藉陳詩觀察一個知識分子在特殊時代的內心世界。--《陳寅恪晚年詩箋證稿【限量精裝簽名版】》

陳寅恪（一八九○－一九六九），一代史學大家，其學問之淵博，被稱為「教授的教授」，傅斯年曾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陳寅恪晚年詩，專指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所寫，目前已知約二百餘首。這些詩有三種情況：一是已尋出本事，學界認同的；二是尋不出本事，見仁見智的；三是尋出本事，而尚有爭議的。本書所解的陳詩即為第三部份。

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明確表達過：「自來注釋詩章，一為考證，一為解釋辭句。」前者是今典，即當時之事實，後者是古典，即舊籍之出處。他認為，解釋古典故實，自當引用最初出處，當最初出處不足時，更須引其他最初有關者以補足，始能通解原作遣詞用意之妙。本書為謝泳教授所著，完全循陳寅恪解釋古典的方式來解陳詩，以尋今典為目標，以坐實史事為追求，落實到具體人事，藉由陳詩來觀察一個知識分子在特殊時代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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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報載某會中有梅蘭芳之名戲題一絕〉】

　　所有解陳寅恪詩的人，都難免猜謎，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是陳詩特點決定的。胡文輝解陳詩最用力，也最有成績。他的一個看法我極認同，大意是，解陳詩，不是看你解錯了多少，而是看你解對了多少。我再進一步說，解陳詩，錯也是對。因為錯可以讓後人避免再走彎路，於學術也不能說沒有意義。解陳詩，如果思路對，材料方向對，聯想涉及人物為同一類型，結果最後錯了，意義也需要肯定。有此判斷，我對所有解過陳詩的人，均表敬意，如果沒有他們的學術努力，我們對陳詩的理解就不能深入，就會讓陳詩越來越難以理解，就會越來越和陳寅恪的思想與人格有距離。
　　陳寅恪一九四九年秋有〈報載某會中有梅蘭芳之名戲題一絕〉，余英時、胡文輝均有詳解，全詩四句：

　　蜂戶蟻封一聚塵，可憐猶夢故都春；
　　曹蜍李志名雖眾，只識香南絕代人。

　　此詩，余英時解出是寫一九四九年九月第一屆政協會議，胡文輝認為「余說甚是」。我以為詩中「某會」可能不是政協會議，而是當時的一次學術會議，即一九四九年七月八日，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在北平召開的發起人會議。會議確定的宗旨是」傳播馬列主義哲學及毛澤東思想，以期正確認識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並批判吸收舊哲學遺產，在文化思想戰線上開展對於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批判。」（參見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稿》第三三九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馮友蘭參加了這次會議，而會議宗旨與陳寅恪一貫思想不合。
　　我曾將此詩中「梅蘭芳」與章士釗聯繫，但很快我就發現，這個理解錯了。我還說，陳詩中凡出「梅」字，多與章士釗有關，這個判斷也不對，但這個思路還不能說沒有意義。我由章才聯想到馮友蘭。
　　陳寅恪喜歡京劇，但我感覺陳詩與梅蘭芳可能沒有關係，梅蘭芳在陳詩中是一個特殊的暗喻，指馮友蘭。這裡「梅蘭芳」應當理解成「男旦」代稱。一九五二年春，陳詩有〈壬辰春日作〉，其中有句「裴淑知詩一笑溫」。余英時、胡文輝皆認為此處「裴淑」是用唐代元稹妻典故，代指陳夫人，也就是說，陳詩的暗喻陳夫人明白，所以「知詩一笑溫」。
　　「曹蜍李志名雖眾」用《世說新語》典故，指平庸而無生氣的知識份子。「只識香南絕代人」中「香南」本為佛教中地名，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中曾說過，明清人多用為字型大小，此處有可能是暗指馮友蘭的字「芝生」，因為「香南」可聯想「芝生」。一九六○年，陳詩〈又別作一首〉中再用「何意香南漸消歇，又將新調醉人寰」。此處「香南」當是指人。此詩我也曾錯解，現在我傾向於認為也是指馮友蘭。「又將新調醉人寰」，很可能指馮友蘭一九六○年發表〈論孔子〉一文，這些今典釋出，詩意容易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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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與王雲五】

　　一九四九年夏天，陳寅恪有一首七古〈哀金圓〉，其中有幾句是批評王雲五的，這早已為人熟知。原詩中最有名的是此四句：「眭親坊中大腹賈，字畫四角能安排。備列社會賢達選，達誠達矣賢乎哉。」眭親坊是南宋杭州有名的書鋪，此處借指當時的商務印書館和老闆王雲五，四角號碼檢字法是王雲五發明的，意思不言自明，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中對此詩有詳備解釋。
　　中國現代史上的「金圓券」事件是王雲五長財政部時的一個舉措，直接導致了當時國民政府的金融崩潰。陳寅恪此詩即寫當時情景。寫金圓券自然要寫到王雲五，但此處陳寅恪批評王雲五，還有一點個人的感情在其中。
　　一九四一年夏天，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生活十分艱難。我們讀這一時期陳寅恪致傅斯年的書信，感覺幾乎全是為生活瑣事發愁，不是預支即是借款。當時陳寅恪已寫完《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交商務印書館，但一直沒有出版，此稿後遺失。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六日，陳寅恪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去年付印之隋唐制度論，則商務印書館毫無消息。因現在上海工人罷工，香港則專印鈔票、郵票。交去也不能印，雖諄托王雲五、李伯嘉亦無益也。」（《陳寅恪集‧書信集》第七八頁）。
　　一九四二年八月一日，陳寅恪又一封致傅斯年的信中說：「弟前年交與商務之隋唐制度論，商務堅執要在滬印，故至今未出版，亦不知其原稿下落如何？（前年弟交稿，數月後許地山方交印其言扶乩之書，而王雲五以其為香港名人，即在港印，故不久出版。商務二字名符其實，即此可知）」（同上第八八頁），此處極見陳寅恪對文字聯想的的敏感。
　　陳寅恪在香港那一段，心緒極壞，所以凡遇不遂心之事，多有怨言，這種情緒帶到後來的〈哀金圓〉中，遷怒於王雲五也很自然。《陳寅恪書信》中收有陳寅恪致王雲五一封便函，是為介紹顏虛心一篇論文給《東方雜誌》發表請託王雲五的，信寫得相當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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