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名人一生當中具代表性的事蹟。 --《撩看民國名士--名絮集錦》

201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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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名人一生當中具代表性的事蹟。 --《撩看民國名士--名絮集錦》

一代士林遺落優雅的人文故事、飄出暗香浮動的花絮軼聞,從一個側翼證示這個時代的品質。各路名人的「經典細節」尤能說明一個時代所達到的品味。大陸近年的「民國熱」,內核可是一聲缺失性驚訝:1930年代的中國人活得如此精彩呵!
本書收入近百現代名人,均為作者歷年發表之作,分輯:「名人名學」、「名人名師」、「名人名事」、「名人名趣」、「名人名戀」。三篇附錄,乃研究士林之心得。

 

內容試閱

附錄 刺蝟與狐狸──兩大學人類型

1953年,英國思想史家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1909-1997),出版一冊小書(86頁),也是他一生最好最有名的一本書─《刺蝟與狐狸─論托爾斯泰歷史觀》(《The Hedgehog and the Fox: 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提出一個十分有趣也十分要緊的文化問題:文化名人的不同分類與不同治學目標。書名取自古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Archilochus)斷簡殘篇─「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意謂狐狸機巧百出,通曉天文地理百科知識,然不及刺蝟一計防禦,見解深刻。
伯林借此語將西方思想家與作家分作兩大類型:狐狸與刺蝟。狐狸型為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包,觀察入微機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屬於藝術型;刺蝟型則有一中心主軸,建有一整套思想體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綿厚精深,屬於思想型。刺蝟分泌原創思想,總結歸納人類每一階段經驗精華,編織全新思想構架,提供解釋世界的基礎支撐點。狐狸則辛勤消化刺蝟的思想成果,化高雅為通俗,適當補充刺蝟原創體系中的不足,成為「快樂的搬運工」。狐狸型人物:希羅多德、亞里斯多德、蒙田、莫里哀、歌德、莎士比亞、普希金、巴爾扎克、屠格涅夫、托爾斯泰、喬伊絲;刺蝟型人物:但丁、柏拉圖、黑格爾、陀思妥也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魯斯特。伯林說托爾斯泰乃天生一隻狐狸,卻一心想做刺蝟,到頭還只是狐狸。普希金則是19世紀頭號巨狐。
此後,哈佛大學文學教授李歐梵寫了〈「刺蝟」與「狐狸」〉;威斯康辛大學史學教授林毓生寫了「學術工作者的兩個類型」;錢鍾書《管錐編》中也談到刺蝟與狐狸。李歐梵說魯迅是一隻大「狐狸」,評點魯迅的文學技巧及反諷手法都是「狐狸性」,雖然魯迅的思想較一般作家深刻,但沒有一套體系。反之,李歐梵認為茅盾倒是一隻「刺蝟」,文字技巧雖不如魯迅,但他每部作品都有一個大構架,如《子夜》濃縮了1930年代中國社會,體現了作者完整的宏觀構思。李歐梵認為古今中國作家中兼具刺蝟與狐狸優點的只有一位曹雪芹。為錢鍾書作傳的湯晏先生認為錢鍾書與托爾斯泰一樣,一隻天生的大狐狸,但又一心想做刺蝟。
李澤厚先生對這一專題也有一段論述─
海耶克曾把學者分為頭腦清晰型和頭腦困惑型兩種,也有人分為狐狸型和刺蝟型的。大體說來,前一類型善於分析和講授,知識豐富,論證清楚,博聞強記,條理燦然。後一類型則相反,他不見得能記得很多知識,他的論證、講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澀,他經常忽視或撇開各種細節,卻善於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觀念或關鍵,其中蘊含著或具有著極大的創造性、新穎性、原動性。前一類型更善於複述、整理、發展前人的思想、學說和材料;後者則更多沉溺於執著於自己所關注的新事物、新問題,而不知其他。如果借庫恩(Thomas Kuhn)的話,前者大抵是常規科學,後者則屬於創造範式(paradigm)。
可見,成為一隻狐狸已相當不易,而想成為一隻刺蝟更難。兩者雖各分工,各有所長,瑕瑜互見,不必硬攀強比,躋身狐狸已然了得。但另一方面,畢竟軒輊可分,高下自別,成了刺蝟也許不會去想狐狸,成了狐狸卻一定會想著刺蝟。說來這點追求,也是刺激眾多狐狸向更高境界攀援的推力。沒了「更」的追求,小才揚趾,小富即安,顧盼自雄,「偉光正」起來,爽則爽矣,終究原地停步─本來還可以更高!
治學追求上,博與深固然辯證互倚,然就兩者難易,創建體系畢竟為最高境界,為人類思想打製一把新鑰匙、開闢一條新路徑、發現一棱新側面、建造一片新機場、構架一套新體系、放飛一套新價值。縱然這把新鑰匙會因初創而粗糙,終究是頂尖級發明創造,掌聲會越來越響,欣賞者越來越眾。古今中外所有學者無不嚮往。
成為狐狸還是刺蝟,決定性因素當然還是天賦稟性+歷史機遇。性格奔放、興趣廣泛、指望「短平快」出成果,懷揣「出名要早呀」的張愛玲式急迫,終難逾越狐狸之限。能夠昇華進入刺蝟級的,必得器局宏大、志趣高遠,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甚至準備吃冷豬肉(身後受祭)。二十世紀中國最後一座文化崑崙錢鍾書,大概是一隻狐狸,卻有衝擊刺蝟的素質,他說過兩句刺蝟級名言─
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諾貝爾發明炸藥的危害,還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危害大。
當然,也有「刺蝟」羡慕「狐狸」的。哈耶克(F.A.Hayek,1899~1992)說如果自己是「困惑型」學人,與知曉許多事情的「狐狸型」學人相比,他不願只做「一隻僅知道一件大事的刺蝟。」
據筆者人生經歷,在我們這個乾嘉學風餘緒猶存的國度,敢於思考宏大課題,實在不易。大陸文學研究界向有排序:一流學者搞古代,二流學者搞現代,三流學者搞當代,四流學者搞港台,五流學者搞海外、末流學者搞理論。可見,走向刺蝟的第一步就阻力重重呢。像李澤厚這樣的一流學者,起點不低,1950年從湖南一師入北大哲學系,當年亦遭譏評:「不紮實」。他在《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後記中─
我也羡慕別人考證出幾條材料,成為「絕對真理」,或集校某部典籍,永遠為人引用……;據說這才是所謂「真學問」。大概這樣便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了。但我卻很難產生這種「不朽」打算……這倒使我終於自暴自棄也自覺自願地選擇了寫這種大而無當的、我稱之為「野狐禪」的空疏之作。
李澤厚起步階段受到的冷嘲,估計絕大多數中國學子不會陌生,抑或感觸更深。筆者45歲還遭陣陣嘲諷,不少人判我「不行」。
當然應該鼓勵青年努力成為「刺蝟」,不成「刺蝟」,還可成「狐狸」,若盡朝著「狐狸」努力,那就沒一隻「刺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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