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討羅素與中國文人的互動關係。--《羅素與中西思想對話》

20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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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羅素與中國文人的互動關係。--《羅素與中西思想對話》

1920年代,羅素首次訪華,這位西方知名哲學家與文人間的對話,最終成了中國文化沿革的見證。
本書深入探討羅素與中國文人的互動關係,在東西方思想對話的歷史語境中還原羅素,分析這位哲學家濃厚中國情結的前因後果,審視羅素與當時中國各界的互動,見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歷程。羅素藉由各種不同方式「對話」的對象包括:梁啟超、蔡元培、章太炎、胡適、丁文江、魯迅、郭沫若、林語堂、徐志摩、梁實秋、趙元任、楊端六;孫中山、譚延闓、毛澤東、陳獨秀、李大釗、張太雷、瞿秋白、周恩來、張國燾、張申府;以及梁漱溟、張東蓀、金岳霖、馮友蘭、李石岑、傅銅、張岱年、賀麟、洪謙、任華、沈有鼎、王浩、牟宗三、唐君毅、張君勱、徐復觀、方東美、殷海光等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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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以下摘引自本書「第六章 羅素的重大講演及其影響」之「六、《臨別講演:中國的到自由之路》」)

  講學會、羅素學說研究會於7月6日在教育部會場舉行歡送大會,並請羅素和勃拉克作最後一次演講作為臨別贈言。羅素以其在華一年的觀察印象作了《中國的到自由之路》的演講。他熱情洋溢而又文采飛揚地說道:一個外國的人,在華時候不久,中國文語完全不懂,有如他的樣子,要對於中國的各種問題,個個發點議論,實在冒著鬧笑話的極大危險。中國有極占極繁複的文化,在現在世界當中,老的資格,真可稱最。中國的習尚,和歐洲完全不同;中國從前在哲學上、美術上、音樂上,有過極大的貢獻;但這種藝術,全然獨立於歐洲影響之外,和古希臘文化各不相沽。以中國的社會道德宗教的基礎,全不相同於基督教的社會,要教一個歐洲人去瞭解它的狀況,已經要費多少的勁;何況再加以中國近代的事實,宜乎歐洲人想定出一個方式來改造中國,常常要走入歧途了。因此之故,「我嘗勸有心改革的中國人,去自立方式,不要全然依賴在外人知識的幫助上。話雖如此,我現在終敢大膽的把我對於中國情形,及其改進的方法的感想,擺在諸君面前。這種感想,是我和諸君相處之間,漸漸得來,並非初跨上岸的時候,就到我腦筋裡面的。有兩件極普通的事情,我覺得非常明白:第一,中國不應統括的採用歐洲文化;第二,中國傳統的文化,已不能適應新需求,不得不對嶄新的讓步。
  他坦誠地說,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是應當改造的,中國不過是其中之一。改造的重大責任,自然有賴青年負擔。中國學生極富進取精神,前途很可樂觀。因此,中國有志改革的人們,頂好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切莫完全依靠外人。就中國的實際看,有兩件應該注意的事情,一是中國不要盲目地採用歐洲文化,千萬不要好壞齊收;二是中國舊文明之不適於新人生需求者,應該割愛。中國既不要盲從西方的文明,也不要保存中國殘留的古化。將來的中國,和過去的一樣,對於文明之創造,將有一特異的貢獻。
  孔子學說和儒學,都到了自然剝落的程度,不能使個人的事業發展,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對於如何改造中國,他認為應先從政治方面入手,不應當從經濟方面入手,否則其勢必歸於無用。改革中國的政治,最好是用俄國的方法,不宜用西方的平民政治。欲使現在中國國民知識普及、實業發達,而又不染資本主義的流毒,只有採用俄國共產黨的方法最為合宜。當然,他們的制度屬於初創,有某些錯處也是免不了的,正可以引為前車之鑒。解決中國問題「根本的永久的」方法是教育,然而教育無法避開經濟與政治問題的解決。中國實際上重要的唯一問題,便是實業主義之發展,僅有極少度連帶的惡弊,而有極大度國家的和文化的利益的問題;中國面臨敵國侵略的危險,最需要的是愛國心。中國人必須解決能發展實業,同時免除資本主義和它所有的惡弊的發展的難題,便須有一萬個有決心的人,為一種理想所激動,而志願冒著自己性命的危險,攫得政府的權柄,改革中國的制度。中國直接從經濟問題下手,是沒用的;政治的問題一定要先解決。改革中國必須先圖政治之改良,然後再圖各種經濟的發展。
  他說,中國現在無政府狀態的軍閥極宜撲滅,這是中國改革家、激進派和緩進派的共同目標。羅素在演說中還強烈抨擊了前美國駐華公使克蘭所謂的「國際共管」的謬論。羅素指出:「我和有思想的中國人談話,常常覺得有一個問題:怎樣能夠發展中國的實業,同時又能免除資本主義的流毒?這是個難題。」現在明確了,「一定要先解決政治問題」,而中國政治改革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俄國政策適合中國」,「最好經過俄國共產黨專政的階級。因為求國民的知識快點普及,發達實業不染資本主義的色彩,俄國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但「國家社會主義」是有弊病的,要想使它不成為「官僚的專政」,實行這種主義的人一定要愛自由愛德謨克拉西,且於人民受有充分的教育時,鼓勵人民的努力,以求德謨克拉西和自由的實現。倫理的原動力,至少有與經濟一樣的重要,它可以使革命中的「起義人物」,在戰爭時期要有犧牲精神,在實現民主的過程中要有率先放棄財產權力的道德。實業與經濟生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人類」達到舒美愉快生活的一種手段」;人們多餘的時間不應用於「貨物的超過的生產」,而應用於科學、美術和交際。中國實含有許多實現這種理想必需的特質,特有的藝術的意識和享受文明的涵容力,這是「中國將來可引導世界」的希望。
  羅對於中國文明發展的方向,在羅素看來:「歐洲文明的惡弊已為所有細心的觀察家洞見於此番大戰與其結果中了……這種機械的文明,頗難望其有絲毫價值,所以中國人要不去專事摹擬西方的方法,始可為自己的國家或世界圖謀幸福。……中國自昔相沿的文明設基於儒教之上,而又調劑以釋教,已經到了自然剝落的程度,不能鼓勵個人的成就,或解決中國現所隱伏的內外政治的問題了。」為此,羅素進一步指出:「根本的永久的解決方法,自然惟教育是賴。」不過「必不可像從前的時代一樣,只有僥倖的少數人有讀書的特惠,也不應以僅僅讀些古書,評些古書就算教育,教育必須是普遍的,是科學的,科學又不僅取理論的,必須與近代實業經濟有密切的關聯的。」
  羅素最後說道:實業和經濟方面的生活,在西國過於重視它是一種目的,其實只能算是達到善良生活的一種手段。最終的人生目的,在於團體,實業僅其奴僕,而非主人。團體中間要有暇豫的生活,經濟的目的,不應是統馭的。「暇豫為美術科學友誼而存在,不應為出產過多而犧牲。中國實含有這類的性質:有藝術的意思,有享受文明的度量。缺乏這類的性質,暇豫就要變無意味,中國將來引世界于進步的階級,供給沒有休息將發狂癰以亡的西方人民以一種內部的寧靜,全賴在這點特性上。不特中國,即是世界的再興,也要依靠你們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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