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一段在大時代下不為人知的故事。--《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2018/9/4  
  
本站分類:創作

見證一段在大時代下不為人知的故事。--《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有一回,母親坐火車到西安去探訪父親,誰知就在父親送走母親當晚的第二天凌晨,發生了舉世震驚的西安事變。」──閔錫慶

本書是美國華裔律師閔錫慶(Marian Ming)回憶父母親生平的家族史著作。全書共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分紀錄了作者父親閔湘帆(1896-1989)與母親仝道雲(1903-1996)結識於國民政府北伐時期的故事、刻劃了閔湘帆在擔任西北剿總司令部之處長時,遭逢舉世聞名的西安事變的驚險經過。閔湘帆隨後在抗戰時擔任軍政部軍需設計委員會少將委員,掌管淞滬前線六十萬將士的糧秣重任,而仝道雲則擔任國民政府賑濟委員會委員與軍政部設計委員,投身於大後方的宣傳和賑濟救災。本書深刻描寫了兩人投身於對日抗戰洪流的始末與在戰火中搶救難民孤兒之著名事蹟。本書的第二部份則講述了閔氏家族對自身伊斯蘭信仰與回族身份的省思與奉獻,亦映照了大時代下穆斯林在中國的處境。本書最末,則回顧了作者閔錫慶在戰火下成長、求學並發揚光大於美國的心路歷程。

立即訂購《親歷西安事變的穆斯林將軍:追尋先父母的足跡》

 

內容試閱

【第一章】先父西安歷險記
我們童年時,很少聽到父母談起西安事變和他們有何關係。直到父親晚年退休後,他開始寫回憶錄時,仔細的描述當時的情景,我們才知道,他竟然親身經歷了西安事變。

◆兵諫緣起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發生的西安事變,可說是國民黨和共產黨關係的轉捩點,也是此後國共勢力消長的一個關鍵。事變的起因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蔣介石把他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三○個師,從湖南湖北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準備入陜,完成他眼中的剿共戰役的最後階段。蔣在十二月初要求張、楊配合他的計畫,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陜北前線,以圖畢其功於一役。
領導東北軍的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在陜西西安臨潼華清池突然發動「兵諫」,劫持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意圖迫使他改弦易轍,終止「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兄弟鬩牆,外禦其侮」,面對步步進逼的強鄰日本,國共停戰,聯合抗日,似乎變成了當時全民的一致願望。
但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作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蔣介石的想法是,抗日既是國家的總方針,大前提首先必須是在政治上實現一個統一的中國,才能凝聚全民意志,「外禦其侮」。而共產黨卻是一個在中國內部割據一方的「叛亂團體」。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江西蘇維埃)開始,共產黨的目標就不只是要建立一個「國中之國」,而是要把「革命政權」發展擴大,最後席捲全國。
為達成政治統一,蔣介石接連發動了幾次圍剿紅軍的行動,但都無功而返。到了第五次圍剿紅軍和共產黨,終於獲得成效,一九三五年,紅軍在江西的反圍剿行動失敗,被迫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大潰退。傷亡慘重。潰退到陜北的紅軍只剩下幾萬人。而此時紅軍領袖張國燾又帶領一批軍隊出走,另立中央,留在陜北的紅軍剩餘不到兩萬人,共產黨在陜北的根據地,已處於危急情勢。對照之下,在西安事變前夕,包圍剿共的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加起來,兵員超過三十萬人。
在這種眾寡懸殊的情況下,為什麼張學良、楊虎城卻要發動西安事變呢?這一直是困擾著近代史家的謎題。
對張學良來說,日本無疑是有殺父之仇的。他的父親張作霖是被日本特務在他的專列火車抵達瀋陽皇姑屯時,在南滿鐵路交叉道放置炸彈炸死的。可是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採取的卻是退卻避戰的政策,這使他在全國贏得「不抵抗將軍」的罵名。他領導的東北軍,讓日本軍隊輕易奪取東三省,在輿論指責下,灰頭土臉,很不好受。當時有傳聞說,張的「不抵抗」政策,是奉蔣介石一個祕密電報(銑電)而採取的。但不論如何,蔣張關係如同父子,在北伐之後,蔣對張尤其倚重,而張對蔣就像是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
九一八事件後,南京政府的一些軍事將領,如商震、宋哲元等,對張學良這個吸毒成癮而又沉迷於酒色的紈褲子弟,是否有能力應付日本關東軍的入侵,非常懷疑。他們敦促蔣介石必須親自去指揮抗日。一些名流學者,如胡適、丁文江也都公開質疑張學良的軍事領導能力,呼籲政府要拿出負責任的態度,不能一味姑息。
果不其然,在熱河遭遇戰中,號稱三十萬大軍的張學良部隊,面對幾萬兵員的關東軍,在很短的時間就遭潰敗。日軍只派了一二八名騎兵突擊隊就攻佔了熱河省會承德。這不免使人懷疑,蔣介石根本無心對付日本,只是把東北軍擺在那裡充樣子。
事實上,從九一八事變的「不抵抗」,到一九三三年的《塘沽協定》,到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協定》,都是對日姑息讓步,出讓華北利益的舉措。這段時期,蔣的用心所在是要對付共產黨的勢力。
大家心照不宣的是,東北向來是土匪盤踞之地。張學良從他父親張作霖那裡繼承的東北軍,本身其實就是一支最大的土匪部隊,由土匪據地自雄,成為軍閥,一旦遇上裝備精良、受過正規訓練的日本關東軍,就不堪一擊。別說對抗日本的現代化部隊,就是為爭奪鐵路權而與蘇聯軍隊交戰,也是一交手就敗下陣來。儘管如此,蔣介石對張學良還是疼愛有加,不但一直為他護短,為他的「不抵抗」找理由,例如糧食補給不足等等,而且還委託澳大利亞籍的顧問端納(William H. Donald)幫助他戒毒,送他出國避風頭,到歐洲去周遊列國。
張學良在歐洲周遊返國後,起初獲得的任命是豫(河南)鄂(湖北)皖(安徽)三省剿共總司令部副司令,這個剿共總部先設在漢口,後移武昌,總司令是由蔣介石兼任。不久這個總部撤銷,改設為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的行營,仍在武昌,張學良的頭銜是行營主任。到了一九三六年四月,武昌的委員長行營結束,由西北剿共總部取代,地點設在西安,仍然是由蔣委員長兼任總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
中共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就是由江西而湖南而貴州而四川,到達陜西陜北的一段路途。國軍追擊,紅軍逃奔。剿共總部也是由最初的(江西)南昌行營,順勢遷移到武昌(豫鄂皖「剿總」),而繼武昌行營後,在西安設立的「西北剿總」,在蔣介石心目中,應是剿共工作到了最後階段。所以西安事變的發生,當然使他特別惱火。
蔣在南京的職務無法分身,把剿共的指揮權交給張學良,這樣的安排是否明智?蔣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器重」張學良,是否也有什麼不可言說的理由,值得後世史家推敲?(只因在北伐後期,張學良率東北軍「易幟」輸誠,幫助成就了蔣的北伐事功?)
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是如此的突如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當下的反應,同樣都是不知所措的。張學良領導的東北軍,是因無法抗日復仇而不滿嗎?張學良是受到共產黨「聯合抗日」、「槍口對外」的號召,而一時衝動?還是派去剿共的東北軍由於是非嫡系部隊而受到差別待遇?或是受中央軍的排擠而生怨尤?作為事變起因,這些因素似乎都言之成理,但是否就是真正的觸發動機?或許仍值得深究。
西安事變從發生到結束,為時不到半個月,南京高層何應欽等軍政領導人調兵遣將,制定軍事討伐計畫,蔣介石的親人宋美齡、宋子文展開營救談判,外國顧問端納周旋其中,中共代表周恩來參與斡旋。幾方面的互動,快刀斬亂麻,對蔣個人來說,終於化險為夷,但也付出不小的代價。長遠來說,這使得中共從此能在「聯合抗日」大帽子的庇蔭下,迅速發展壯大。

◆親歷事變的中級軍官
交涉談判中的各方要角,歷來都是史家分析關注的對象。但若是從捲入事變的中級官員和部屬的角度去看,他們對西安事變的經歷和感受又是如何?這似乎也是值得深究的。
我父親閔湘帆就是親身經歷過西安事變的人。在事變發生之前,他曾奉張學良之命,赴東北軍在中國西北的各個防區視察,除了收集軍需補給的資料,他對部隊的實際處境和軍心士氣,也有第一手的瞭解。
父親畢業於軍需學校,他在軍隊的財務核算與補給調度方面,有特殊才能。長官與同僚都公認他是一流的人才,擔任重要的職位,卻是中等的官銜。我父親起初是在南京政府行政院軍政部(後改名國防部)軍需署任職,一九三二年奉蔣委員長之命,調到豫鄂皖總部任經理處處長,此後隨著情勢變化,總部變成行營,行營又改為總部,最後他在「西北剿總」擔任第二處處長。從調任到「豫鄂皖剿總」開始,張學良一直都是他的直接上司。在豫鄂皖總部,張是副司令,我父親是經理處長,在武昌的委員長行營,張是行營主任,我父親是第二處處長。最後在「西北剿總」,我父親依舊是張的第二處處長。朝夕相見,父親盡心竭力地工作,深得張副司令的信任。
在豫鄂皖總部,當時部隊中吃空餉和長官擅自克扣軍餉的情形很嚴重,張學良很關心這個問題,但他沒經過調查就以為問題是出在軍需身上。有一次在舉行擴大總理紀念週的集會上,張隨口便說,當軍需三年就可以抓來槍斃。這句話傳到經理處父親的耳朵裡,他大不以為然,高聲抗議說,長官關心軍餉是應該的,但說當軍需三年就該槍斃,這太虧負人心,我閔某人自北伐追隨總司令,自信做到糧餉準時,涓滴歸公八個字,今天出席紀念週的各部隊都是證人,怎麼可以顛倒是非?
此時有一位炮八旅喬旅長聞聲趕來解釋。喬旅長是東北部隊炮兵戰將,駐防武昌,很得張學良的信任,所以經他反映後,張副司令立即過來向閔處長道歉。從此父親「獅子吼」的嗓門,在軍中留給人深刻的印象。
張學良對我父親的工作似乎很滿意,時有好評。據他人轉告,張也時常在一些東北軍老將面前,指著父親的名字,頻頻稱許。
例如,在西安事變前,東北軍老將,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將軍說過,「副令對老閔印象很好,副令說交到了一個新朋友,咱們原來的幾個老軍需都不如。」
在西安事變期間,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將軍曾說,「若不是閔某做人沒話說,這回事變是沒有命的了,咱們是早已研究過的。」因為父親的職務是中央(蔣總司令)調派的。
在西安事變後,有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將軍到奉化見過張學良,回到南京後對我父親當面說:「副令對您非常關念,問我現在老閔怎樣了,我已把您的現狀告之,他歎一口氣說,『我對不起他,咱們相交一場,只落得如此下場。』」
父親雖有感於長官眷念僚屬的厚意,但也痛惜張學良的一念之差,把國家搞到這樣的地步。這是否就是常人所說的東北人好「捅漏子」的性格,情緒激動起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捅」再說?
但父親確實相信,事變並非出於預謀,而是臨時起意。因為事變當時,東北軍都在剿共前線,要到事變發生之後,才急調一部分軍隊回師西安。父親在那段時期與張學良朝夕相處,張副司令在起事前和起事後,曾與山西的閻錫山將軍祕密商議過,但閻是老謀深算,虛與委蛇,實際是各懷主意。閻雖憂慮日本對華北的圖謀,也認為蔣傾全力來打剿共內戰十分不智,但他並不贊成公開反蔣,逼得張學良最後只好放棄與他商議:「我決不讓老閻作這一票買賣。」張自以為是一腔忠憤,卻無法得到閻錫山的認同。
對於事變的發生,一般人總認為,張學良是少年得志,率性而為。張學良十九歲那年,從他的軍閥父親張作霖辦的軍校「講武堂」一畢業,即被任命為旅長,那年年底被提拔為陸軍少將。雖因無能丟掉了整個東北,一九三六年他還不到三十六歲,就已晉升為陸軍一級上將。
我父親覺得,最高統帥對待張副司令一定是太好了,把他寵壞了,平時親密的程度,情同父子,張學良也就恃寵而撒野,非要委員長屈從其意不可。殊不知以他當時的地位,兵變也好,兵諫也好,個人的魯莽行動對國家卻有深遠的影響。

 

了解更多請至秀威網路書店

至Google play 購買電子書

 

 

今日人氣:2  累計人次:86  回應:0

你可能感興趣的文章


登入會員回應本文

沒有帳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