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陳詩觀察一個知識分子在特殊時代的內心世界。--《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限量精裝簽名版】》

201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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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陳詩觀察一個知識分子在特殊時代的內心世界。--《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限量精裝簽名版】》

陳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晚年詩,專指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所寫,目前已知約二百餘首。這些詩有三種情況:一是已尋出本事,學界認同的;二是尋不出本事,見仁見智的;三是尋出本事,而尚有爭議的。本書所解的陳詩即為第三部份。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明確表達過:「自來注釋詩章,一為考證,一為解釋辭句。」前者是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是古典,即舊籍之出處。他認為,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當最初出處不足時,更須引其他最初有關者以補足,始能通解原作遣詞用意之妙。本書為謝泳教授所著,完全循陳寅恪解釋古典的方式來解陳詩,以尋今典為目標,以坐實史事為追求,落實到具體人事,藉由陳詩來觀察一個知識分子在特殊時代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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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報載某會中有梅蘭芳之名戲題一絕〉】

  所有解陳寅恪詩的人,都難免猜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是陳詩特點決定的。胡文輝解陳詩最用力,也最有成績。他的一個看法我極認同,大意是,解陳詩,不是看你解錯了多少,而是看你解對了多少。我再進一步說,解陳詩,錯也是對。因為錯可以讓後人避免再走彎路,於學術也不能說沒有意義。解陳詩,如果思路對,材料方向對,聯想涉及人物為同一類型,結果最後錯了,意義也需要肯定。有此判斷,我對所有解過陳詩的人,均表敬意,如果沒有他們的學術努力,我們對陳詩的理解就不能深入,就會讓陳詩越來越難以理解,就會越來越和陳寅恪的思想與人格有距離。
  陳寅恪一九四九年秋有〈報載某會中有梅蘭芳之名戲題一絕〉,余英時、胡文輝均有詳解,全詩四句:

  蜂戶蟻封一聚塵,可憐猶夢故都春;
  曹蜍李志名雖眾,只識香南絕代人。

  此詩,余英時解出是寫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屆政協會議,胡文輝認為「余說甚是」。我以為詩中「某會」可能不是政協會議,而是當時的一次學術會議,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在北平召開的發起人會議。會議確定的宗旨是」傳播馬列主義哲學及毛澤東思想,以期正確認識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批判吸收舊哲學遺產,在文化思想戰線上開展對於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批判。」(參見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稿》第三三九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馮友蘭參加了這次會議,而會議宗旨與陳寅恪一貫思想不合。
  我曾將此詩中「梅蘭芳」與章士釗聯繫,但很快我就發現,這個理解錯了。我還說,陳詩中凡出「梅」字,多與章士釗有關,這個判斷也不對,但這個思路還不能說沒有意義。我由章才聯想到馮友蘭。
  陳寅恪喜歡京劇,但我感覺陳詩與梅蘭芳可能沒有關係,梅蘭芳在陳詩中是一個特殊的暗喻,指馮友蘭。這裡「梅蘭芳」應當理解成「男旦」代稱。一九五二年春,陳詩有〈壬辰春日作〉,其中有句「裴淑知詩一笑溫」。余英時、胡文輝皆認為此處「裴淑」是用唐代元稹妻典故,代指陳夫人,也就是說,陳詩的暗喻陳夫人明白,所以「知詩一笑溫」。
  「曹蜍李志名雖眾」用《世說新語》典故,指平庸而無生氣的知識份子。「只識香南絕代人」中「香南」本為佛教中地名,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曾說過,明清人多用為字型大小,此處有可能是暗指馮友蘭的字「芝生」,因為「香南」可聯想「芝生」。一九六○年,陳詩〈又別作一首〉中再用「何意香南漸消歇,又將新調醉人寰」。此處「香南」當是指人。此詩我也曾錯解,現在我傾向於認為也是指馮友蘭。「又將新調醉人寰」,很可能指馮友蘭一九六○年發表〈論孔子〉一文,這些今典釋出,詩意容易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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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與王雲五】

  一九四九年夏天,陳寅恪有一首七古〈哀金圓〉,其中有幾句是批評王雲五的,這早已為人熟知。原詩中最有名的是此四句:「眭親坊中大腹賈,字畫四角能安排。備列社會賢達選,達誠達矣賢乎哉。」眭親坊是南宋杭州有名的書鋪,此處借指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和老闆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雲五發明的,意思不言自明,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中對此詩有詳備解釋。
  中國現代史上的「金圓券」事件是王雲五長財政部時的一個舉措,直接導致了當時國民政府的金融崩潰。陳寅恪此詩即寫當時情景。寫金圓券自然要寫到王雲五,但此處陳寅恪批評王雲五,還有一點個人的感情在其中。
  一九四一年夏天,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生活十分艱難。我們讀這一時期陳寅恪致傅斯年的書信,感覺幾乎全是為生活瑣事發愁,不是預支即是借款。當時陳寅恪已寫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交商務印書館,但一直沒有出版,此稿後遺失。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六日,陳寅恪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論,則商務印書館毫無消息。因現在上海工人罷工,香港則專印鈔票、郵票。交去也不能印,雖諄托王雲五、李伯嘉亦無益也。」(《陳寅恪集‧書信集》第七八頁)。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陳寅恪又一封致傅斯年的信中說:「弟前年交與商務之隋唐制度論,商務堅執要在滬印,故至今未出版,亦不知其原稿下落如何?(前年弟交稿,數月後許地山方交印其言扶乩之書,而王雲五以其為香港名人,即在港印,故不久出版。商務二字名符其實,即此可知)」(同上第八八頁),此處極見陳寅恪對文字聯想的的敏感。
  陳寅恪在香港那一段,心緒極壞,所以凡遇不遂心之事,多有怨言,這種情緒帶到後來的〈哀金圓〉中,遷怒於王雲五也很自然。《陳寅恪書信》中收有陳寅恪致王雲五一封便函,是為介紹顏虛心一篇論文給《東方雜誌》發表請託王雲五的,信寫得相當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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