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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雜誌文章精選】西安事變與宋子文
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策動的西安事變經過情形,若干年來,官方與民間皆有紀述,但對於促發事變的基本因素,以及最後演變的戲劇化的結局之所以然,或以顧忌現實,或以見聞未週,付之缺疑。筆者根據個人陸續訪察所得,分別敘次,聊備史家參證云爾。
遠因
筆者曾在日本東京旅遊中,晤及西安事變時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苗劍秋氏,叩以事變的裡因安在?他說出兩點:
一是「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除卻原在關內的奉軍外,許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東北智識份子,亦紛紛潛入關內求生存。當時南京中央當局通知張少帥,所有來到關內的東北軍政界人士,政府必予照顧,不愁失業,然事實上十九皆未兌現。這班人有如喪家之犬,流落江湖,靡所瞻依,只好投奔奉軍各部隊中,免成餓莩,對中央當局乃滋生反感,憤憤不平,因而影響軍心。

●大公報對九一八事變的報導,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二是奉軍初由平津奉調至鄂豫皖地區勦匪後,再調往陜西勦匪,在長期作戰中,自多損失,然中央未予補充。迨陜北紫羅鎮之役,奉軍兩師人完全覆沒,中樞即把這兩個師的番號亦撤消,氣得張少帥通令全軍報繳剩餘槍枝,自行補充,自籌軍餉,結果補充了一師人,而全軍官兵聞訊更為憤激。此時共黨一面揭出「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這類口號,向前線奉軍大事宣傳,一面又將俘虜去的奉軍中下級幹部,經過一番洗腦工作後,陸續釋放,這些人回到軍中,亦倡述一致抗日,打回老家的理論,振振有詞。於是,全軍官兵對於勦匪事宜,皆存厭倦之心,表示不願從事內戰了。
張學良早已洞悉軍心不穩固的情況,他以為共黨號召一致抗日或許是出於愛國的誠意。這時候,日軍正在進攻百靈廟,全國人士皆主張抗拒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他曾經暗與共黨派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聯繫,希望毛共密遣代表來滬跟他晤談抗日問題,共方即派李克農前來,但張學良一見之下,覺得李克農這名字很生疏,認為不夠份量,他對李表示,最好跟周恩來談談,共方立即同意,約定在陜北洛川的奉軍騎兵首長,王以哲軍部與周見面(註1),周恩來對張鼓其如簧之舌,加以慷慨激昂的詞色表演,使張氏大為感動,決意一致抗日,拯國難,雪家仇。乃乘蔣委員長五旬壽誕機會,親到洛陽祝壽,晉謁委座,要求停止勦匪工作,讓奉軍北上抗日。蔣認為是違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責學良不明大義,嚴詞訓誨之後,並告學良云:「奉軍若遵從國策,繼續勦匪,即協同楊虎城的部隊,開赴渭河以北地區,奉命作戰。否則你可率部前往安徽戍屯,楊部亦可調赴福建,陜北勦匪任務,即完全由中央軍擔負可也。」這時蔣鼎文、樊崧甫的部隊已進駐潼關,樊部且已到了距西安三十華里的地方。可見蔣委員長對於奉軍不穩的情況,並非不知道,但相信張學良決不會有其他的軌外行動,所以度過壽辰之後,即赴西安坐鎮。據聞奉軍騎兵首長王以哲,曾密電蔣公暫勿前往西安,後來王被奉軍少壯派份子戕殺,即以此故。

●王以哲,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在洛陽祝壽期間,有一段關於西安事變的插曲,亦值得一述。青年黨人鈕先銘,原在西安的奉軍幹部訓練班擔任教官,他洞悉奉軍不穩情形,乃密報該黨領袖曾琦,曾氏認為關係重大,即派李幼樁(璜)氏以代表青年黨祝壽為名,馳往洛陽晉謁蔣公密陳前情。某日午後五時左右,李氏正與蔣公談話間,尚未進入本題,蔣忽然起身立正,態度很嚴肅,李以為這是主人表示送客,不待詞畢即行辭出,心裡頗不愉快。次日把經過情形告訴陳布雷,陳謂委員長對友黨人士素來客氣,何致如此呢?繼而問是在什麼時間,答以下午五時,陳恍然道:「你誤會了!委員長在辦公廳中,每聞早晚升降國旗的號音,必立正表示尊敬之禮。你和委員長談話之際,恰是行營吹起降旗號的時間,以致有此誤會也」。(註2)陳囑李改日再謁見,李因急於回滬,未遑等候約談日期,匆匆離洛;曾琦付託他的使命,因而未能達成。
近因
張學良懷著滿腹抑鬱而沮喪的情緒,回到西安後,悶悶不樂,旋聞蔣委員長即將來臨,他還要作最後的幾諫,然結果仍遭譴責,次日,他走到楊虎城的「十七路軍」總部,見著楊後就問道:「你有不有長繩子?」楊謂要繩子幹嗎?張謂:「我要用繩子把奉軍各級幹部綑起來,送給委員長究處。」張說這些話時,尚有楊虎城的總參議趙壽山亦在座。於是,即將他在洛陽挨罵和在華清池又被責的經過情節,以及他要北上抗日的理由,從頭到尾敘述一番,表示憤懣不平,並謂蔣已準備把奉軍調赴安徽,將十七路軍調往福建,如果命令下來,咱們怎麼辦?楊虎城對中樞免去了他的陜西省主席職務,又將他的部隊較精銳的馮欽哉師別調,早感不滿,認為自已遲早會被消滅,乃對張表示同情共鳴,主張協謀自全之道。
蔣公到達西安後,張學良準備召集奉軍的團長以上幹部,請委員長訓話,並聽聽大家的意見,蔣公亦認可,張且囑咐各軍師長,對於出席聽訓人員務須特別告誡,不許對委員長有冒犯的言語。正在進行間,據報委員長的專車已升火待發,即將離陜,張甚惶急,即找楊虎城問計,最後決定先把委員長接來西安城內,阻其離陜再說。所以,十二日午間張聽說西安各校學生齊往華清池向委員長請願抗日,他就急忙趕至中途,對學生聲言他可以代表委員長聽取學生們的意見,予以答覆,當場將學生們勸回來。他已經密令旅長唐君堯,率領衛隊旅孫鳴九的士兵,實行兵諫計畫,深恐學生們到了華清池鬧出軌外行動,妨害他的大計,而震驚全球的「西安事變」,即於當夜發作了!事變發生後,延安的共黨即派周恩來到達西安,共黨認為這是他們得免於潰滅的大好機會,表示可派兵協同張楊抵抗中央軍之進攻,萬一失敗,即挾持蔣來作「人質」,向甘、新地帶進發,再與中央談條件。所以,張楊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全係照抄毛共的舊文章,了無新義。但張學良並無戕害蔣之心,他以蔣住在西安新城楊虎城的防區內,或有意外之虞,急請蔣移住舊城方面他的勢力範圍內,以策安全。
事變何以戲劇化?
亂子既已鬧出,共黨當然助桀為虐,唯恐天下不亂,楊虎城亦樂得乘機觀變,有以自全,張學良就感覺騎虎難下,不知何以善後。這次事變原係他跟楊虎城和毛共方面協謀而產生的,他又不便單獨作主,半途妥協。至於促成戲劇化演變的主要因素,並不是全國的輿論,亦不是中樞的武力,而是來自莫斯科的一紙公文書。
據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兼副主席張國燾,後來在香港對筆者談到這回事變的經過內幕說:「事變發生之初,毛共主張殊激烈,派周恩來到西安策劃一切。經過一星期後,莫斯科第三國際有一道命令式的文書送給毛共,內容分三大段敘述:第一段指出國際形勢為法西斯集團與人民陣線對立鬥爭,法西斯德、意、日軸心的攻擊目標就是蘇聯,而以日本為急先鋒;第二段說明日本法西斯軍在進攻蘇聯之前,必先侵佔中國,利用中國的人力物力以與蘇聯作戰,可望立於不敗之地。為著爭取人民陣線鬥爭的最後勝利設想,必須中國人能夠抵抗日本的侵略,使蘇聯得以從容準備,才是上上之計;最後申述第三國際盱衡中國當代人物,具有領導全民以反抗日本侵略的聲望和能力的,只有蔣委員長,認為西安的兵諫行為殊屬失策,影響國際『人民陣線』前途甚鉅,盼望毛共從中盡力斡旋,使蔣委員長安返南京云。這文書係由第三國際書記署名發出的,沒有史達林的名字,然為史達林所指使無疑,毛共此時專靠史達林支持,對此自應奉命唯謹。張學良本無謀害領袖之心,經周恩來游說後,當然願意下台。楊虎城實力不如張學良遠甚,毛共既與張氏一致,他就孤掌難鳴,只好表示同意了。當時奉軍在西安的少壯份子,聞悉這項消息,甚恨周恩來反覆失信,曾集會邀周出席說明,勢將對他不利,周不敢不去,憑著他痛哭流涕擅長表演的技倆,把大家說服,幸免危難。」我曾笑謂國燾:「史達林不是跟蔣委員長有歷史上很深的嫌怨嗎?他何以不落井下石,逞快報復,反而從中緩頰呢?」國燾謂:「人家是理智用事,不講私人感情好惡的!」我說「這就是史達林的厲害之處,離怪托洛斯基鬥不過他,連羅斯福亦上了他的大當呢!」相與拊掌大笑。

●張國燾,圖片來源:危機百科
宋子文隱衷難言!

●宋子文,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西安事變發生後,南京方面的要人,首先到西安活動的是宋子文。他跟張學良素具深交,到達之日,張、楊跟他晤談,他的開場白很得體,說是:「南京方面對這次事變最關心的,當然是我們幾個親戚。但蔣委員長今日的地位,係全國許多人的血汗造成的,全國人士亦關切此事,希望諸位不要以蔣先生的親戚關係來衡量我!」張、楊皆點頭無異言。嗣後不知宋氏對張學良個人有何諾言或默契,當張到南京接受軍法審判,再由國府下令,將張氏交給軍事委員會管束時,宋氏適染病在家高臥,聞訊語其親信朋友曰:「法令固應如此,但個人的人格與信用亦應顧全」,言下似有無限隱衷難以聲述。往後他跟親信朋友談到張學良的事,即謂「我的精神負擔很重」,卻不說出其所以然。於今宋氏溘然逝世,他之所謂「精神負擔」究竟是什麼,便永遠成為一個猜不出的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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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第十四款「當此之時,甘泉自動解圍,共匪表示,不敵視東北軍之誠意,王以哲來電言,共匪派來負責代表一人,到彼軍部,請良親為接見,此時良憶及昔年左文襄收撫馬化龍之故事,同時心中已早存有上述種種,遂飛洛川,會見該人。彼自稱為李克農,良當時不悉李克農為共黨中何等人物,談判之下,所提之請求,要與後來共黨所提之條件大致相似,良答覆如彼等真誠,可以容納轉陳,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該黨,表示懷疑,促其首領毛澤東、周恩來輩來見。彼答以共黨所提諸事,曾經其全體表決者,如良誠信,彼可商請毛、周來見,彼立即北返。得其答覆,周恩來願同來會見,請約地點和時日,良本先對專克農之約,諒彼等未必真敢前來,待周答覆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動扣留之念,再一尋思,偶起『豈有酖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來,余當磊落光明,既然彼等聲言為國,聲言抗日,何不推試相見,余前己自動向彼方探索真意,今其自來,如能化敵為友,豈不正合余之心意。如能將此一群強悍,為國家收撫,從事抗日,自以為對國家、對領袖為無上之供獻。並可實現良一往心中諸幻想。即毅然答覆,約周來見,囑周師長福成妥為款待。」
註2:有關此一掌故,曾由本刊編者向李璜先生求證,指出本文所述全屬事實。左舜生先生有〈壽介公總統八十〉一文,亦述及此事,謂「這件事我以前未曾談過,現在事過境遷,已成陳跡,我想公開亦不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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