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魯迅「確立個人主體性」的精神歷程。--《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

2019/4/29  
  
本站分類:創作

探討魯迅「確立個人主體性」的精神歷程。--《魯迅精神史探源:個人·狂人·國民性》

魯迅原名周樹人,因1918年在《新青年》上以「魯迅」的筆名發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而蜚聲文壇,並在此後生涯所餘的十八年間一直居於中國文壇的核心,直至今日,「魯迅」仍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最具代表性的作家。然而,周樹人何以成為「魯迅」?其精神史的來源和過程是怎樣的?就不僅僅是「魯迅」作為一個作家的個人成長史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國近現代思想和文學的根本問題。
  本書收論文八篇,從「個人主義」、「狂人」、「國民性」等詞語概念探討魯迅(1881-1936)精神史源,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具體考察在日本明治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留學生周樹人如何成長為後來創作《狂人日記》並成為五四新文學奠基人「魯迅」的精神歷程。具體廓清了「個人主義」、「尼采」、「施蒂納」、「無政府主義」和「狂人」的言說形態,以及這些言說對他的影響;更以《狂人日記》為代表文本,探討魯迅思想和文學觀的形成,其創作對於拓展中國文學精神疆域的深遠意義。書中力圖揭示在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初,周樹人如何不為時代大潮所漂泛,「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確立自我,完成個人主體塑造的精神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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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前言】

  本書收論文八篇,從「個人主義」、思想和文學觀的形成、「狂人原像」、「國民性」詞語概念的產生等幾個方面,探討魯迅(1881-1936)精神史源,以實證研究的方式,具體考察了在日本明治三十年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留學生周樹人如何成長為後來創作《狂人日記》並成為五四新文學奠基人「魯迅」的精神歷程。具體廓清了明治時代「個人主義」「尼采」「施蒂納」「無政府主義」以及「狂人」的言說的形態,在此基礎上,探討了這些言說與留學生周樹人的關聯以及對後者所構成的思想和文學方面的影響;在此前提下,本書力圖揭示出周樹人在波瀾壯闊的二十世紀初,如何不為時代大潮所漂泛,「取今復古,別立新宗」,確立自我,完成個人主體塑造的精神歷程。
  本書是拙著《「進化」與「國民」》的姊妹篇。與後者同樣,本書著眼於魯迅留日時代的閱讀史,重點探討他的精神形成與日本書籍的關係。不過,在與「進化論」和「國民性」等近代思潮相關聯的時代背景下,本書著重探討環繞周樹人的「個人主義」精神譜系,將「個人主義」在周樹人當中的容受、孕育、形成乃至演變作為一個青年獲取精神源質的成長過程予以把握,並側重於對這一過程的探索和描述。這是一個等身大的「周樹人」,並不等同於後來「偉大」了的「魯迅」。從「周樹人」到「魯迅」是本書反復強調的一個過程概念。在這個過程還留有大量空白,而這正是本書所要做的工作。
  〈從「魯迅」到「周樹人」――以留學時代為中心〉,體現著這整體思路,故將其列為首篇。這是近年來自己所做魯迅研究的一個小結,關注的問題是「周樹人何以成為魯迅?」,「其內在的精神機制是怎樣的?」周樹人自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的留學經歷和精神建構,在他「羽化」為中國近代文學的開拓者「魯迅」的過程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是他作為一個「近代」作家完成知性準備的階段。此篇在既往研究的基礎上,從周樹人與日本書之關係入手,具體對進化論方面的《物競論》、丘淺次郎;國民性思想方面的《支那人氣質》《國民性十論》;個人主義方面的桑木嚴翼、煙山專太郎和文學觀方面的齋藤信策等問題展開實證研究,填補了這四個方面的研究空白,呈現出周樹人在日本明治三十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所具體面對的「西方」。結論是「魯迅的西學主要來自東方」,而這甚至也是周樹人在日本留學那個時代中國汲取西學的基本路徑和形態。因此,最後提出的一個基本看法是,研究日本,尤其是研究明治日本,對中國而言也就並非是對他者的研究,而是對自身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留學生周樹人周邊的「尼采」及其周邊〉,在魯迅與尼采這一研究框架內,本篇做了兩點嘗試,一個是研究視點的調整,把由後面看的「魯迅」,調整為從前面看的「周樹人」,由前向後看「尼采」在從「周樹人」到「魯迅」過程中的伴同軌跡及其影響;另外一點是確認清國留學生周樹人面對的到底是怎樣一個「尼采」。就方法論而言,本篇導入了「周邊」這一概念,在把「尼采」作為留學生周樹人周邊要素考察的同時,也探討「尼采」的周邊及其它們帶給周樹人的綜合影響。而作為一個研究課題,包括本篇在內,目的在於通過以實證研究的方式來較為清晰、翔實地描繪出留學時期的周樹人是怎樣借助周邊的「尼采」及其相關資源完成關於「人」的自我塑造。基本觀點是,所謂「立人」即從周樹人的自立開始,這是後來的那個「魯迅」的起點。
  〈留學生周樹人「個人」語境中的「斯契納爾」――兼談「蚊學士」、煙山專太郎〉,是上一篇的續篇,旨在探討周樹人留學時代關涉「個人」語境當中的「斯契納爾(M. Stirner, 1806-1856,通譯「斯蒂納」或「施蒂納」)」的材源問題。蘇州大學汪衛東教授發現(2013),魯迅文本的「施蒂納」,是來自一個署名「蚊學士」的作者發表在1902年《日本人》雜誌上的文章。
  本論在此基礎上,重新確認並重譯了「蚊學士」原文,確定了「蚊學士」是何許人及其至今幾乎不為學界所知的其生平和著述情況,梳理了其在日本和中國近代無政府主義思潮中的影響,進而還探討了「蚊學士」與留學生周樹人的思想關聯以及後者如何在明治三十年代的話語中選擇了「施蒂納」。
  〈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國民性十論》中譯本導讀〉,如題所示,本篇是為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中譯本(香港三聯書店,2018)所寫的導讀。由以下內容構成:一、原書的話語背景及其作者;二、《國民性十論》的寫作特點和內容;三、關於本書中的「支那」;四、周作人與《國民性十論》;五、魯迅與《國民性十論》。從某種意義而言,與其說是為譯本而寫〈導讀〉,倒毋寧說是為了〈導讀〉裡的內容才做了中譯本。因為譯介《國民性十論》的主要動機和著眼點在於該書與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的關係。通過調查和翻譯,檢證並確認兩者關係的存在,不論對周氏兄弟的研究來說,還是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來說,都是一個發現。截止到2012年1月收錄在本書的《明治時代的「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文學評論》同年1期)發表為止,「芳賀矢一」和「《國民性十論》」作為兩個固有名詞還幾乎不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所知,更不要說引起注意。而展開對此書的研究,則不僅有助於解讀周氏兄弟的知識結構及其「悟」的生成機制,亦有助於將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視野從狹隘的「一國史觀」拓展到整個近代跨國界的處在不斷流動、轉換、生成狀態的廣闊的「知層」。
  〈明治時代「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旨在探討魯迅《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的生成問題,認為其與日本明治時代「食人」言說密切相關,是從這一言說當中獲得的一個「母題」。為確證這一觀點,本論主要著手兩項工作,一項是對明治時代以來的「食人」言說展開全面調查和梳理,直至找到由摩爾斯到神田孝平這條線索,即本論「二」至「五」部分;另一項是在該言說整體當中找到魯迅與前者的「接點」,即「六」至「八」,具體論證了芳賀矢一《國民性十論》與《狂人日記》「吃人」意像的決定性關聯。在這個意義上,上一篇〈《國民性十論》導讀〉便構成了本篇的重要參照,祈參閱為幸。本篇發表後,曾引發了各種意見―贊同的就不說了――如果把反對的意見做一個歸納,那麼大致都指向一點,即否定《國民性十論》與周氏兄弟存在關係。對此值得反省的是,拙論在發表的當時或有不充分之處,導致了某些不必要的誤解。幸而現在有了中譯本和《導讀》中更進一步的關聯考證,也就沒有必要對曾經的「無關」說再說什麼了。
  〈狂人之誕生――明治時代的「狂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旨在探討魯迅《狂人日記》中「狂人」形象的誕生機制。在「狂人學史」當中,缺乏把「狂人」言說本身作為作品人物精神史背景加以探討的研究。本篇通過語彙、社會媒體、「尼采」、「無政府主義」、文學創作以及時代精神特徵等幾個方面的考察,確認了在《狂人日記》誕生之前有「狂人」言說史的存在,並在此背景下,探尋了「狂人」誕生的足跡。本論認為,周樹人是帶著一個完整的「狂人」雛形回國的,這個「狂人」是他建構自身過程當中內質化了的一個生成物,和他記憶中的「真的人」是血脈相連的親兄弟。「狂人」之誕生,即意味著「狂者之教」在中國的出現,其不僅宣告「吃人」時代的行將終結,更宣告「真的人」之必將誕生。因此,就本質而言,《狂人日記》是「人」之誕生的宣言。
  以上涉及《狂人日記》的兩篇,釐清了兩個問題,即構成《狂人日記》的兩個核心要素――「吃人」意象和「狂人」形象――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作者留學時期異域的相關言說有著密切關聯,具有著「史」的屬性,是伴隨著周樹人自身塑造和文學建構過程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狂人日記》是一篇真正的拓展了中國文學內涵疆域的作品。
  〈「國民性」一詞在中國〉和〈「國民性」一詞在日本〉,是在思想史的意義上對「國民性」概念史的探索。「國民性」一詞由此而首次成為被專門探討的研究對象。前者重點考察「國民性」這個詞語在近現代中國的存在和使用狀況以及由此可以透視到的問題。後者將日語當中的「國民性=こくみんせい」一詞,作為漢語「國民性=guómínxìng」一詞的詞源問題加以考察,在近代思想史的背景下,首次考察了該詞在日語當中的歷史和現狀以及進入漢語的管道。調查範圍所及,覆蓋了號稱日本「現代國語語彙之基礎」的明治時代三大類辭書,即「漢語辭書」、「英學辭書」、「國語辭書」,還要再加上此後在大正時代登場的「新語辭書」。除此之外,還將高山樗牛與綱島良川的論爭、《太陽》雜誌設定為兩個「歷史現場」,從而使「國民性」一詞誕生之瞬間得以浮現並獲得檢證。所獲結果明確:最早向漢語中導入「國民性」這個近代「和製漢語」的人物,並非過去所一向認為的梁啟超等,而是當時更為年輕一代的留日學生。這兩篇可作為以上各篇以及《「進化」與「國民」》中探討《支那人氣質》諸篇的思想史背景來閱讀。
  總之,本書所收各篇,皆深山探境,偶遇所拾,史實補白多於論述,問題提起和求證過程勝於結論,是一種探索中的變化形態,而非完成後的定型,與「魯迅常識」多有齟齬亦在所難免,而惟其如此,也就可期有更大的議論空間,作為引玉的一塊磚拋出,或許正是它們的用場。

     作者謹記
     2019年4月6日星期六
     於長春威尼斯花園巢立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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