己也承認,他說「所以說我手面闊綽倒是實在的,而我以貧兒擺闊,即由於盛文頤的支助。盛文頤開宏濟善堂,專賣鴉片煙,財富之鉅,上海首屈一指。」盛文頤,人稱盛老三,是清末郵傳部尚書盛宣懷的侄子,而他自稱是盛宣懷的兒子,那是因為恰好盛宣懷的三兒子盛同頤英年早逝,他就鑽了這個空缺。盛老三依仗日本人做後臺,大發煙毒之財,他把江南一帶的鴉片經銷權,又分包給他的同夥和幕僚藍芑蓀、嚴春堂等人,專銷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等地,不僅成了上海灘的「煙毒霸」,而且與軍警勾結,雇流氓為打手,還壟斷了江南和長江沿岸的煙毒市場。陳彬龢有了盛老三的經濟後盾,自可以日日宴飲、夜夜笙歌。金雄白說:「那時上海最豪華、最昂貴的西菜首推跑馬廳畔國際飯店十八、十九兩樓的『雲樓』,我與他幾乎每天攜艷侶,恣笑謔,以此處為最多飲讌之處。我創刊的《海報》上,唐大郎寫了一篇〈雲樓兩豪客〉,備加譏刺,所謂『兩豪客』指的就是我與彬龢。」
  不學有術,長袖善舞,曾經席豐履厚,後來落水為漢奸,終至落魄潦倒客死異國。這也算是「報界奇人」陳彬龢的傳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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