詳細歸類及剖析國際人士在中國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事蹟。--《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

▍詳細歸類及剖析國際人士在中國革命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事蹟！

中山先生倡導革命，奔走海內外數十年，匯集中外有志之士共同努力，終於達成創建民國的宏願。其成功雖賴許多革命先烈、先賢犧牲奉獻，但國際人士襄助中國革命之忱，亦不無功勞。由本書蒐集之史料可知，襄助中國革命者共585人，其中以日本人士503人為最多，占總數的85.98%。本書就當時革命之時代背景，以及中山先生借助國際人士之艱難過程，論述亞、美、歐三洲，計十國之國際人士在中國革命所扮演的角色，依序列出其姓名、職業（身分）與事蹟，並加以歸類、統計、剖析，是一本研究中國革命與國際人士之間關係的必備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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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第二章 中山先生倡導革命之時代背景】

　　第一節 滿清政府之衰頹

　　滿清政府統治中國兩百六十八年（自清世祖福臨順治元年至溥儀宣統3年，1644至1912年清帝遜位共十主）。清代極盛於乾隆之六十年，嘉、道以降則為中衰之世，如軍備之廢弛，財用之耗斁，下情之壅遏，海內之困窮，實皆始於乾隆中葉以後。而弘曆於四十年後尊寵和珅，致官吏貪黷成風，紀綱敗壞，尤為嘉慶朝白蓮教等變亂之主因所在。
　　清代建立君主制度，令臣子視君主為天神，具有無上權威。為官者多為身家之謀，而唯唯諾諾，敢言者極易招禍，故無不遇事敷衍，漸養成官僚習氣。於政治負責者均為官僚習氣之人。
　　抑且，康熙雖倡導理學，推崇朱子，惟對朱子之「天下為己任」精神則亟力排斥，而以朱子之名，八股取士，禁士子與問滿族政治。乾隆朝既獎勵考據學，復大興文字獄。遂使學者絕口不言朝政，為純學術考訂，為學問而學問，捨棄經世致用之精神，徒令學術變質，不能指引政治社會前行，復不能培植正直之士，滋生貪庸無恥之士大夫，養成「模稜兩可」，似是而非的習性。
　　清廷政治之敗壞，除普用其親私外，貪污腐化情形更是每況愈下，清廷明訂鬻官價格，甚而赦免康、梁黨人之政治措施亦需行賄。總理大臣弈劻和郵傳大臣盛宣懷，均以貪婪出名。況且，盛宣懷得獲郵傳大臣職務即向弈劻賄賂而來。因之，1895年1月24日〈香港興中會宣言〉中，對滿清之政治窳敗，陳之甚切。如：「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眾，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為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中山先生於英文著作〈倫敦被難記〉（譯文）中亦曾指出清廷政治專制及貪瀆腐化情形，如：「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為官吏者，操有審判之全權，人民身受冤枉，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不善自謀者。然經一番之懲治或斥革之後，而其弊害乃尤甚。至官場俸額之微，真非英人所能夢及。如兩廣總督所治區域，人口之眾，過於全英，然其一歲俸祿，合英金六十鎊而已。所以一行作吏，即以婪索及枉法為事。就教育而言，士惟以科第為榮，姓名一登榜上，即有做官之望，於是納賄當道，出而任事。彼既不能以官俸自養，而每年之貢獻於上官者又至多，安得不貪乎？況有政府以為其貪黷之後盾，設非癡騃，更安肯清廉？且宦囊既飽，不數年又可斥其一分之資，以謀高位。為計之便，無過於此。……當時兩廣總督李翰章，即李鴻章之弟，在粵桂兩省之內創行一種新例：凡官場之在任或新補缺者，均須納官費若干於督署，是又一間接剝奪民脂民膏。官吏既多此額外之費，勢不得不取償於百姓。中國官場且每逢誕辰，其僚屬必集資以獻。時兩廣官場以值李督生日，醵金至一百萬兩以充賀禮。此一百萬兩者，無非以誘嚇兼施，笑啼並作之法，取於人民之較富者。而同時督署中，又有出賣科第，私通關節等事，每名定費三千兩。因此而富者怨，學者亦憤。以上所述，皆足以增興中會勢力而促吾黨起事者也。」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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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國際人士襄助中山先生革命評析】

　　第一節 協助締造中華民國之國際人士評析

　　中山先生以一介書生，一手創造革命團體，由興中會而同盟會，經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最後改組為中國國民黨。首先，幸有先烈義士之成仁取義，赴湯蹈火、前仆後繼之犧牲奮鬥結果，乃得以推翻滿清王朝，結束中國數千年來的帝王專制統治，締造東亞第一個共和國。其次，除由華僑之供獻甚巨以外，而國際友人對中國革命襄助之功，亦是不容抹滅的事實。中山先生髫年，七歲（1872年）啟蒙於私塾，十歲正式讀四書五經，十三歲（1878 年）5月隨母赴檀香山依兄維生，此時即與歐美世界開始接觸，接受西方教育。於十四歲起，在火奴魯魯入基督教監理會主辦的意奧蘭尼（Iolani School，係男校也）就讀；十七歲（1882 年）畢業。翌年春，入奧阿厚書院（Oahu College，係高中）就讀；6月（農曆7月）自檀島返粵，後就讀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Home，亦係中學）；越年（1884 年）轉入香港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1886年畢業。即進入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附設南華醫學堂習醫。第二年（1887 年）初，轉入香港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於1892 年（時年二十七歲）7月以第一名畢業。於這一段學習過程，除造就了中山先生深厚之國學基礎外，更培養精湛之外文學識。此一段期間得以結識諸多革命同志，也結納不少國際友人使革命事業得以發軔；尤對將來之發展與成功助益匪尠。其中國際友人對革命工作之推展助益甚大，尤其對拯救中山先生於千鈞一髮之危難中，影響中華民國之締造，貢獻重大，吾人不得不加以表揚與崇敬。
　　中山先生革命是廣集各方精英與中外人士，舉凡贊助革命者均所歡迎之遠見與睿智，是極正確且肯定的。如於1895 年（乙未、光緒21年）正月24日發布〈香港興中會宣言〉中，第七條：「人才宜集也，本會需才孔亟，會友散處四方，自當隨時隨地，物色賢材。無論中外各國人士，倘有心益世，肯為中國盡力，皆得收入會中，待將來用人，各會可修書薦至總會，以資臂助。故今日廣為搜集，乃各會之職司也。」由此可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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