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亂烽火的時代，抗日反共的要角。--《從「托派」到軍統特務：梁幹喬的跌宕一生》

梁幹喬，廣東省梅縣人，一九二四年春隨父赴廣州經營商業，同年五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三隊學習。一九二六年冬，赴莫斯科學習，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張，成為當時所謂的「托派」，看似將往中國共產黨發展的背景，卻在一九三一年成為國民黨軍統十人團之一，參與籌組復興社。或許因為曾經信奉共產主義，他在特務組織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稱，一度受到戴笠的器重。然而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因企圖發展個人勢力而與戴笠決裂，此後才減少了對軍統活動的參與。抗戰期間，他在淳化、耀縣等地實行軍民一體的動員實驗，直到因病逝世為止，都心心念念著抗日戰爭的人力物力動員情形。
本書分為三大部分：其一是由趙龍文以白話文為梁幹喬撰寫的傳記。其二是梁幹喬的遺作選輯，包含論文、散文、書信與詩，讀者可以從梁幹喬的遺作觀察、體會其人其史。其三是附錄，除了收錄梁幹喬之妻梁劉曉濂對他的追憶以外，也特別增補了梁幹喬一九三一年發表在《蘇俄評論》的長文〈回憶與展望〉，此文對於梁幹喬人生的轉變有多所著墨，可視為其回憶錄之一部分，與書中第一、第二部分相互對照，可讓讀者更加了解其從托派到國民黨的心境轉折，並窺見風雨飄搖的時代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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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戰後問題】

H. G. Wells於其所著之《未來世界》中曾說：「思想變化之第一階段，一定是破壞的。」
蔣百里先生於Ludendorff《全民戰爭論》之序文中亦說「當一個民族吃了大虧之後，天然的會發生一種重新估計運動。但是革新運動的人物，大都是當時失敗過程中不曾負過相當責任。群眾本來是感情的，所以這時候只知道清算過去。因為破壞一切的理論，很容易成立，卻不能指導未來；因為改造社會的實際，不是靠理論，而是靠行動；民族第一次反省的過程總是這樣，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時代。」
Wells和百里先生對於各自所敘述的見解，均是完全正確的。問題是：對付那些破壞的理論及行動應該是怎樣呢？應該採取何種辦法？我想：第一對付破壞的理論及行動的態度百分之百應該是嚴肅的。只有嚴肅的精神，和行動，而後能夠療治不安的人心。第二應該是組織的，戰鬥的。如能在組織及戰鬥的形式中灌輸入決然的生命活力，則一切問題，俱可迎刃而解。游移是一切敗事的根源！是長禍養患的腐敗因素！
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

【論《韓非子》】

〈初見秦〉篇：鋒芒畢露，觸犯太多。雖能動秦王之心，而亦已種殺身之禍！此篇如非後人偽撰，則韓非亦祇聰穎而明法術之士耳，非真正王佐之才，有道之士也。
〈存韓〉篇：似係後人綴記，果如所記，則韓非亦非老謀深慮之士也。蓋存韓之道，在排斥秦王左右之謀而獨行非之計也。故關鍵在轉移王意，今秦王竟將非文發交李斯，韓益危矣。非益危矣。
〈難言〉篇：措詞至為豔麗，然固尚不足以服秦王也。
〈愛臣〉篇、〈主道〉篇：均有道理，惟臣主之間，若不能以道義相孚，相信，相守， 而祇用術，則術終有窮盡之日。道義之極可托三尺之孤，可寄百里之命，夫豈人盡叛徒，人盡賊奸哉！韓非以此教君，而不知君已防非如防賊矣！非非有道之士也。
戰國之世，人皆以力相角，以術相尚，故非抱術以求售，術盡身亡，此固然矣，嗟呼！何今世之人之不自覺，而韓非之第二之多也。嗚呼！
成業之道，在德不在力，在義不在術，以德為體，以義為用。德、慧、術、智，其庶幾乎？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

【論將才】

曾文正論將才曰：「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沉之士，文經武緯之才，……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胡文忠論將才則曰：「求將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氣，有智略。」
深字、沉字與略字所表示之姿態至好，惟有德、有良心、有血性，而又有文經武緯之才之識者，始能如是。有智有勇而無德者，萬不能深，不能沉，大將與戰將只爭此一著耳。
深夜記此，此心若有所悟。
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論毛澤東】

前讀《毛澤東自傳》，深覺其自負之心，至為強烈。今讀〈論持久戰〉更為深信。在毛澤東內心深處所活著的，不是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是草澤性的英雄主義。如第三國際一朝欲去其權力，此毛必被大風吹上深山作寇。
〈論持久戰〉構成的成分，經驗多於學理，而從該書中所表現的企圖，則為：「由游擊隊變成正規軍」。因為由游擊隊變成正規軍的過程頗長，故彼極願抗日戰爭之過程拉長。這是今天游擊隊一切言論行動根本的源泉。
二十七年九月一日

【讀佛羅依德】

傍晚讀佛羅依德著之《精神分析引論新編》一小時。佛氏之言曰：
「被抑的潛意識的和意識的，這兩種心理因素之衝突，支配了我們的一生。」
「本能的衝動，力求滿足於動作之內。」
細味此論，頗具真理。上一說的真實，表現於我國王陽明先生之「致良知」上的努力；後一說則固足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實證也。
惟對於這兩種心理因素衝突之態度，應作何種體察及態度與處置呢？
我看支持「去私慾存天理」的態度，仍是勉強的，因為是勉強的緣故，故祇能作為一種貴族性的學說，得到有限的門徒去奉行，而不能發為教育民眾的教義。
我以為處今之時若要針對今日的民心而作廣泛而有效力的「正義感」和「民眾心理」之建設，那就應該把：
民眾內心被抑的潛意識中的主要因素解放出來，任其意識化！從而，推動其作滿足其意識願望的行為。為治之道，其在斯矣。
可是，今天被抑的民眾潛意識的因素，主要的是那幾種呢？是什麼呢？什麼是可以把牠解放出來，那些是要加強超我的壓抑力把它泯滅與制服呢？為治之政綱便在於此！
共產主義原擬從「食色」上去進行，但，失敗了。因為在人們內心要想得到的主要願望中，美妻和良田固然佔有主要的地位，然而天下有妻的多於無妻的，保守妻的多於要求妻的；有田的多於無田的，守護田的多於要田的。且，妻和田一到手之後，要有的慾望，瞬即變為獨佔的本能。故必然失敗！
破壞不如建設，攘奪不如創造，故把握民眾願望的基準，應在建設創造中求之。
中國國民黨的基本任務，一定要把建設和創造的責任，完全實現。建設是主，破壞是賓，為建設而破壞，建設的數質總要超過於破壞。為創造而揚棄，創造的要多於揚棄的。
且進行之道，一定要從大家來達到建設和創造的目的，而遺其私的與小的。例如打倒軍閥和抗戰就是「大處」。
所以，今天為治的基本政綱，當然給予人民以「合法的地位和保障」，給予「富庶」和「安全」，給予「光榮」和「秩序」。這些都完全給予他們，引導他們為保持這些而戰鬥，其氣足吞倭奴也。
然則，又將何以將上述似乎反乎戰時的「給予」，而「引導」人民以艱苦之死生戰乎？
又將何術而使之受苦受難乎？
這就是要先強其願望，并使之完全相信願望之必能實現。為治之術，抗戰之道，全在乎此。
蓋飛蛾撲燈，愚也，慈母冒險救子，愛也，愛之然後能履險，犯難，安苦也。秦朝以本生，重己，貴生之學說，而養成勇敢善戰無敵於天下之雄兵，其殆知本也歟！本立用生，知所欲，力出。
置之生地，而後民肯效死；置之死地，而後能出力以求生。將欲生之，必先危之，抗戰以求獨立自由平等是也；將欲用之公戰，必先安之於私願。
今世人們之誤，誤在無術；誤在無本；誤在用鞭子驅使人民，而不能從心理上去啟發人民！
人或謂：「子言良然！惟事急時危乎？」
予應之曰：「事固急，時固危，惟捨本逐末，固不能救急濟危也。且也，固本求用，為時至暫，一年而有功，三年而本固，且可併戰事而行，無悖於戰！世固無欲圖急馳而不部勒馭馬可達目的者也。」
心理之急一定要化為行為之急；行為之急，一定要化為部勒之緊密可靠。政治，經濟，重於軍事之義在此！
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夜十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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