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國左派的批判觀點。--《辯護與吶喊》

201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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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中國左派的批判觀點。--《辯護與吶喊》

本書收錄了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作家對現實、政治與文學的關係及一些重要思想文化命題和人物的深入思考,為備受攻擊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及社會主義實踐進行了莊嚴的辯護,體現了一個知識份子的良知和勇氣。

「對今天的主流精英集團來說,誰妨礙他們攫取更大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誰就是必須清除的異端。人民變成了Shitizen,勞工變成了Low-end population,弱者的反抗變成了Terrorism,馬列毛的著作也成了Prohibited books……慶幸的是,我沒有染上許多同時代人身上習見的那種輕慢、怯懦和勢利。換句話說,我還有感動、憤怒以及行動的能力。這似乎也可以視為『偉大的六十年代』賜予我的一份遺澤。」──作者劉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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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革命,暴力與仇恨政治學

我一直覺得魯迅先生離我們這個時代已經十分遙遠,以致不可輕易作為談論的對象了,所以平時寫文章也好,談天也好,我幾乎很少以魯迅為話題的。這大概與少年時所處的環境有關。那時,魯迅的作品和文章,是篇篇被奉為經典的,如《祝福》、《故鄉》、《狂人日記》,《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劉和珍君》等等,都收進了中學語文課本,許多中學生順口就能背誦一段。而毛澤東授予魯迅那幾個偉大「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和「旗手」的稱號,更使他在我們的心目中變得近乎聖人般神聖了。人對神總是敬而遠之的,再加上某種逆反心理,便成了我很長時間裡覺得魯迅可敬而不可親,甚至有意回避的原因之一吧。

之所以說是「之一」,是因為還有「之二」,那就是時代風氣使然。眾所周知,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文學走的是一條向西方學習的道路。從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到現代派、先鋒派和後現代主義等等,一波接著一波,從未停歇過。這一時期的作家、評論家和文學青年(也包括我本人在內),開口閉口談的是卡夫卡、博爾赫斯、瑪律克斯、羅伯‧格利耶,以及納博科夫、川端康成這些人,不僅以此為時尚,還爭相學習模仿。曾經聽人說不少80年代以後成名的中國作家背後,都能找到一個或幾個外國作家的影子,這大概並不算很誇張的。在這種語境下,如果有人提起魯迅,恐怕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會被人視為僵化、落伍,備受嘲弄和白眼相向的。除了這些被奉為「大師」的外國作家,也有一些中國現代作家重新受到熱捧,被各種新出版的文學史和論著追認成了「大師」。如沈從文、林雨堂、周作人、張愛玲等。之所以說「重新」,是因為這些作家曾經「走紅」過,但後來很長一段受到了冷落,甚至其人其文都被打入了冷宮,而現在的走紅,不過是給予平反罷了。1980年代的中國社會主流是「撥亂反正」,連許多並不見得怎麼傑出的「右派」作家也平反了,何況這些曾經的「大師」呢!所以,在那些外國大師的中國學生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沈從文、張愛玲、林雨堂、周作人的弟子。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便因此顯得空前豐富、熱鬧和繁榮起來。

但在這種百花齊放的局面中,唯獨魯迅變得落寞下來。所謂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文壇的風水也是如此,既然魯迅先生在那麼長的時期被當作偶像一樣供奉,現在把他從神龕上拉下來,坐一坐冷板凳,似乎也不算過份。陳獨秀晚年曾經撰文說過,當今毀譽之高之過者,莫過於對魯迅先生矣。有人把魯迅當作神,也有人把魯迅當作魔,其實,魯迅既不是神,也不是魔,而是一個人。這樣的話不可謂不中肯。但要做到這一點,卻並不容易。遠的不說,神話魯迅者一直就大有人在,妖魔化魯迅者更是不乏其例,那麼「新時期」以後呢?這兩路人也並未絕跡,甚至可謂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強。新時期的造神者,大多是一些躲在書齋和學院內埋頭做學問的教授和理論家,他們採取的仍然不外乎那種將魯迅當作偶像供奉,讓大多數人對他「敬而遠之」的老辦法,依仗寥寥的幾本學刊或核心期刊,兢兢業業推出的研究成果,也僅限於專業的「魯學」圈子內,他們這樣做的成果之一,便是使魯迅越來越像一個僅供解剖研究的標本和穿著舊式長衫的人物,變得既不可敬,也不可近,甚至像木偶那樣,顯得有些古板、教條、枯索,讓許多人尤其是年輕人望而卻步。所以,前些年有人提出魯迅是阻擋中國文學進步的一塊「老石頭」,非搬掉不可,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相對於那種隊伍日益萎縮的「學術化」和「神化」魯迅的研究,「妖魔化」魯迅的影響則顯得聲勢浩大,蔚為壯觀、生氣勃勃得多。如果把當代文學看作一個不斷「去魯化」的過程,那麼,這種「去魯化」每向前邁出一步,都是以「批魯」、「非魯」和「罵魯」為前鋒的,而且每掀起一股新的「非魯」和「批魯」熱,大都與某一時期的社會文化思潮密切相關。因此可以說,解讀中國社會近三十年來的變化和發展,魯迅先生仍然是一個無法繞過去的人物。就這個意義上,魯迅在當代倒是從來不曾「落寞」過的。

其實,「非魯」也好,「罵魯」也好,也不見得是什麼壞事。因為如果是有理有據的批判,甚或富於「顛覆性」、「解構性」的標新立異之說,對於眾聲喧嘩的當代文化語境,或許都具有積極的建構效用。比如有人認為魯迅的小說比不上張愛玲、沈從文和鬱達夫,前幾年,作家王朔也在媒體上放言,說魯迅單憑那十幾二十幾個短篇小說,遠遠稱不上文學大師,而且這種看法贏得了不少人的附和與喝彩,等等。儘管我並不同意王朔的高見,如果按照他的說法,契訶夫、博爾赫斯,以及胡安‧魯爾夫等人都不能列入「大師」之列吧?但這畢竟屬於學術觀點,見仁見智,人們盡可以放開喉嚨各抒己見,深入討論或爭論下去。可如果是打著學術和思想自由的名義,採取的卻是那種潑污水和栽贓的大多數學人所不齒的手段,就無法讓人平心靜氣地去進行「交流」了。比如去年魯迅先生逝世70周年之際,媒體上展開的新一輪「批魯」熱潮中,上海的一位「著名文化批評家」寫了篇文章,題目叫《殖民地魯迅和仇恨政治學的崛起》。文中通過一些似是而非或道聽塗說的「考證」,赫然將魯迅推向了「仇恨政治學」的創始人寶座。按照作者的觀點,「在經歷了長期的搖擺之後,魯迅終於置棄了已經殘剩無幾的愛語,也就是徹底置棄了愛的情感及其倫理,成為一個純粹的仇恨主義者」。貫穿在魯迅作品中的,「一方面是由肆無忌憚的嘲笑和酣暢淋漓的痛罵構成的雜文體話語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絕望的遺書體話語仇恨,這兩個要素便是殖民地魯迅精神的基石。」

作者還充滿詩意地描述和分析道:「仇恨政治學在話語和建築的搖籃中脫穎而出。其中魯迅無疑是它的主要締造者。此外,還有大批作家、文人和左右兩翼的政客,均捲入了這場浩大的運動。在寒冷的北方窯洞,毛澤東無比喜悅地注視著這一上海石庫門的話語革命。正在全力構築『毛語』的延安領袖,以非凡的熱情,歡呼著與『魯語』的勝利會師,因為後者提供的仇恨與暴力,正是毛澤東推行民族主義革命的精神綱領。……是的,在毛澤東與魯迅之間存在著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鄉村知識份子,出生於破產的鄉紳家族、在鄉下有一個怨婦式的妻子,熱愛文學和天才橫溢,熱衷於建立話語權力體系、對都市(殖民地)充滿鄉怨與恐懼,他們也都抱著大革命情結,流露出對紅色暴力的無限熱愛,如此等等。但他們之間的最大不同在於:毛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一生都在進行實驗,以完成對一個理想的道德中國的建構,充滿農民式的樂觀信念,並對世界保持著濃烈的愛意;而魯迅自從抵達上海以後,便日益陷入恐懼、仇恨和絕望之中。他和殖民地都市迷津產生了嚴重失調,而他又無法改變這個格局。魯迅在石庫門裡迷失,完全喪失基本的道德辨認的能力。他性格中的黑暗面開始強烈浮現,並且支配了他的靈魂。」

更讓人驚訝的是,這位文化批評家在對魯迅作了這樣一番空前大膽的形而上推論之後,又以小說家的筆法和想像力,對魯迅進行了完全「形而下」的「解讀」。按照作者的「考證」,魯迅不僅曾經暗戀過被北洋政府殺害了的左翼女大學生劉和珍,和女作家蕭紅有染,而且是個「嚴重的陽萎患者」,並且成為導致他「最終喪失敘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仇恨的話語鞭子飛舞起來的時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惡遭到清洗之後,他才能感到肉體上的慰藉和歡娛。」這種純屬穿鑿附會的臆測和想像,顯然不再屬於學術範疇,而是一種赤裸裸的「潑污水」和「誹謗」了。

這位文化批評家的誅心之論,可謂將妖魔化魯迅的浪潮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對於他的那些潑污水和誹謗,似乎並不值得我們一一去為魯迅先生辯誣,值得認真辨駁的,倒是他那套十分富於雄辯的「仇恨政治學」宏論。

應該說,所謂仇恨政治學的提出,絕非那位文化批評家興之所至,突然冒出的靈感,而是肇始於1980年代以來的「告別革命」思潮的進一步推演。既然要否定和告別革命,當然要將所有與革命有關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斬草除根,徹底埋葬而後快。首當其衝遭致全面批判和清算的自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毛澤東。一場「非毛化」的大圍剿持續了近三十年之久,至今仍方興未艾。而按照文化批評家的看法,「二十世紀下半葉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普遍的魯迅崇拜思潮,實際上就是對仇恨話語以及暴力話語的崇拜。」毛澤東好像曾經說過,他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才有那一系列「偉大」和「旗手」的評價。既然如此,魯迅被戴上一頂「仇恨政治學」的桂冠,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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