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孫中山最信任的左右手。--《任重而道遠:民初巨擘胡漢民傳》

20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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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孫中山最信任的左右手。--《任重而道遠:民初巨擘胡漢民傳》

「當年國民黨除國父之外,汪、胡(汪精衛、胡漢民)是共同分坐第二把交椅,兩人的工作,性質則有多少分別,黨中同志,皆認為胡是『坐宮』;汪是『行宮』。展堂(胡漢民)經常是在國父身邊,真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人可以與他比擬。」──汪希文《孫中山的左右手:朱執信與胡漢民》

本書分三部分。輯一〈胡漢民自傳〉是胡漢民親筆所撰,回顧了自幼年至一九一二年七月再任廣東都督的經歷,著墨的重點在求學,追隨孫中山進行反清鬥爭,以《民報》為陣地與保皇派進行論戰,民國成立後在總統府秘書長任上的作為等。內容言簡意賅,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輯二是節錄姚漁湘所撰之〈胡漢民先生傳〉,對廣東都督、討袁護法、聯俄容共等民初大事件有相當程度的記述,內容可供研究對照。

輯三是汪希文所寫的〈憶胡展堂(漢民)先生〉。汪希文對於胡漢民,有其近身的觀察,相較他人所寫,更為真實可靠。此篇長文當年僅發表於香港《天文臺》報紙上。從未結集出版過,因此知者甚少。文史專家蔡登山鑑於其資料之可貴,乃重新打字校對,合為一書。本書對於當年諸事之顛末,提供研究思考的具體脈絡,孫、胡、汪、蔣(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蔣介石)之間的相處互動彷彿近在眼前,有助於對民初的歷史背景進行全盤了解,值得細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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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任南方支部部長與策劃廣州新軍起義之經過】

時先生已任余為南方支部長,支部費用,由港同志負擔,林直勉、李海雲則傾其家以為助;余更使同志分至南洋荷屬籌款,而囑鄧澤如在英屬綜募軍資。其時克強已由日本到港,趙伯先為清督撫所猜忌,去軍職至港。伯先軍事學甚優,且有經驗,天資豪邁,能為詩文。其為陸軍學校監督及將新軍,輒以民族大義鼓勵學生士兵,俱悅服之,亦以此為清吏所惡。江南、廣東兩省軍界革命種子,大半伯先所培植也。余與克強、伯先在港規劃一切,省中新軍運動,則以倪炳章(映典)為總主任。炳章幹才,不亞於伯先,而刻苦耐勞,則且過之。一九○七年冬,以兵與熊成基舉義於安慶,不克,變名字,走南方,欲至河口革命軍,而河口不守,乃入廣東,因伯先,得為新軍排長,既長於煽動,又精力殊絕。其運動新軍,乃進步至速,數月已與本團之連排長結納。事為某協統(旅長)所偵知,褫其職。炳章乃更為祕密機關,與軍中同志分組行事,展轉運動,至一九○九年冬(己酉),士兵加盟入同盟會者三千餘人。時廣東全省軍隊萬餘,惟新軍有訓練,器械精良,得新軍則他軍無難制馭。余與伯先、克強尚虞其不足,復使姚雨平、張醁村等運動巡防營之在省會附近者;又使執信、毅生聯絡番禺、南海、順德之民軍為響應。是年鄒海濱、陳炯明始以執信之介紹,至南方支部;鄒、陳皆廣西法政學堂學生,執信、君佩等自東京畢業歸,即為此校教授,故鄒、陳受盟為同志。陳方為廣東諮議
局議員,好言事,頗有聲譽,克強尤喜引與計事。

至舊曆臘月中,倪炳章等至港報告成績,於是決定於正月元宵前後發動(本擬只除夕舉事,炳章言舊歷年關商人停止貿易,則供給不便,遂改定十五前後),使各部分主任依期為準備。炳章等皆返省,新軍二標兵士於舊曆廿八日忽因刻印名片事,與警察衝突,風潮驟擴大,炳章不及制止,青年軍人實躁急,且有主張乘機發動者。炳章急至香港,以其情告,且曰:「此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余料新軍運動已成熟,經此事故,勿論如何,殆難抑制,應提前改期,勿待元宵。」余與克強、伯先審議久之,遂改初六,即時通知各部分同志之有職責者。復與炳章計畫臨時部署,及發動後一切進行事宜,以炳章、克強分統新軍巡防營,為出江西、湖南兩路之準備,以伯先留守廣東,推余筦民政、財政,約余與伯先、克強初六上省。炳章於議事時,神氣雍容,至徹曉不倦。

次晨以遇舊曆元旦,港輪不開,翌晚炳章始得行。既至省,則新軍反形已露,張鳴岐、李準已嚴為戒備,協統張哲培等密收士兵子彈,而八旗兵運砲登城,李準更只所部精銳趨牛王廟。新軍在燕塘。牛王廟,由燕塘至省城之要隘也。炳章登陸,即入諮議局,不見同志,取手槍二枝懷之,突入新軍營壘,遇營長(管帶)齊某,素反對革命者,炳章偽與賀年,即以手槍殺之,遂吹號集諸軍士。時眾方擾攘,不知所措,見炳章,則大喜。炳章即為演陳大義,及所處情勢,計惟即舉義旗,否且俱死。眾然之,遂推炳章為司令,搜各團部子彈,僅得萬餘。眾以為炳章所鼓勵,無退怯志,遂從炳章進,欲襲攻省城。將至牛王廟,李準所部營長李某等三人遮道,欲勸止新軍進行。炳章見之,識其皆為同盟會會員,即切責之曰:「君等非革命黨黨員耶?革命軍已起義,當即來附,毋躊躇!」李等則唯唯,謂某等初以為兵變耳,不知公已有部署,今在牛王廟者實某等新部,當聽令惟謹。張哲培雖在,無能為,請為公前導,遂躍馬去。新軍將士有欲捕獲李等三人者,炳章不可,而身自執帥旗,騎馬率眾前進。敵已有備,始抵山坡,砲與機關槍齊發,炳章中槍落馬死,前鋒死者多人,眾悉潰。是役失敗,非戰之罪,炳章失策,惟在於事急時至港,致無主持之人。及敵已嚴備,我軍復被紿繳子彈,則勢已無可為矣。然炳章之勇,實不可及,倉猝遇變,形勢都非,猶能以大義感人,使之趨死不避,即其平日可見。初炳章弱冠在學校時,不悅學,而行又不覊,同學頗輕之。及與熊成基等同志遊,乃大改悔,折節勵行,前後如兩人。伯先才望,自顧素在炳章上,後乃詫其進德之猛。炳章死,伯先輓之云:「生平幾個言能踐?死後方知君不多!」蓋亦自歎為不及矣。是役除死事者外,其素為黨人入軍中運動之幹部,大率亡命香港、南洋,乃分別設法為收容之。時孫眉先生(先生之兄)、鄧三各佃有墾地於九龍,遂就其地為耕作。事粗定,余乃與伯先、克強往南洋,為籌款善後,且謀再舉。

【討袁護法】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刺殺宋教仁於上海。四月二十六日復借外債三萬萬(合英金二千五百萬鎊)。先生乃與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嚴電抗爭。六月十四日袁世凱遂以廣東都督職餌陳炯明繼任,而使先生出為西藏宣慰使;先生不受命。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湖口宣布獨立,興師討袁。十五日黃興獨立於南京。總理召先生至滬,主持討袁。七月二十九日黃興棄南京。先生乃從總理離滬,由臺灣至日本。

民國三年七月八日,總理改創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東京,自為誓約,使先生監誓;並任先生為本部政治部長,主編《民國雜誌》。四年秋,總理命先生往小呂宋,鄧鏗往南洋,籌餉討袁。朱執信圖粵。居正赴魯。陳其美主持滬事。其美於十一月十日,殺鄭汝成於上海。十二月五日襲肇和軍艦。先生奉總理命駐滬,策動一切。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七日黎元洪繼任總統。總理命先生偕廖仲愷赴北京視察。六年夏,段祺瑞令督軍團作亂,解散國會;總理命先生促粵、桂獨立。七月一日張勳擁溥儀復辟。十七日總理率海軍南下,倡護法。八月二十五日開非常會議於廣州。九月一日非常國會選舉總理為大元帥,先生被任為交通部長。會朱慶瀾去職,廣東省議會舉先生為廣東省長,辭不就。七年,先生與程璧光等謀取兵二十營,使陳炯明為援閩粵軍總司令。未幾,廣東內部起政變,海軍總長程璧光遇刺;莫榮新囚陸軍總長張開儒於觀音山之鎮海樓,國會為岑春煊、陸榮廷與政學會等所劫持,改大元帥制為總裁制。先生乃隨從總理去粵。八年二月,南北代表開和平會議於上海。先生代表總理出席,力主恢復國會。五月和議破裂。九年,先生在滬編輯《建設雜誌》。是年冬十一月,粵軍回粵,魏邦平、李福林、陳德春以其師應之,先生隨總理蒞廣州,復立軍政府。十年四月七日,國會非常會議舉總理為非常大總統,先生任總參議。十一月總理北伐,督師桂林,先生任大本營秘書長,文官長兼政務處長。陳炯明阻撓北伐,與遠相勾結;使趙恒惕阻北伐軍入湘。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鄧鏗由香港回省,突於廣州車站為人狙擊,卒因傷重而死。北伐軍鑒於出師數月,陳炯明毫無接濟;復陰懐異志,反狙擊本軍恃為接濟的鄧鏗,(鄧鏗字仲元,梅縣人,為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選一師勁卒六百人為總理總統府衛士,並向供給餉械不缺,深為陳炯明所嫉。)群情憤憤;遂於三月二十六日,在桂林大本營開會議,從先生主張,總理遂決計回兵。四月十六日,大軍全部到蒼梧。其時陳雖派廖仲愷來梧迎接,總理憤恨已極,欲將陳之總司令、陸軍部長、內政部長、省長等職,一概免去。先生以為:﹁操持過激,恐生變動,不若先將陳之內政部長,及省長的職免去。﹂於是,十九日總理乃下令免陳之內政部長、粵軍總司令、廣東省長等職,著其專任陸軍總長。(《總理年譜長編初稿》第四冊五十七歲民國十一年)總理乃改道北伐。五月六日先生從總理至曲江督師。六月一日總理令先生留守曲江大本營,自己回鎮廣州。六月十三日,我軍克贛縣。十六日,陳炯明叛變,總理先後登楚豫、永豐各艦,率艦隊討伐陳炯明。時先生方留守大本營,聞變馳赴贛縣,促許崇智、朱培德、李福林等反攻曲江,不克;與許崇智軍走江西、福建。


【十一】

獨國父與展堂,一向抱百折不回之心,不甘安逸,展堂對於吳稚暉之言,痛駁不留餘地,直指為太過老朽昏庸。國父見蘇俄能同情於我,亦認為不宜錯過機會,民十二年秋冬間,俄人鮑羅廷到粵,由廖仲愷伴同晉見,鮑羅廷以國民黨組織不健全,故革命成績,不能如理想,獻議改組,重行登記黨員,國父概予接納,於十二月十二日,中國國民黨發出改組宣言,由國父以國民黨總理身分,特派胡漢民、汪精衛、譚延闓、廖仲愷、孫科、伍朝樞、鄧澤如、譚平山等八人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聘鮑羅廷為顧問,(譚平山是跨黨份子),籌備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到各地代表一百七十餘人,會期十日,通過黨綱章程,頒布歷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明揭對內對外之政策施行方法,確定國民黨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大會推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二人,組識中央執行委員會,推選監察委員五人,組識監察委員。經此次改組,黨的基礎鞏固,組織嚴密,黨務推行迅速,正式容納共產黨,亦由此次大會始。

大會一切宣言文告及章制,當時均由汪精衛一人秉筆主稿,而由展堂潤色之,大本營秘書長楊庶堪,亦有參加工作,其餘諸重要同志,不過任抄寫之役而已。

國民黨容納共產黨合作,為近代中國一件極重大之事,此一政策,是由國父孫中山先生本人衷心所裁定,而為之奔走斡旋最出力者,則是廖仲愷。至於展堂先生,則他的衷心,始終不以共產黨為然的。國父未逝世以前,國民黨內,顯然已分為左右兩派:左派主張容共;右派始終反共。展堂隱然是右派的首領,不過展堂眼見當日的形勢,國民黨侷促於廣州一隅,內憂外患交迫,東路及南路,尚有陳炯明的殘餘勢力未除,大本營倚為干城之滇桂兩軍,隨地開煙開賭,暮氣沉沉,除了要求發給餉械之外,絕無革命表現,使人為之氣結,為加強充實革命之力量起見,自然急切需耍一面練兵,一面求取外援,其時蘇俄既然同情援助,則暫時容納共產黨,使其為三民主義而奮鬥,亦屬不得已之舉,因﹁渴﹂得太厲害了,明知是﹁鴆﹂,也要吞下的。

展堂之於國父採取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心不謂然,而未有力阻,且明知阻之亦未必有效,故聽其自然。

國民黨右派之鄧澤如、古應芬、鄒魯、林森、居正、吳鐵城、劉成禺、謝持、覃振、李文範、蕭佛成、胡毅生、鄧青陽等,均極力反對容共的,國父一概不予接納,廖仲愷當時則極為接近汪精衛的,故汪氏成為當時左派的首領,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宋慶齡、何香凝、陳璧君、褚民誼、經亨頤、王法勤、王樂平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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