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記者的筆槍與飛機坦克一樣重要。--《董顯光自傳--報人、外交家與傳道者的傳奇》

201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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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記者的筆槍與飛機坦克一樣重要。--《董顯光自傳--報人、外交家與傳道者的傳奇》

董顯光先生,是中國第一位赴美專攻新聞學並獲得學士學位的人,也是中國情報工作的創始人。在他的自傳裡,他曾提到:「我想假定我能留在新聞事業這條路線中,我應該是最快樂的人。」大時代的動盪,讓他體會到新聞記者的筆槍與飛機坦克一樣重要。

董顯光對中國近代傳播事業的貢獻,也是同樣的重要。他創辦了《庸報》,首度將美式辦報拼版方式引入中式報紙;並主持當時上海重要英文報紙《大陸報》,將戰爭新聞正確傳達到西方國家;而後,在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期間,更是致力於積極培育國際傳播人才。民國四十六年,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特地頒「新聞事業傑出服務獎章」給董顯光,獎勵他一生對中國新聞事業的傑出貢獻。

董顯光在日記中寫着:「無論何物,凡是不費力而得到的,大概都不會給我相當的興趣。」又寫著:「世上沒有一事可以比得上個人努力而成功的。」靠著個人的努力,去完成理想,志之所在,終身不渝。他的一生德業輝煌,事功彪炳,他不僅是傑出的新聞工作者,也是卓越的外交家。本書以詳實而真誠的筆觸,娓娓道來一生經歷與志業,是了解報人楷模董顯光先生的最佳途徑。

 

內容試閱

出使日本

  人生總有出乎意外的巧遇,我的日本老友芳澤謙吉竟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中日和約簽訂之後同時與我被任為中日兩國戰後的第一任大使。就做外交官的條件檢討,我們兩人實在沒有一點相同之處。芳澤一九○○年起就做日本的外交官,二三十年來歷任日本駐中、法等國的大使,是一位資深的外交官。我呢,剛剛相反,這還是第一次接受外交官的任命,無任何外交資歷可言。
  我們兩人在聽到對方任命之後,同時都有相互的批評。芳澤以為我在戰時充滿了反對日本的紀錄不適任此職。我對他的保留,一是年齡,(他那時已近八旬高齡了),二是他在戰時是一位支持日本侵略的外交家。
  朋友告訴我,做一個大使,除掉了知識修養的條件之外社交技能也是一件很重要的考慮。例如,芳澤會打高爾夫球,會打橋牌還會跳舞,他不獨會玩,並且還玩得很精。問我喜歡些什麼,我只能說,我喜歡結交朋友,收集笑話和剪貼報紙新聞。這些嗜好,好像跟外交業務沒有什麼幫助可言。
  我曾經很率直地請問過陳誠院長,為什麼他會選中我。我自己檢討,我在美國受教育,不會說日本話,還有反日本的過去紀錄,而我國瞭解日本的外交專家可以擔任此職者有的是,為什麼單獨選中了我。不料陳院長的答覆竟簡單地說道,就因為我沒有這些顯著的資格才選中了我。他拒絕再多加說明。
  我決定接受這個任命,就自我檢討究竟我對日本的認識,事與人各方面有多少把握。我發現我知道我這未來責任的對象之深竟超過我平時的想象,因此自信可以不負蔣總統和陳院長的知遇,做一任好大使。
  促成我作這決定的最主要因素還是我的妻子莎麗。當一九四九年迄一九五○年間我從臺灣出發奔走歐美各國間時,莎麗為了要解除她獨居的寂寞,住到日本去,從事日本語文的研究。在我接受駐日大使任命以前的一年中,莎麗學日本語文每天差不多要花去十二小時。她的老師是前田侯爵夫人,前田是日本駐英武官。在這位好老師教導之下,莎麗的日本語文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可是她絕對沒有料想到她會因此在我做駐日大使任內幫了我很大的忙。
  莎麗在日本最初階段是很快活的,不幸一九五一年的春季,她在打蠟的地板上做健身操跌了一交,使脊椎骨脫了骱。她不得不睡在石膏模子裡好幾個月。那時候我的經濟狀況很拮据,我向蔣總統請假赴日看莎麗,蒙賜醫療費得應急。
  我赴日履新的日子一天接近一天,我對日本研究的興趣也一天比一天濃厚起來。我深自檢討,我在不同的背景中看到不同的日本―在戰爭背境中,以無法控制的仇恨心理看日本;在戰後和平背境中,以驚其復國神速的欽佩心理看日本―但映在我心坎裡永誌不忘的日本,還是日本人每一個人私人生活給我的畫面,那種不帶政治性的勤苦耐勞的生活背境,絕對沒有任何內在自尊或自卑心理的反映。
  五十年來我維持著研究日本人的興趣,不光從書本上,也從個人接觸間。要瞭解日本人,我們先得考慮他們所受地理環境的限制。八千五百萬人在島國小天地中求生存每一個人都有一番奮鬪史。我同意很多人類學者的看法,環境的艱苦是人類力量的泉源也是他們成功的基礎。
  我最初遇到的日本朋友,是四十年前派克學院裡的一位姓池田的同學。我跟他是整個學院裡僅有的兩個東方人。兩人住在一間宿舍裡,經常交換瞭解彼此祖國的情況。前面我曾敘述過暑假中跟我共同在農家做活而闖禍的日本同學就是他。他不久因肺病而結束了他很有希望的一生。後來我又得悉,他還是東京明治學院校長前田四郎中學時的同學哩。
  我認識的日本朋友有孫總理日本友人山田:朝日新聞的著名作家杉村與該報早期發行人村山長舉。在日本的政界中,我認識首相吉田茂在他二十年代任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時,我認識外相有田八郎在他任日本駐北平公使館秘書的時候。我也認識日本前首相幣原喜重郎等其他日本的政界要人,其中很多人在日本的政界與工商界今日仍佔很重要的地位。
  抗戰給我研究日本的機會特別多,因我主管國際宣傳,研究敵情是我主要任務之一。戰後出國,平均每年訪日四次,每次必逗留好幾個星期。在這些逗留期間,我目睹日本在七年的短時期中從戰後的瓦礫堆般經濟狀況中復興而達今日的繁榮,充滿著興趣。他們的所以得此成就,是日本人民不發怨言的埋頭苦幹與其政治家明智的領導配合促成的。
  我就挾著這一份解瞭日本人物與現狀的自信心,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接奉任命,九月中旬到了日本。莎麗住在日本已有兩年,能說一口流利的日本話。她喜歡學外國語文,學日文完全為了好學,卻不料幫了我的忙。
  初到日本,我跟莎麗都受到前任行政院長外交部長張群先生夫婦的招待,住到他們的宿舍裡去。張先生這時候剛代表蔣總統到日本作親善的訪問。他們兩夫婦和我們倆有長時期的友誼,我們把他們當自己的兄弟姊妹看待。張先生知道日本比什麼人都清晰,認識的日本人也比什麼人都多。他設宴招待日本政府裡他認識的重要人物,經常由我作陪,感謝他借此使我在未履新前就多認識了許多重要的日本新朋及。我們兩夫婦住在他家好像重溫我們的蜜月:不管家務,可又像在自己的家裡。
  可惜這種享清福的日子衹有三個星期,因為接收偽滿駐日大使官舍修繕告成,我們得正式遷入大使官舍去住了。在這所官舍中我們住了將近四年,交了很多日本和各國的新朋友,確實豐富了我們的生活。
  我到任第一件事當然是覲見日本天皇呈遞我的國書了。皇室禮賓司派來一輛金碧輝煌的馬車,由兩頭黑得發亮的高頭大馬拖著,駕馬的御者也穿著璀璨的制服。在我坐的這輛馬車前面,又有一輛四匹馬拖的開道車。皇宮禮賓司長坐在車裡陪著我。我們都穿著晨禮服,戴著大禮帽。我們這一個很引人注目的行列,一路向皇宮行去,路旁行人夾道踟足,有的還伸頸張望坐在車裡的人。這使我有些窘,不得不默唸童時背熟的耶教聖經中的辭句以求鎮定。
  到達皇宮,由禮賓司長引見天皇,行三鞠躬禮,天皇亦答禮如儀,然後就坐,呈遞國書。照例的寒暄開始,由我代表蔣總統問候天皇,天皇亦作同樣的問候。儀式簡捷結束,我返大使館,酒會招待迎送我的禮賓司長。後來我知道,我離大使館後,莎麗即由友人眷屬伴同驅車至皇宮附近的大街下,擠在人堆裡睜著孩子般好奇的眼睛,看我行列的經過。
  覲見了天皇之後,我就遍訪首相、外相、最高法院院長,以及日本政府中其他高級長官。這是一種疲憊而枯燥的活動。訪問要人,過去我常做,並且做得異常起勁,因為都是些新聞訪問,有濃厚追求知識的興奮刺激,只須技巧運用成熟每次都可得有價值的收穫。但,這些以外交官身分跟天皇、首相以及高級官吏的社交談話,都空洞無物,對談雙方都厭惡它。但,外交儀式卻不能廢除它,不管你怎樣厭惡它。這一巡廻的官式訪問後,使我如釋重負地警告自己,此後千萬不要再接受做大使的任命了。
  不提這些官式的酬酢,我倒想在這裡說一節瑣碎的小故事。日本的《改造雜誌》是一份人人愛讀的雜誌,他的發行人大和是我的朋友。大概一年前他在東京的某一次社交場合中遇見了我,閒談間,他說,他最喜歡喝杭州西湖的龍井茶。隔了幾天,我就把臺灣帶到東京的龍井茶一罐送給他。不幸,茶送到時大和病倒在床上了。可是,他聽說我竟很快找到他喜歡的茶葉送給他,為了表示感謝起見,叫家人趕緊泡了,扶他起來一茶匙一茶匙喂給他喝。他不久去世,我送他的那罐龍井茶永遠放在他的臥室裡保存著。
  這是他的兒子專訪我時告訴我的。他來訪並接我和莎麗到他家裡。我們買花到他家裡拜見他的孀母,並巡視他給父親保留的臥室。
  這一件簡單而充滿人情味的小故事,表現著中日兩國人民在私人生活中怎樣找到了人與人間關係的價值與深度。我以為國與國間建立永恒不變的友誼,決不靠昂貴的禮物與信誓旦旦的盟約,只有人民與人民間在這種不經意的私人接觸中建立的關係才是鞏固國交的真正粘合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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