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漢語文學史。--《大海深處放飛的翅膀─北島與《今天》的文學流變》

本書講述中國詩人北島與其創辦的《今天》文學雜誌，自創刊至今的一段漢語文學史。以北島的風格流變為主線，《今天》雜誌的迴旋起落為副線，將個人與群體的創作活動互引為鑑。從雜誌的創刊到復刊，一代又一代的寫作者集結於《今天》旗下，不僅考察北島與《今天》於過去40年間的詩歌創作，同時也關注散文、小說等其他文體的突出成就。

內容分為上、下兩篇：上篇以北島和《今天》同人於70、80年代在中國國內的「崛起」為背景，「崛起」是一種社會效應，其創作試圖在封閉的政治高壓環境下尋求向外的突破口；下篇則以90年代以後，北島於海外的「流散」為語境，「流散」是一個語言事件，亦以渴望精進自身美學的意念為驅動力。如落葉要幾度飄零才能歸根，北島與《今天》同人，通過搜尋以及朝向陌生領域的對話，逐漸發現並皈依傳統──非指狹義的民族本位主義傳統，而是一種屬於全人類、世界性的人文美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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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節錄自〈緒論　全球化語境中的一位作家、一份刊物和一段漢語文學史〉）

第三節　回歸傳統與重建「家園」

　　如果說，北島前二十年的創作實踐是膠著於文學性和政治性的糾纏之中，近二十年的創作實踐則是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縱橫交錯為網結。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具備足夠「自我強健」和「承受能力」的國際漂流者的出現是促成西方現代藝術繁榮的關鍵，而這一環節對於現代漢語文學來說遲到了近一個世紀。不同於先前終以衣錦還鄉、效忠報國為目的的留學海外，流寓海外需要打破的是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顛覆西方與東方、自我與他者、主體與客體、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移民與土著之間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喬伊絲曾說：「流亡，就是我的美學。」其中蘊含的政治意味在全球化時代趨於淡化，或多或少是一種自我放逐，無處是家，又四海為家，「對任何地理上的歷史上的『國』都不具迂腐的情結」。正如保加利亞裔的法國學者朱麗婭‧克利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指出的：「在一個越來越異質化、越來越世界化的世界中，我們都變成了外來者，只有承認『我們自身內的外來者』（the stranger in ourselves），我們才能學會與別人生活在一起，達成一個文化多元的、種族多元的社會。儘管這聽上去像一個烏托邦的願望，但它正在變成一種新世界的必然。」
　　從1989至1999的十年間，北島以三冊堅實的詩集，頑強地回應了生命旅途上的沉思與孤獨，分別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和臺灣九歌出版社出版的《在天涯》（1993）、《零度以上的風景》（1996）和《開鎖》（1999）。需要說明的是：九歌出版社的另一本詩集《午夜歌手》（1995）包含了北島從1972至1994年間的創作，其中1989年之後的部分亦收錄於《在天涯》和《零度以上的風景》，因此不做贅述。
　　除了個人寫作，1990年海外復刊的《今天》也是貫穿北島文學實踐的一根紅線：

　　當時有一大批中國作家滯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劉索拉、高行健、陳邁平等，於1990年春天到奧斯陸開會，大家一致同意恢復出版《今天》，為海內外的中國作家提供一個共同的園地。同年8月《今天》復刊號問世。1991年夏天，我們在美國愛荷華召開編委會，決定調整方向，把《今天》辦成一個跨地域的漢語文學先鋒雜誌。除了發表文學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邊緣化的文化藝術，讓中國文化的香火不斷。《今天》近些年陸續推出各種專輯，包括「中國實驗戲劇專輯」、「中國獨立」影專輯、「新紀錄片運動專輯」、「香港文化專輯」等。

　　從辦刊方針來看，新《今天》與老《今天》是一脈相承的，即「堅持文學的『先鋒性』，抗拒成為任何話語的工具」。由於孤懸海外的現實處境，新《今天》很難真正進入國內學人和讀者的視野，但它成了文學種子的離散地。例如，《上海文論》1988年開闢「重寫文學史」欄目夭折之後，《今天》於1991年開始接過這個話題，使之繼續下去，並且堅持了整整十年。編選而成的論文集《昨天的故事──關於重寫文學史》也於2011年5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這也是《今天》以另一種形式返回它的歷史的故鄉。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大陸首發了包含北島海外新作的個人詩集《北島詩歌集》（2003），對照上一部單行本《北島詩選》（1986），兩本相隔十七年的詩歌選集代表著北島在中國大陸從認可到拒絕再到鬆綁的歷程。不僅僅是詩，「歸來的陌生人」帶給人們的還有《失敗之書》（2004）、《時間的玫瑰》（2005）、《青燈》（2008）、《藍房子》（2009）、《午夜之門》（2009）、《城門開》（2010）這樣厚厚的一摞散文集。人們驚異於那個早年內心激越的詩人放任他的文字解甲歸田之後表現出的那種「無限悲觀的幽默」。正如帕斯捷爾納克意識到「抒情詩已不再可能表現我們經歷的廣博。生活變得更麻煩、更複雜。在散文中我們能得到最佳表達的價值……」，北島也認為：「詩歌最多能點睛，而不能畫龍，畫龍非得靠只鱗片爪的勾勒連綴才成。」正是有了這些文字，有了散文和詩歌之間密切的互文，我們才得以一窺北島世界的全貌，靜觀他如何像在自己詩裡期待的那樣，「在火山岩漿裡沉積下來／化作一股冷泉／重見黑暗」。
　　北島的海外作家身分也引起了國際漢學家的興趣。其中，宇文所安在1990年發表的〈什麼是世界詩歌？〉是最具爭議的一篇漢學論著。宇文所安認為北島有意識地創作「在翻譯中不會流失民族風味」的「世界詩歌」，以擭取歐美重要文學大獎，並直陳亞洲國家的「現代詩」僅僅是西方現代主義風潮湧動下的模仿品。此言一出，不僅掀起中國詩評界對北島「再評價」的風波，也引發世界華文學界對現代漢詩的「漢語性」和「世界性」的思考。
　　宇文所安的這篇文章其實是北島英譯詩集《八月夢遊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的書評，原書是以1986年出版的《北島詩選》為底本，再加上寫於1986年的《白日夢》連綴而成。也就是說，宇文所安評論的對象是北島去國前的作品，而且與其說是個人指摘，不如說是全面質疑現代漢詩的價值。許多學者相繼發表了評論文章作為回應，影響較大的一篇是奚密的〈差異的憂慮―一個回想〉，就中國現代詩的淵源針對宇文所安的理解做出駁斥，指出：「如果從三千年的古典詩傳統來看，現代漢詩還是異端的話，我們仍不能否認現代詩的產生和發展不可能在整個中國詩傳統之外存在，其意義也不可能在中國傳統之外探求。一點也不矛盾的是：宇文教授對『中國詩』和『世界詩』之間差異消失的憂慮，也正是他對『傳統詩』和『現代詩』之間差異消失的憂慮。兩種憂慮我以為都是想像比現實的成分居多。」
　　由於翻譯的時差問題，宇文所安的評論到2006年才傳到中國大陸，十幾年前的那場大西洋彼岸的口水仗直到今天還在國內引發餘震。例如林少華〈詩與史之間：早期北島的詩〉反思宇文所安對北島詩的批判以及抗議者的還擊，認為：「漢語新詩雖然接受了包含俄國詩歌在內的西方文學的影響，但多少也與它與古典新詩同樣使用漢字有關，新詩在不同程度上也糅合了古典詩歌的某些要素。這些要素也可以從北島的詩中看出。」
　　多年來旅居海外，一直在英語的漩渦裡掙扎、對著鏡子說中文的北島對於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也有了新的認識：「自80年代初起，大量的西方作品譯介到中國。在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相遇過程中，有一個相當流行的看法，認為現代主義必然是反傳統的。我本人就深受這一看法的影響。其實這完全是誤解。」在一次訪談中，北島談到他對傳統的看法：「中國古典詩歌對意象與境界的重視，最終成為我們的財富（有時是通過曲折的方式，比如通過美國意象主義運動）。」「意象派」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中國古典詩歌與希臘古典詩歌的東西合璧，「現代美國詩歌的源起就像是希臘遇見中國」。其最顯著的特徵是國際性，異質因數之間的碰撞和交流是異常活躍的，碰撞導致的結果就是重新審視自己的傳統，以一種「通古今（中外）而觀之」的雙重視野來對文化遺產進行現代化轉型。這也正是北島及《今天》的一些作家在做的事情。
　　2001年底，因父親病重，北島回到了闊別十三年的北京，發現在自己的故鄉成了異鄉人。從那時起，他萌生了一種衝動，「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我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歡迎所有好奇的客人們」。重建「家園」成了北島最近十年的文學主題。其實從「流散」的角度來看，「『家園』既是實際的地緣所在，也可以是想像的空間；『家園』不一定是落葉歸根的地方，也可以是生命旅程的一站」。若從漂泊和回歸的交匯中去理解生命的存在，尋找「心靈的故鄉」並不等同於「尋根」，因為「尋根是在平面找歷史，找到歷史未必找到心靈」；而「心靈的故鄉」可以昇華為一種想像、一種聖地、一種圖騰：「『心靈的故鄉』和『出生的原鄉』分別存在。安土重遷不出家門的人，心靈可能是漂泊的。原鄉，此身遲早終須離開，心靈的故鄉此生終須擁有。」
　　身處權力與資本共謀的全球化社會，北島警惕「娛樂的泡沫引導著新時代潮流，知識界在體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傾向，以及漢語在解放的狂歡中分崩離析的危險」。唯有重建「家園」，「最終留下薪火相傳的文化創造力，才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這是「五四」以來無數志士仁人做過的關於民族文化復興之夢。這個夢想支撐著《今天》走到今天，並去展現另一種意義上的全球化圖景：「語言和精神的種子在風暴中四海為家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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