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哲學、思維學等最新人文科學知識,闡釋魯迅思想的精髓。--《魯迅的科學思維--張夢陽論魯迅》

201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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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學、思維學等最新人文科學知識,闡釋魯迅思想的精髓。--《魯迅的科學思維--張夢陽論魯迅》

「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起始的時候,我們有必要重提魯迅在一百多年前,即二十世紀初葉發出的疑問:究竟現代中國最需要的什麼?是經濟總量嗎?是現代科學技術和軍事裝備嗎?是現代的民主與法制嗎?這些都是需要的,但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魯迅曾經提出的「立人」,使「本能的人」上升為「自覺的人」。而人的自覺,最根本的是改變精神,改變人的思維方式,變傳統、落後、僵化的思維方式為現代的科學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的多數人能夠理性地對待現實,對待生活,對待所面臨的世界上的一切問題和挑戰。」

魯迅研究界普遍用「反抗」來概括魯迅精神,卻忽略了「反抗」僅是現象,「反思」才是最重要的本質。魯迅的反抗,是在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了深刻反思,是一種理性的反抗,一種堅決反對壓制和扭曲人性、反對扼殺人的獨立精神與自由思想、一種反對專制與黑暗的反抗。這種反抗,不是為了「爭奪一把舊椅子」,使自己坐上奴隸主的位子,而是為了打破歷史的輪迴,使人類進入健康、合理的科學發展階段,過上幸福的生活。

本書的立論,由「魯迅的當代價值」出發,以哲學、思維學等最新人文科學知識,闡釋魯迅思想的精髓──科學思維;是作者四十年研究魯迅的結晶,言前人所未言,寫前人所未寫,洋洋灑灑、謹嚴周密、新意迭出;更可貴的,是展示了一代知識份子,對於當代中國、當代人類生存的環境與精神,所做出的深刻反思與呼籲。

 

內容試閱

魯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強加或扭曲的思想究竟是什麼?這是魯迅學研究的根本課題。
我在《中國魯迅學通史》緒論中提出這樣的看法:「魯迅研究的科學形態是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而「作為一種人學與精神學的魯迅學史,其實則是每一時代的魯迅學家在反思本學科前輩學者研究歷程中,對人之本質、精神之本質、魯迅是誰、魯迅研究到底為了什麼、魯迅學到底是一種什麼學問、學史上到底有哪些得失、究竟應該怎樣總結歷史的經驗這一連串問題的理性追問和精神體驗。通過這些窮根究底的連續追問,我們才能逐步從盲目走向自覺,從蒙昧走向清醒,從晦暗走向光明,在不斷的『去蔽』中昇華至『澄明之境』」。通過歷史的回顧與反思,我們已經認識到中國魯迅學史經歷了很長的曲折過程,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裡不是追求「魯迅本體的趨近性還原」,而是用「我注六經」或「六經注我」的方法,在「預設的思想體系」內「借魯迅說事」,為我所用。例如在十年「文革」中,魯迅一會兒被他們改塑成了一個為了貫徹「文革」路線而「打落水狗」、而堅韌、持久地衝鋒陷陣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一會兒又變成了「俯首聽命,甘願做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前卒』和『小兵』的政治奴僕」。對魯迅的扭曲與改塑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魯迅自身本原的而非外界強加或扭曲的思想已經被「遮敝」了,有的只是宣傳者從自己的政治需要出發而捏制出的思想泥塑。一些群眾對魯迅的誤解以至反感,很大程度上是來自這種扭曲式的宣傳和中國魯迅學界對魯迅的片面闡釋,並不出於魯迅自身的本原思想。
「文革」結束後,伴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開展,中國魯迅學界開始竭力掙脫預設的思想禁錮與思維模式,向著魯迅本體回歸。對魯迅「立人」思想的發現與進一步闡釋,應該說是二十世紀後二十年中國魯迅學的最大收穫。在新世紀裡,我們有必要沿著這條思路更為深入具體地挖掘魯迅思想的內核―魯迅早期提出了「立人」思想,中期即「五四」時期有了更為明確的概括,此後畢生堅持了這一宗旨。
那麼,魯迅的概括和宗旨究竟是什麼呢?
我認為就是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提出的兩句話: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正是魯迅的本原思想。有必要進行一番認真的探究。
(一)「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提出的背景
魯迅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一觀點的。整段話是這樣的:
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文章開篇不長就提出了這段話,最後又加以重申,一共說了兩遍。這在一貫講究精煉的魯迅文章中是不多見的。可見對這一觀點的重視。
魯迅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精神文化背景下提出這一觀點的呢?
追根溯源,魯迅青年時代棄醫從文走上文學道路提出「立人」思想時就已包容這一觀點了。魯迅在《文化偏至論》中認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而要「立人」,就須「反省於內面者深」,「內部之生活強,則人生之意義亦愈邃」。這就是說只有具備「自覺之精神」,才可能「漸悟人類之尊嚴」,「頓識個性之價值」,「合理的做人」。
一九一八年五月,魯迅發出了第一聲吶喊―《狂人日記》,把中國的歷史概括為「吃人」。其實,所謂「吃人」,就是極端不合理地做人。而所謂「真的人」,也就是「合理的做人」的人。所謂「救救孩子……」,就是要讓後代不要再「吃人」,要「合理的做人」。
同年八月發表的《我之節烈觀》,可以看作是魯迅對《狂人日記》的內涵所作的闡釋和提出「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思想的準備。他指出:
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裡,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裡。
中國歷史的「吃人」,其實就是根據「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在這種「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裡所進行的一種人吃人的行為。因而魯迅主張給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的人開一個追悼大會。「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還要發願: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
所謂「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其實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這一思想在此文之後的一九一八年所寫的《隨感錄》中一以貫之。
《隨感錄二十五》中強調對生下來的孩子加強教育,使之成為「完全的人」,做父親的成為「『人』之父」。
《隨感錄三十六》中國人想在現今世界上站住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知識,道德,品格,思想」。否則,「要從『世界人』中擠出」。這也是在強調「合理的做人」。
這樣,到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就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一思想。以後,魯迅無論是在小說創作,還是在社會批評中,都始終如一地貫徹了這一思想。
可以肯定地說:「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才是魯迅的本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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