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親自與其交往經歷與感觸。--《川上流雲--中國文化名人瑣記》

2015/12/16  
  
本站分類:創作

作者親自與其交往經歷與感觸。--《川上流雲--中國文化名人瑣記》

本書記錄了曾經活躍於中國文化圈內的名人三十位,包括巴金、魯迅、陳夢家、木心、王世襄、俞平伯、何滿子等。他們或短或長之一生中,所度過逸興遄飛的快樂與與坎坷的生活,他們或沉醉於風花雪月、高山流水,或孤心苦旨耕耘於文學、藝術、書畫、藏書、詩歌等領域。作者為這些人,生動地勾畫出了鮮為人知的點滴軼事和幽情壯志。
他們這一代大師,已不再重現,無不令人扼腕追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這些文化名人,一如晴川上飄著的流雲,逝去了,遠去了。人生便是如此,一代代相傳,看眼前呈現彩色繽紛的人生,讀三十名人之瑣記,將引讀者走入一種境界,一番風味,同時想到他們,心中無不泛上幾多愁緒。

 

 

內容試閱

巴金:從故居所想到的


那日,有機會參觀巴金故居紀念館,看了他曾經生活半個世紀的一間間舊房、日常用品、曾經閱讀過的書,他幾十年生活、寫作之場景,難以計數的文物、圖片、資料等等,似還原著一個真實巴金的氣場和氛圍。當參觀完,靜靜走出故居,令我默然又想起,早在二○○五年十月十七日,巴老已離我們而遠去―不盡之思似波濤,在心底起伏不息。所謂睹物思人,時間雖過去了八年,可凡熱愛他的人,總留下些許悲痛。巫甯坤先生曾說「死亡絕對不會戰勝」。那麼,參觀了巴金留下的一切,如今,他「生在大化中」,猶宇宙間一粒微塵,彷彿還在我們的身邊。
回家晚了,燈下讀巴老的文集,這位語言真樸、心胸坦誠,從「五四」成長起來的中國作家,晚年所寫的隨筆散文,更是寓意深邃,選材精警。他的〈懷念振鐸〉一文,字裡行間透出真摯之情,讀畢此文,不禁掩卷沉思、歎息不已,起身憑欄,遙望夜色,心頭即升起一種憂鬱沉重之感。
這篇〈懷念振鐸〉,講述了巴金和冰心在莫斯科訪問,突然得知鄭振鐸在蘇聯遇難,這對他打擊很大:「我只記得冰心說了一句『我想他最後在想什麼。』而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想法,我也沒有多問。第二天在回國的航機上,我一直在想著振鐸,我想知道,他最後在想什麼?」
一九五八年,鄭振鐸在蘇聯遇難後,巴金始終在想一個問題:冰心「為什麼那麼敏感,她首先想到的是這麼一個問題?」現在看來,冰心的敏感,確是一個先見。而這樣的事,這樣的問號,總在巴金心間沉甸甸地掛著,時光流逝,一晃四十多年過去。
不管這個謎底是什麼?巴老到了一九八九年這個大轉折的年代,在他的生命還剩下不多的時間裡,他還在繼續思考這個積年已久的問題。他終於忍耐不住了,又用他顫抖的手拿起筆,欲把這個問題向世人寫出自己的所思所憂。但是,就這樣寫寫停停,停停寫寫,寫了漫長的十年,卻始終還沒有寫完。僅寫了四千多字,留下的還是篇未完稿。
我想,在巴老心中想著鄭振鐸的時候,他心中一定還會湧上除振鐸外的許許多多悽楚的往事,還有類似的那些人那些事,總猶如一粒粒鉛屑那樣,密密麻麻充塞在歷史的隙縫中,同時也在他心底沉澱著,且都是巴金親身所經歷的。


當年,他和鄭振鐸最後分別的情景是:「那個中午,他約我在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們頭腦都有些發熱,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即兩三個月後,在共產主義社會再見!)他忽然提起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他很少講這一類的話,但是從他的一舉一動我經常感受到他那種為國家、為人民獻身的精神。」
鄭振鐸先生為什麼以前「很少講這一類的話」,而「當時他談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呢?其實,巴金有所不知,處於當時的形勢下,鄭能講些什麼呢?自一九五一年全國開展「三反」,雖然鄭振鐸一直埋首於故紙堆中,但頻繁的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當時他雖身為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長,但只有俯首聽命之義務,無一點實際權力。這有王世襄親歷的兩件事可作佐證。據邵燕祥先生說,「王世襄是忠厚長者,絕口不言人非,但說到前輩學長時,對傅斯年、鄭振鐸略有微詞」。而對鄭的微詞,主要有兩事。一是一九五○年代,鄭振鐸時任故宮博物院的上級國家文物局局長,他下達王世襄一項任務(王時任陳列科長),必於三天內在太和殿布置出一個「偉大祖國文物展」,且須把故宮精品陳列出來。王世襄認為三天實在太急了,因太和殿正在舉行「抗美援朝展」,光撤前展最少得一天,為此,弄得不好哪一件人間稀寶會遭殃,那「簡直是在開玩笑」!多年後王世襄還為此事心中發慌,雙腿發軟。王認為當時身為局長的鄭振鐸,完全是行長官意志。殊不知鄭只是聽命而已。(《今晚報》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另一件事是「三反」運動時,王世襄不幸遭冤「盜寶案」,被羈一年多後,開除公職。當時,王向故宮的上級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反映實情,但鄭未能施以援手。
對於這些當年不解的問題,若從歷史角度看,也許就不難理解。因為,連鄭振鐸自己也「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反右運動後,緊接著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鄭振鐸身處「假、大、空」時代,無法擺脫當年的荒謬。
今日,只要一翻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撲面而來的記載是:「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的豐產紀錄。」還有比這更高的調子,如當年《廣西日報》記載:「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的天下第一田,欲達到畝產二十五萬斤指標。」當年大喊大叫的是:「人有多大膽,鋼有多大產。」(《工人日報》)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這類口號是當時大唱特唱的調子,任誰能說個「否」字?
身處這樣的年代,一些正直的知識者還能談些什麼呢?除了沉默外,鄭振鐸向巴金談得最多的,當然只能:「要為億萬人民而獻身的精神」了!好在鄭振鐸於一九五八年,那樣的年代,卻突然因公逝世了。


想起這往事,就令人心痛。但讓他更心酸的是「好人沒好報!」。
巴金曾道:「……後來聽見一位朋友說,本來要批判他,文章已經印好,又給抽掉了。這句話使我很不舒服。」的確,那炮彈早已經準備好了,然而卻沒有活靶子,因為作為被批判的活靶子鄭振鐸,突遭空中遇難死了。巴金知道,連鄭振鐸這樣對中國文化有過大貢獻的人,也要受到批判,而且連批判文章也印好了,只待哪天需要,即可炮製出籠,心中無不荒涼。
其實,在北京的文化界,鄭振鐸早已內定為一個批判的重點人物。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全國開展「插紅旗、拔白旗」運動,鄭振鐸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六月二日,《文匯報》點名批評他「厚古薄今」。緊接著,《光明日報》也陸續發表批鄭文章。八月下旬,文學研究所決定所內群眾批判鄭振鐸。到了九月,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研究會發表批鄭文章,公開點名「鄭振鐸是中國文學史研究者中的一面大白旗」。九月下旬,文化部領導層內部對他進行批判幫助。那時,他不斷地作檢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批判。極左路線使文壇荊棘叢生,人事更為錯綜。鄭振鐸所撰著作被肢解、被批判,甚至外聯到胡適。他的保護傳統文化遺產之說,成為「厚古薄今」的罪狀。更有趨炎附勢者,又落井下石,心術不正者更是上綱上線,不置他於死地不善罷甘休。
鄭振鐸,治學嚴謹,為人清高但寬鬆厚道,一生嚮往光明。隨著對他的批判不斷升級,反復的折騰,甚或整人,他彷偟了。鄭振鐸一反平日習慣,忽然提「要為億萬人的幸福獻身」了。九月下旬的日記,他又憤怨地寫道:「下決心不再買書。」一位視書如命的學者,卻要與書決絕,足見他已到了怎樣一種絕望的境地。
十月十七日,鄭振鐸終於有了率團出國訪問的機會,批判會暫停,但批判文章繼續出籠。天有不測風雲,飛機在蘇聯上空失事,一代英才就此隕落。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所以,當巴金參加鄭振鐸追悼會後至鄭家時,曾回憶說:「在陰暗的屋子裡,面對用手絹掩了眼睛、小聲哭泣的鄭大嫂,我的每句話都顯得很笨拙,而且在剌痛自己的心。」
反右的日子,巴金看到別人遭到批判時,特別是如振鐸這樣的人也不放過,在這熱熱鬧鬧的大躍進時代,他只感到很孤獨、非常寂寞。他只「匆匆地逃出來,我拉著曹禺的手要奔往『共產主義』,我不知道它在什麼地方……」這便是巴金當時所懷有的一顆疑惑而惶恐不安之心。巴金體會了當時的政治運動給他一些好友帶來的無限痛苦,再加上鄭振鐸之死亡,使他的心靈受到深深的震動,並對「共產主義」有了些許的迷茫。「我發現自己講慣了的豪言壯語全是空話。」
可是,那時是靠豪言壯語過日子的,如失去了它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時,為應付報社,巴金寫了哀悼文章,但再多讀幾遍時,就覺得很內疚,好像侮辱了朋友。因為,鄭振鐸的一生,從不為自己而生活。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宣導者、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之一,巴金親眼看到在敵偽時期,鄭振鐸住過的小屋,為了搶救寶貴的圖書,寧願自己過艱苦的生活,甚至拿生命冒險,為我們的中華民族,保存了多少文化財富。鄭振鐸在國難深重民不聊生的時期,不惜重金搜救很多寶貴文物典籍,並全部於解放後捐贈了國家。他一生為保存祖國的文化,要付出了多麼大的勞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巴金,他作為文博事業上的一個外行,曾說,他願以公民的身分,向鄭振鐸表示感謝。可巴金說:「但是……在鄭振鐸死亡前,卻很少有人向他感謝。連外行也知道感謝,而且只是以他一個小小的公民的身分去感謝……這不是極大的一個悲哀嗎?」
鄭振鐸的突然遇難,應了普希金的「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那句有名的詩。但巴金日後所經歷的殘酷現實,使他從模糊變得清晰起來:「自己不知從什麼地方找到一種面具,戴上它用刻刀在上面刻上奇形怪狀,反而以醜為美。再發展下去,便是殘害人類的十年,將人作狗。我受了不少折磨和屈辱。我接觸了種種不能忍受的非人生活。」
這是將人變為芻狗的年代。由於巴金自己切身的體驗與經歷,於是,他雖哀傷鄭振鐸的不幸而亡,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又感於他的老朋友―「振鐸有幸」了。死本是人之最大的不幸,可是在那乾坤顛倒的年代,甚至在求死而不得的年代,鄭振鐸之生命能及早凋謝,在巴金看來反而成為有幸了。巴金的這一想法,如在一個正常社會,那是不可思議的。可在當年,鄭振鐸如不遇難,「都說他即使活到了『文革』,也過不了那一關」。這確是大實話。在那風雨如磐的「文革」年代,並非危言聳聽,一如老舍、傅雷、陳夢家……都過不了那一關。
在這方面,巴金倒很坦率,他說:「我反復思索,為什麼我過得了關而他過不了?我終於想出來了:他比我好;『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燒掉從各方面來的明槍暗箭』。」
根據巴金自身體驗的幾十年經驗:處在這樣的年代凡能低頭彎腰,能承認那一切胡話,只有毫不留情的批判自己,只有這樣才能順利過關,反之就難於生存了。巴金還總結出一條很重要的生存經歷:「根據這幾十年的經驗,我能忍才能過那一個一個的難關。這並不是容易的事;忍受奇恥大辱,我一直認為,活著是重要的,活著才能保護自己,伸張正義。而不少在『運動』中,在『文革』中被人整死的人和所謂『自絕於人民』的人,就再找不到說話的機會,也不能替自己辯護了。」
「我忍受了十年的侮辱。固然我因為活下去,才積累了經驗,才有機會寫出它們;但我明白了一點:倘使人人都保持獨立思考,不唯唯諾諾,說真話,信真理,那一切醜惡、虛假的東西一定會減少很多。活命哲學和姑息養奸不能說沒有聯繫。以死抗爭有時反能產生震撼靈魂的效果。」


巴金的這兩段有關活命的話,使我想起錢鍾書在《管錐編》中所引的話:「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詳,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如若照蘇轍的話,他也認為:「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詳為殃故也。」
其實這不難設想:只要處在仍是封建式的一言制狀態下,不論是如巴金式的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還是不能忍辱地死亡了的人們,在那樣的時代,往往總是「正言若反」的。巴金活得長壽,有幸作了歷史的見證人。
當人心中除了猜疑恐懼便容不下別的事物。封建的歷史往往如此。
鄭振鐸沒有遇到「文革」,巴金等到並參加了「文革」。但巴金每一次遭受屈辱,就想到他的老友振鐸,以及其他許多同命運的人。我們再來看巴老在一九九九年初,是用什麼樣的心情懷念他的老友的:
「……幾十年的光陰沒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結帳的時候,要撒手也辦不到。悔恨就像一鍋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給放在鍋裡煎熬。我對自己說:『這該是我的最後的機會了。』我感覺到記憶擺脫了我的控制,像騎馬向前奔逃,不久就將留給我一片模糊……」這是巴金在生命最後所做,並在想著的一件件事。
那麼,以此,他的好友鄭振鐸最後在想什麼呢?我想,鄭振鐸六十歲遇難,一介書生,意氣風發,一生遭了那麼多批判,遇難時最後在想什麼,其實巴金行文已道破了許多,一如朱維錚先生所說的,欲「破那謎底,其實也不難」。但我想,那謎還是懸著,隨時間之推移,便會自解。
在這裡,還得借用詩人艾青的一句話作結:「為什麼我的眼睛裡常含淚水,因為我愛這土地愛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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