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新加坡→臺灣的人生足跡與印象。「--《轉眼一甲子--由大陸知青到台灣教授》

2015/9/17  
  
本站分類:創作

中國大陸→新加坡→臺灣的人生足跡與印象。「--《轉眼一甲子--由大陸知青到台灣教授》

作者於1990年離開生活了三十五年的中國大陸,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逾十年,2005 年初受聘為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回望自己人生六十年間三個重大的時空轉移:中國大陸→新加坡→臺灣,每一個時空,都留下或深或淺的人生足跡與印象。「還說知青」、「故土情牽」、「世事雜談」、「告別911」、「海外隨想」、「臺灣內望」六個單元的文章,涵括了大陸坎坷且崢嶸的歲月、海外彷徨而多彩的年華;既有深情的緬懷,深切的省思,也有深度的剖析,深刻的批判;貫注了作者的歷史回顧、社會觀察、人文思考及生命體驗。

 

內容試閱

怎能忘了呢?這一天!

(記於二OO九年六月四日)

三週前,在中壢新國民醫院做胃鏡檢查,確診為十二指腸潰瘍。醫生給了三週的藥,叮囑我三週後必須回來複診。三週後,即是今日,六月四日。
那天回到研究室,通過MSN跟在新加坡的妻視訊見面,報告了檢查結果。末了,知道自己忘性大,交代妻到六月四日提醒我複診。本來妻在低頭批改作業,突然抬頭看我,有點吃驚地說:「怎能忘了呢?這一天!」我一時還醒悟不過來,但很快就明白了。是啊,怎能忘了呢?這一天!六月四日——六四!
六四!已不是一個一般的時間概念,更不僅是我要複診的日子。那是一個永恆的記憶!
二十年前,那一段日子裡,香港電視一天二十四小時播放北京學運的消息,我的電視機也一天二十四小時開機收看。到六月三日接近午夜時,正播放軍隊進城,電視機撐不住,燒了。無奈,揣揣不安入睡了。翌晨,妻要回返香港,在學校門口攔一計程車,送妻到羅湖海關。上車就發現司機脾氣大,臭著臉像人欠他二百吊錢。不想壞了氣氛,半調侃說:「一大早開心點不好嗎?」「開心個X!都殺人了!」這時,才從怒氣衝衝的司機口中得知北京鎮壓的事情。
一路上,大家不再說話,沿途看到到處刷上大大小小的標語,有在路上有在牆上也有從高樓垂吊下來。有嚴正的:「歷史永遠記住今天!」有激憤的:「血債血償!」
在羅湖海關,告別時,妻叮囑:「多加小心。」「大不了你就到新華分社靜坐吧。」「這時候還貧嘴!」妻沒勸阻,她知道沒用。
其實,我也絕不是熱血激情類型的人。學運剛起時,雖然我理解學生,但深不以為然。覺得到頭來肯定徒勞無功白費勁。於是,一點也沒有參與的念頭與興趣。學生罷課了,學校癱瘓了,沒事幹了。那時也沒有搞研究的心思。那還幹什麼?玩唄。玩桌球(兵乓球)、撞球、撲克,不過癮,便學玩麻將,天生玩家,一學就會,還很快精通了,上癮了。於是,沒日沒夜摸起麻將來。
此時,北京宣佈戒嚴了,學生靜坐了,絕食了。深圳的學生(包括我校的學生)也上街了,靜坐了。我們依然沉浸在四方城中,樂不思蜀。
一日清晨,玩了通宵麻將的我,剛剛躺下睡覺,倆年輕老師急急敲門進來說,木老師到市政府靜坐了。
本來,學校老師一直都無老師介入學運。木老師雖屬熱血青年,但也只是發發牢騷,加上經常被拉來玩桌球麻將什麼的,也一直未參與學運。那天清晨,在我校有關領導的不懈努力下,在市政府靜坐多日的學生撤回學校,並計畫要複課。這時,木老師一人撿起學生丟下的一個標語牌,一聲不吭,到學生宿舍樓下轉了兩圈,然後單身直往市政府而去。於是,學生再次奮起,重新罷課,繼續靜坐。學校有關領導眼看功虧一簣,氣瘋了,揚言要嚴懲木老師。
怎辦?兩年輕老師向我討主意。我雖然經通宵麻將,但此時腦子倒很清醒:學校要殺雞儆猴。要破學校的功,只有大家都成了雞或猴!我去了,你們自行決定。於是,涼水涮把臉,我去了。兩年輕老師也去了。陸陸續續,也有其他老師去了。去市政府門口,加入木老師與學生的靜坐。學校當然很憤怒,但顯然破功了,火上澆油的事他們畢竟沒膽做。
學生當然很高興,尤其領頭的學生還是我班上的(我任課兼班主任)。深圳政府的運作還是很有效的,很快,兩官員(一市政府一公安局)找到我,準確稱呼我王老師,知道學生聽我的話,誠懇徵求我的意見:「事情發生在北京是吧?我們理解學生的熱情是吧?我們應該保護學生的安全是吧?我們相互合作維持好秩序是吧?」我確實不想把事情鬧大。原則上同意配合他們,維持靜坐的秩序。
學生熱情起來了,呼口號,演講什麼的,挺忙,挺累。我盤腿靜坐,垂頭不語——標準的靜坐姿勢。其實我是在坐著睡覺,畢竟昨晚熬夜打麻將消耗大。
坐著睡覺,是在插隊時練就的功夫。雙搶農忙或冬季修水利時,隨便盤腿坐在田基地頭就可入睡。於是,在市政府門口,在學生的口號聲中,我就這麼不合時宜的盤腿入睡了。還做了夢,夢中還打麻將,還自摸胡了一把十三么。
公安局的官員把我從胡牌的美夢中弄醒,說有幾位北京來的學生要參加靜坐,他們認為不合適,認為會將事情複雜化。我想也是,自己的學生我可以掌握,北京來的就不一定了。於是也同意勸導那幾位北京學生離開。過後,我再次盤腿靜坐,垂頭不語……不知過了多久,悠悠醒來,看周圍的學生也都如我一般盤腿靜坐不語,但臉上依然洋溢著堅毅激昂的神采。由於大家都靜坐不語,市政府門前出現難得的一派祥和氣氛。官員們很是滿意,端茶送水來了,有點還盤腿坐下跟學生促膝談心,想必是企圖進行「思想工作」。
後來又再次遊行了。是全市諸多單位協調一致的大遊行,有十多萬人。我校是發起單位之一,於是,就在遊行隊伍前頭了。我打橫額,便自然在最前列了。遊行隊伍浩浩蕩蕩,沿街穿行,市民們夾道支持,歡呼鼓舞。我們自然昂首挺胸了,慷慨高呼口號了,還唱起《國歌》《國際歌》來,可惜有些學生還不太會唱,於是我跟木老師商量以後要組織學生學唱。走走累了,沒法繼續昂首挺胸了,放慢腳步,退到後面。不多時,一摩托車停在我身邊,公安局的官員下來跟我說前面的學生要衝擊火車站,顯然要製造轟動效果。這可是違反我們之前的策劃。於是我趕上前制止了。沒必要節外生枝。
公安局照例沿途拍攝錄影存證,深圳各種媒體都出動採訪。那段時期,深圳媒體對學運的報導幾乎全是正面的。如深圳各界為北京學運募捐的熱潮啊,學運期間社會風氣特好啊,連小偷也罷偷了啊,等等。為北京學運募捐的熱潮確實感人,我就二話不說將錢包裡的幾百元人民幣全捐了出去,當時就很為自己的行為感動。去年,在中央大學第九餐廳門口,臺灣的大學生為四川汶川地震募捐,我毫不猶疑掏出錢包裡全部的幾千元新臺幣。霎時就想起來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的募捐熱潮。
深圳電視臺也派出採訪隊隨著遊行隊伍採訪,領頭的正是廣州暨南大學校友(兼老鄉)戴某。於是,戴某就假公濟私給了我好幾個特寫鏡頭(可惜不怎麼上鏡)。於是,妻在香港電視新聞看到了,過後,打電話來。我說嚇你一跳吧?妻說知道你遲早會跳出來。妻說悠著點這事不那麼簡單。我正感覺好著呢沒把妻的話當回事。
我之所以感覺好,是根本沒想到真會殺人。到頭來,卻真殺人了!還那麼慘!
北京一派肅殺。但各地卻紛紛起事:武漢長江大橋被武漢大學學生帶頭堵了,南北交通樞紐頓時癱瘓。領頭的博士生是我母親單位一老師的兒子(後來坐牢了,出獄後失業了,自己開公司)。廣州也遊行,也要堵珠江大橋。重慶燒大樓了,還有其他城市……
深圳整整兩週處於無政府狀態。政府似乎癱瘓了,公安局的人不管事。全市各單位再次協調組織了好幾場規模頗大的追悼會,北京逃下來的學生、老師及市民(深圳計程車組拯救隊到北京接來)在追悼會上控訴,又遊行了。我去旁觀,沒有參與。不知道為什麼,只覺得憤怒、悲傷、焦慮、彷徨……
學生自然繼續罷課,早被學生接管的廣播站一直播發從香港來的北京消息。學生也自行組隊參加全市的追悼會及遊行。這期間,有一場早就安排的校際足球友誼賽,賽前雙方球隊不約而同佩戴黑紗上場,賽前還列隊默哀三分鐘,觀賽者也都自覺起立默哀。
兩週後,權力系統緩過勁來了。聽說市里開始按照黑名單抓人了,聽說我校也有人進入黑名單。我想我肯定脫不了關係。但始終沒見我校有人被抓。校方有人放狠話,說要嚴懲若干老師與學生。我仗著家人在香港,無牽無掛,也放出狠話:有任何一個老師或學生被懲處,我帶頭罷教。一副死豬不拍開水燙的樣子。事實上,我也真是豁出去了。還跑到校警室打電話給妻(那時私人很少有電話),當著門衛的面告訴妻:我豁出去了,真有什麼事,就到香港新華社靜坐吧。妻說,我當然會去要我老公,其他事我不管。或許校方真怕死豬(沒聽過好漢怕賴漢?),或許校方內部有分歧(院長一直都支持學生),總之,我始終屁事沒有。
但學校還是要有動作,其實是全國一致的,就是要求每個人都要寫一個自我鑒定——交代自己在學運期間的表現。我始終沒寫,心想反正賴開了就賴到底。
校方似乎不好來硬的,就來軟的。於是就出現種種雙方鬥法的事情來:
一、晚會
六四過後,為了挽回民心,當局刻意舉辦各種歌舞晚會,以期營造一種和諧氣氛。我所在學校也如此辦理,召開晚會。並指定各班都要出節目。於是,大多數班級都是大合唱,而且,大都是唱學運期間常常唱的「革命歌曲」,包括《國歌》、《國際歌》、《血染的風采》等,好不容易有一個班級報上一支歌名《團結就是力量》,這是六四後北京當局指定要唱的「樣板歌」。有關領導興奮得帶頭鼓起掌來。然而,當該班級合唱隊聲嘶力竭且惡狠狠地唱出歌中「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滅亡」一段時,領導們已面如死灰。我真不理解為何北京當局會選擇這首歌作為六四後政治操作的「樣板歌」?SB!這時,梁,一位平日靦腆內向的女老師,主動要求唱一首樣板戲的歌,馬上得到領導允許,以為是為眼下尷尬場面解套。待梁老師上臺報出歌名,臺下掌聲雷動,領導們再次後悔莫及——梁老師唱的是《紅燈記》中李鐵梅的《仇恨入心要發芽》。
二、評獎
學期末,按照慣例要開表彰會,給優秀教師、班主任頒獎。這些獎是經過各系評選後送到學校定案的。這個過程本來在六四前就進行。我被系同仁評為優秀教師,是說我課上得不錯。是個榮譽啊,有獎品獎狀什麼的。但六四後,聽說校方要將我優秀教師的獎拿掉。我聞風而鬧,宣稱這獎我要定了,要拿掉得給個說法!最後說是有個妥協方案。什麼方案,不知道。到頒獎那天才得知,原來有領導執意要拿掉我,也有領導(主要是院長)堅持保我,於是,換了一個優秀班主任獎給我。我接受了,竊笑,優秀班主任?是政治思想做得好才有獎啊!這不抬舉我啦!當我上臺領獎時,掌聲經久不息。令我很陶醉了幾分鐘。
三、分配
那年我是畢業班的班主任。給我優秀班主任獎確實很諷刺,因為我班上好幾位同學是深圳「高自聯」 的積極分子,還負責一些工作。於是,畢業分配時,受到學校某些領導(主要是人事處長——一個軍隊轉業幹部)的刁難,執意要將這些同學分配到邊遠地區。我急眼了,跑到人事處跟處長拍桌子大吵。撕破臉地開罵。始終無法改變分配方案,那幾位同學還是被分配到邊遠地區。至今我對這幾位同學深感內疚。
木老師在六四後大病一場,高燒數日不退。他班上的幾位學生(也是學運期間的戰友)輪流伺候照顧他,其中一女生更是情意殷殷。到我出國時,該女生已成為準木夫人。大家都為木老師高興。
老實說,深圳當局還是較為柔性的。聽說只是迫於上面的壓力捉了幾個人。那時香港電視報導港澳各屆人士組織起來,實施「黃雀行動」,拯救被通緝的學運領袖。不時傳出成功偷渡到港的消息,很令深圳人興奮與驕傲。因為擺明了,深圳是偷渡的必經之路。近日有報導說,娛樂界大姐大梅豔芳也參與其事。雖然當時深圳當局也曾怎怎呼呼大動作搜捕偷渡的學運人士,但一直沒有任何成果。沒想到年底風聲已過時,卻傳出在文錦渡海關捉到一位學生領袖。那是該領袖藏身一香港貨櫃車,在文錦渡海關等候通關時,正好是邊防執勤部隊換班,刷刷跑過那輛貨櫃車。領袖以為人家跑來抓他,沉不住氣,從藏身處竄出欲沖關。人家知道你誰呀?總得攔住啊就這麼落網了。這事令深圳人很沮喪很沒面子,不少人怪這領袖使深圳「晚節不保」。
雖然 深圳局勢還算可以,但整個國家的局勢確實讓人心灰意冷。於是給已聯繫一段時間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去函,要求能儘快入學,原因就直說,六四後感覺不好。新加坡國立大學真的就加快了審批程序,很快就寄來了入學通知書,大概是一九九O年四月份吧。於是,馬上到上海簽證,回來即辦理護照申請等手續。沒想到麻煩又來了。那年出國辦護照要加上一條新規定——必須有「六四鑒定」。這鑒定得單位人事處出具,不用想就知道,我們學校人事處長會給我出具這鑒定?軟硬兼施,把院長也請出來給他施壓,該處長才出具一份一句話的鑒定:「該同志在學運期間未發現有違法亂紀行為。」心不甘情不願的。太簡單了是吧?我靈機一動,將上述優秀班主任獎附上,以示我政治表現積極。居然順利得到護照。當我揣著護照步出市公安局時,在大門迎面遇上學運期間一起「配合」多時的那位官員。看他對我似理不理似笑非笑的樣子,我似乎悟到些什麼。
好事多磨。出境時竟然還鬧了個虛驚一場。妻女跟我一起到羅湖海關,還有幾個在學運期間「共過事的」學生執意要送行,到了海關,妻女從「港人」通道過去了,我得從「國人」通道過關。送行的學生不能走近海關,我獨自前行。檢查護照,被扣下來。不讓過關,也不讓回去,就讓我獨自一人晾在關口,也不說明任何原因。真令我心裡發毛了。心想難道就在此地此時「落網」?那可真叫冤啊!
一個多小時後,才給我護照蓋上章,通關放行。直到走過邊關中間黃線,我才回頭看看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心中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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